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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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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预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盛大庆祝苏联革命节四十周年。赫鲁晓夫特别邀请全球共党领袖赴苏,共襄盛举。毛主席那年六十三岁,只在一九四九年冬天为和史达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出过一次国。毛要再去一趟莫斯科。如今全国反右运动正进行地如火如荼,他精神特好。全国团结,人心振奋。城市和乡村都在迅速推展社会主义化革命。毛这次威风凛凛地率着代表团浩浩荡荡地前往莫斯科。如今的毛正和赫鲁晓夫旗鼓相当。  

我们预定在十一月二日去苏联。 

我负责医务人员的安排。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是代表团的专任医生,我以毛的保健医生身分前行。江青向我提出,这次去苏联,可以带上刘惠民大夫。一方面是感谢他在青岛治好了主席,另一方面是向莫斯科作态,表示热心提倡中医。  

刘大夫知道后,半喜半忧。刘大夫向我说,他年纪大了,很怕冷。我告诉他,这些天使馆来的气温报告,最低时不过摄氏零上四度,而且屋内有暖气,但刘大夫不放心。他说:“万一主席没病,我倒先病了,那不糟糕了。”刘大夫怕代表团统一分配的羊毛大衣不够暖,叶子龙只好到皮货商店买了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这样,刘大夫才算放了心。  

然后便是毛的中药问题。苏联没有中药,所以刘想带齐所有的药材。中药不比西药,都是些草根树皮,体积大。带少了,要用的时候不够用。带多了,太占地方,而且不好带,何况中药的味道太大,随身携带太熏人。  

最后商定一个办法。对外贸易部一个押送礼品的人,要先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刘随身只带够用五至七天的常用治感冒药。其余足足三大皮箱的药材和用特定的木盒子装好熬中药用的砂锅,交给外交部,由他们的礼品信使,先行带到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  

此外为防毛有紧急状况,也须要一位护士随行。我建议要中南海保健办公室的护士长吴旭君去。我是保健办公室主任,对吴的工作能力很清楚。但是叶子龙不同意,叶的意思是带江青的一个护士去,因为他同江青去过苏联,可以不做出国衣服,节省点费用。但这位护士在医院的训练不够。江青破天荒地赞同我的看法,认为找一名有临床经验的护士去远比省钱重要。我便通知吴旭君做准备。  

苏联方面也为毛派了一位医生来。据他告诉我,他得到的指示是,负责陪同毛前往莫斯科以及毛的旅途健康。我们事先见了面,我、吴旭君和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他对烤鸭赞不绝口。他特别欣赏的是茅台酒,一大瓶酒,他一个人几乎喝完,我看他已有醉意,急忙送他回苏联大使馆,又另外送了他一瓶。  

苏联派来两架图--一零四到北京来迎接。我与毛、宋庆龄和那位苏联医生同乘一架飞机。黄树则随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另一架。  

旅途中,机上的空中小姐不断来给我们送来鱼子酱、鲟鱼片和三明治,也拿来一杯杯的伏特加酒。飞机中途在托木斯克和鄂木斯克各停留一小时加油。两地都准备了大型宴会,全是冷菜。毛对我说:“这苏联菜,实在没有吃头,尝不出什么味道。”  

那位苏联医生一边吃喝着,一边同我讲吸烟的坏处,喝酒的好处,不过没有多久,他就安然入睡了。  

在莫斯科机场赫鲁晓夫和一帮官员前来迎接。留着一部山羊胡子,面容严肃的布尔加宁及米高扬也来了。米高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还说了一些话。当时翻译正在毛旁边,给毛翻译,我不懂俄语,我想米是说针灸的事吧。在郝旁边有一位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是苏联官员中唯一的女性,大约也就是五十岁左右,举止有些轻率。  

赫鲁晓夫陪同毛到了克里姆林宫住下。我从旁观察,赫鲁小夫对毛是很亲切和尊重的,赫鲁晓夫向毛说,希望能多住些日子,这天是十一月二日,过了十月革命节,可以住到郊外别墅。并邀请毛在会后到黑海的索契住一段时间。  

但毛则显得比平时多一分矜持。毛一开始就对赫有些冷淡,他仍然为那份批评史达林的秘密报告余怒未消。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和毛都注意到,街上的人大多一副有气无力,死气沉沉的样子。这与中国解放后的振奋活跃,简直有天壤之别。毛说:“赫鲁晓夫反史,不得人心,哪里还会卖劲。”  

苏联方面十分殷勤款待毛及其随从人员。毛住的是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寝宫,宫内穿廊叠叠交错,宛如迷阵,宽敞的房间里摆着典致的古物。地上铺了长毛地毯,挑高的天花板垂吊着灿烂的吊灯。墙上有些肖像。毛住的卧室,是最豪华宽敞的一间。这次毛的大木床没有运来。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毛用不惯,最后是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  

我和叶子龙、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卫士、给毛做饭的两位厨师和几位翻译员在宫内。中国代表团其他领导同志也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其他随从人员则分别住在莫斯科旅馆和中国大使馆。我们很少见面。林克和我同住一间。每人的房间内都摆上苹果、橙子、巧克力糖、桔子水、矿泉水和纸烟。酒非常多,食物丰盛。  

毛一直很兴高采烈。毛似乎未特别注意寝宫的奢华,但他发现现今他和代表团所受的贵宾招待与一九四九那年遭到的冷遇,有若天壤之别。他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看起来,不论中外,不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人都是势利眼。这里还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哪。”  

这句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他说这话时,微笑而又带讥讽的神情,时隔这么久,依然如在眼前。我当时弄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说明事实。我没有答话。  

毛去列宁墓内列宁及史达林献了花圈。我看列宁和史达林都瘦小而干瘪,这倒真使人看了很不舒服。我听说他们的耳鼻都已开始腐烂,只好用蜡代替。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会是毛泽东遗体保护组的副组长。  

毛对苏联文化毫无兴趣。他单独进餐,从未和代表团人员一起用餐。这次到莫斯科带来两位厨师,其中一位厨师精于西菜。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又配了两位厨师给毛做饭。因此,每餐饭都是中国和苏联的各占一半。但毛大多只捡湖南菜吃。我可以体会毛偏爱中国菜的心情。苏联菜无论冷热都让我难以下咽。  

一天他吃饭的时候,我去看他。毛邀我一起吃饭。虽然我才刚吃了一顿苏联饭,但毛的饭菜中有他厨师的杰作,所以我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毛看出我吃得很高兴,他微笑着说:“我看,你不象吃过饭的样子。”  

毛对苏联文化的见解令人难堪。赫鲁晓夫请毛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赫鲁晓夫邀我们共坐在他的包厢中观赏。我们到时,已经是第二幕,毛看没多久就看不下去。毛没有看过芭蕾剧,也没有人事先跟他说明。毛对赫鲁晓夫说:“看来我这辈子不能干这个了(指芭蕾舞),你还行吧?”赫鲁晓夫说:“我可不行了。”  

第二幕刚结束,毛就说:“可以了,该回去了。”回来以后,毛对我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我怀疑毛是故意不去欣赏苏联文化。他这是为了嘲笑赫鲁晓夫和苏联。  

我们去莫斯科大学拜访中国的留学生时,毛才对苏联露出一丝赞美之情。当时中国的留学生每人都穿着一件褴褛破旧的棉袄,而苏联学生穿的是呢子衣服。学生餐厅里的伙食远远强过国内的干饭青菜。莫斯科大学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中国好。同样大的房间,苏联只住两个人,中国却挤八个。毛说:“这我们比不上。”  

毛通常白天开会,晚上单独留在卧室内。我和其他人员便有许多时间自由行动。  

我与林克没有事,我们去看了庆祝晚会的演出。这是一个音乐歌舞演出会。每个节目都不长,很吸引人。晚上我们在宫内的小型电影放映厅,观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片子。我们点名要看“翠堤春晓”。  

后来外交部的韩叙说,到苏联这里,专看美国片子,太不好意思。于是映了刚发行不久的“静静的顿河”,但我是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懂,实在看不下去。  

苏联人员和我们代表团处得很好。我们这次带了一大堆礼物给招待的高级苏联官员,准备的有象牙雕船、景泰蓝花瓶和金镶的苏联国徵;另外准备了中国香烟、茅台酒,绣花拖鞋和丝睡衣给一般警卫人员和女服务员。  

楼道口站岗的警卫官们同我们混熟了,开始是我们进出时,顺手送他们一些,他们拿到总是偷偷摸摸地藏起来。后来,他们值班时,轻轻敲楼道口的门,我们就知道是要烟和酒了,我们就递出一些去。  

有位女服务员以为中国的生活水平比苏联好,医生的工资很高。林克注意到她整理我的床铺特别仔细用心。后来她从翻译阎明复那打听,问我愿不愿意同她交朋友,她愿意随我回中国去。阎明复替我回绝了。大家听了这事,哄堂大笑。  

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又发生了一叫使大家十分不愉快的事。我们随从人员公用一间大盥洗间,每天上午由苏联女服务员整理及打扫。按苏联习惯,盥洗间放一大瓶香水。中国人没有用香水的习惯。可是这瓶香水早上摆在那里,到中午就不翼而飞。如此,一连三天。  

叶子龙怀疑是哪位顺手牵羊拿走,装在箱子里了。于是他突然检查每个人的箱子。我十分反感。检查了一遍,谁的箱子里也没有香水。而香水摆在盥洗间里,仍然每天放,每天不知下落。大家一肚子不高兴之余,突然恍然大悟,香水之不见,是这几位苏联小姐的杰作,前手放、后手拿,方便的很。  

我将这段插曲告诉了毛。毛说:“叶子龙简直是多事。人家拿了,就不要查。万一查出来,怎么得了。人家背着你拿,就是怕你知道嘛。”  

赖祖烈同我商量,去看那位到北京接我们的医生,于是由大使馆的姓金的翻译陪我们到这位医生家去。他住的是公寓房子。一共两间房,房间很小。我们带着绣花拖鞋、丝睡衣和两瓶茅台酒送给他。  

那位医生看见礼物时不知所措。他连着转几个圈子,突然拿出三百卢布送给我们,作为还礼。并且说送给一人一百卢布,很不好意思。我正在推辞,赖祖烈却一把接过去收下了。我当时大惑不解赖为什么收下。赖回来的路上同我说,这算是公家收入。但赖操守很差,我想他把那笔钱自己拿了。  

十一月七日毛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及群众游行。毛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并立在列宁墓上。我站在墓下左侧,在我旁边是爱沙尼亚的党书记。他会讲英语,而且相当流利。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英国住了很久。他说:“以前我们常用中国代表谜或神秘,似乎很远很远。以后有机会真想去看看这个谜一样的国家。”  

中国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原本就抄袭自苏联模式,很累人,我对如此铺张浪费也十分不满。红场的尖塔宫殿及鹅石大道虽然举世闻名,但不够宽阔壮丽。两年后,为纪念解放十周年而拓建天安门广场。我怀疑中国此举是要和苏联较量,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后,苏共中央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毛喝了点酒。宴会后,毛的兴致很高。他对这次的莫斯科宣言十分满意。他说:“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将近一百年后,这次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今后的方向和策略。”我们中国党在会议上提出了,十五年之内,在钢铁生产上,苏联要超过美国,我们要超过英国。到那时候,物质生产的力量对比,我们就有了质和量的根本改变,革命的形势就会彻底改观②。我们这个国家就是钢太少了。就是要搞实力地位才行,要不然你说话,谁人来理你,人家看不起你,你讲半天有什么用。  

“冷战政策也好,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好,我都双手赞成。国际上搞得紧张点,国内各种力量就会团结得好一点。外部有压力,内部才会奋发团结。你那面磨刀霍霍,我这面也不会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大觉。”  

后来我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得知毛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发表那篇狂妄自大的演讲,使赫十分震骇。毛的那篇演讲根本是“井蛙观天”;毛对资本主义世界没有概念,才会毫无根据的说出“十五年内超过英国”的这种狂言。而在核子时代中,表态支持战争边缘政策和国际紧张局势,更是愚蠢至极。但问题毛那篇演讲就象平常和我深夜闲谈一般,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又在思考新的策略。那时毛的心田早已播下了“大跃进”的种子③。            

注释  

①李医生与毛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同一间房的报导有误。  

②毛夸口中国会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可能是被赫鲁晓夫说苏联可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激。但李医生没有听到赫鲁晓夫的那篇演说(译注:赫鲁晓夫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大跃进”这个术语第一次被公开引用,是在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篇演说中。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毛自莫斯科返国前,《人民日报》号召掀起“大跃进”运动。  ③关于赫鲁晓夫对毛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忆述,可见前引书KhruschevRemembers,pp.250-257。                             

24

莫斯科之行使毛精神振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莫斯科后,毛已准备发动“大跃进”,增加粮产量。但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他目前的首要之务在于寻求支持。  回到北京后,稍事休息,毛就乘飞机到了杭州。江青已经先行抵达。  

在杭州住了两个星期,又乘飞机去广西南宁开南宁会议。中途在长沙黑石铺机场降落加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到机场来迎接,请毛进城休息一下再走,毛没有同意,就在机舱内同周谈话。毛说:“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  

周回答:“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说:“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与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就只种一季稻。”我看周的脸胀得紫红,说不出话来。  

毛又讲:“我看,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周嗫嚅说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毛抢白地说:“什么研究,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说着,随着伸手拿起《明史》,对周说:“你们回去吧。”也没有等周告辞,毛就翻说看起来了。弄得周尴尬不堪,同我们打着招呼,又说:“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毛也没有理他。  

周下了飞机后,毛气虎虎地将《明史》一扔,说:“他试试看,完全不学学别省的好经验。没有用处。”  

南宁会议是毛鞭策共产党的再一次努力。  

这时已是十二月底,南宁仍然是郁郁葱葱,满眼苍翠。城市不大,但十分整洁安静。街道和商店建筑是典型广东式的。沿街房屋都是两层或三层楼,而第一层都内缩一截,使二层的临街部分形成沿街一条行人走廊。这种建筑方式,对于多雨的华南地区城市的行人,有很大的便利。这里极其幽静,树木很多,特别是橘子树和栀子树丛。橘子数上满是白色的橘花,甜香沁人。也有不少的柚子树,气候温和,一般在摄氏二十四度左右。  

广西自治区党委交际处宾馆设在一座小山上。毛住在一座小巧的平房里。江青住在邻近的另一座平方。沿着房前的花径,转过山坡,是新建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们住在这楼里,小山脚下是南宁宾馆。  

到南宁后第三天,江青叫我去,大发脾气说护士折磨她,有意打乱她的生活习惯,将她整得精神紧张的很。要我立即给护士开会,整顿工作。  原来南宁招待所的房屋没有暖气设备,只能用电炉取暖。这种炉子一开,温度升高很快,江青说温度高了。关了以后,室温立即下降,她又说凉了。区委秘书长和公安厅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到香港,买来电暖气。这种设备,外形每具同普通的暖气片相同,有十到十二片相连,灌入冷水,插上电源,水温可达到一恒定温度,这样才解决了室温的问题。  

江青是淋浴的,但招待所没有淋浴设备,只好用脸盆将热水冷水混好冲洗,一盆用完,再拿一盆冲,这个空隙,江说护士有意使她受凉。自治区委秘书长知道洗澡出了问题,立刻又派人到香港,买来淋浴设备。但是江住在这里,不肯先到别处住一两晚,无法安装,闹得大家十分紧张。  

我先问过护士后,随即跟江青解释情况,除非她暂时搬到山下宾馆住一两天,趁此加紧安装淋浴设备,另外没有别的办法。江更加不悦。她说,护士不积极想办法,不尽职,反过来以让她搬家胁迫她。  

在这种无理取闹中,已经不能同她讲道理了。晚上江睡觉后,我同毛讲了护士们的困难情况,毛听后说:“江青这个人也是个纸老虎。有的事就是不能听她的。要顶一顶,护士们不要怕,替我感谢她们,谢谢她们照管江青。”  

第二天下午,卫士来告诉我。江青到毛处,说护士不好好给她洗澡,故意让她受罪。毛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嘛。这些人还不是抱着雇佣观点来工作的。”卫士说:“大夫,可要注意了。”  

这下我明白了,毛对我讲江青不对。对江青又讲护士不对。我还得准备好对付江青。  

过了两天,江青找我谈话,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有时我在将就你?”我说:“我不知道。”江说:“你这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你能够想办法,遇事果断。主席说你这个人还是多谋善断。可是你骄傲,有架子,只要你认定的事,什么人说你,你也不回头,要说服你,难得很。我对你是投鼠忌器,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江皱着眉头说:“我有时受不了你的这个脾气,只是主席在用你。你给主席工作,主席对你也适应了,也不容易。我对你是从主席的这个大局出发。你和我都是为主席工作,都是他的幕僚,你我是同僚。我已经给你提了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的工作能力和我的个人条件,都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还是希望有适合的人,可以接替我。”我建议由王鹤滨替代我的工作,因为这时王已经从苏联学习回来了。江青显得不耐烦说:“你的工作适合不适合,由主席决定。”  

卫士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同我讲:“大夫,江青对你真算是客气的了。我听主席讲,这么忙,还闹个不停。真不懂事。”我问他:“主席这几句话是说谁呢?”  

卫士说:“这是江青从主席房里出来以后,主席讲的。我看可能是说江青。”  

但江青还是闹得翻天覆地。为了洗澡,闹得护士们哭哭啼啼地跑来跟我诉苦。我看,摆在面前的事,不是医生能解决的。  

我去找王敬先,王说,这种事他管不了,他只管警卫工作。我又去找叶子龙,叶说,没有办法,淋浴设备买来了,江青不肯搬到别的房间住一两天,装不上去。我又去见了江青,说明不安装淋浴设备,无法解决洗澡的水温保持恒定。这次江同意了,暂时到山下宾馆住一天,总算抢装好淋浴设备。  

洗澡问题告一段落。接着江又说,住房周围不安静,影响她的休息。于是,除我们几个人不动以外,其余所有的人,包括区委秘书长和区公安厅长一律搬到山下,而且山的四周断绝通行①。  

刚过了一九五八年新年,毛决定在一月十一日召开中央各部门和省委书记会,也就是南宁会议。中央部分领导人,和部分省市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负责计划、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人都作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陈云。  

一月十一日开会。十五日陈伯达找我到他南宁宾馆的房间去。他告诉我,他感冒了,头痛,让我给他感冒药。其实陈伯达想回北京,但因陈在会中也遭到毛严厉批评,不敢走,怕一走毛会指控他“躲风”②。他又问我,他的房间的楼上,住的是哪一位?一夜到天亮,在上面走来走去,不停的来回走,在下面整夜吵得睡不着。陈要我到上面去打招呼,不要吵得下面不能睡觉。我口头上答应他了,但是来的都是“首长”,我怎么能够去打招呼呢?  我离开宾馆以前,到了二楼,才知道住在陈伯达上面的是薄一波。薄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会上受毛的严厉批评,心理压力想必极大③。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南宁会议是在二十二日结束。当天上午,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说黄敬这些天来,精神不正常。要我给黄查一查,是不是病了。  

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杨说,会议结束了,明天可以到广州,再住院治疗。  

后来在广州,柯庆施告诉我,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坐一架飞机去广州。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在毛的斥责下,与会人员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但毛的情绪十分高昂。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党委请大家吃一顿“龙虎斗”。毛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所谓龙就是蛇了,但不是一般的菜蛇,而是一种叫做三花蛇的毒蛇,虎就是猫了,但不是一般的猫,而是一种野生的猫科的果子狸。这种狸,素食,在山林间以各种果子为食物。  

非常肥腻,我和很多首长都觉得难以下咽,但毛却吃了不少。  

第二天毛要在南宁市郊外的邑江游水。当时水温太低,只有摄氏十八度,不适合游水。毛不同意。他认为,只要在精神上有了准备,水温再低,也不会感冒。我只好和他一起下水。毛在邑江中游了大约一个小时。游后第二天毛果然感觉不舒服了。虽然没发烧,但是咳嗽增加,痰也多了起来。开始时他想顶一顶不吃药,后来咳嗽加重,他还是同意服药治疗,逐渐恢复。  南宁会议后几个月,又一连串开了数次会议。毛在每个会中都疾言厉色地指责各省市书记和负责党计划的主持人,脚步太慢,拖延中国的进步。每次会议一结束,各省传来的农业、工业指标便节节拔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正式提出了“大跃进”。            

注释  

①据说当时任副总理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对江青也有类似的抱怨。陈说为了怕吵到江青,他得脱掉鞋子,赤脚走来走去。  

②陈伯达曾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获得解决,目前最主要的矛盾存在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需求之间,因此遭到毛的批评。  

③薄一波一九五六年反对毛的“冒进”,并拒绝响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五七年九月毛开始批评,薄是被批评的人士之一。毛指控薄右倾。  

25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给毛安排的住处,在成都城西二十华里的金牛坝。金牛坝招待所占地面积很大。坝后有一个花圃。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旁有苍松翠柏,小径旁又挺立着棕榈和柚子树。花圃中,茶花开得火红。石径上布满了苍绿的青苔,雨后远处山石树苍苍茫茫,融合成一片迷离闪烁的青光。毛在散步时说,看来中国画的金碧山水派,和大泼墨的山水画派,都有自然界的依据。  

他说:“烟水苍茫的烟,指的是微雨似烟,并不是饮烟。烟雨莽苍苍的烟,指的是树林在雨中远望的景色,也不是饮烟。有人说,我写的词中山花烂漫,不知是什么花,我指的就是茶花和杜鹃花,这两种花在四川和云贵高原多的很。”  

我很高兴能重返旧地。我自一九四四年夏天,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转到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离开成都,到这时候已经十四年了。因此我趁这机会去拜访位于华西坝的母校。  

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原本是郁郁葱葱,其风景之美和占地之广,居全国之冠。校园在我的大学时代繁盛有若天堂。但它现在已面目全非。  

在原来的体育场开了一条由北向南的大马路。整个校园被一分为二,拆了许多原有建筑,包括一座座小楼的教授宿舍,明德楼(Vandman)及加拿大学校(CanadianSchool)。大钟楼、医科楼及新医学楼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已失去昔日的绚丽。校园疏于照顾,杂草丛生。校门外的小天兰街也失去了昔日的幽静风采。  

学校现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院则合并到四川大学。我任毛保健医生一事很少人知道,所以未去惊动太多老同学。我只去拜访了孙玉华,他当时是医学院院长。说去旧日情景,不胜唏嘘。  

回到金牛坝,毛问我都看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到念书时的学校,华西坝去看了,已经有十四年了。毛说:“有首诗写‘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到了久别重游的地方,是会有这种感慨的。”  

毛又问遇到什么人。我说有几个老同学,我没有去看他们,不方便。毛说:“旧地重游,也应该旧雨重逢。什么方便不方便。”这我没有听他的。因为中央在这里开成都会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梯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出礼堂,以利毛观赏川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  

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风格,应该讲真心话,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下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还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不能照书本,生搬硬抄。在这点上,史达林好些,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  

“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象这样,他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如迷信前人,我们的脑子就被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气概,那很危险。史达林也有点势如破竹的精神,可是有些破烂事,搅得不清楚。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多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是后来学的。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已经创立了新的学派。他在二十九开始著书立说,他批判的人,都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史密斯、黑格尔等。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  

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  

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  

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共产党内起了根本变化。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现实主义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着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  

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           

注释  ①毛于一九五五年末,五六年初之际,开始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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