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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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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胡温新政赶考一年(2003—2004)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胡锦涛十年韬晦,终于轮到了自己的上场机会。二OO三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成了一个致力人心重整、扭转历史惯性具有标帜性意义的“拐大弯”年份。


109:中外评论界为胡锦涛赶考一年打分


●在中共权力体制中,有一句话叫“无过就是功”。胡锦涛深知这句话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创造性与保险系数成反比,在老人眼里“不逾矩”(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讲,就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另搞一套”),才能前程远大。

当笔者重新修改订这本书以再版之际,胡锦涛接过总书记权柄整整一周年了。回过头来看胡锦涛的西柏坡之行,更觉出其意深味长。这第一学年的考卷,胡锦涛答得怎么样?中国大陆报刊和海外评论界,纷纷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给胡锦涛一年来的表现打分。

新加坡《联合早报》二OO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李慧玲特稿《胡锦涛坐稳江山》:

一年后的今天,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核心人物的形象已经确立。……原来处事低调,风格不明朗的“候任接班人”在接班之后展示的亲民作风,也普遍得到认可。有学者总结胡锦涛过去一年的表现时,形容他“平稳”,能够控制局面。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杜钢建教授:

胡锦涛上任后第一年可算顺利,“作风平稳”、“求实效”,一面贯彻江泽民卸任前提出的“三个代表”,一面到中共历史上重要的西柏坡,重提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既为自己树立了新的形象,又从追本溯源中展示出自己的“正统”地位,寻得继任的政治合法性,也让人看到了他在处理政治问题上的高明之处。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博士:

胡锦涛在抗击萨斯中展现他在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政府的趋向透明,对媒体的相对宽松,以及当时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被撤职,让老百姓在为疫情担惊受怕的同时,也初尝官员干部“问责”的味道。再加上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都使胡锦涛十年政治局中不清晰的形象霎时间在民众心中变得清楚和贴心,甚至往往被看作是更为开放、推动民主改革的人物。

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胡锦涛选择不要讲太多,而是做实际的事情。十六届三中全会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述职本身就是个例子,他从技术上的层面做起,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大张旗鼓去做。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最大败笔就是在这里。

二OO三年最后一期《经济学人》杂志文章:

人们对胡锦涛抱有希望,这不仅仅是因为宣布的政策,而且因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总理试图予人一种相对开明的形象。他们虽然动手迟缓,但最终解决了萨斯危机。解除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的职务之举也让人们看到政府的新气象。

但是,即使胡锦涛成功地在中共党内推动更大民主,他也会确保任何人都不要把这误解成为他是在开绿灯,人们因此就可以质疑中共执政的权力了。是江泽民,而不是胡锦涛打下进行更多变革的基础,包括党内更大民主等政治改革的讲话都是江泽民提出来的新思维。

美国之音记者陈苏二OO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报导:

胡锦涛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一年,一些曾经对他满怀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中国知名作家戴晴是个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所谓政治改革其实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自由与法治,而胡锦涛提出的以法治国的理念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兴奋,知识分子还是很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兴奋了一阵。……胡锦涛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长期研究中共高层的旅美政论人士高新:

比起江泽民政权,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为首的胡温政权确实有其开明之处,他们这一届领导人都是从社会底层一步一步熬出来的。无论是出于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出于良心,他们都会在亲民方面比江泽民、李鹏那一代高高在上的中共领导人要表现得优良。现代传媒手段以及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都决定了新一代领导人会相对地比上一代领导人表现得开明和开放。

中国《瞭望东方周刊》二OO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胡奎、辛鸣关于新政一周年的特写:

非典期间互联网上曾出现一个帖子:“锦涛一定要挺住。”“锦涛挺住”后来成了百姓的一句口头语。使不少人想到那句著名的“小平你好”。“锦涛挺住”的含义并不简单,它意味着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从此不再有人怀疑他的果断与谋略。这或许是胡锦涛在他的本命年里最大的收获。

在曼谷APEC会议上,有记者问胡锦涛这一年最伤脑筋的事情是什么,胡锦涛说,那就是非典。其实,在当时比非典病毒更可怕的,是陈旧的官僚制度。新一届中央政府毅然撤去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同时对外界公开疫情。这一举动像扔了一颗炸弹。人们对胡锦涛等人的执政风格与理念刮目相看。

“新政”成为了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在评论中共新领导人时不约而同用到的一个词汇。……不妨说,“新政”始于西柏坡。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权威人士接受采访时说,到西柏坡考察学习的行为对于理解新政十分重要。它显示了在北京政治中心历练多年的胡锦涛的一种“归零心态”──从头开始,重新学习,从人民大众身上汲取执政力量。胡温新政的一大特色,就是从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开刀:反腐败。

中新网十一月四日报导:

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角度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一年的实践中表现出三方面显著特点:一、开拓创新的精神;二、务实果断的作风;三、亲民为民的形象。

在胡锦涛上任一周年之际,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如新华网、《半月谈》等还大量摘录海外报刊的赞扬之词——

日本《产经新闻》:中国民众对新一届中央政府评价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领导面对非典型肺炎和朝鲜核问题等棘手难题,采取了迅速和切实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因为它断然实施了几项政治改革,从而显示出唤回民众信任的强烈意愿。

德国《新德意志报》文章:非典疫情是一场令人震惊的灾难,但中国领导奉行的“深入贴近”政策已取得初步成效。

俄罗斯《新时代》周刊评论:胡锦涛今年两次重要出访,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开明的国际形象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美国《时代》周刊:中国目前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显得很自信,它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看重保持经济强势发展的实用外交路线的大国。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中国共产党正着手修改十年前制定的一些政策,以便让中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重新考虑发展战略,正在制订一项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将重心从过去二十年“全力以赴谋发展”的政策,转向建立一个更加持久的发展模式。

……

●美国《新闻周刊》:胡锦涛经受火的考验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一篇题为《胡锦涛:火的考验》(Hu Jintao: Trial by Fire)的文章似乎是对胡锦涛一年表现的总评语。

该网站推出的二OO三年部分“取得进步的人物”中,胡锦涛也名列其中。这篇文章指出:

一年前,在胡锦涛接任中国国家主席一职时,他还是个神秘的国际人物。在掌管着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胡的权力在顷刻间刻意得以提升。

在他二OO三年三月出任中国国家主席时,外界普遍认为,与他的前任相比,胡锦涛将成为一名更具动力和进步的大国领导人,但没有人最终知道他是哪种人,也没人晓得他将成为哪类领导人。由于中共政治局乐于保持神秘,似乎世界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对其有所了解。

但在二OO三年春季,中国面对一场不知如何应对的健康危机时,胡锦涛被迫露出了他的至少一部分的真实本色。在数不清的中国人因感染萨斯病毒而倒下时,老百姓开始指责政府官员对萨斯疫情反应迟钝,其中许多官员仍忠诚于江泽民。胡引人注目地改变了方针,公开承认政府对疫情的隐瞒,承认在政治上的惨重损失,也暗示没有对萨斯疫情做出及时响应,并立即动员卫生部门进入疫情严重的地区。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已证实自己完全准备好应付萨斯疫情复发时,因当初的果断决定,胡已得到了许多人的信任。

文章还说,今年,胡锦涛的个人形象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世界已知道他是一位工程系的学生,对艺术和跳舞很感兴趣,同时还具有敏捷的幽默感。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他已表现得泰然自若,尽管自己仍是一党统治的国家领导人,但他知道一张好的照片的政治价值。

当然,在胡锦涛已更加清楚准确地向他的人民和世界描绘出,他想要这艘中国之船驶向何方时,在他的前面很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惊涛骇浪。

现在仍很难过高评价带有戏剧效果的胡锦涛,将在中国的未来还会遇到什么。中国经济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上的持续增长,正使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魔术师。在美国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即使不是盟友,美国政府也将会逐步将中国视为一个外交伙伴。

文章最后说,新的一年对胡锦涛来说,毫无疑问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年。随着全世界都越来越了解中国领导人,许多人会继续相信,胡锦涛将成为一个能真正把中国改变成一个亚洲或者世界最强国的领导人。

●隔代指定的王储

综观外界所有媒体和评论家,似乎都带有这么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胡锦涛是怎样一个人的谜底,似乎正在逐渐揭开。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出,过去人们对胡锦涛是多么的感到费解难测──这正是共产党中国的特色造成的。

西方与中国政治权力交接的模式是不同的。西方权力交接,是新一代人突破老一代人的樊篱,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示治国能力,积聚政治资源,最后取而代之;而中国的政治权力,则是新一代人努力引起老一代人的青睐,逐步争取被纳入老一代人所设定的政治轨道(当然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们对政治轨道也反过来会有所改变),最后被老一代领袖信任能忠实体现自己的方针路线,交付印玺。

胡锦涛当初之所以使许多政治分析家跌破眼镜,是因为即使按照中共人事安排的考虑理由,也看不出他缘何被选中的理由:

看主政实绩,并无惊人之举,在贵州三年多,贵州还是穷;在西藏三年多,西藏还是乱;

讲工作经验,中国大陆正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这方面的经验远不如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诸侯;

从派系渊源看,他身上派系色彩并不太浓,虽然很容易被划进胡耀邦为首的“共青团派”,但是一九九二年这一派恰恰处于最低潮,因之也就难说他有多硬的靠山后援;

论思想水平,他没有发表什么振聋发聩的创见……

看不出被选中的明显理由而被选中,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理由确实有,不过一般人肉眼凡胎看不出,只有选中胡锦涛的人“别具慧眼”,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他能继承大统的潜在条件;第二种是,根本就没有理由,胡锦涛能被选中,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在起作用。

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美国政治中的“隔代继承现象”: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大约是十五年左右为政坛上的一代人,下一代人反对或改变上一代人的政策,却继承了“祖父一代”的政策,这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起伏消长,三十年为一个正反的周期,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全过程。罗斯福──肯尼迪──柯林顿,这是一条一脉相承的线索,他们执政相隔的时间约在三十年左右;与之相对立的是艾森豪威尔威尔──里根、布什,这是另一条一脉相承的脉络,他们执政相隔的时间也在三十年左右。

这一说法究竟是否有理姑且不论,但无疑不能照搬到中国,在中国社会和权力体系中,一代人掌权时间甚长,在任时就会有频繁的正反周期;而上一代领袖不允许下一代领袖改弦更辙,既然下一代领袖的权力来源就是上一代领袖,骤然挑战上一代领袖的方针政策等于与自己的权力合法性过不去,出于“政策连续性”、“权力稳定性”考虑,他们相当自觉地不对上一代领袖的方针政策作骤然变更。

我们在这里借用“隔代继承”这个词,是想强调指出一点:胡锦涛,最初并不是江泽民所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不错,在胡锦涛的窜升上,江泽民(以及他的同代政治领导人如李鹏、乔石等),肯定参加了磋商、考察和审核,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但是,江泽民在政坛上的“父辈”,或者说胡锦涛的政坛“祖辈”──包括邓小平、陈云、宋平在内的中共元老们,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更明确一点地说,是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指定了“第三代领导人”之后不久,指定了“第三代领导人”的王储──隔代指定。

关于胡锦涛如何被发现、如何被拔擢到最高领导层,当第二代领导人隔代指定他担任未来接班重任,是确有理由,还是如同“上帝的骰子”掷到谁就是谁,本书将有专章进行讨论。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是,在筹备十四大、酝酿中央领导层的人选期间,邓小平曾经说过:“我看胡锦涛这个人很不错。”这句话应该就是定音的一锤:一九九二年初老邓说话的份量,毕竟是不容任何人等闲视之的。

不是被“第三代领导核心”所独立选定的接班人,而是被第二代所主导、第三代所辅助选定的接班人──这一点至关重要。胡锦涛后来在政坛上命运究竟如何,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一点。

●说的,想的与做的

对这一点,认识得最清醒的,恐怕就是胡锦涛自己。

当初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胡锦涛在执掌了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职权多年之后,仍然给人以“政治面目不清”的感觉。对于困扰中国未来稳定与发展、开放与变革的重大课题,胡锦涛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是否具有“新思维”?他的基本政治取向、价值观念究竟如何?他对于党内和社会上争论颇多的一些热门话题,究竟站在哪一边?他能和哪个古今中外的领导人相比附──例如,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是中国的普京?

这些,不论怎么去推敲,都使人觉得模棱两可、漫涣不清。

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胡锦涛本人的谨慎:他不喜欢张扬自己,不喜欢过多曝光,他知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些古训。但是他已经“出名”、“壮”“大”和“出头”了,这是他更改不了的,他只能尽量在记者面前保持低调,再三要求记者不要帮倒忙。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并不是全党,更不是全民,而是中共老人们,所以他不能够过多地讲自己的真实看法,更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去做。“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而对于胡锦涛这样地位处境的领导人来讲,老人们既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也能“胡天八月即飞雪”,“北风卷地白草折”。他得照顾老人们的脾气,迁就老人们的口径,将老人的想法,用自己的话语公之于众。

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讲过一个关于苏共前首脑赫鲁晓夫的笑话。说是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台上义愤填膺地控诉其前任斯大林的罪行时,台下听众递上来一张纸条:斯大林犯下这么多罪行时,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你在哪里?赫鲁晓夫捏着纸条大声问:这张纸条谁写的?你站起来!无人应声。等了一会儿,赫鲁晓夫说:好,我来回答你。我当时在哪里?就在你现在呆的地方!

专制政权下的接班人如果不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等于自取灭亡。不仅如此,人们慢慢更明白了:胡锦涛是“太上皇”指定的“王储”,是被两代“婆婆”──第二代领导集团和第三代领导集团管着的“长孙媳妇”。随着权力由“老婆婆”向“小婆婆”逐步转移,他也得转到主要听“小婆婆”的话──但又还不能公然冒犯当初选中自己的“老婆婆”。他在政坛最高层打滚十个春秋以来,第二代领导集团由名退实不退,逐渐半退,最后全退,原来的“王储” 江泽民正式登基掌政,自己拥有废立之权了,昔日“王储的王储”胡锦涛,地位反而更微妙,这几年中如履薄冰。

不止一个中共问题评论家向胡锦涛献策:要想将来成大事,现在最好就是这样面目不清。在中共权力体制中,有一句话叫“无过就是功”。胡锦涛深知这句话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创造性与保险系数成反比,在老人眼里“不逾矩”(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讲,就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另搞一套”),才能前程远大。

登基时的胡锦涛,经过十年经营历练,羽翼已经大为丰满,人脉已经大为伸展,地位已经大为稳固,自信已经大为增强。十五大和十六大在政治局、书记处乃至中央委员会中涌进成百名年轻的新面孔,胡锦涛就是这一代的领头人。

十四大上他被选中,是出自邓小平、陈云、宋平等第二代领导集团的隔代指定;而在十五大上他又跨前两步,意味着在邓小平、陈云去世、第二代领导人淡出政坛之后,他的接班人地位被第三代领导及其核心江泽民所认可;十六大上胡锦涛率领第四代领导人顺利接班,说明了他十年来所采取的策略是成功、有效的。

笔者曾经借用十九世纪俄国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概念“熟悉的陌生人”来形容当了多年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指的是他隔三岔五在电视上露面的情况下,依然使人们感到“形象”模糊;现在笔者仍然用“熟悉的陌生人”这个概念来形容当了一年多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但概念的含义却变了:他上任后让人有“换了一个人”的感觉。

十六大开过一年,胡锦涛由韬晦低调终于走到台前,人气急剧升高,为人们所了解的程度迅速增加。但是这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海内外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士中了解胡锦涛的需求,人们不仅要知道其然,还要知道其所以然。本书新版着眼于满足这一需求,尝试描绘胡锦涛的政坛轨迹、思想倾向、文化性格,勾勒他所代表的政坛群体,展望未来的政坛仕途上他可能遇到的挑战,以及他对中共未来面貌可能的影响;并将用适当篇幅,通过对他与中共以前历次最高层选定“接班人”的比较,论及中国大陆政治权力交接的观念和制度,探讨一些中共选拔机制中更带有根本性、规律性的课题。

胡锦涛,属马。十年前,五十岁的他,是一匹雪山上跑出的“黑马”;十年后的马年今朝,六十岁正逢本命年的他,已经成了一匹识途的“老马”。他是会马到成功?还是会马失前蹄?是会“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会“雪上空留马行处”?

人们在追问,人们也在期望——期望胡锦涛能在任期中考试得到高分。


不是结语:平衡木上的马


不继续进行被中断的政治改革,他就等于丢了魂。有“魂”还得有“魄”。胆魄不是天生的,既靠练出来,也靠逼出来!

●竞技节目的三种可能性

二OO二年秋天本书于中共十六大前夕初版时,胡锦涛已经走了十年接班的平衡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眼看就要走到最高权力宝座的终点了。我们当时设想,十六大上胡锦涛命运不外乎三种可能:

其一,在平衡木上平安地走到尽头,接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欢呼、拥戴;

其二,在平衡木即将走完之际,风云突变,坠下高台;

其三,平衡木又多出一截,更高了,更难了,还得再走下去,加时竞技比赛。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锦涛的命运介乎第一种与第三种之间:他在十六大上接过了总书记职务,江泽民却依然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一安排,使胡锦涛接班悬念延续到了二OO三年的十届人大:胡锦涛接过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是身为党、政一把手,并不是军队一把手。

邓小平当年保留军权,将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党政一把手头上,殷鉴不远。所以,胡锦涛的接班程序,可以说并未完成,实际上是上面所说第三种可能,而未来的前景,则依然在第一种与第二种两可之间。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的党政军所有大权都应该集于一人之手才算圆满接班。但就胡锦涛这一具体个案而言,没有军权的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算不上真正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相信不会有多少人表示异议吧。

中共正经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权力交接──我们说的不仅是十六大这一次会上的表演性、仪式性的交接,人所共知,中共的代表大会都只具有象征意义,真正的权力争夺、利摇颉蚧换,都在会前的密室中敲定,然后在会上展现出“团结、胜利”的表情就行了。(笔者听剧作家沙叶新说过一句诛心之论:中国任何会议,都只需要大家来“会”,而不需要大家来“议”。)

我们说的是,整体性的两代人的全面权力交接。这个过程或许要两年,或许要三年,或许更长。说这一次权力交接,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权力交接,也未必就是夸大其辞,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人民能否汇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世界文明主潮,决定性的选择机会就在这三五年的交接。

如果我们放开眼界,那么,即使权力交接完成了,也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任务。新一代人掌权之后,他们是否能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姑且不说历史啊、时代啊提出的使命),也还是成败未卜,胜负难料。

本书传主十二年前没有想到自己竟被选中担当起这样的重任。是邓小平、宋平等人选上他的,也不妨说是被历史多方面的因素推上去的。

与他出生的岁月比,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潮流变了。今天的世界,如果按他年轻时接受的教育、灌输的理想来衡量,简直是找不着一个出口的绝境。对于中国,对于中共,对于中南海领导层,对于胡锦涛本人,都严峻无比,而且,更糟的是,还紧迫无比。他上任一年多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不是证明了这一点么?

胡锦涛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或者,幸运的话,未来不久他也当上了中央军委主席),他仍然走在平衡木上,甚至是更为惊险的平衡木——带着中国共产党,带着中国。

●魂与魄

在紧紧跟随胡锦涛的人生步履走过六十一个春秋(对于本书来讲,就是近三十万言),跟得上气不接下气之余,笔者的思绪有时飞得漫无边际。

此刻我们想到了吴稼祥。这位政论散文的高手,不仅有鞭辟入里的见地,而且有摇曳多姿的文采。他常常用贴切而又形象的妙喻、或者类似言简意赅的“诗眼”的一两个词,点出问题的实质,让人印象深刻。

例如,他比较了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的异同说:邓小平时代是拆除这个国家旧建筑、建立新大厦的时代,江泽民时代就是进行内部装修的时代。例如,他说邓小平把全国人民都认为不可干的事情做成了,像改革开放,而江泽民对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应该干的事情却没有干,像政治改革。例如,他说江泽民在交班问题上的心理:“老婆可能是别人的好,儿子和接班人则是自己的好。”比如他说温家宝是周公不是文王;说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赵紫阳是中共的头脑,邓力群是中共的手段,可惜三者没有集中在一人身上,于是都未得善终。

我们以为,在谈到胡锦涛的未来是否能成功时,还是此公的两个说法精辟:

一个是说:现在不必担心胡锦涛的良心和头脑,但确实担心他的手段——怕他太嫩,而曾庆红手段与头脑都有,不知是否有良心。

另一个是说:

继续改革是他的“魂”,是他的继承合法性来源。不改革,特别是不继续进行被中断的政治改革,他就等于丢了魂。

只有“魂”,也未必就做得了胡(耀邦)二世,要做胡二世,还得有“魄”。

信哉斯言!怕手段太嫩也罢,要有魄也罢,指的是要有杀伐决断的魄力,胆魄。但是,我们更相信,“艺高人胆大”,胆魄不是天生的,既靠练出来,也靠逼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胡锦涛面临各种挑战,包括面临那位既有手段又有头脑、只是不知是否有良心的曾庆红的挑战,都是好事。如果没有这些挑战,胡锦涛不会做比江泽民更多的事情,不论是重新激活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进一步引导社会转型——毕竟,在胡锦涛这匹马的前面,是几辆倾覆的前车:中国的与外国的共产党前任政治改革者,几乎留下的都是失败的记录、负面的教训。如果不受逼,他是断不会再去重蹈覆辙的。

我们当然不能将中国所有重大的课题寄托于胡锦涛一身。他在政坛上,今后充其量毕竟只有十来年时光可供施展。许多观察家都认为,真正符合世界主潮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将在所谓“中共第五代”(不论那时执政党的名称是否还叫“中共”)掌权时期发生。第五代是在改革年代成长,较多接触全球社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给他们留下的历史负担接近于零。他们是懂计算机和讲英语,在知识经济和世贸组织年代里如鱼得水的宠儿。他们正在迅速成为社会中坚。不过,仍然需要胡锦涛这样的第四代为他们开启闸门。

在十六大开了两年到三年之后,也就是十六大到十七大(如果还有十七大的话)的中段,中国政治的走向和所谓“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倾向,将会从混沌中逐渐清晰,能站稳的站稳了,站不稳的就被冲走了,主张是这样,人也是这样。而期待中国政治发生大的变化,则要等到接近十七大的时候。

●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

毛泽东晚年有三句话广为人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这三策,后两策还说得过去,第一策完全昧于当时的国际趋势,对于引领中国走向富强,可以说缘木求鱼。

饱读线装书的毛泽东这三句话,是化用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典故。这个典故,恰恰跟本书写到的胡锦涛的故乡徽州有关。

徽州(今歙县)有个斗山街,这里最完整地保存了徽州深具特色的民居:曲径通幽,重楼叠院,高高低低的马头墙错落有致,砖、木、石雕的门额、花窗随处点缀……话说朱元璋攻打徽州时,亲自乔装进城打探,被人看出形迹,元兵合围追捕。情急中他躲到斗山街,遇到朱升。朱升向朱元璋进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深具战略眼光的三策比诸葛亮的《隆中对》还要言简意赅,不仅奠定了日后明太祖开国定江山的基础,还触发了六百年后毛泽东的灵感。

胡锦涛是否知道这段典故?固然,明代的历史教训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他是否会将这三策,也化用到自己身上、化用到今日中国的战略发展方针上?

──“高筑墙”,在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今天,乍听这第一策,似乎不合时宜。但是如果将“墙”理解为法治之墙、民主之墙、体制之墙,实在非常有现实意义。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大交锋的时代,中国,需要尽快构筑起民主法治的完善体制,来保障民众的生存、发展和创造,来捍卫民族延续和繁荣的良性环境,来落实胡锦涛自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

──“广积粮”,在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大国转变为现代科技和经济大国,走向二十一世纪之际,人口、资源、生态和社会心理局势都不容乐观。这第二策,大概可以将含义扩大为:要将主要精力投放于狠抓提高综合国力、狠抓开发物质和精神资源这个根本吧!

──“缓称王”,从中国的角度看,用深通国际政治韬略的邓小平的话来说:“不要当头”,不是“缓称王”,而更要“不称王”:不仅不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不当亚洲的头,不当“东方世界”的头,也不要富了、强了,就想着当世界各国的头;从胡锦涛个人身处的地位和眼前的事业来看,在中国权力结构中也要“不称王”:不仅不要担当某个派系如“清华派”“共青团派”的掌门人,不要自封为党的第X代“核心”,“大树特树自己的权威”;而要积聚力量,厚植人脉,化对手为伙伴,变阻力为助力,真正认识到、真正去落实: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本书导言提到从西柏坡赶考的典故。胡锦涛带着他的同事,现在正每日每时地回答考题。愿幸运之星照耀中国,也照耀胡锦涛──平衡木上的马!


附:我的学长胡锦涛


我的学长胡锦涛◎ 万润南

●按:原北京四通总裁万润南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在清华大学有学友关系。本文回忆二人同学相知后来分道扬镳的往事,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与胡锦涛一个黝黑英俊、目光锐利;一个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同胡锦涛南下串联沿江而下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 —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 —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很细心也很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种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三三二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相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我计划写大约一百篇《清华岁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摄氏三十九度六,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万因八九事件流亡。其母病危时胡表态如能写一书面检查即可回国,为万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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