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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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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我二十九岁那年正在澳大利亚雪梨做船医。那时我从报纸上得知,共产党未费一枪一弹便和平解放我的故乡,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当时仍叫“北平”的市民夹道欢迎他们的“解放”。现在共党领导阶层准备将北平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北平也将恢复其原本的名称--北京。国共内战仍未落幕,但大家都确定共产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北京是我的老家,我十三岁以前都住在我祖父所兴建的那所传统四合院里。我老家富裕,属上层阶级。高墙和瓦顶平方错落隔成三个大院,院中种满花草,总共有三十多个房间。它坐落在紫禁城的南方--也就是琉璃厂一带。琉璃厂曾在明朝专门为皇城制造金色的琉璃瓦。  我曾祖父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他的画像挂在家中单独一间房内,每年李氏子弟都会定期聚在此,向他祭拜。他在前厅开的中医诊所仍然保留了下来。我曾祖父富而有礼好施,对穷人十分仁慈。他在我家旁边另外开了一个药铺“沛芝堂”,提供免费的医疗诊断和药品。我先祖在琉璃厂一带和北京许多地方以慷慨而闻名,我自小便相信穷人有他们的苦衷,应该善待他们。  

但我的富裕出身仍将我与穷人隔了开来。北京穷人很多,我母亲不准我出大门和“野孩子”一起玩耍。自小起,家里便期待我成为医生,将医业家传发扬光大。我也以先祖为傲,并立志向上学医。  

我叔父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也是个乐善好施的良医。河南在流行斑疹伤寒时,他自愿前去行医,结果染病,不到三十岁便英年早逝,他遗孀和两个儿子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同住的还有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我父亲在第一任太太去世后,便和我母亲成婚。  

我父亲是唯一未承继家传衣钵的人。一九二零年他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留下我母亲和我前往法国留学,一去七年有余。周恩来是他团里的同学,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周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我父亲却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官员。  

我父亲回国时,带回来一位法国太太跟我们一起住。这事使全家族蒙羞。我母亲是个传统中国女人,单纯而不识字,裹过小脚,天性善良慷慨。她最大的心愿便是相夫教子。那时中国男人可以合法拥有数个太太;这是富豪子弟之间的风尚。但李氏家族从来没有这种先例。  虽然如此,我父亲的法国太太温和守礼,教育程度很高,在北京大学里教法文。  

她对我特别好,常拿糖果逗我吃。但我可以从我母亲时常爆发的愤怒和家法杖责中感到她对我父亲的不满。这也是等我长大成人后才逐渐懂的。  

我童年时便憎恶我父亲。我们很少见上一面,他带给我的大都是负面的影响。族训教导我要牺牲奉献和服务人群,但我父亲渴望权势。我先祖注重道德修养,我父亲却不走正途,他和他法国姨太太回国后不久,便去南京投靠蒋介石政权。几年后法国姨太太去世了,我父亲也未曾再娶,转眼成了纨绔子弟。我对他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径感到羞耻,决心成为悬壶济世的良医。我父亲与国民党的关系使我厌恶国民党,并在早年就接受了共产党。也许我对我父亲的憎恶,也是我后来对毛泽东纵欲生活失望的原因之一。  

我像我那一代大部分的中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爱国热血,以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字、诗词、艺术等丰富的历史遗产为荣。我对近百年来中国的衰弱感到不安。小学时代,我读到一八三九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以及法国、日本和俄国相继入侵之下,清朝的凋零和中国的分裂残败,外国租借地在许多城市中散布,自外于中国法律。我从小便知道上海同盟路往河滨公园的入口上有一块臭名远播的标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这使我非常愤怒。我跟许多人都把中国的衰弱归罪于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  

一九三一年,我十一岁时,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伪满州国傀儡政府。我母亲和我逃离北京,南往苏州。随后我在美国卫理公会设立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我在那里接受的是全盘美式的英语教育。学校宗教气氛浓厚。一九三五年,时仅十五岁的我受洗为基督徒。  

我那时也初步接触共产主义。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他这种富裕背景的人来说,这很不寻常,但他全是凭一股救国情操和对贫民苦痛的关怀。我父亲要送他到法国去深造,他不肯去。  

我大哥每周末都来苏州探访我们。他教导我资本主义的邪恶和其对劳工阶级的压迫,并介绍共产党平等民享的信念。他指斥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愿与日本满洲政权斗争的懦弱。他让我相信共产党全力在对抗日寇。  

我崇拜我大哥,向往他口中的乌托邦世界--一个强大富庶、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国。我念了他给我的几本共产党书籍。大哥说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而朱德和毛泽东则是民族的救星。我自此视朱毛为中国的弥赛亚。后来我得知我最崇拜的作家鲁迅也支持共产党时,更加深了我的信念。  

大约在此时,就是一九三六年,我母亲的干女儿跟我介绍她一位中学同学,她叫吴慎娴。我们几乎是一见钟情。慎娴也是出身富裕的基督徒。整整十年后我们才结婚。那期间,即使战争迫使我们两家越来越往内地避乱,我们都会尽量想法子待在同一个地方。  

日本人往南深入后,我和我母亲逃往武汉。一九三七年我们抵达四川首府重庆。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将国民党首都迁往重庆。一九三五年秋天,红军在蒋介石军团的重重围剿下弃守江西山区,完成长征,并在陕西延安建立新基地。我大哥和一位堂兄也去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就读,此校于一世纪前由加拿大教会所创办。日本占领北京后,许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逃往成都。一九四一年华西协和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完成战时并校。两所大学都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校中大部分的教授为美国人,我用的是英文课本,接受的是现代西方训练。我毕业时有两张文凭--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毕业证书。  

慎娴原本在重庆复旦大学念社会学,后转往成都一所美国基督教学校就读,即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正好完成外科实习,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院里设备十分现代化,医生们都极为尽职。我的志愿是成为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和慎娴结婚,娴那时任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图书馆员。  

国共内战随即爆发。通货膨胀闹得人心惶惶。慎娴的薪资比一般人高,一月相当于一百五十美元,且以英镑给付。相较之下我的相当于二十五美元的月薪便微不足道了,而且我拿的是中国纸币。我每一领薪就马上拿去黑市换成美金或银币。百姓推着一车车的钱上街。米价狂飙,太平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偷钱的人,被迫纷纷闯入米店抢米。  

在这片混乱中,我同学黄梦花正在香港做医生,他建议我去生活较安定的香港找他。香港的医生收入颇丰,娴鼓励我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离开南京前往香港。  

但我未在香港久留,我转到澳洲东方公司,在雪梨行医,时而在往返澳洲和纽西兰的船上做船医。我收入稳定,娴也搬到香港,租了房子,跟英国人共事。  

因为澳洲当时施行“白澳政策”,我不要娴前来澳洲和我同住。身为中国人,我可以在澳洲短期居留,行医挣钱,但我永远无法成为澳洲公民。我的骄傲和自尊使我憎恶这个种族政策。我住在雪梨的一个小公寓里。我认识的澳洲人都觉得中国没有前景。我变得更形沮丧,我留在那只是为了挣钱。但我也不想住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我的骄傲不容许我成为外国国王统治下,没有选举权的子民。  

因此在共产党解放北京时,我十分振奋。我确定共产党的胜利将意味着外国租借地和帝国侵略的结束,中国终于能再在世界上扬眉吐气。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刚收到了母亲从北平来的信,其中有我大哥的一信。他抗日战争时去了延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共产党接收北平后,他随着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进了北平。他很高兴回了老家,并希望我回去。  

信中写道,现在很缺少合格的医生,回来后肯定有符合我的工作,而且全家也团聚了。看完信后,我心情很矛盾!目前我的工资相当高,我们的生活很舒适,娴计划来澳洲和我团聚。我可以将母亲接出来,或者每月寄钱回去都没有问题。  

但我也清楚,在澳洲我无法完成做神经外科医生的志愿。中国人在澳洲没有发展机会,而且就算我钱挣的再多,澳洲仍是个异邦,离开中国,我只是象没有根的浮萍一般飘零。我的爱国赤诚,使我日夜深受煎熬。  

复活节这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昨天与杨先生约好一同去参加复活节游行,然后到他家过节。杨先生是土生土长华侨,但仍旧保留着中国人的习惯。夫妻二人带着一儿二女在伊莉莎白街底开个杂货店。  

我精神恍惚走到杨家,杨看出我心事重重。我将大哥来信的事告诉了他,我没有提“白澳”的事,只是说我下不了决心。他收起了笑容说:“这可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耸耸肩说:“我同你不一样,我全家都在这里。那边给我的待遇再高,我也不会去。澳洲虽然实行白澳政策,可是全国人口太少,谋生容易。你应该问问你大哥,是什么事,有多少工资,可以两边比比看。”  

他的话更激发了我的爱国情操,我并不在乎挣多少钱。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真能由此富强起来,个人的生活暂时下降,也是值得。我离开杨家当天就给慎娴写了封信,让她写信去问我的工作如何安排。  

五月上旬又收到慎娴来信,其中附有大哥的信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的一封短信。傅连璋在中国医学界是知名人物,他大概是长征中唯一一位受过西方训练的基督教医生。他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前,治好了毛主席的疟疾。他在延安的共产党战时司令部任共产党领导阶级的医生。傅的信写得很诚恳,欢迎我回去,工作安排没有问题,并且希望我转告别的医生,愿意回去的,一律欢迎。但他只字未提薪水的数目和我工作的性质。  

我看到信真是受宠若惊了,一位部长肯写信给我,说明共产党爱惜人才,延揽人才建设国家的决心。我抱着感恩知遇的心情,决心回去。  

在我动身的前夕,杨请我到他家里,同时还约了两位在中国城开业的华侨医生。  他们祝我一路平安,并且要我以后给他们写信,又说:“如果工作不合适,还可以再回来。”  

谁知这一别就是三十六年。一九八五年我应澳洲医学会邀请到澳洲访问时,曾顺道去伊莉莎白街街底找杨先生一家。但杂货店不见了,我也没找到我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我回到香港英皇道家里与慎娴团聚。这里很热闹,上海战事已结束,天津与香港之间已经有船通航,香港拥来了大批由内地逃来的人,可是又有不少人离开香港返回内地。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先去看了黄梦花,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十分惋惜,说:“我们一起在这里干多好啊。”我向他提了傅连璋的信后,他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也好,你先回去看看,如果好的话,你写信来,我也回去。”后来我没有写信叫他回来。  

走前我们又去看慎娴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张今铎先生,他正准备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共产党召集了无党无派的各路精英,成立了这个会议。我们当时很天真,以为这能给杰出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演员和非共党的“民主派人士”政治实权和发言机会。新共产党政府会运用我们的精力、教育和才能来改造中国。  

张令铎十分高兴地说:“中国现在有了希望,应该回去参加建设。”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办第一次大会,会中表决通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中央政府领导成员名单,毛泽东将成为新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为刘少奇和宋庆龄等人。但政治协商会议最后演变成一个笑话--共产党接管了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务。政治协商会议只是个花瓶而已--摆着好看,但没啥用处,凡是斗胆不识相的向共产党进言的委员皆被打成右派,送去改造。张老师便是这些天真的人之一。  

张于一九五七年被批斗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给他平反了冤案,可是这时他已是龙钟老人,两眼失明,自己都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一开始,在政治迫害还未展开前,我一直觉得共产党统治中国是再恰当不过的事。我崇拜共产党,将它认为新中国的希望所在。我在澳洲像个瞎子,前途茫茫。回祖国以后,我将对新中国贡献我的才能。因此每次当我隐约见到共产党黑暗面的时候,我总认为那些是无伤大雅的个别现象,而将他们抛诸脑后。  

在香港跟我们合住的黄先生将我介绍给一位姓严的先生,在见面前黄对我讲:“严先生负责挑选优秀知识分子去北平。经过他介绍,回到北平可以到医学院教书,工资也会高。你最好送他点礼品。他没有手表,你买块瑞士表送他就可以。而且凡是由他介绍的,全部路费都由他们承担,到北平后还招待食宿。这样算下来,你可以省不少钱。”  

黄这番话自然是为我打算的好意,想让我用点小礼换来不少好处。但我痛恨贿赂,中国几千年的官场不就是贪污腐化吗?我天真的以为,共产党绝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贪污腐败。我对黄说:“我认为共产党是廉洁奉公的。我靠本事吃饭,不做这样的事。”  

以后我再没有同这位严先生来往。他后来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且是某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之一。数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人,先派到香港,后又派到民主党派工作。  

后来直到一九五六年,我做了毛的医生,在一次闲谈中,我告诉毛我这段经历,和我对此人此事的看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毛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真是书呆子,应该懂得人情世故,水至清则无鱼,这有甚奇怪的。我戴的这手表就是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我的。”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极为动荡不安。我年轻天真,满怀理想,我将回到故土,并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医院中任职。我将承袭我家医业传统,并遵照医学学位里的誓言,不论贫富一律尽力救治。我会成为伟大的神经外科专家。医学将是我对建立富强新中国的贡献,在那个新中国里,人人平等,贪官污吏绝迹。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我与慎娴由香港乘船经天津回到北平。我一九三二年离开北平,十七年后回来了,亲戚们见到我都说:“你可是落叶归根了。”我真的是归根了吗?                            

注释  

①一九零四年美国六所教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之赞助始于一九一四年。上海复旦大学于日本侵华期间迁往重庆。  

②据薄一波指出,一九四九年时,中国只有六千名“高级”知识分子。  

2

我看到的北京是灰茫茫一片阴沉败落的景象,完全失去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光彩。  

历经八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后,北京残败不堪,城墙倾塌多处。北京市民似乎也染上北京的阴沉,人们凡是共产党干部都是一身快洗成白色的土黄或灰色的干部服,一律穿土布鞋,老百姓则是蓝布大褂,发型全是一个样式--男人全是极短的平头,女人则是削直的短发。象我这样西服革履,真是绝无仅有,我的长头发也很显眼。慎娴烫过的头发,西服套服,半高跟皮鞋,在短发列宁服的女干部和布旗袍的女市民间,更是惹人注目。  

我急忙向我大哥要了两套他的旧军服,慎娴赶做了两套布列宁服,都买了布鞋,剪短了头发。分别了十三年的老母亲头发全白了,人瘦得大约不足八十磅,见到我就说:“你不走了吧?”我说:“回来了,自然不走了。”  

但北京的气氛却与它残旧的外观大不相同,整个城市似乎欢欣鼓舞,北京解放了,全体市民诚心欢迎共产党新政权的到来,只有几个觉得我们回国是傻瓜的亲友不做此想。  

星期日大哥大嫂回到琉璃厂家里来,互相谈了这些年的情况,然后大哥说:“你的工作傅连璋副部长已经有了安排。”于是星期一上午我到了弓弦胡同二号。这是很大的宅子,有六个大的庭院,满清时是个王府,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了杜聿明的私宅,后来便成了卫生部用地。傅连璋在最后一个院子的北房内见我。他是一位削瘦修长的老人,前额宽大,两眼有神,半躺在一个睡椅上。他当年是五十五岁,因此在二十九岁的我眼中,自然把他看成一个老人。  

他问我的学历和经历,然后说:“我有肺结核多年了,不能多谈。你的工作已经派好了,明天上午你去椅子胡同军直卫生处报到就成。”  

在新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执行管辖,卫生处直属其下。  

第二天我到了军直卫生处后,接见我的任玉洪说:“非常欢迎,你大哥是我的老上级了,现在缺少医生。”他又说:“傅部长交代了,同我们一样,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因为你是高级医生,所以有中灶待遇,衣服鞋子都会发给你,零用钱也比一般工作人员高些,每月有五十斤小米折钱零用。”  

当时的供给制待遇分为四种,大灶是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中灶是中级干部,小灶是高级干部,特灶是中央首长的伙食标准。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我所以得到所谓供给制,正是将我看做自愿参加“革命”的人。  

我听了以后,心里很紧张。我经济负担很重,除了慎娴外,我得奉养母亲、一个婶、一个舅母和表妹,以及我的岳父母。  

我心里算了一下,我们从香港带回些美元和黄金,没有工资可以支持一年。一年以后怎么办呢?我正在沉吟的时候,任给我介绍旁边的一位说:“这是雷同志。”他对雷说:“老雷,你给开个介绍信。”雷介绍我到香山劳动大学香山门诊部。  

任接着说:“李大夫你回去准备一下,下星期一这里有卡车去香山,老雷陪你一同去。”我觉得很奇怪,自始自终他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似乎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有商量余地,再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劳动大学这词儿。这样我到底是不是到学校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如果只是门诊部,那么范围就太小了。  

至于慎娴的工作就难了。她不是医生,卫生部无法安排工作,只好暂时先到通县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幼儿园工作。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们在香港时,并没有说她的工作不好安排,否则我们会另外考虑回国的事,因为经过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介绍,香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她去工作。我又想到,在香港时真应该送严先生一块表,这样就会对她的工作有适当的安排了。  

我大哥安慰我说:“你刚来,不懂。在我们这里,只能工作挑人,不能人挑工作,这叫服从组织分配。工资的问题,目前先这样,好在你还有点钱,以后会解决。”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劳动大学门诊部在香山脚下。香山位于北京西北数里外,曾是清朝帝王御猎场所,山坡上有数座乾隆时期兴建的游宫。香山也以两座古佛寺而远近闻名--卧佛寺和碧云寺。每到秋天,白枝松树和长满红叶的黄栌树将整个山坡编织成绚烂的锦云。  

劳动大学占了香山大部分,人口众多,热闹纷嚷。  

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和副处长罗道让两人都说欢迎我来门诊部工作,并说星期六晚开一个欢迎会,将我介绍给行政处的全体人员。他们让行政科席科长给我办报到手续,发了服装和被褥,又给我一枚圆形珐琅证章,当中是个五角星,中央有“七一”两个字,背后刻有号码。席说:“这个不要丢掉,这是出入证章。”又向我补充说:“不要对与这事无关的人讲山上的事。”我听了真有如坠五里雾中。  

宿舍位于林木密布的半山腰。但我房间离香山上举目可见的游宫很远,房子是个简陋的小农舍,对我这个出身富裕的城市人来说,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种房舍。泥土铺地,房顶漏水,头上只有一个电灯泡做照明,房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床--架在两条木凳上的一块木板--没有床垫或是床单。没有水,外面有个茅坑做厕所。因为我住处过于简陋,慎娴不能来与我同住,我每周周末回北京老家时才得以和慎娴团聚--还有洗澡。  

我们照中国农村习惯一天只用两餐--早上十点还有下午四点。农民很少吃肉,因为我身分是医生,不但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而且几乎每天都有肉吃。餐厅和宿舍一样简陋,但食物味道不错,厨房也干净。  

门诊部更是令我大吃一惊。泥土地板的农舍,设备十分简陋,除去几支体温表和两个旧的血压计以外,就没有别的检查器具了。唯一的医疗药品便是阿斯匹灵、喉痛糖浆和消炎药。看来今后给人看病只能靠听诊器和自己的经验,对于稍微复杂的一些病,怎么办呢?  

门诊部有两个主任,都是三十岁左右。其他医务人员有二十几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男女,来自农村,受过短期的医务训练。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  

他们只会像包扎小伤口这种急救,知道阿斯匹灵可治感冒,但对诊疗则一窍不通。  

有的人说:“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们真希望有你这样一位医生,可以给我们上课,讲讲医学知识,我们学的太少了。”我吓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好呢?  

那星期日我回到家里,正好我中学时一位好朋友陈来看我。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见面。陈是老共产党员,在青年团中央工作。他问我这些年的经历,又问我现在的情况。我向他讲:“我现在到了劳动大学门诊部工作。这个大学很大,而且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象这样的学校很少见。”  

他听过以后,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说:“我这次来看你,事先请求过领导。领导要我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免得你刚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发生错误。”我听了倒真糊涂了。我说:“我是医生,给人看病,仔细尽责,有什么错误可以发生?”陈说:“你不要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我告诉你了,在劳动大学。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看看门诊,没有什么大病,实在荒废时间。”  

他哈哈大笑说:“你看那里象个大学吗?香山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各个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你这个门诊部就是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的。北京解放不久,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机关暂时在这里,难道没有人告诉你,要保密吗?”他又庄重起来说:“时间长了你自然会知道许多情况,不要小看这个门诊部,设备不好,病人不多,但是这地方重要,接触的人也重要,这就是我们的领导同意我与你谈谈心的原因。”  

当时我不敢问他,他口中所指的领导同志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香山这一地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及所属中央机构的所在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中,周恩来与任弼时经常住在城里,朱德住在香山附近的玉泉山,这里也是过去清皇室的园林区。毛泽东及刘少奇住在香山。周围的卧佛寺、碧云寺及西山一带有名的寺院称为“八大处”,都住满了党中央机关和部队。  

香山门诊部的上级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除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主管所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后勤供应以外,其余各处主要是为五大书记的办公、会议、警卫和料理生活而服务,但中心是围绕毛而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是党政机构里最神秘的部门,连其成员都不清楚它的组织机构和功能,只有高级干部或资深人员才对其略知一二。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分成八大部门。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副处长罗道让主要负责党领导阶层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后勤供应。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他那时也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手下做局长)负责党最高领导阶层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汪在保护所有最高领导同志之外,还身兼毛泽东的卫士长。汪在保健工作方面时常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互相牵制冲突。  机要秘书室主任为叶子龙。他负责安排所有的高层党干部会议、会议记录,以及政府党务公文的收发。此外,他还兼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管毛的家务、及负责处理毛的礼品,并给其他四大书记选派机要秘书。  

政治秘书处则负责实际的公文书写工作及向最高干部通知要务。一九四九年处长为陈伯达,他也兼任毛的政治秘书。毛也有其他的政治秘书--毛的妻子江青、胡乔木和田家英。其他书记也有专属的政治秘书。  

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和机要交通处(处长王凯)是办公厅下最机密的二个部门。中央机要处负责中共中央的机要联络,需要大批收发密电、译电的人员,译电没有译电本,全凭在河北张家口的机要学校受训死背,密码又常常更换,所以译电员或机要员都必须年轻,年纪稍大,特别在结婚有了小孩子后,记忆力下降,就不适合这个工作了。  

机要交通处则负责全国党军领导的机密文件往返。  

档案处处长曾三负责保存共产党的党史资料。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处长邓典桃则负责党各部门的后勤供应。  

在罗道让和傅连璋的联合管辖下,香山门诊部负责中央办公厅内所有干部的保健工作。因此我的病人就包括了这些高低阶层干部和其家属。  

我自然也认识了其他中共中央机关的大小干部,但平时交往上没有与上述这些人那么密切。我对这些人都抱着崇敬的心情。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的富强康乐,为了建立新中国,从青少年时代就弃家参加了共产党,历经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是真正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此外,我对于一般的男女干部与工作人员也抱着极大的敬佩态度,因为这些人也都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在默默无闻中奋力工作着。  

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与事。中国有了希望,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  

在我成为中国革命核心的新成员后,我得以在建国仪式中,坐在前排,亲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天清晨五时,大家起床。这是个晴天,凌晨很冷,都穿上了棉大衣,吃过早饭以后,由香山乘卡车出发,不到七时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抵达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飘扬的彩旗一扫北京的阴沉。人群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唱着革命歌曲,场面既宏大,又很激励人心。  

十时正,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自我大哥第一次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救星起,他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虽然我在香山工作,却从来没有见过毛。他当年只不过五十六岁,高大壮硕的身体,脸色红润,前额宽大,头发漆黑浓密,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穿了一身黄呢中山服(后来这样式被称为“毛服”),戴一顶黄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联合阵线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间。高雅的宋庆龄也在场。  

虽是众目所瞩的人,毛的态度却从容而又庄严,没有一丝做作或倨傲。我也看过意气风发时的蒋介石好几次,但他仪态总是非常高傲,要所有的人俯首称臣,从未让人感到易于亲近。  

毛却很有群众魅力。虽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语音清晰,语调很富感染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大声宣布。随即广场上人群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心头。中国、中国人受外人欺凌侵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创造者。我离他很近,但是又觉得很远,因为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医生,当时我可万万想不到以后成了他二十二年的保健医生和医疗组组长。他临终时,我也在他的病榻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访问数月,与苏联的史达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九五零年二月回国后,毛自香山迁入北京中南海(即为旧紫禁城的游园地)。中共中央办公厅随之迁入。其他中共中央机关也相继搬进城内。这时行政处的主要人员迁入中南海,称为中南海行政处,香山还留下小部分人,称为香山行政处,看守香山这一地区,以备毛等人或许有时小住。门诊部也因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中南海,在警卫处下成立保健科,专门负责毛等五位书记的保健医疗;香山还留下门诊部的大部分人,称为香山门诊部。我留在香山。  

如果没有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或许我就不会离开香山,那么以后的三十八年势必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3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处下属,专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服务的服务科,有一名服务员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脑炎。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误诊为感冒,没有进行相应的急救治疗而死亡。周恩来,杨尚昆震惊万分,因为瀛台距离毛的住处丰泽园、颐年堂及菊香书屋很近,他们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染上流行性大脑炎①。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南海门诊部,撤销了门诊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将香山门诊部迁进中南海,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于是我随同门诊部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转折。  

门诊部设在南海流水音及沿东大墙一带的院落。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游乐与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笔的木制对联、匾额仍然挂着,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绘已经剥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没有自来水,都用南海边上的机井。门诊部就用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为宿舍,一部分设立门诊室、手术室及病房。虽然仍是因陋就简,但比在香山时要完备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城内的房子还没有修好,暂时设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军委的彭德怀、中宣部的陆定一、张际春、何凯丰,以及陈伯达、胡乔木和任弼时的未亡人陈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东的永福堂等以福为名的八个四合院中。  

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中,只有我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就让我负责。我分配到一间小宿舍。后来我搬到比较大的南船坞宿舍去,慎娴和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李重便来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卫森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检查通行证。我在毛住处附近的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佩戴着乙种通行证,只能在门诊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带活动。慎娴虽然也分到乙种通行证,但行动自由小得多。后来我调到毛处工作,才换成甲种通行证。  

在中南海门诊部内,我照顾起许多领导干部的健康。那时大小干部在城内没有宿舍,同他们的家属都在中南海内。因为花了八年时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他们大都是结婚不久,刚刚有了小孩,对孩子很宝贵,有一点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我看。这样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请入党,但我的政治历史很有问题。换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亲在国民党时,做过官,是所谓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时全国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敌”,剥夺了公民权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现在完全靠我赞助。  

此外,慎娴于一九四四年在云南省昆明巫家坝美国空军供应处,一九四七年又在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有人一直怀疑她是美、英特务。  

我年轻时的活动也令党怀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后,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我将年轻时的经历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苏省苏州(亦即吴县)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是高中一年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都要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从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学集中到江苏省镇江三十六标接受军事训练。  

在集中军训结束前,我和一些同学集体加入中华复兴社。回到学校后,没有人找过我谈到中华复兴社,也没有什么行动。然后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里当过短期军医的那小段经历也被共产党怀疑。  

但问题是,中华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也是蓝衣社军统的前身,是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参加以后,会没有任何行动或活动。  

汪东兴决定派人对我的背景做更进一步调查。他们一直怀疑我曾是中华复兴社的活跃分子,搞不好还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入党的事,就此拖延了下来。  

但我极想对正在热烈进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请加入土改队,自愿下乡,把大地主的旧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给穷苦农民。虽然我岳父母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财产,我仍然支持这个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终止乡村的剥削,改善贫穷苦况。  

多年以后,也参加过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说当年的运动常常十分残暴不公。但我的申请未被批准。党告诉我,中南海需要我的医疗服务。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我也申请自愿从军。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我未参军,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报效国家。当时美国的军备远远比中国先进,我心里以为中国必会战败。我很关心战情发展,听到中国连连传捷报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是百多年来中外战争中,中国第一次扬眉吐气。我得知美国竟在韩国使用细菌战时非常震惊。即使在朝鲜战争状况未明的阶段,我仍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但上级仍拒绝我的申请,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变得郁郁寡欢,我既不能为革命效力,又没有机会成为神经外科专家。我觉得和那些身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间有一道鸿沟。入党的事一直没有结果,使我沮丧不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与毛的家人有了接触。  

那时毛三十岁左右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发作。毛有两个儿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个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杨开慧所生。杨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绝背叛毛而被国民党处死。那时毛在数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岗山已经和贺子珍结婚。杨死后,两个孩子前往上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一些认识毛岸青的人,都觉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残酷殴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导因。数年后共产党在延安建立基地时,才又找回他俩,毛随即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  

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九岁的大儿子毛岸英赴前线作战,不幸在美国炮弹轰炸中丧生。这期间,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处做翻译。  

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内揭发出,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人冒领了,他一怒之下打了这个人一记耳光。毛泽东知道之后,狠狠批评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发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现象,有时发呆,长期失眠,不过没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  

毛岸青发病以后,便住进中南海门诊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内整理病历,值班护士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叫我说:“江青来看毛岸青了,要你去汇报病情,快点。”  

我走进病房旁的一间休息室,江青坐在一个靠背椅上,旁边站着漂漂亮亮的她的一个护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离得很远看到江青。我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个电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与众不同,只是没有想到,会与大家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过三年,无论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穿着灰色或蓝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候,衣服褪色、油垢、补绽,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见到。  

江青穿一身银灰色纯羊毛派力斯的连衣裙,敞领上装内是米黄色绸衬衣,穿著长统肉丝袜,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头发又黑又多,烫过,精心向后梳,挽起一个发髻,眼睛圆圆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肤细腻,乳黄。她瘦削,大约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却显得比下半身长。她那年三十八岁,我则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她说:“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纯北京话,没有等我回答,接着说:“岸青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人说江青年轻时很漂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她顾盼间让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将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说清楚,并且说明在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设备,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疗,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较为妥当。  

她沉思一会,然后对我说:“我将你的建议,报告给毛主席,再决定吧。”然后她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细长柔软,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家。”然后向院子走去。这时我才看到,有三名警卫人员站在院子里。  

总的说来,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谈话时,不停地打量着谈话的对手,似乎想在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什么。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温暖与信任。相反地,在那两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着侦伺对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④,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妹妹张绍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这件事发生后年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的胡乔木请我到家里,给他检查身体。当时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发作。  

胡乔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头的以福字命名八个堂的最北一个四合院内。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我到胡乔木的卧室,胡脱去上身衣服,我给他检查。  

正查的时候,谷羽跑进来。神色张皇地对胡乔木说:“江青来了,快穿衣服。”  

胡乔木立刻爬起来,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说:“李大夫,对不起,今天不能检查身体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经大步走进来,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说:“这不是李大夫吗?”胡乔木迅速答道:“我请李大夫检查身体。”江说:“还没有检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说:“不,已经检查完了。”我同他们告别,走了出去。  

这是第二次与江青见面。这次仅是匆匆一瞥,她给我的印象与第一次相同,只不过让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门诊部工作是极其勤恳的,每天除上下午门诊以外,夜间还要出诊。另外,我给人们看病时,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内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称赞。很多人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愿意将个人及家庭的烦恼同我谈谈。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择模范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荐为甲等工作模范。  

五零年后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在集中军训时的中队长徐斌,他正在贵州省息烽县的监狱中劳动改造。徐完全不记得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找到了一些我在东吴中学时的同学,这些人都证明我没有过政治性活动。总之,他们调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没有得到我有过政治性活动的证据,甚至有的人还说我并没有参加这类政治团体。这次调查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结论是“查无实据”。  

我的“阶级背景”和这些政治性活动在往后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横扫过时,又会回来困扰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毛的两篇文章、年轻时我大哥给我念的几本书和一些共产党口号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这几年下来,我对我本身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清楚。我五二年虽然终于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工农干部的眼光里,我永远是一个本身历史很复杂的知识分子,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个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  

因为我是医生,他们只不过要利用我的医疗技术专长而已。  

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最高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还兼任毛泽东的卫士长。我是在中南海门诊部认识他的,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长征、在乡村长大。他在十岁时,因在城里的街上随地小解而差点被警察拘捕。汪的父亲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狱之灾。汪痛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便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延安认识了毛,并开始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他跃升到这个政治职位。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识分子,对我这个接受西方训练的医生也特别客气。  

一九五四年刚过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二日下午,我正在门诊部值班,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约我晚饭后,到他那里去,说:“有事情要谈谈。”我讲我在值班,有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仔细谈。”  

我觉得很突兀,因为汪平时说话,一向直爽痛快,从来没有将话留下,不立即说明。  

那时都很简陋,汪的宿舍就是一间大房子,是办公室、会客室、饭厅兼卧室。他的小孩和保姆另外住在院子对面的平方里。他刚吃完饭,要我坐下,泡了一杯茶。  

他说:“这是今年的龙井茶,你尝尝。”我喝了几口茶,就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去办。他的神色突然严肃起来。他讲:“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放在门诊部,保留这么久,没有调出去?”我说:“我不清楚。”  

他说:“我观察了这么几年,你很受群众的欢迎。你最大的特色是对待人不分高低上下,一律耐心周到,不势利眼。所以,不只是一般同志,就是高级首长都知道你。你的高明的医术,平易近人的人品,热情细心的服务精神,给大家的印象比较突出。在闲谈时,毛主席他们都听说了你。给毛主席找个保健医生,能胜任下来的不容易找到。我已经请示过周恩来总理,他批准了,昨天我当面报告了毛主席,他同意。不过要先见见面,谈谈,如果谈得来,再定。你要准备准备。”  

我听了后,大吃一惊。我再也想不到,会指派我做这么一份工作。  

我在门诊部时,毛的住处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虽然身在中南海内,这块地方真可谓近在咫尺,但是在我的眼内,真象是海外仙山一样,既神秘,又庄严。我常常抱着崇敬的心情,在南船坞楼上我的住室窗口,望着这块地方。这里是全国的心脏,从这里传出来的每一次跳动,都牵连着大陆中国内的每一个人的命运。  

许多思绪此时一一闪过我脑海。我的妻子慎娴在美军供应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没有办法找到她不是特务的有力证明,因此她没有资格加入共产党。而我也没法改变我的出身背景。何况,毛已经有了保健医生⑤。然后我又想起我大曾祖临终时交代子孙不要作御医的遗言。  

我将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汪。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想的这么多?你的历史问题和家庭的一些问题,在你入党前已经审查过了,都做了结论,不是新情况,新问题。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定下来,是经过党委讨论。而且你的这些问题,报告了罗部长和杨主任,也报告了周总理,都认为不成问题,才报告毛主席定下来。你还有什么犹疑呢?至于你大曾祖的事,那时封建皇帝时代,怎么能同现在相提并论呢?”他说完又大笑起来。  

我又问他,傅连璋知不知道这次的分派。傅此时已是新设立的卫生部副部长,兼任保健局局长,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认是毛的密友和追随者,非常关心毛的健康,自然会想参与我分派的事。  

他说:“傅部长虽然是你的上司,但是这样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来,不需要他参与。”但实际上汪估计不足,傅对于我这次任命没有通过他,十分不高兴。  

我当时又问汪:“是不是是再考虑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给毛工作,是个众目交集,引人注视的所在,尤其负责他的健康保健,责任太大。一旦发生点差误,即使算不上什么的差误,也会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而形成“阶级报复”的骇人罪行。  

汪说:“不行了。这已经是组织上定下来的事,没有考虑商量的余地。”我看这事已成了定局,没有回旋余地。我又说:“我在工作上自然会十分谨慎小心,但是医疗上不可能十全十美。万一有点差误,那时就复杂了,而且会连累到你。”  

他说:“不要想的太多。你做自然要谨慎小心,要请示报告,但也要放胆去干,不能没有主见,也不能事事都请示报告,要勇于负责。我看你能干好,我不会看错人。”然后他又说:“你准备好,先与主席慢慢熟起来,能不能做下去,适合不适合,还要由主席自己决定。你等着吧,会找一个很自然的机会让你见主席。到时候我会通知你。就这样吧。”  

在这次谈话以后,汪将毛以前的一些病历记载拿给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并嘱咐我多做些准备,还同我说:“主席就要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这次你先不要去,照旧在门诊部工作,还是要找自然机会见他。”  

我回到宿舍,同娴说了领导上的这一决定,和我跟汪谈话的经过。她也认为,既然中央定下来,不可能改变了。她说,这工作责任太重,不能出任何一点毛病。从这天起,娴无日无夜不为我的工作与安全担心。  

曾任共产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于一九五0年猝然与世长辞后,其未亡人陈琮英变得极为消沉。陈常来门诊部看病,主要是头痛、失鸣和耳鸣。我给她镇定剂及苏联的一种溴化钾和咖啡因混合药剂服用,但她的问题纯粹是心理上的,门诊部也无可奈何。我只能尽量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人十分善良热诚,认识我时间长了,待我如同子弟。  

后来我奉汪东兴之命陪同陈琮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两个星期,以防她忧郁症病情恶化。当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医生时,她同我讲:“这个工作可不好做,千万谨慎小心。毛老头脾气大得很,而且翻脸不认人,没有人在他那里干得长的。江青这个人,是出名的骚贱货,待人刻薄,你千万别上当。在那个地方工作,一旦搞不好,出来,没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还要坐牢。”  

在五十年代初,毛的威望正如日在中天,谁也不敢背后议论他。这些肺腑之言,简直是“反党言论”。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在此后的行动中,无时或忘。  

一九五零年后的两年内,连续推行了“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前一个运动主要打击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黑社会分子,后一个运动则主要针对共产党内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其中固然有少数确有腐化行为,但大多数是挟夙怨借机打倒对方。  中南海内也展开了保健医生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在警卫局长汪东兴的指挥棒下,将一些保健医生打成“反党分子”。原来是几年来这些保健医生不满意脱离医生临床工作,单纯只给一个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谓保健,凑在一起时,不免讲些不满意的话,甚至发牢骚。警卫局便藉此机会整整医生们。  

这种“批判斗争会”几乎每天下午、晚上开,每次要开四或五个小时,弄得人疲劳不堪,而同时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江青的保健医生徐涛(他也曾短期任过毛的专职医生)在批斗会中是众矢之的。开批判斗争徐的会上,江青特地叫卫士参加,“揭发”徐对江青是如何“粗暴”,如何“虐待”江。并举出例证,如,江青叫徐拉上窗帘,因为日光刺目,徐没有立即拉上,于是成了有意损伤江的眼睛;江要求室内温度固定在摄氏二十六度,江感到冷,批评徐降低了室温,徐拿了室内温度计给江青看,恰好是二十六度,于是成了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江。像这样的“罪名”不一而足,要徐承认“有意反对江青,反对共产党”。最后徐被定为“反党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团”内的保健医生,都被调离中南海,可是这位“反党分子”的徐医生,并没有被调出中南海,反而继续给江青做保健医生。  

我很同情我那些医生同事。我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绝对不是反党分子,但我只能保持沉默,如果我很公开替他们辩论,我也会被归为反党分子。  

走笔至今我仍感到良心不安。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我大哥、堂哥都受到波及。他们是我的亲人,我清楚他们是无辜的,但我不敢站出来为他们辩护。  

在我正式为毛工作之前,我就已经违背良心了,无法言行合一。在政治风暴中我总是三缄其口,但此次批斗大会上,我被迫加入攻击的行列,来保全我自己和家人。我无法指控那些医生反党,我只说他们不该发牢骚,他们没有好好做好工作,所以应该反省学习。  

我那时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就展开的保健医生批斗会里,医生们其实只是汪东兴和傅连璋争权夺利的棋子。  

这两个人的职务无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负责指派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凡是傅派到“中央首长”处的医生,都要定时向傅汇报,回报的内容不只是身体健康情况,也包括所了解的言论和行动。傅还透过这些医生递送他写给某“首长”的信,表示他的关心。傅采取这些手段,来摸清“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动向,特别是党内斗争的动向。在“中央领导人”中,自然毛泽东是傅视为最重要、最需要摸清的人物。  

而身为警卫局长的汪东兴恰恰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摸清中央的意图动向,进一步垄断这些情况。汪能指挥的主要是警卫人员和卫士,因为这些人都是汪亲自选派的,但是汪也要利用医生和护士收集情报。于是傅连璋认为汪东兴干涉他的业务职责,汪又认为医生听傅连璋的指挥。  

在汪任派我为毛的保健医生后,汪傅之间的勃溪剧烈。傅想以我的家庭背景问题说动毛不任用我,汪则转而利用反革命批斗大会一一攻击傅委任的医生。最后是汪胜利了,医生们只是牺牲品,汪东兴和傅连璋之间形成决裂局面。  

发生这次所谓“反党小集团”事件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完全明白了,在工作中,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意旨,如不谨慎而触犯“上级”的个人意志、威望、都会被无情的“整”,也就是被镇压。采取的方式,是“群众的”制裁办法。群众呢,他们是被指定参加这行动,甚至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早经排好的。  

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动的教育,让我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布置好了的环节内言谈行动。一个人不能有什么个人意志,只能是一部庞大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不管这零件安装的部位合适不合适,也不管这零件在整个机器运转时,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这部位上听命运转下去就可以。  

这点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比拟的,在“为人民服务”、“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钢铁纪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在一片颂扬声中,所有的生机都被斫丧了。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动,成了准则。而更糟的是,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进而一步步爬上去。  

四十年后的今日,我在美国安全的环境下,追忆这些往事,我知道我当年还是会这样做,我没有余地,我那时得保护我的家人,无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国,政府要我支持一九八九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我也必须同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  

而四十年前的我,在与汪东兴会谈数月后,仍满心欢喜的期待毛的召见。但毛迟迟未召我去。            

注释  

①共产党第五大领导人任弼时因脑溢血突然暴毙是另一个原因。也正是在这时,每位领导人都派任一位专职保健医生。  

②中国当局一向坚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美国官方则一直否认。  

③另有报导指出,毛与杨开慧共育有三子,其中一个(译注:毛岸龙)在杨开慧被处死后,下落不明。  

④于李医生前任毛专任医生的王鹤滨指出,毛曾将岸青的一些信转给他,岸青信中说他的心灵被一个小人占据了,那个小人常刺激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岸青写说,他控制不了那小人,也无法逃避他,他为此感到很局促不安,但没有那小人时,毛岸青又觉得寂寞。年光事件后陈学诗为毛岸青做诊疗。中国解放后,精神医学几乎全然瓦解。文化革命后,也在狱中关了七年。李医生不知道岸青或其他高级领导接受哪种药物治疗。但他确定医界从未使用导电筋挛疗法(ECT)。王鹤滨说,此事后,毛岸青被送往苏联接受数年治疗。  

⑤一九五四年前毛的医生包括傅连璋、陈兵辉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有王鹤滨、周泽昭和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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