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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李志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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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我觉得叶子龙这人不易相处。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低,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叶子龙也是少年时参加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到陕北。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替毛工作。四九年到北京城前,他从未去过城市,没用过电,没看过霓虹灯。进了北京城以后,对着这个“花花世界”,他很快就被“同化”了。我想他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过去只是没有机会腐化而已。  

一九五一年我还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一天叶来找我,要我给他五瓶油剂青霉素。他说他湖南老家的一位农民亲戚,得了梅毒,需要这种药。当时这种药中国不能生产,完全从美国进口,数量有限,门诊部只有两瓶。我没有给他,他拂然而去。  

他走后,门诊部的护士长同我讲:“你怎么不给他?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红人,中南海一霸。别人想给他,还碰不上这机会。你怎么得罪他?”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心想,我与叶河水不犯井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什么了不得哪。这可真应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想到后来我被调到一组,又应验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九五零年初期,叶子龙的待遇同大家一样也是供给制,没有钱。但许多人都愿意巴结毛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当时大力提倡简单节约的精神,叶却举凡食、衣、住、行都尽量追求洋化。北京高干俱乐部成立后,叶和那些负责人混得很熟,常常可以免费享用最好的餐宴。  

高干俱乐部和北京饭店是叶最爱出没的两个场所。这两处的警卫从来不检查叶的通行证。任谁一眼望去都看得出叶是个高干人物。当时北京城的市民都穿着褪色缝补的棉衣,叶一身合身剪裁的毛料毛服十分突出显眼。叶也负责毛做衣服的事,裁缝总会提供叶一些难得的衣料①。  

叶并主管毛的礼品储藏室。毛通常将礼品慷慨分赠一组的人。但汪东兴告诉我叶的手脚并不干净,他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都是拿来的,叶还是北京城内第一个拥有日本制电晶体收音机的人。他后来对外国电器名牌十分熟悉,但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其输出国的位置。  

叶的另一个“渠道”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设的“团和农场”,这里生产各种食品。  

解放后,各地都设有劳改农场,是关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劳动改造农场。生活条件极差。早期的政治犯都是国民党军队或低层地方官员。高级官员不是逃走,就是象我父亲一样,为共产党吸收。我父亲是共党欢迎的“投诚者”之一。共军打到南京时,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说服我父亲留下来。后来我父亲经由周的帮助,搬回北京,生活优渥,还有自己的房子。  

我进一组后和叶相处得不好。他觉得我是旧社会的资产主义知识分子。我是汪推荐到一组工作的,于是傅连璋和叶联合想将我排出一组,主要由叶向毛说我政治上不可靠,我有架子,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合不来,看不起这些人等等。直到毛要江青告诉叶,这些都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卫士们也看不惯医生。卫士值班室和医务人员相邻。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立即可见。医生中,徐涛又特别沉默寡言。当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又冠上不正当行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唯恐祸从口出。  

医疗人员一向较为沉默。相较之下,卫士们却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讲个不停。  

尤其每当叶子龙、李银桥来到值班室以后,这里成了茶馆,交流小道消息,散发牢骚怪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值班室里常谈的话题是性。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史达林称其为“满洲王”。  

在一九五四年因被控“反党联盟”而自杀。汪东兴告诉我,高和饶漱石集合了一些人反对刘少奇,因此被批整。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着性大发厥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  

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  

江青是卫士们另外一个爱谈论的话题。每当江青不在场时,卫士们总把江青奚落得体无完肤。卫士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他最爱模仿江青。那年轻卫士很聪明,长得眉清目秀。江青的衣服都放在值班室,由警卫清洗和熨烫--江青的丝质内衣也由卫士负责熨烫。他有时戴上江的大草帽,披上江的大衣,撇开八字脚学江的样子扭来扭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次他正在表演的时候,毛出来看到,也笑了笑,倒也没有别的表示。  

我自从一九四九年回国以后,没有遇到这种环境。我在卫士们之间总是沉默寡言,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被这帮人感觉到了。叶子龙便三番五次跑去向毛告状。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  

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有一次李银桥在值班室发表议论,说江青怕人家给她提意见,跑到杭州“躲风”去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毛在广州同我谈时说:“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我说:“医生对一般人有架子是可能的,但对你不会。”他说:“那才不见得哪。你有没有架子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李银桥告了我一状。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我自尊心极强,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衡量当下处境,毛身体很好,不须要一位专职的保健医生。再待在这,我永远无法成为杰出的医生。我仍强烈渴望成为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  因此我下决心离开一组。  

我将我的这种看法向汪东兴讲了。汪似乎非常意外,摇摇头说:“大夫,你怎么打退堂鼓啊。你来了一年多了,为主席工作有成绩,你解决了他老人家白血球高的问题。调整了安眠药。主席休息得好多了。你应该从大处着想,服从党的需要。你再想一想,医生多得很,做医生做到主席的医生可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了。你要是这么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突然离开了,人家不了解你离开的原因,你也不敢说出这些原因,哪个机关敢要你去工作呢?”  

汪的这一席话,确实打动了我。我也看过,凡是从这里调出去的人,即使是“家世清白,工农出身,苦大仇深,一心为党”的人,也到处不受欢迎,其中包括一位毛的前任保健医生②。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才离开一组的。不然谁会离开中南海这个特权集团呢?我离开后,我本身的家庭历史更会启人窦。这可真是骑虎难下,只能象毛说的:“硬起头皮顶住。”  

但我踌躇再三。虽然明白前途未卜,仍觉得应该离开,而且越快月好。于是,我向江青说:“我考虑过我自己的情况,我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和个人政治条件都不适合做主席的医生。最好让阶级出身好的,本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来代替我。”  

江问我:“这些情况你同主席讲过没有?”我说:“我自己和家庭的详细情况,我第一天见主席时,就向他说过了。调换工作的要求还没有讲。”江沉吟一刻说:“这件事你不要同主席讲了,我们考虑一下。”  

第二天江青叫我去,一见面她要我坐下。她立刻说:“你提的事,我们考虑过了。你自己和你家庭过去的一些政治问题,都是社会现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这些不能由你来承担责任。何况汪东兴副部长、罗瑞卿部长和杨尚昆主任都了解,做了审查,有了正式结论。周总理也知道。你还是安心工作吧,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这些问题了。”  

汪知道这次谈话的结果以后,十分高兴。他说:“到底摸清楚主席的底了。他对你可是不错啊。我说我看人是差不了。你好好干,没错。”  

因此我又工作下来,虽然心情并不舒畅。  我感觉到,自此以后,江青对我变得客气起来了。每次去看她,她一定叫护士或卫士给我泡一杯茶,也开始谈论医以外的话题了。她的闲谈的方式和方法,很可能是向毛学来的。谈到一个题目,她总是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探索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她所想知道的对方的情况。同时又给对方造成一种不拘形式的和无所孤寂的心情。无可讳言,在这方面她学毛学得相当成功,只是没有毛那么老练。  

江青的许多高见只不过是一字不差的重复毛的话。我常常反驳她,但总是适可而止。文化大革命以后,江青将我以前对诗词或小说的看法批为鸳鸯蝴蝶派,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们还在广州。一天上午,江青的护士来叫我,笑嘻嘻地对我说:“江青同志叫你去。有好事啊。”  

我走进三号楼大厅,江青正在大厅内看照片。我同她打招呼。江放下照片,笑起来。她说:“大夫,听说你一天到晚出汗啊。”  

我很窘。去年从北京随毛出来,正是秋末冬初,我只带了冬天穿的衣服。没有想到在广州住这么久。天气暖,我还着纯毛咔叽衣裤。上衣脱掉,只穿衬衣。室内又没有冷气。因此每天从早到晚出汗不止。我讷讷地说:“没有想到主席在这里住这么久,我没有带夏季衣服。”  

江随手指指身边几段衣料说:“你穿得太厚,这几段料子你挑一段,拿出去做。”我嗫嚅地说:“我穿着衬衣可以将就过去。”护士在旁暗暗地扯我的背后衬衫,我明白这意思。我又说:“谢谢你的好意。”江说:“你用不着客气,去做了吧。”她又叫来小岛招待所负责生活服务的老张,让他陪我去做。  

我觉得这事出乎意料。平时听叶子龙和李银桥讲,江青十分小气。现在突然对我这么大方,而且又没有考虑到别的工作人员会怎么想,这必然会使我成为众矢之的。  

我去找汪东兴,他说:“这几段料子是在广州举行的日本展览会上拿来的。给你一段,你不接受,她会认为你看不起她。你接受了,别人是会嫉妒,你就孤立了,我去替你推辞吧。”  

他到江青那里去了一会,回来找到我,对我说:“你收下吧,江青同志很高兴,她说看同志热汗直流,为什么没有同志间的互相关心的感情呢?这可不是收买李大夫啊。”汪随后说:“以后有人说闲话,我来替你说明。”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们议论起来说:“江青一向是一毛不拔,送给大夫一套料子,可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叶子龙和李银桥便口口相传,说江青对我“好”,这不寻常。我一知道毛也听到这话,当天晚上,就去看毛,告诉他这段料子的事。毛说:“江青送给你衣料,事前我知道。”  

毛知道江青不敢乱搞。江青知道这会成为毛不要她的最佳借口。她偶尔会讨好毛身边的人,顶多也只是和男人说说笑而已。  

毛最后说:“你是‘君子求其放心’吧”这事便落了幕。              

注释  

①毛的裁缝是受过法国训练的服装设计师王子卿。他的雷蒙服装店位于北京最繁华的购物街,王府井大街。  

②毛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十月的保健医生是王鹤滨。王在延安受过医学训练。王离开这个工作后,前往苏联深造,然后回国在北京医院做了一段时间。毛去世时,王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 

14  

四月过后,广州已经很热了。毛搬到三号楼大厅内。为了降低室内温度,厅内放了五个大桶,每天运来人造冰放在桶内。我的睡房用一支电风扇,吹的风都是热的。  

蚊子又多,不放帐子,咬得凶。放下帐子,就更加闷了。  

为了蚊子太多,毛曾经发脾气,责怪卫士们不打蚊子。李银桥又将责任推到医生护士身上。蚊子会传染疟疾,所以是医生们的责任。  

问题是小岛地处珠江三角洲,河汊水塘多,无法彻底灭蚊。广州招待所屋子很高。窗子多,窗帘是三层绒的,里面藏蚊子。入夜后,就出来肆虐。拍打蚊子根本徒劳无功。最后省公安厅派人去香港买了不少DDT,这样才暂时解决了蚊子问题。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都受不了了。他们叫我去劝毛早点回北京。毛说:“我不怕热,还有些事没有办完。再等等。”  

我当时听了,猜想一场政治风暴可能正酝酿着要席卷中国。毛离开北京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发表了“反冒进”的言论,《人民日报》社论更主张工农生产应稳定渐进①。中国人民当时和我一样,不清楚这些高级领导抨击“冒进”其实就是在批评毛。坚持农村迅速合作化的主张是毛提出来的。  

过了两天,罗瑞卿、汪东兴叫我去,问我珠江水干净不干净。我一下子摸不清头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回答。汪解释说:“主席叫罗部长和我去谈过了,他要在珠江、湘江、长江游水。陶铸同志说珠江水脏,王任重同志说长江太大,有风浪旋涡,不可游。我们都不主张游,可是挡不住。你看珠江水脏不脏?”我说:“这里是珠江三角洲,在广州工业区下游。不可能干净,脏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他们问我有什么办法检验,并要我将检验报告尽快做好。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卫士突然来叫我,说:“主席发大脾气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为游水的事。罗部长、汪副部长都在三号楼主席那里。”  

我走到三号楼卫士值班室。罗、王二人刚由大厅走出来。两人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汪尴尬地笑着对我说:“不要化验珠江水了,主席马上要在珠江里游水了。”  

这时毛走出三号楼,上身披一件白色绸睡袍,穿一条白绸短裤,赤脚穿一双旧皮拖鞋,甩开两臂大步走上码头旁的游艇。陶铸、王任重、杨尚昆都随后上了船。我也立即跑过去。  

罗和汪,陶和王,都身负保护毛的安全责任。出于保护毛的安全,他们不赞成,毛在江中游水。但毛仍一意孤行,非游不可。  

游艇向上游驶去,不久便停驶。附在艇旁的四支舢板都分别解缆,排列在游艇两旁。毛走下游艇舷上挂着的悬梯。罗、陶、王、杨一一下水。一中队的队员下水后,将毛围成一圈。因事出突然,只有毛穿着游泳裤,我们全只穿内裤下水。  

这里的江面大约一百多米宽。水流缓慢,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仿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  

毛见我游得很用力,他叫我游到他旁边说:“身体要放松,手脚不要经常划动,只在变换位置时,划动一两下,这样既省力又持久。你试试看。”我试了试,不得要领。毛又说:“你大概怕沉下去,不怕就不会沉。越怕越紧张就要沉。”杨尚昆和王任重都前后游着,他们很快学会了这种游法。我是练了多次才能在水上飘浮,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将近两小时,将近二十几华里。回到游艇,冲洗了身体。江青在艇上等着,大家在一起吃饭。  

饭中,毛十分高兴,好象打赢了一场仗。他转头对罗瑞卿说:“你们说,李大夫讲这水太脏。”我说:“是的,我旁边就漂着大粪。”毛笑得合不拢嘴说:“照你们医生的标准,人都活不下去了。生物除了太阳是热力总供应者以外,离不开空气、水、土。这三样就那么纯,那么干净,我不相信,没有纯空气、纯水、纯土,里面总有杂质,就是你说的脏。鱼要是养在蒸馏水里,能活多久?”我默然无以应。这明明是无理搅三分,但是要用几句话说明干净与脏的概念,是很难办到的。  

晚上在三号楼,我去看他。他讲:“我要在珠江、湘江、长江三江游水。罗瑞卿、汪东兴说,三条江都不能游。今天游了珠江。罗和汪就说,长江浪大,旋涡大,掉进去,捞不上来。陶铸说,不要在珠江游。我说能不能在湘江游。他不吭气。王任重说,不要在长江游,我说能不能在珠江湘江游,他却说可以。”  

众人会有这些分歧是管辖范围内的责任问题。罗和汪总理毛的安全工作,不希望他在任何一条江中游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自然不要毛在珠江游水。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则对毛的长江游水提心吊胆。  

毛气呼呼的又说:“我说不要你们这样的保卫。你们没有底,我有底。我派韩庆余和孙勇到长江去试游,回来向我报告。”韩庆余是一中队队长,孙勇是警卫科科长,两人的泳技都不错。游长江真的是非常冒险。长江水流湍急,旋涡大,连船都很难行走。从来没有人试游长江,毛是第一个要游水横渡长江的人。  

大约过了十来天,韩庆余和孙勇从武汉回来了。韩、孙二人都说,长江可不比珠江,要卷进去,真捞不出来。而且还有日本血吸虫病。罗向王说:“你向主席报告吧。”王摇着手说:“还是让他们两人讲比较好,我说不能游,主席还会不相信。”罗对着韩、孙二人说:“你们可要讲真正情况,不能顺着说。”二人唯唯说是。  

我们一起去见毛。  

很紧张,是山东人,说话不清楚。毛打断韩的话,说:“你不要讲了,我问你回答。”这下韩更紧张了。毛问:“江宽不宽,大不大?”韩点头说:“宽大。”毛问:“旋涡多不多?”韩说:“多。”毛问:“掉进去,捞得出来吗?”韩连连摇头说:“这可捞不出来。”毛问:“不能游吧?”韩点头说:“可不能游。”毛拍着茶几说:“我看你就没有下去,你还做我的一中队队长呢,你给我滚蛋。”我看韩的脸都吓白了,他站着未动。毛又吼道:“你给我滚蛋。”韩倒着退了出去。这时室内空气似乎凝结住了。  

毛回头转向孙勇说:“你说说情况。”我看孙好象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说:“主席,可以游。”孙刚说完这三个字,毛就微微一笑。孙勇接着又要说,刚一张嘴,毛就说:“有那句话就够了,不要多说了。你好好做准备。”  孙退出来到值班室。汪责问孙:“你怎么这样回答,事先不是说好了要如实讲吗?”孙胀红了脸说:“汪部长,你看见老韩了吧,我要照他那样说,我也要滚蛋了,这有什么办法。”韩嘟囔着说:“这不是把我卖了?”汪安慰他说:“怕什么,你是共产党员,党了解你。”但韩庆余自从这次游水事件后,调离一中队。  

一九五六年,由广州乘专列到长沙。毛准备游他故乡的湘江。这时长沙的气温已到摄氏四十几度。住下后的第二天游了湘江。  

湘江正在涨水。江面足有二、三百米宽,水流急湍。从岸上走到江边,有一段砂砾地。地一天下水前,在江边行走,跟在毛身后不远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祥,突然被水蛇咬了一口。大家骚动了起来,有人叫道:“快送他去医院。”  

毛毫无反应。但罗、汪和整个警卫人员都紧张起来,一齐围到毛的身旁。罗问我带没有带防治蛇咬药,我说带了。罗并不是为李祥问这句话,而我也不能替李厅长急救,因为我只负责毛的保健。  

罗又说:“为什么警戒布置,事先不将岸边都仔细看看。”我说:“我听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说,原来布置在岳麓山对面下江,谁知主席临时要停车,走下来了。”汪接着说:“主席不肯听别人的安排,他要干的事谁也别想拦住,以后定这么一条,凡是游水,沿江上下十里都要彻底调查。”  

下水以后,水势很急,毛仍然用他的姿势漂着,慢慢游向江心。湘江当中有一小岛,就是橘子洲。毛游到橘子洲上了岸,巡逻艇随即靠岸。随从递给他袍子、拖鞋和香烟。我们赤足上岸,只穿着游泳裤。  

小岛上破破烂烂几座小茅房,根本没有橘子树。毛走到一间破屋前,正有一位穿着补锭衣服的老太婆,坐在屋前缝补衣服。毛坐下来,吸着烟,谈了起来。毛问:“日子过得怎样?”那老太婆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毛主席,自顾自补着衣服。毛又问了一次。她勉强说:“马马虎虎。”她根本未抬眼瞧毛一眼。  

有不少小孩和大人围了上来。毛谈起他年轻时常游来橘子洲的往事。那时岛上就已是一片荒芜。  

我们后来一九五九年六月又回来时,橘子洲变得毫无人烟。原来毛突然在橘子洲上岸,把当地的公安厅搞得胆战心惊。在毛走后,公安厅和军区派出一队士兵,去岛上清除“坏分子”,迁走所有的居民。公安厅在岛上种满了茂密的橘子树,秋天橘花盛开,整个岛成了花团锦簇的大花园。我问李祥那个老太婆到哪里去了。李推说他不知道。我想李一定知道,只是不想说实话而已。  

第三天游湘江,又发生了一件没有想到的事。大家正顺流下浮时,韩庆余忽然大叫:“不要到这边来。”原来湘江没有涨水前,江边挖了一些储粪池,江水一涨,淹没了粪池,老韩不知道,游进一个粪池中间,弄了一身大粪,大家放声大笑。  

晚上我向毛说:“这样游水很安全,可是大粪池到底有些……”我话没有说完,毛大笑说:“湘江太窄,游长江去。”  

过没几个小时,我们便坐上了往武汉的专列。  

王任重为了游水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仍住在东湖招待所。王抽了一条渡江的“东方红号”轮船专用来搭乘人员。甲板宽阔,船舱里有床,可以睡卧休息。一个小盥洗室可以洗澡。毛、其他领导、毛的卫士及当地警卫一起在一座工厂内登上轮船。厂内原有的工人全被驱离,里面满满都是警卫。轮船拖带了八条木船,另有四艘小汽艇往来巡逻。  

船到江心,也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的地方,毛从舷梯走下水去。大家纷纷下水。一中队队员有四十多名,在毛周围游成一个圆圈。  

我走下舷梯,两手刚松开梯栏,水流立刻将我下冲,瞬息下漂有四五十米,根本不需要划游,只要保持身体平衡,自然就迅猛顺流而下,既没有波浪,也没有旋涡。在水中感觉水很宁静,炽烈的太阳正在头顶。身上似乎融合在水里,感到无限轻松。  

我在游水的人群中,听到轮船上许多人大声喊叫。我抬起头,看到许多小木船纷纷划近距轮船大约一百米处,一些水手从船上跳下水去。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游在毛的旁边,毛问我船上有什么事,我又问身边的人,大家都莫名奇妙。  

等到游完回到轮船,才知道是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大家下水时,他踌躇不决,等大家游远,他才决心下水。他入水后,水急下冲,他慌了,喝了几口水,等到木船上的人们将他拉到船上,他已经是筋疲力竭了。  

这次游水向下漂流一个小时后,罗瑞卿、汪东兴在轮船上叫我,招呼我说:“你同主席讲一下,已经游了一个小时了。”我游到毛身旁告诉了他,毛说:“长江并不可怕吧!”我说:“这样游法,是不可怕。”毛说:“看起来,再困难再危险的事,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不准备好,容易做的事,也会出问题。”  

我想他不只在指游水一事,也在影射政治。两小时过去了,罗、汪又叫我向毛打招呼,并且又说:“王任重书记说再下去就是血吸虫疫水区。”毛闪闪眼说:“什么疫水区,还不是想让我上去。”我说:“两个小时也差不多了。有的人来以前没有吃饭,游这么久,饿得也够受了。”毛说:“那好,上去吃饭。”  

轮船缓慢驶入人丛,毛由舷梯向上攀去。我问了当地的水手游了多远,他说足有四、五十里,还说:“像这样在水上漂着游法,还是第一次,越游越冷。”杨尚昆游近舷梯,对我说:“这不是游水,是在水上飘流,倒是不用费力气。”  

毛上船后领导们都松了口气。汪东兴先前特别紧张。他后来同我说:“这次游江是没有出什么事,如果像陈再道那样,喝几口水,我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了?”  

孙勇也同我讲:“我说可以游长江,真是捏一把汗。如果主席游水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命不还是要送进去。”  

在轮船上,毛十分高兴,菜摆上来了,毛说大家一起吃。王任重给毛斟一杯酒说:“主席喝一杯驱驱寒气。”毛哈哈大笑说:“这么热的天,有什么寒气。酒可以喝一点。大家都喝一点吧。”说完,他喝了一口酒,又说:“陈再道同志,你倒是应该驱驱寒气。人应该顺潮流而动,你怎么逆潮流而动呢?”陈咧嘴,吃吃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任重得意地说:“主席啊!我们跟你这么多年,就是不知道主席游水游得这么好。像主席这样有魄力,我想到主席年轻时说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是这样,今天一游,其乐无穷。同主席在一起,真是受到教益,主席今后多批评教育我们。”  

罗瑞卿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在主席教育下,仍旧是教而不化。我可不像主席说的,有些人是花岗石脑筋,一定改。”  

汪东兴说:“主席,我们该检讨,只想到安全,不想到游长江给全国的影响多大,全国会从这事上,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做前人不敢做的事。”  

毛真是高兴极了,说:“你们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事情就怕认真对待。你们要记住,任何你们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反对不成又犹疑,就是不认真准备。王任重同志由不赞成,转变到积极准备行动,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江青是最后说话的。江青开始也一再反对江中游水。后来看毛为了游水发脾气,江青才冷冷地说:“游水有什么可怕,这些人吓得似乎天塌地陷。在广州你们不赞成游水的时候,我就同你们不一样,我是游水上的促进派。”  

以后毛常讲:“只有江青完全赞成我。”  

我侧眼旁观这些共党领导同志。我想起有一天毛同我谈论时说:“他们是向我争宠。他们对我是好的。我有用他们的地方。”我很难想象在这么伟大人物的身旁,竟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毛究竟要他们有什么用处?  

这些人不只是在奉承毛的游水功夫,也在阿谀毛的政治能力。毛为中国画下的未来蓝图,规模宏大,大胆冒险;毛坚持中国必须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此立场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小心谨慎成为对立的状态。毛说“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便是在批评北京的那些保守派。毛认为在农村合作社化和城市经济重建两事上所遭遇的难题,完全来自于“不认真准备”,而不是毛所倡导的改革政策本身的错误。在三江游水,再困难、再危险、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同理,中国若勇于大胆改变其经济和社会总结构,便能重振雄风,荣登国际舞台。如果中央领导们不支持毛这个远大的计划,陶铸和王任重这些地方首长会愿意跟随毛的脚步。毛常说,在北京住久了,头脑空虚,像工厂没有了原材料;到外地走一走,原材料就来了。  

毛一九五六年夏季的巡行,打了一场大胜仗。  

毛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毛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猛进危险的政策来改造中国,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此时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腹案还未完全成形。但在武汉,毛第一次游长江后,我开始模糊地察觉到毛心中乌托邦天堂的冰山一角。  

我在武汉时,随毛会见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林提出在长江的三峡下流修建系列水坝,以引流分洪,避免水灾。毛说,要在三峡修成大坝岂不一劳永逸。林即表示,这才是彻底解决长江水灾的办法。于是三峡大坝的修建就这样定下来。林是老干部,不是科学家或工程师。我个人觉得,三峡的改建须经过精确的计算,这庞大的筑坝工程的结果也难以掌握和预料。但毛很热衷这个规划。毛对我说:“将来三峡就没有了,成了一个大水库。”  

在当晚毛写了一首词,即《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墙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②以后毛对我说:“这词中的两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人说我引的孔老夫子的话,表示忆古抚今,流露出的心情与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差的多,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孔夫子在这两句话下面,还有一句,”不舍昼夜“?大江奔流,不能不给人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怎么会给人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呢?《禹贡》上说,大禹疏通九江。大禹有无其人,还有争论,大禹不可能开通三峡。但自古传下来的大禹的故事很多,这些确是积极进取,很鼓舞人心的。”他又讲:‘高峡出平湖’一句是林一山他们的话,还是恩来同我谈起这一设想。我是没有把握,这才请他们来谈谈,他们计划在巫峡筑坝,引水到华北、西北广大缺水地区。也有人提出来,这一来,四川境内长江水位提高太大,重庆朝大门码头只剩下两级石阶,重庆以下的农田全部要淹没,我是很想追溯黄河、长江而上,探河源之源。常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心不死。“北京中央领导的”风吹浪打“挡不住毛的英发气势。就像秦始皇修理万里长城,毛要为自己留下一个不朽的巨大纪念碑--那就是长江三峡大坝。不久后,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了三峡大坝的规划。他们知道毛对大坝的梦想,异口同声地向毛保证此工程行得通。我想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不会如此草率便赞成这个规划。果然,后来国务院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属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诚实地表达了他们的保留看法。但这项规划仍在毛死后十五年,一九九二年四月通过。第二天和第三天毛都到江中游水。毛在长江下了三次水后,突然决定要回北京。那时正是七月。我对毛的政治战争毫无留意,也从不主动探问。毛的医疗保健才是我的责任。我是从毛和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田是我的朋友)口中、党文件中,一点点拼凑出当时正横扫全国的巨大变动。我深知等我们回北京后,我便难再置身度外。

注释

①在毛的鞭策下,一九五七年中国将粮、钢年产量指标拔高:粮产量预计将从三亿吨增到五亿吨,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到三千万吨。与一九八四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秋收(粮产量只有四亿吨)相较,毛的计划显然是”冒进“。钢产量则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达到三千万吨。②这首诗实际上是毛对中央其他领导提出”反冒进“批评的回音。    

15  

回北京后,毛更加信任我,考虑要我当他的秘书。有一天毛与我谈话时说:“我没有病,你的事不多。我看你还不错,你做我的秘书,再干点医以外的事。”我会做类似林克的工作,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消息”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当秘书可就会卷进政治的是非旋涡里去了。我不想卷入其中。汪东兴劝我接受。但我考虑,当医生已经处在“受嫉”的地位,再兼上秘书,就要成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了。做医疗工作已经是十分艰难,怎么自投罗网,兼上秘书呢?  

我跟毛说:“政治上我不行,不如林克。我还是干医生,这方面我在行。”  

一九五六年去北戴河前,毛叫我把两个儿子带去。  

我说:“小的太小,大的太顽皮。而且北戴河都是首长,我带孩子可不好。”毛咧嘴一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么谨小慎微,怪不得江青说你为人太拘谨。别人能带孩子去,李敏、李讷和远新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带孩子去?”  

我在卫士值班室见到叶子龙和李银桥,告诉他们毛的话。两个人都显得那么别扭,叶说了一句:“你就带嘛。”我觉得不妙,赶紧到汪东兴宿舍,将这事的原委告诉他。  

汪沉思了一会说:“这事还得照主席的话办。不过,你带孩子影响太大,工作人员不许带孩子。你到保健局,他们派医务人员到北戴河值班。你告诉他们,主席让你带孩子去,我的意见让他们带去。这样,警卫局的人没有话可说,也免得我为难,不至于抱怨我。”  

我那时的领导上是汪东兴的警卫局和中央保健局。由于大部份的领导人夏天都去北戴河避暑,保健局也派人随行在那设立一个门诊部。保健局里答应替我把我六岁的大孩子李重带到海滨。小儿子在北京由娴和我母亲带着。  

走前,江青要汪东兴转告我,想请我给李敏(毛与贺子珍生的女儿,当年十九岁)补习数学。李敏小的时候在苏联的中国幼儿院长大,没有受到完善的教育,人却是很朴实忠厚,十分有礼貌。一九五六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数学、物理和化学,特别是数学跟不上。汪东兴帮我答应了下来。  

我也没有异议,但江青还有别的要求。江青知道慎娴的英文好,想请她教李讷学英语。汪也答应了。  

我一听不由得吃惊。教李敏数学不难相处。但李讷对人欠缺礼貌,慎娴恐怕没有能力教她。  汪东兴一再怂恿我答应。他说:“我已经答应江青同志了,你可不能不同意。”  

那时娴已经由她老师安排在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工作,常得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  

我坚决地说:“吴慎娴工作太忙。她不是党员,出入主席的家,很不合适。加上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兄弟姊妹在台湾,这些都是大问题。”汪又说:“罗部长可是也同意了。而且经过保卫处审查,你说的这些都不成问题。”  

我仍然不同意,我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已经够困难了,不能再把吴慎娴也派来工作,这样更不好相处。”汪很不高兴了,说:“你不相信组织领导吗?罗部长和我都同意,你就是不同意。你这不是使我们为难?”我说:“我不是使你们为难。这事干不得。江青是翻脸不认人的人,李讷性情别扭了一点,再加上叶子龙、李银桥这些人,平常没有事还要惹是生非。吴慎娴是个很纯朴的人,她应付不了一组这么复杂的认识关系,来了会引起大麻烦。”  

汪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算了,我找吴慎娴谈,你不要管了。你叫她到我这里来。”我看到事情已经要弄僵了,说:“我叫她来。”我赶紧回去,将大体情况告诉了娴。说:“你现在到汪部长那里去谈话,你不能答应教李讷英语,你强调工作太忙,每天下班回来太晚,决不要松口。”娴匆匆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娴回来了。看她脸色和缓,我放了一大半心,问她谈得怎么样。  

她说:“谈得很好,我将目前的工作情况告诉汪部长,特别时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还要陪同到外地参观,时间上保证不了给李讷上课。”我完全放心了,说:“你倒是会讲话,汪部长怎么说?”娴说:“他仔细听我讲完,他说这倒是不好办,以后再商量吧。”我就回来了。  

第二天江青又找我谈,她说:“你爱人这么忙啊。”我说:“是忙,特别是来访问的外宾多,常常回来很晚。”江点点头说:“教英语的事以后再商量。那么,你可以教李敏了?”我说:“可以,每天两小时。”  

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我与毛坐专列前往北戴河,毛和江住在八号楼。李敏、李讷和毛新远住在张家大楼,据说这原属于张学良家的别墅。我和林克,住在八号楼后面的十号楼。  

北戴河景观迷人。我和慎娴在一九五四年夏天曾经到这里休假一星期。没想到那是我们往后二十余年中唯一的假期。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北戴河原是渤海湾的一个小渔村,满清末年英国人经营唐山开滦煤矿,发现了这个小渔村,便修了避暑游场,盖了些别墅,此后中国的豪门大吏也修了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些都收归国有,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暑期活动地。在海滨迤东一带开设了商店和饭馆,成了一个很繁华的市镇。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经过这里。英国人盖的红砖别墅四周长满了常绿植物。红房绿荫与蓝天白云相映生辉。海面无边无际,海天迷茫,蓝中微微闪出银灰色亮光。渔夫告诉我,那亮光表示有带鱼群出没。  

前次慎娴与我来北戴河时,我们总在凌晨二、三点落潮时分,到沙滩上捡海鲜和海螺壳。四点时,渔夫聚集叫卖,我们顺便买当日的食物回去。此地的蟹蚌非常美味,但慎娴与我偏爱比目鱼。  

一九五六年离开酷暑中的北京,觉得北戴河真是清爽宜人。海风拂面,微咸而湿润。别墅前的砂砾海滩向东西各延伸七里,偶尔有一两叶白帆浮沉在波光涛影中。  

住处周围都是树林和灌木丛。门前两旁有四棵李子树,到八月都结了实。每个李子有鸡蛋大,皮紫红色,肉瓤深黄,味香甜,随手摘食,满嘴清洌。这是在北京无论如何买不到的水果。每当雨后的清晨,我们到松林中采松蘑,这种松蘑大而香,似乎充满了松林中的清凉松香气。两三个小时往往可以摘到一两斤,拿回来,交给厨房,加上虾米,可以煮成鲜美的清汤。毛对汤素无兴趣,但江青却极爱好。  

日子过得既有生气,而又闲散。平时晚上有电影,映些国内外新发行的影片。每星期三、六晚上在浴场大厅有舞会,厅外的大阳台也成了舞池,这是为毛准备的,刘少奇、朱德有时也来。我每天上午两个小时给李敏补习数学。下午随毛和三、四十个办公厅人员和一中队队员到海滨休息游浴,警卫在离岸约两千米的海面上,放置一张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平台,四周用铁锚定住。毛首先游到这里,休息一度再游回去。  

七月底八月初,常有暴风雨,乌云低低压在海面上,即使在这样的天气,毛也去游过两次。汪东兴与罗瑞卿劝阻无效。我也游过。风浪太大,在水中奋力漂浮。有时候觉着游出去很远了,可游来游去实际没有超过沙滩地,不过是随浪沉浮。一个大浪将人似乎推向云端。浪退下去,人又似乎沉入海堤。狂风夹着海水,在耳中咆哮,呼吸间两肺翕张,好象无限地膨胀起来。  

象这样地游过以后,毛往往问我:“你觉不觉得在大风浪中搏斗的乐趣?”我说:“以前没有体验过。”毛说:“平常说乘风破浪,不就是这样吗?”  

海里多鲨,一中队在平台外围了安全网防止鲨鱼游入。有时警卫们捕获鲨鱼,他们想这可以使毛打消游太远的念头。汪东兴清楚,越是劝毛别往远处游,毛越会去冒险,于是将鲨鱼在浴场外展示,这比劝阻有效多了。毛常在浴场休息室看文件,与领导同志谈话,傍晚回八号楼。  

这个暑期,李重真是高兴。一夏天晒得又红又壮。他同一中队的队员们已经混熟,常同他们一起去游水,晚上去看电影。李敏很喜欢他,常带他去玩。他很懂事,晚上我回来的很晚,他在睡前总是将我的床整理好,将换下的衣服也洗干净晾起来。  

其他领导也在北戴河,但常见的只有刘少奇和朱德。其他的领导人感到毛这里太拘束,他们大多去东山国务院管辖的浴场舞场游水或跳舞。他们很少来找毛,我也从未去拜访他们。毛要求一组的人只效忠于他,如果我们和别的领导人走得太近,毛会怀疑我们要“通风报信”。  

朱德偶尔到毛的休息室和毛谈谈。朱不会游水,常带一个救生圈在水中漂游。朱喜欢下象棋,没有对手时,我的孩子李重常和他对局。朱对我非常客气。朱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毛休息得好不好。  

刘少奇也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精神矍铄。他身材细长,背微驼。一般在下午三、四点以后游水。刘那时是毛的钦定接班人,主管国内事务,为人拘谨庄严而小心谨慎。毛和刘公事往来密切,但在北京时也很少见面,只有公文的批阅往返。  

党中央缮好文件,先呈送刘少奇批阅,刘看好后就送往机要室,最后才送到毛那。  

毛加注他的看法,公文在辗转送到刘那去执行。  

刘的最后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①。王那时大约三十几岁,头发黑而浓,脸微长,门齿微露。毛在的时候,王总是很热情地走来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内平台。  

每当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阳台上,一脸的不耐烦和不高兴。江不会游水。最多只在沙滩旁近海处“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软鞋,因为她右足有六个足趾,不愿意别人看到。  

刘的前后好几位妻子给他生了不少孩子。刘的第二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那年夏天也在北戴河。刘涛很纯真活跃,那时大约已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了。她常同毛一起游向远处,晚舞会也常请毛跳舞。毛对刘涛一直很中规中矩。但江青对刘涛的开放活泼作风,又嫉又恨。  

江青常常发怒,我吃足了伺候她的苦头。没想到十年后,她压抑的嫉妒和不安全感全爆发出来,一心一意将刘家人逼于绝境。  

毛和刘对刘所扮演的角色看法很不相同。毛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领导,刘少奇不过是在他的御杖下工作的人。刘则自觉和毛平起平坐,为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九五六年是毛刘关系的转折点。我和毛的关系受到重大打击之后,我才间接察觉到这一微妙的情势。           

注释:①有些资料来源显示王光美是刘的第五任妻子。我们只能确定她是第三位。  

拈花的话:今天是大年三十,又过年了,在此恭祝大家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宏业大展,万事如意。
并且谢谢那些对我慷慨捐赠的朋友,因为你们的支持,使我能够继续写博客、发文章、发微博。我这两个月的生活费基本上是靠网友的捐赠,生活虽然相对清贫,但是已经可以基本维持了。我的帐户依然能够正常使用,希望继续看我的文章、博客的朋友,谢谢大力支持。中国的民主大业,相信成功之日不会让我们等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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