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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6)2011-03-24 13: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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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 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 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 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江青知道这段 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 来的。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 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 不清原委结局。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 厢内□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 後,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 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麽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麽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  

  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麽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麽装,什麽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麽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麽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麽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 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 愤怒的是,背着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後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後,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46  

  毛处理完录音事件以後,我们便南下去广州。一路上气氛仍十分紧张。毛要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中央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都先後到了广州。 小岛上武装警卫森严,如临大敌。此时全国饥荒四起,党内不协调,政局不稳定。当时城里无粮,农村也无粮,因此生怕工人闹事。  

  广州的安全问题棘手。广州距离香港近,敌特可能由香港潜入广州,来搞暗杀或窃密。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调查部、总参谋部叁部等 机构及公安部同时截获台湾方面的情报,台湾知道了中共在上海开会,要派人破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大发脾气,认为内部有人泄密。进行彻查。凡是在此期 间寄过信的、打过长途电话、电报的,一律审查。後来查明,原来由北京及各地向上海飞去的飞机过於中,因此被台湾方面推测出来。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非常紧张。他召集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汪东兴和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些人布置小岛的安全警卫。在小岛的各个出入口和一些隐蔽处,都增君了武装哨和流动哨,非指定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岛。我参加了这个会,小岛内的医疗卫生由我负总责。  

  上午开过会,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赵院长来找我,赵提议,要在小岛内设立一个医务室,解决工作人员的就近医疗问题。正在商量时,护士小李打来电话,电话上她的声音很急,说:“大夫快来吧,江青同志发了大脾气,叫你快来。”江青的神经衰弱又成了一件大事。  

  我匆忙与赵告辞,赶到叁号楼,进了值班室,护士、卫士都在。他们都紧张得不得了,看见我进来都说:“这回可够呛,就像中了邪一样。护士挨了半天的骂了。”  

  我问护士是怎麽一回事,护士器器啼啼地说:“今天早上起来气就不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怎麽做也不行。下午睡过午觉气更大了,说昨天晚上给她洗澡,故意用开水烫他的屁股,给她吃的安眠药有问题,是有意害她。”  

  我向护士说:“不要急,你到一组来工作,是保健局和警卫局通过江西省委调来的,又不是你自已想要来的。何况原来调你是为了给毛主席做护理工作,江青硬要你,这些事情总能讲清楚吧。”  

  我走进大厅,江青正在来回走着乱转,看见我进去,她将一块毛往桌上一甩,说:“大夫,你们到底用的什麽人,安的什麽心哪?”  

  我坐在她的对面,问她有什麽事。  

  江青用手拍桌子,说:“有什麽事,你不知道吗?”我只好向她说明,我刚刚在开会,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  

  江说:“昨天晚上洗澡,护士有意用开水烫我。给我的安眠药,胶囊红颜色发淡,这里面有鬼。”  

  我说:“给你洗澡,水的温度调得不大合是有可能的,不可能是开水。而且她们给你冲水前,自已先用手试,如果是开水,她们自已也受不了。何况卫生间的热水管也放不出开水来。”  江青说:“我只说了一句,你讲了这麽多句,难道我讲假话?安眠药的问题呢?”  

  我说:“我没说你讲假话。我只是说,水热了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不会是开水。安眠药是保健局、北京医院通过香港的华润公司,从美国进口的,每批货 进口的时间不同。不是一个批号。可能颜色上有些不同,但是进来以後会经过药物监定和检定检查,不可能有假药或不纯的药。更不可能有毒药。你吃的药全部是经 过这些检验手续,密封从北京带来的。药箱由护士们一同保管,取药时要两个人同时去取。她们两个人,包括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都经过保健局、警卫局审查清 楚,没有问题才调来工作。她们工作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决不可能捣鬼。她们如果捣鬼,保健局和警卫局岂不是都有鬼了。”  

  江青说:“这话可是你讲的,我没有讲这些。我看你是包庇他们,她们做了坏事,你不但不管,还要替她们辩护。我不同你辩,把汪东兴同志请来一同讲。”  

  汪东兴一反以往与江对立的姿态,笑着说:“江青同志,有什麽事情要办?”  

  江青说:“老汪,你是公安部副部长,又是警卫局局长,主席这里的事情都交给你管,我可要领教一下,你手下的干部,到底应该用什麽态度服务对象。”  

  汪又笑了笑说:“江青同志,有什麽问题都可以商量着办,不要急。”  

  江青说:“老汪,我慢慢讲,你们的这位大夫都顶来顶去,我还能急吗?”  

  我刚一开口说:“事情是……”江青立刻插嘴说:“你不要再喋喋不休了。老汪,我刚才同大夫讲,护士小姐的工作太差,洗澡的水温度不好好调,安眠 药换了批号,也不向我解释说明,这些难道不应该批评教育吗?我向大夫诉苦,你是大夫,起码也应该安慰病人啊。大夫倒好,一股劲教训我,完全不把我看成个病 人,大呼小叫,这是什麽态度?一点对待病人的同情心都没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工作者吗?”  

  江青停下来,我又开口说:“事情的过程……”江青立刻又插嘴讲下庄说:“医务人员的根本职责是关心爱护病人,怎麽能同病人辩论?而且是盛气凌人,难道真想让病人精神上受折磨吗?”  

  我又开口说:“江青同志……”  

  没有等我说出一句话,江青又大声说:“你不要再辩了,停止向我争论。”  

  这时我已慰无可慰。我站起来,对江青说:“既然是谈话,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能制止、压制我说话。不准许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参加这次谈话。”我棋了心,不干了。  

  我走出室外,将房门重重一关,轰的响了声,我隐约听到江青讲:“你看,你看,当着你们部长的面,都敢这样态度。”  

  我走出来以後,在院子里走了几圈,冷静下来,心想,可不能吃眼前亏,要立刻同毛讲讲这个过程。在相互告状这事上,毛往往是先入为主,他认为谁先 将事情经过告诉他,谁讲的就是真话,以後讲的人,多半与事实有出入。因此我不能等待江青先去讲。正在这时,卫士走来说:“汪部长和江青同志请你去。”我只 好又走回叁号楼大厅。  

  刚推开室门,江青看到我就说:“我已经同你们部长说了,停止你的工作,关你的禁闭。”  

  我说:“好吧!:我立即退了出来。事不宜迟,停止了工作没有关系,如果关了禁闭就不好办了。我立刻走进一号楼,毛卧室旁的卫士值班室。卫士正 在。我问卫士,毛醒了没有。卫士说刚醒,今天睡得不错。喝过了茶。我走进毛的卧室。毛确实是闭着眼躺在床上。我走近床边,叫了声:“主席。”  

  我睁开眼,看到是我,说:“李大夫,怎麽样,有什麽新闻没有?”  

  我说:“有,江青停止了我的工作,还要关我禁闭。”  

  毛半欠起身,头放在床栏上,拿起烟吸起来,说:“这麽厉害啊?什麽起头搞的?”  

  我告诉毛,我告诉毛,自从给检查身体以後,江对於医生们说她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十分不满意,拿护士撒气。我向毛说:“她吃的安眠药同你的完全一样,怎麽会有鬼?”  

  毛吸了两口烟,说:“我常说,江青这人有叁点,第一是个钢铁公司,一点弹性也没有。第二是个纸老虎,顶她一下,没有什麽了不起。第叁她是刀子嘴 菩萨心。嘴上厉害,心里还是好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你告诉了我,就可以了。不要向别人说。我会同江青讲。你先避开几天,不要出头露面,不给她点面 子,也不好下台阶。你同护士们说说,不要怕。”  

  我走入卫士值班室,江青正从正门走到毛的卧室。  

  随後我休息了叁天,正巧陶铸请毛到佛山市去参观,因为佛山是广东省市容整顿最清洁的,烧瓷也很出名。毛告诉我,不要同他去了。以便向江青表示处罚过,就可以了结。  

  那天朱德要看电影,我随朱在礼堂看了日正当中。我很喜欢那部电影。贾利古柏是我最欣赏的演员。  

  第二天上午护士打电话来,说江青叫我去。我走到二号楼江的休息室。江青倒是改变了态度,叫我坐下,然後说:“我知道主席在他的医疗上相信你。你 也不必这麽骄傲。主席昨天晚上让我告诉你,好好安心工作,过去的就算了,要向前看。”然後又拿了一本内部参考说:“主席要你看看圈的这个消息。主席说,要 注意国家大事。

47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国最重要的大事是全国性的饥荒,各地饿死数以百计的农民。中共中央工作广州会议的目标便在于调整农业政策。毛二月里大都在起草一份农业计划,赶着在工作会议上提出讨论。  

  毛要我看的那份「内部参考」是有关安徽为克服饥荒,在农业组织上所做的应变改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狂热支持者。到一九六一年 春,安徽全省大约已有将近一千万农民挨饿,随后数月,上百万人饿死,几万人逃荒到外地谋生。曾对大跃进幻想全部破灭,力求恢复农业生产。  

  这时在安徽,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承包土地,按实际产量记上分,也就足将田地分给个人耕种,田间的农活由个人负责,打下粮食分配时,还是大家分。因比,曾认为这仍是公社化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在无锡时,已经得到毛的同意。  

  一九六0年初上海会议时,毛讲话中提出,可以将农业高级合作社时候实行的田间管理农活,包产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这新办法实行後效果不铅。安 徽的农产量上升。毛的广州会议草案中,未曾提到责任田制或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包产到户办法。在三月十五日,曾希圣向毛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以後,毛表 示,可以试验,并且说:「如果搞好了,可以增产十亿斤粮食,日子好过些。」曾立刻自广州打电话到安徽省委,推广责任田,还讲,已经通天了,放手干,不要 怕。  

  事实上,会议上很多人对这个办法意见下一致,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何庆施(上海市长)。柯度施对曾希圣十分不满意,安徽省委授华东 局管,曾直接通知安徽省委,没有事先同何商量,何认为「曾目中无人,而且责任田是反公社化的手段,公社化才是社会主义方向」。  

  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日了然。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台上讲的。原是黄猫黑猫,不知怎麽改成白猫黑猫了。邓小平首要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和结束饥荒。  

  刘少奇的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於支持包产到户的刀法。  

  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台中讨论通过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中 未提到曾的责任田制,但因是以草案方法通过,预留了往後可以加以修改的空间。会议决定五月再重新召开,届时再做调查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在 议程结束後便马上下去。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後,受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看完这篇消息,直觉感到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政策会惹祸上身。表面上看来,这政策应该施行,如果将田地分给农民自耕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中国 便该实行分田制。农业是中国的命脉,现在饿浮遍野,人民得吃饱肚子才行。大部分的领导人选择社会上义道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战胜贫穷,提高中国 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中国富强康乐。这也是我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我视社会主义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今面临严重农业危机,许多领导人相信将耕地还给 农民可以提高生产,而农产量的确提高时,更是大力支持。  

  问题是,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倾向於私有制,因此不是社会主义。此时共产党内因对社会主义定义和中国福祉为何的看法上,意见分歧。对毛来说,社会主 义就是社会主义。毛的最高理想是共产、公有、平等——也就是一种原始的共有制。毛也清楚农民要的是自己有田。但他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要的是公有 制。现在农田生产上有困难,我们可以让一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方向。」  

  毛坚特公社化,无视於责任田制在提高农业指标方面比公社有效。他说:「还要那句话,古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不死心。」  

  毛的话很明显,他之同意责任田,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并不是同意了此後就将田地包给农民个人或家庭长期自行耕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百姓枯瘦如柴,面容槁枯,营养不良,水肿更形严重,到处冷冷清清。这个会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 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年总计有一千万城市人口被迁至农村,以减轻城市负担,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领导下乡调查研究的结果并不乐观。农村情势非常黯淡。领导人依此更坚持他们的信念。陈芸坚持责任田制。他说:「农民已经有了怨言说:「蒋介石手 里受难,吃饭:毛泽东手里享福,吃粥。」这说明农民很不满意。农民分到了田,白然有了乾饭吃。「会中又修改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当时许多地方已取 消人民食堂,在会中正式宣布解散。一九六二年又下放一千多万二人到农村,工业、钢产指标大幅下降。但决定仍保留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又回到庐山。 这次的庐山议程准备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中心是调整国民经济,建立新的平衡,才能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业和农业。毛还说,这次一心开会,再不 让任何人捣乱。八月庐山会议,毛仍有有力的支持者。毛的忠实拥护者有柯庆施。此外,这时开始,林彪已经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主主席语录。军区司 令员在军中展开学习毛主席思想运动。林不断利用各种讲话的机会吹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林又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 的好战士。湖北省书记王任重也是支持毛的人之一。成为一个讽刺而不寻常的现象倒是一九五九年被打倒的彭德怀。这时彭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也是毛的家 乡)调查後,认为搞责任田或包产到户是一股歪风。在他的报告中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周恩来和朱德是不敢明确提 出自己的真正看法的人。她们唯毛的马首是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华南局第一吉记陶裙拿不定主意。他倾向於支持责任田,但主张只将全省农田百分之三十」借 「给农民自耕。陶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  

  刘少奇是同意包产到户的,说过:「工业上要退够(指政策上的降低生产指标和减少指标。一切有利於说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至於邓小平,仍在重复「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上海市委第一善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批评曾希圣搞责任田说,这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则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毛自然不同意刘、邓的看法,这是很明显的。一九六0年五月,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一次会议上外交部长陈毅巧妙地说,这位元帅很善辞令, 他我很想见见你们那位在西方很出名的残酷无情的暴君。毛听了哈哈大笑说,很想见见这位元帅。於是二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蒙是瘦小的老头,穿一件鲜红衬 衫。毛与他握手时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和一位侵略者握手?联合国有一个决议,我们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你同一个侵略者握手,你不在意吧?蒙神色活跃, 说:「不错,我写的回忆录中,曾对阁下有这样的评论。找问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说你最好自己去看看,毛像个和气的老人家。今天我看见了,联合国大约认错了 人。」随後他们谈到战争和战争的冷酷无情。毛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於你确切要知 道,你要什麽,你要做什麽,决定去做什麽,要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事物。」由此也可以看到毛对农业公社化的信念 (1)。  

  这次的庐山会议倒是很平静地过去了。毛很少参加会议,神精也不开朗,找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过一次话。曾将这四、五个月在安徽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  

  有一大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找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足些行尸走肉。」  

  五年後,到文化人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证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注释  

  (1)毛於一九六一午又接见蒙哥马利元帅。毛邀元帅和他在长江共游,但蒙因消化不良而未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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