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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吴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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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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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人类历史上一幕大悲剧在中国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仍让人感觉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屈指算来,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 了,那些惨痛的历史图像一幅幅沉入记忆深处,被欢笑、鲜花和转眼即逝的一个个新浪潮所掩埋。太多的苦难,教会了中国人用抹掉痛苦记忆的遗忘方式来对付,更 加悲哀的是,这种遗忘方式已经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劫难的亲身经历者们偶尔会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披衣而坐,聆听窗外开籁般的声音。只有在那时,当他们回忆起自己逝去的生命、 青春和激情,心灵会一次次被痛苦吞噬,也只有在那时,才有片刻功夫对“文革”作点反思。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由于种种并不算复杂的复杂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型现象:“文革” 在中国,“文革”学却在国外。
当然,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会为这种畸型现象而痛心。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改变这个畸型现象而作出努力。“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如今的人们太忙了,谁也不愿、也懒得去惹这个麻烦。何况,当二十世纪正一点点溶入暮色的时候,人们忽然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就在这样的时候,一天早晨我醒来了,真想做点什么事,一头便撞进了“文革”迷宫,我要用手中的笔记下那段充满血水、泪水和耻辱的历史。这有点像骑着瘦 马挺起长矛去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先生,有着不识时务的愚蠢和自不量力之嫌。
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得经受住物欲的诱惑。历史毕竟在隆隆行进,伴随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出现的是中国人的发财梦。经历了二十世纪绵绵不绝的苦难,千百 万人像是忽然发现了遍地黄金,即使在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路上,也到处能看见熙熙攘攘忙碌着的人潮、花花绿绿的时装以及商贩们的叫卖声。一个回忆“文革” 苦难历史的人,在那些人群中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啊。抛开这些不说,单就资料的勾沉和繁杂的采访,也是十分艰难的,相信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写作者都有深切的感 受,在此不多赘述。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内心里的一种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因为力不从心而最终放弃这次写作。幸运的是我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的结果,是有 了这部关于红卫兵的书。

         ※        ※         ※

  写红卫兵,是我的一个夙愿。任何一部记叙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任何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如果不涉及红卫兵问题,就不能说是完备 的。红卫兵运动以狂热发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愤终结,当年那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五十来岁的半大老头了。岁月沧桑,令人扼腕叹息;回首往事,寂 静的夜半时分不时传来他们苍凉的唏嘘声。
青春已经不可挽留地逝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但是在电影电视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当年那些红卫兵们宝贵的青春却屡屡被漫画式地简 单丑化。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土匪”红卫兵挥舞拳头,雨点般砸向受难者。刑车开过来,受难者挂着黑牌睡被强行推上汽车,旁边 的一个女人眼泪刷刷往下流淌,一个孩子叫喊着追上去,不知怎么脚下绊了一下,孩子倒在地上,紧接着伴奏起了激扬的音乐效果。
仅仅这样描写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一个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谈到这一现象时悲愤地说:“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还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 还要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红卫兵运动是一场悲剧,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那只能是这场悲剧的悲剧性延续。

         ※        ※         ※

  有人这样说过:“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如果借用这句话来形容红卫兵,说“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也是有道理的。十七八岁,二十多 岁,他们盲目地卷入“文革”,狂热地把自己奉献给了某种信仰,这是宗教,也是陷阱。谁想得到,那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布满血与火的炼狱。他们亲眼目睹 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像,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几乎每一个从“文革”中出来的红卫兵都是爬着出来的。衣 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像上群雕塑,象征着永恒的苦难与风流。
于是,就有了许多自封的和被封的封号:“苦难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沉思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伤痕累累的一代”……这 些全是他们,又全不是他们,他们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自己也就变成了错综历史的群体。迷惘之后有的人沉沦;沉思之后有的人堕落;愤怒之后有的人开始向社 会报复——疯狂地占有和掠夺。当然有更多的人从伤痕累累中站起来,继续前行。
一个当年的红卫兵说:“我们的青春是付出过血的代价的。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充满了生命的启示。”另一个红卫兵说得更激动:“现在想来,那时 的张牙舞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人的融融温情,却实在难以体会那种广阔的意境以及内心里难以遏制的豪情了。”
红卫兵,一个苦涩而又浪漫的名字,一个让人激动又让人沮丧的名字,它同“文革”那一段总也抹不不去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组合成一代人的青春画像。今天, 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越来越多的目光注意到,走回历史前台的当年那些红卫兵们的身上,曾经闪烁过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光 芒,并没有多少减弱。
举一个例子。他叫张承志,这个名字,至少在当今的文学圈里是人人皆知的。据说,“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当年在清华附中读书的张承志最先叫起来的。和 其他红卫兵相比,他的经历也许还不算太坷坎。红卫兵运动在中国渐渐消亡的时候,他被另一场方兴未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到了内蒙古草原上,成了个孤 独的牧羊人,挥舞羊鞭放着一群黑山羊。在那个风雪茫茫的下午,当他听说招生的人来到东乌旗的传闻时,“是正在把毡靴踏住冻硬的马镫、用马竿子撑住雪地跃上 马背呢,还是正在勒勒车上裹紧皮袍子、咬紧牙关顶着如割的烈火迁徒呢?”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
幸运的是他被北京大学录取了。选择专业的时候,招生的老师问他有何爱好。“爱好?我爱好到处逛。”这样理想主义的回答,结果是被分到了严谨古板的历史 系考古专业。但是他最终背叛了这个专业,皈依了他自以为神圣神秘的文学殿堂。他的这种选择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他胸膛中燃烧着的殉道者般的理想主义,在 他的作品中一次次表现出来: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再到《金牧场》、《心灵史》,他那能够代表一代人精神家园和心路历程的神奇文字,曾经点燃了无数 渴望燃烧的生命。
这种理想主义在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心灵史》中,再次被推向极至。这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写的是中国西部回民一个神秘的教派“哲合忍耶”,他们以死 作为信仰,一代代传播殉教思想。崇尚牺牲,追求苦难、逆境和厄运,为了信仰,承受了不可思议的苦难与牺牲。
张承志在这部书中写道: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
这种充满激情的文字使那些当过红卫兵的读者激动不已。理想主义曾经使他们迷乱,使他们吃了大亏,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们似乎知 道,理想主义是他们在苦难的历史中幸存下来的一点希望之光。
他们继续前行了。当年英姿飒爽的年轻身影,如今差不多显出了老态龙锺,这有些沉重苍凉的味道,但是他们毕竟继续前行了。
更为悲哀的是并非所有红卫兵都能够活下来继续前行。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为井冈山大串连二十周年写下的祭文《历史深思录》中,叙述了一个叫林金凤的广州女红卫兵死于脑膜炎后安葬的情景:
有几百名红卫兵送葬。大多数都是相互陌生的,第一次走到一起,犹如前面的几十面旗帜,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西安、武汉、成都、杭州、南昌等 祖国各地的长征队的旗帜,第一次汇合在一起。
肃穆,悲哀,迷惘。只有北风拍打旗帜的声音,强悍、尖厉,让人感到它们随时有可能会被撕开,或者被折断;只有几百双脚踩在满是冻雪的土地上的声音, “咔嚓”,“咔嚓”……洁白的晶体顷刻间化为一滩污水,像是雪在呻吟。
沿途,不断有年纪大些的红卫兵加进送葬的行列。而年纪小些的,伫立在原地,眼睛里充溢着不安与惊恐,似乎那抬在四个老表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 他们的明天……
悲怆凄凉的文字让人眼眶潮湿。但是和后来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死难者相比,这个广州藉女红卫兵应该算是幸运的,她的死毕竟激起了那么多同情和怜悯,毕竟还 有那么多红卫兵战友为她送葬。
“文革”的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在 那一刻,她也许想到了狼牙山五壮士,舞着,舞着,她忽然扔掉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甚至来不及整理一下身上的旧军装,便高呼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毛 主席万岁”从楼顶上跳下去了。这位女红卫兵死得不明不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对方一派同样也是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为了煽起更疯狂的仇恨进攻大 楼,便利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演习射击瞄准,一阵乱枪扫射,女红卫兵的尸体上千疮百孔。第二天,女红卫兵这一派的增援队伍来了,同样用女红卫兵的尸体 作道具,搞了场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场面:女红卫兵的尸体上覆盖着一面五星红旗,由几名壮汉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 者紧随其后,默默行走着,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 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活着的红卫兵遭殃,女红 卫兵的尸体也跟着遭殃。
在重庆,在桂林,在济南,在西安……这样的挖红卫兵尸骨的情景相当普遍地一次次上演。历史总是开着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么一阵,荷裔美国人房龙的《宽 容》一书走俏中国,各种场合,中国人言必谈宽容,仿佛中国历来是一个最谈宽容的礼仪之邦。然而连十七八岁的红卫兵的尸骨都不能宽容,人们有理由怀疑:侈谈 “宽容”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仅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        ※         ※

  历史早已为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当年的红卫兵曾经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以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斗士自居,雄赳赳开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后,他 们一个个遍体鳞伤,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骄傲被冤屈和自卑层层包裹,灰溜溜地从乡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经变得陌生。历史站到了另一个起跑线上。当年的红卫兵们,竟有好长时间苦闷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们年长的第二代人,不屑于去听他们的那点苦难。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难多着呢!比他们年轻的第四代人,听他们的故事犹如听天方夜谭,目光中流露出 的是疑惑和难于理解。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说:“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了极点,露出身上的伤疤当勋章,这是一种虚伪的眩耀,是失败了的一代人的变态自 尊。”
面对后来者的指责,当年的红卫兵们宽容地一笑。无数次的苦难磨炼使他们学会了平静,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大悲大 喜了。
萧然回首来路,这个命,他们认了。
认这个命得要有勇气。同时,认这个命,也不只是意味着向命运屈服和妥协。在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一粒不熄灭的火种——理想主义。
“文革”已经漂泊成炼狱般惨淡的风景,经历过炼狱冶炼锻打的红卫兵,那些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回顾一下痛苦的过去吧,让我们牢记耻辱,让我 们时刻提防新的灾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上演。

1—1、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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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火地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十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主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 元。毛泽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 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 的,毛泽东有所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 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 朋友——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 满屋子里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 一起吸烟。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 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 南战争只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 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 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 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 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 的观察家注意到,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 兴。他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 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 席,到大学里去当一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 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奖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 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 泽东更多愤愤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 官僚主义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 一个场合,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 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 语,叫做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        ※         ※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 沁人肺腑。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墅是毛 泽东一人专用的。
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算太长的跑道和一架很少使用的乳白色飞机,以备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
毛泽东在这里,通过江青的一个个电话和外界保持联系。同毛泽东联系最密切的是林彪,林彪住在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别墅里,频频前来拜访。美国的一位中国 问题专家费正清这么分析道:“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亲密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事情大体上如此。毛泽东要向“一线”进攻,手中不能不抓紧军队。
歇息的时候,毛泽东换上游泳裤,活动几下筋骨,下到西湖里去游泳。毛泽东对游泳有着特殊的爱好,万顷碧波中,他一会儿拍打水面,一会儿仰泳——躺在水 上看蓝天上的白云,心中充满豪情与遐想。
毛泽东的这种豪情与遐想却是一次迷误。他的乌托邦理想是,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特权、“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 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幻想和空想,是在解决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 去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来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
1966年5月6日,林彪在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军队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 林彪的,作为一个平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是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写了致林彪的信,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的《五·七指示》。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 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 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 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顾起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 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 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新世界。《人民日报》在发表《五·七指示》时编配了一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 的大学校》。社论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 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如此构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史 无前例的。他向往、憧憬这样一个社会,他为自己所勾勒的这幅乌托邦图景而激动不已。
问题是要立首先得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思考,他现在又感到精力一点点重新回一邓自己身上,下一步,他觉得可以向“一线”动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4月中旬,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回到春城昆明。在省委宾馆里,他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 恩来话语轻松,建议刘少奇不妨在春城昆明多休息几天,领略一下祖国的边疆风情。
不料,第二天中央发来急电:速到杭州开会。
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和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在宾馆前的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心情不安地猜测:这样紧急,莫非是北国边境发生了战事?他们知道,这 几年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专机直飞上海,然后由专车接到杭州,走进会场,才知道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态度很严厉。他明确地指出: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 放小鬼。说到激动处,毛泽东站起来,手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力往下一劈:“要向中央进攻!”
刘少奇、陈毅等人无不骇然。
实际上是在演戏。这场戏是演给刘少奇看的。趁刘少奇在国外访问之机,毛泽东已作好部署,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风风火火起 草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解决彭真问题,只是运动“揭盖子”的开端。
摆在刘少奇面前的是既成事实:《五·一六通知》已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定好了班子,北京市委、中宣部由于挨批而瘫痪,打倒彭真只是迟早的事。

         ※        ※         ※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通过康生对会议进行遥控指 挥。
这次会议的开法相当奇特。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主持者刘少奇却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
头两天,由康生作了长达八小时的发言,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 示,介绍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康生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 夺权的阴谋,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起讲到1966年,重点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后。
5月7日上午,陈伯达讲话。他用“新帐老帐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这种办法特别恶劣。按照这种办法,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则 过错越多;加之添油加醋,混淆是非,不容申辩,很容易把人搞臭。
这三天的活动是精心安排的。这些讲话给了与会者以强烈的印象,使与会者震惊。特别是康生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为了加强火药味,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由林彪讲话。林彪的这次“五·一八讲话”大谈政变经,曾经是很有名的。
林彪对读书并无多大嗜好。这个孤癖阴冷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散散步之外,有时候也爱在宣纸上涂抹几笔。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他躲在阴森森的房间里苦心 孤诣地研究起政变术来了。他翻阅古今中外书藉,研究历代的宫庭政变,特别是研究古今中外开国皇帝的传记及获得政权的历史。除了摘抄卡片之外,他还写了不少 笔记,其中有的相当晦涩,如“烛影斧声,千古之迷”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下面是他列举的例子:
周朝建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天下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率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 杀。成王爱吃熊掌,请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肯,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政 权。晋献公、齐恒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除了砍杀夺取政权者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政变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王襄王,生了秦 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秦始皇统治初期,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吕不韦的手上。
秦始皇死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实际上掌权的是赵高。
汉高祖刘帮死后,吕后夺了刘家政权;后来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混战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还有许多儿子杀老子的政变,如隋炀帝杀隋文帝;还有杨广杀父杀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全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赵匡胤,被他弟弟赵匡义杀了,有一出京剧《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杀到南京,杀了三年,终于抢了帝位,成为明成祖。
他还列举了清雍正、袁世凯、蒋介石篡权杀人的例子。
林彪说,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 8次,留作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举了上述政变的例子之后,他借古喻今,说道:“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接着他顺水推舟,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林彪大谈政变经之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讨。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康生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检讨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说得更干脆:“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
在这次本应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桩不伦不类的事。
会前,在76位代表的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我证明: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粹的处女。林彪。”这个“证明”是针对彭真 的夫人严慰冰的。林彪在会议期间的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结在一起,写匿名信,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1—2、红卫兵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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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 间,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 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 们胸中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 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 出来,可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 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 了。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 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 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 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 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 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 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 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 的关于红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 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 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 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 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 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 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 学习斗争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 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 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 革命对象的位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 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 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 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 被她爸爸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 么父亲和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 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珉语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 今不同了,如今,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领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心头油然升起。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红卫兵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后来,全北京城的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这局面使他们感到愧疚。
愧疚之后是迎头赶上。8月3日,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决定正式成立“红卫兵”,消息传开,群情振奋,中学生们沉浸在一片难言的激动之中。
谁知道,8月3日,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的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附中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领袖彭晓蒙带着一批红卫兵来冲击会场,打人、骂人的事都发生了。这 时,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实在太文雅,太温良恭俭让,连打人、骂人都不会,还闹什么革命?还造什么反?

  北京大学爆炸了!

  如果说由清华附中红卫兵们率先掀起的红卫兵运动的浪潮尚属自发性质的话,那么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所点燃的一把火,则是有准备、有计划 地进行着。
点这把火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指使她点这把火的,则是毛泽东的高级顾问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观察和揣摸,他自以为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大致了解,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心领神会。
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然后用这把火去烧党中央。
5月中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出他的老婆曹轶欧带领7个人来到了北大。
钦差大臣驾到,说是来调查了解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被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别墅里。
晚饭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小别墅里却空空如也。
此刻,曹轶欧正住在远离北京大学五里外的西颐宾馆,找了北大的一些人在秘密座谈。
点这把火,得先物色一个合适的人物。
经过比较和筛选,康生和曹轶欧看中了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由曹轶欧亲自挂电话,和陈守一约时间登门拜访。
谁知道陈守一是一介书生,迂腐得近乎可爱,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1966年5月,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 人。”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他们搞的鬼。”
陈守一摇头:“我不这么看。”
陈守一的这番举动让曹轶欧大失所望。
碰壁之后,曹轶欧改弦更张,重新选定了点火的人物。
她叫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年42岁。聂元梓在北 大属于受排挤的一类。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者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缺少必备的专业素质和聂元梓,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她甚至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次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聂元梓竟然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缺乏起码常识而又十分张狂的女人,他在全校提拔了5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干部,和聂元梓这种不懂行的干部形成鲜明 对照。聂元梓对此既感到自卑又非常恼火,认为陆平树“五朵金花”是出她的丑。
对于这样一个糟糕的女人,康生平时也有所耳闻,但是当曹轶欧再一次将聂元梓的情况作了全盘介绍,并说准备由聂元梓在北大点火时,康生点了点头,恶狠狠 地说了句:“这个时候,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康生家的客厅里,被请来的客人聂元梓有些惶惶不安。曹轶欧微微笑着走过来,递上一杯香茗,然后亲热地坐到了聂元梓的身边:“元 梓,请你来是要同你谈件事。”
聂元梓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某种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心里升起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必要的时候……”
密室里,一笔双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达成了。
这天晚上的密谈后,聂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几位“左派”青年教师,不分昼夜忙碌了几天几夜,几易其稿,终于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聂元梓最后审阅了一次大字报清稿,然后让人用毛笔抄写出来,拿起毛笔,首先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其余6人也依次签了名,签名顺序是: 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
当天下午1点多钟,聂元梓亲自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把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北大饭厅的墙壁 上。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 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吃饭的师生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 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而且大字报首次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县且火药味极浓, 这又不得不引起师生们认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气一点就会爆炸的环境中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月光淡淡洒在北大校园里,泛起一层银白色的诗 意。这本来应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聂元梓为了让攻势更猛烈,却特意在五院哲学系组织召开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会。
然而,声讨会刚开始不久,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传来。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内外,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不断高呼“找聂元梓算帐”等口号。很 快,会议被冲散,聂元梓在同伴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短短半天时间,全校共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 绝大多数是对聂元梓进行揭露和驳斥。
北大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党委从哲学系组织了一批辩论强手,对聂元梓进行轮番轰炸。而且在辩论中,开始出现了抢话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聂元 梓一起在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云鹏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的 指示(因北大有多国留学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北大副校长黄一然专门找聂元梓谈了话,劝她主动检查,自己去撕下那 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阵脚有些乱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镜头不断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有曹轶欧的秘密交谈作定心丸,她心里 虽有一丝慌乱,表面上却佯装镇定:
“检查可以,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比聂元梓更加慌乱的是康生。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没想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打破了北大的沉寂后,陆平组织的反击竟会如此猛烈。他找电话给曹轶欧,要她取回聂 元梓大字报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将底稿转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国际友人的谈话中透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 播。”
6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批语电文传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处,毛泽东的批语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 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一句话,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6月1日晚上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这个变故不仅使北大师生深感意外,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觉得突然。一位副总理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 说:“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的播出,全国为之震动,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地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聂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此后接连几天,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不断推出文章和社论,推波助澜,为已经点燃的火焰浇上一桶桶油,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伙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 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中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场斗争“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 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 也猛烈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 工农兵学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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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 全国有55所高校和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 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        ※         ※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 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 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 板。毛泽东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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