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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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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贫困地区人民笙歌劲舞迎锦涛”


●《云南日报》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非同寻常地发表了韩声雄撰写的七千五百字特写《执政为民心系百姓——胡锦涛同志视察云南纪实》。胡锦涛是七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在云南视察,他走后第三天,省委机关报就刊出这样的重头文章,配上多幅图片,堪称神速

与所有中共体系中生产出来的关于领导人的文章相似,此文中也免不了“乌蒙山欢呼金沙江笑,贫困地区人民笙歌劲舞迎锦涛”这样肉麻词句,读者只能忍受这样的代价,从文章中搜寻实在的信息:

七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锦涛同志从北京坐飞机直接飞到我省扶贫开发的主战场昭通市。吃完午饭,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昭阳区靖安乡五星苗寨。首先走进寨子中心的寨上小学,了解学校情况。当村主任王国华介绍这个单小曾出过六个大学生、二十七个中专生、六个高中生时,胡锦涛连连称赞,并提出要见见教师。在校长李光富的宿舍,胡锦涛详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的生活情况,询问教师能不能按月领到工资。在张正光家,锦涛同志关心地询问他家粮食够不够吃,能不能接上茬……村干部告诉锦涛同志,张正光由于才分家,底子比较薄,再加上文化水平低,农业科技措施运用少,创收办法少,种养殖业效益不高,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但在寨子里还相对贫困一些。走出张正光家,村里的苗族群众穿著民族服装,自发地夹道欢迎亲人。跨进富裕户张光剑家大门,张光剑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十分高兴地迎接锦涛同志。陪同锦涛同志视察的省委书记白恩培对主人说,中央领导看望你们来了。张光剑的父亲张文跃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紧紧握住锦涛同志的手不放。旁边的人有意考问张文跃,你知道中央首长叫什么名字,张文跃直呼其名:“胡锦涛。”引得锦涛同志和满屋的人哄堂大笑。张文跃骄傲地指指旁边的彩色电视机对锦涛同志说:“在电视上我们经常看到你作报告。”……

●一口气视察了几十个单位

特写继续说,胡锦涛“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八十年代,他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就到毕节和毗邻的昭通作过考察。所到之处,贫困面之大,贫困程度之深令他感叹不已。今天贫困地区的农民生活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尽管他们仍然还有困难,但是,现在的困难和过去不是在一个层次上。告别昭通农村,胡锦涛又驱车前往该省工业比较集中的曲靖市。特写说,在曲靖市,锦涛同志视察了曲靖卷烟厂、曲靖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曲靖珠江源纺织有限公司、曲胜高速公路、曲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烤烟基地生产情况。在曲靖珠江源纺织有限公司,他走进困难职工黄永跃家,家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锦涛同志和黄永跃老两口拉起家常。黄永跃告诉锦涛同志,他家有四口人,低保加其它收入共五四五元。锦涛同志对随同的市委书记王学智说,人均生活费一三六.二五元,仅只解决饥寒问题,但是解决不了看病的钱,孩子上学的钱。再提高低保标准,一是财政有困难,再是负作用大。对低保的特困家庭,在看病、孩子上学等方面要研究助困办法,使他们过得去。当黄永跃告诉锦涛同志他家的两个孩子分别在曲靖、昆明读大学时,锦涛同志连连称赞。在麒麟区越州镇视察烤烟基地时,锦涛同志和一个在田间搞管理的农民交谈起来,当他得知这个名叫念建友的农民是退伍军人,已经退伍五年,每年仅种烤烟收入就是一万多元时,就亲切地说,来,我们握握手。更进一步交谈,得知念建友曾在西藏当过兵,而且就在军区大院里时,曾任西藏军区政委的锦涛同志高兴地说,我们是战友呵!希望你回到地方后搞好生产,发展经济。

在视察中,锦涛同志深深思考以及和各级干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云南怎样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把经济搞上去。他对云南的同志说,八十年代,我在贵州工作期间,对云南很羡慕,对云南的工作很赞赏。主要是云南抓了两烟,抓到点子上了,为相当一段时间云南发展经济打下了基础。如果说云南经济在最近几年持续走低,是不是在这次全国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中没有跟上趟?据该文介绍,胡锦涛“深入云南白药股份公司、曲靖卷烟厂、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烤烟生产基地、曲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呈贡斗南镇花卉市场进行考察调研”,文中还提到去了云南大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万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隆格兰花卉园艺有限公司,在麒麟区白石江街道江南社区和街道干部、退休老工人、残疾青年了解社区建设情况和居民实行低保的情况,在云南九九彩印有限公司和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座谈,在世博园种下金桂树……短短五天多,跑了这么多地方,固然说明他分秒必争,不辞劳苦,但是也难免给人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印象。


第十章 共青团派的新掌门


不论本人是否愿意承认,年龄规则或曰自然规律,总要重新呼唤出一批“共青团派”。


105:共青团派的三个梯队及其核心


●随着胡锦涛在中共高层的崛起,“共青团派”又开始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焦点

考察“共青团派”,我们遇到一个特殊的困难:中共十六大临近,权力交接和政治布局步伐加快,共青团派成员的职务变动也加速,每个月、每个星期、每一天,都有人从一个岗位转到——往往是升迁——另一个岗位。我们只好将我们考察的截止日期定为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借用胡耀邦所创造的“第三梯队”和邓小平所创造的“第X代核心”这样两个词,合在一起,巧合的是,我们可以将“三胡”作为“共青团派”的三个梯队核心:第一梯队核心:胡耀邦;第二梯队核心:胡启立;第三梯队核心:胡锦涛。

胡耀邦是第一梯队。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曾经提到的,“共青团派”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了一番。那是因为胡耀邦任中共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最高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改任总书记;而那时的第二梯队胡启立任中办主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加上曾经在共青团工作过的许多人,这时候在政坛上都成了气候,呼风唤雨,煞是引人注目。反过来说,胡耀邦地位的巩固与共青团派的崛起也有密切关系。而一九八七年年初胡耀邦黯然下台,团派第一梯队使命结束,共青团派声势也随之重挫。不过,多数团派成员仅仅原地踏步,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升迁,却也没有跌落。胡启立当时也曾一度被人视作会随胡耀邦一同遭打入冷宫。后来却仍然保留在高层,“共青团派”将重新冒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团派第二梯队核心上。但胡启立不敢像胡耀邦那么锋芒毕露。一九八七年秋,胡启立在党的十三大上升任政治局常委,颇使该派成员喜出望外了一阵。但没想到刚过一年多遇到”八九6.4”事件,胡启立被赶出决策圈,后来贬为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再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光采和声势。“共青团派”即使还有受提拔重用者,像钱其琛就气势如虹,成为外交界说一不二的实际掌门人,但这些人哪里还敢、还愿凸现共青团色彩?

●共青团第二梯队核心空有其名

李瑞环也应算是“共青团派”第二梯队主要骨干,在胡启立下台之后,李瑞环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团派成员本来可以再投靠其门下。但是不然。李瑞环担任团中央书记之前,已经有了“青年鲁班”、“毛主席纪念堂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等多种政治资历——实际上,当时不通过共青团的渠道,他也能从别的门径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登堂入室。何况,他在专职团中央书记的座席上没呆多久,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与上下左右没有来得及建立感情;后来虽然挂着这个“团中央书记”的名义,却走马上任到天津直辖市当上雄踞一方的诸侯。再过几年,风云变幻,他那一辈的“共青团派”已经花果凋零,没剩下多少——后来在部级岗位上的就剩了胡启立、高占祥、朱善卿等屈指可数的几人。他虽然在“八九6.4”以后进入中央常委班子,但走的是偏锋,起的是与保守势力抗衡的作用。而工作也不顺利,先抓意识形态,保守势力在老人支持下不买他的账,使他连连碰壁;后管政协、统战,也难有突出佳绩。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中共元老年龄老化不可抗拒,掌权者不得不重新重视选拔接班人。客观现实是:可以相对信赖、又可以相对避免社会反弹的人才群体,仍然是共青团的干部,他们比较接近中共遴选拔擢人才的标准。

一九九二年六月——其时胡锦涛尚未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仍是养病、协助十五大筹备并待分配之身——中共中央组织部与团中央联合举行过一个全国性会议,总结与推广如何以共青团组织向中共推荐接班人的经验。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国务院人事部长赵宗鼐在会上强调:“共青团员是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来源,团组织‘推优’(推荐优秀人才)是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道”,“这样是关系到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是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这一形势,在客观上为当时即将上任的胡锦涛,形成了“共青团派”再次崛起的背景。而胡锦涛当时甄别审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对象,也无疑有相当一部分人曾与共青团有这样那样的渊源。

不论胡锦涛本人是否愿意承认,他注定要成为“共青团派”第三梯队的有凝聚力的新核心,他注定要被人们视作“共青团派”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掌门人。“共青团派”,指的是由共青团这个系统在仕途上升迁者。再要细分,又有广义狭义之别。

●太子党?秘书帮?共青团派

人们说惯了中共政坛上几个板块:“太子党”、“共青团派”、“秘书帮”。其实,“太子党”并不算党,“秘书帮”难以成帮。 当今的“太子党”只是一个特定的基于革命高干血统的集合名词而已,中共上层的长期政治争斗在太子之间留下的创伤和其它后果,早已把“太子党”拆得支离破碎。在军政两界——现在又加上商界——中共高干子女,要么因父辈的恩怨,要么因彼此的竞争,往往各立山头,相互之间往来不少,但关系未必融洽,未必能协调口径;而由秘书而青云直上者,多与其昔日的上司构成纵的渊源关系,与其上司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却很少能与别的前秘书们横向同气相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太子党”与“秘书帮”很难上下提携呼应。例如,我们很少看见某位高干子弟,拔擢另一位高干子弟,将之收揽到自己门下;高干子弟在游乐中固然可以呼朋引伴,但是在“事业”上很少结成一团一伙,多半都是各人凭藉父母庇荫,单立门户,独当一面。我们也很少见到某位曾任秘书的官员,看在其上司也曾任过秘书这一点,而死心塌地对之忠诚效力。近年来,情况出现了某些变化:在王宝森案等重大腐败案件中,都可以发现秘书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联手作案,利益均沾。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以“秘书”为结帮标准,有什么相近的政治目标,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以利益为旨归,包容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不过,“太子党”虽未成“党”,太子与公主们却都具有极大的能量,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共产党权力体系中的要害系统和部门,就拿军队中的太子党来说,已经把持了作战、情报、军工、国防科研等等极多关键性岗位。

我们不用专门去调查统计,把手边大家耳熟能详的列一列,就有:邓小平家族,叶剑英家族,王震家族,薄一波家族,李维汉家族,乌兰夫家族,贺龙家族,江泽民父子,李鹏家族,习仲勋家族,粟裕家族,彭真家族,万里家族,聂荣臻家族……还有曾庆红,俞正声,何光炜,刘延东,王歧山,陈元,廖晖,潘岳,林用三,布赫,周小川……这是一个长得看不见尽头的名单;尤其值得重视的,就是部队的这一大批太子党:聂荣臻之婿、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和妻子、中将聂力;罗荣桓之子、二炮后勤部政委罗东进;谭震林之子、总参动员部部长、少将谭冬生;李先念之婿、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亚洲,周恩来之侄、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尔均;原副总参谋长王诤之子、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苏民;董必武之子、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董良驹;贺龙之子、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贺龙之婿、前武警总部政委李振军;贺彪之子、解放军总参装备部长贺平;粟裕之子、北京军区某集团军长、少将粟戎生……

●共青团派的共同特征

与“太子党” “秘书帮”这一“党”、一“帮”比起来,倒确实是“共青团派”像个“派系”的样子。在中共对党内小团体如临大敌,绝不给予任何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共青团派”固然不可能有成形的组织,更不可能有什么成文的纲领,但是“共青团派”的存在则无可否认,其成员不仅有感情的纽带,有昔日上下级隶属关系,还有很多在后来工作任务中互相配合的机会。共青团派的官员非常普遍地上下提携呼应:一个前共青团干部,很可能将他原来的团内下属继续提拔重用,逐渐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形成气候。我们所观察到的“共青团派”成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点:其一,五十到八十年代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的人,由于共青团这一组织在中共体制下被设定的性质,在政治上都有较强的企图心和使命感。在这个系统工作的干部,除非不想在政界发展,“中途挂靴”,激流勇退,一般来讲,总是希望在这一领域干出一番成就来,有比较强的仕途功名心。其二,由于工作对象所决定,直接面对青少年的共青团干部,比较活跃,比较热情,富有朝气。其三,由于工作任务所制约,共青团干部擅长于政治动员、思想教育、组织主办造声势的宣传活动,他们打交道最多的一般是党委及其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能力结构以及政治联系,后来往往在政工(包括外交、社会团体和某些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等等)、政法领域去施展。其四,由于工作性质所限制,各级团组织基本上都是清水衙门,共青团干部相对来说比较清寒,而对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也就保留了比较多的正义感和批评的勇气。

说到底,“共青团派”的凝聚力,来自于人之常情:在共青团岗位上工作的人,往往都是在青春年华。人生中最美好的的事物如恋爱结婚等,都与共青团的岗位,甚至与他们曾参与的、团组织发起的一个个具体活动相联系。这段岁月很自然成为他们在今后的生涯中长久保存、十分留恋的回忆。

●共青团派任职前后有别

我们几年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文革”后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的“共青团派”干部的前途,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特例之外,就普遍情况而言,胡锦涛之前和之后,情况很不一样。在他之前到团中央工作的,“转业”之后基本上都一直在地方工作。如:

王建功,后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逝世);

刘维明,这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侄子,任广东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他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度还代理全国青联主席。但后来就连走下坡,一九八五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回到广东省担任省委常委,八八年始任副省长,后退居二线。他是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候补委员,十三大时则只是普通代表;

克尤木?巴吾东,他横跨了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团中央书记处;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书记;

唯一的例外,是李海峰,但她也是长期在河北省工作,很晚才调到国务院侨办担任副主任。而与胡锦涛同时或在他之后进入团中央书记处的,“转业”后多半都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例如王兆国(中间有几年被贬抑到福建)、刘延东。

此外还有:

张宝顺,副部级的新华社副社长;

李源潮,原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九六年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宋德福,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国务院人事部部长;

刘奇葆,八十年代中调到团中央,在以宋德福为首的书记处任书记。后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陈昊苏,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赵实,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一九九八年政府机构改革,该部撤销,合并到文化部,成为广播电影电视局,赵实任副部长待遇的副局长。

但是上述情况经过四年多时间,已经大变。这些在中央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士,在胡锦涛于十五大上第二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其接班身份被江泽民正式认可之后,不少人被安排到省里去了。这些人“下放”,明显与前面所说那些到省里工作的人不同。那些人下去了就难以再回到北京(李海峰是唯一例外),而这些人,放下去获得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准备日后提拔重用的意图极浓。

●“共青团派”第三梯队特点鲜明

考察“共青团派”未来的走向,我们有把握地说,这个派系虽然具有前面所说的共同特征,但下一拨人马将呈现与老“共青团派”不同的特点和面貌。

以年龄来看,可以说,大体上以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为界,在此之前出生的为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共青团第三梯队成员,在此之后出生的为第四梯队。我们先来看看“共青团派”第三梯队成员,具有什么样的角色特征——其中某些特征与第二梯队(胡启立、李瑞环那一梯队)相比较一下,就更为明显:一,他们教育水准较高,普遍受过大学教育,而第二梯队则有不少是在干部速成班受训或是所谓“调干生”;但是第三梯队的大学教育,有不少被“四清”冲淡,甚至被“文革”打断。二,他们专业经验较强,多半有工程师、地质师、机械师、编审等专业资格;而第二梯队大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后期间参加革命,多半是传统的政工型;但是,第三梯队的专业经验,多半偏于工科或理科,其它各科较少。三,他们多半在学校就读期间就在政治上靠拢中共,被吸收为党员,或作为又红又专的典型。四,他们多半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资历和经验,是在中共战略重心转移、推动社会转型初期,由于急需“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人才,而从各个科技业务和经营管理岗位上搜罗来的。但当时急于使用,破格提拔,致使他们中也出现“经验断层”,有的后来不得不“补课”。五,已离开共青团系统的第三梯队大都担任党务(包括组织、宣传、统战等)、群众团体、政法、文教方面的官职,也有一些担任了政府行政管理官员。他们变换角色的适应能力较强。同时他们因为经历过残酷的文革,对拉帮结派整人之类政客手腕也不陌生。

●共青团第四梯队的跨世纪素质

“共青团派”第四梯队(比胡锦涛更低一批的梯队)成员,五十年代出生,是文革中的“老三届”、文革过后最初几届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中多数现在正在共青团岗位上,等待或者说争取调到更有发展前途的岗位,向权力中枢逐步位移。这些人在二○○○年前后开始,被陆续提拔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最后卸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到河南任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十六大后升为省委书记),可以看作是他们的排头兵。 这一梯队的特点是:一,他们学历更高,百分之八十以上具备大学本科学历——而且,拥有的是不折不扣、非常正规的本科学位;其中拥有硕士、博士学位者也越来越多。二,他们所学的专业,不再像前一梯队那样侧重于工科与理科,而是向法律、经济、金融、哲学、教育和其它社会科学等专业倾斜。具高中级职称者相当普遍。三,他们具有更多的商品经济知识和眼光,更多的现代价值观念,更多的现代实用技能,对接触洋务,与国际接轨,也有更多的积极性。有人归纳为是新一代职业文官,比起前一梯队「技术官僚」,又进了一步。四,理想主义色彩在几个梯队中呈现递减趋势,而第四梯队比起前面一个梯队,更接近于剥落殆尽。意识形态教条,在他们头脑中进一步淡化,或者只是作为一个装饰、幌子。与此相关的,是整体道德修养不如前代,更为虚伪。他们的心理驱动力,主要是个人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和权力欲望。五,他们的适应性更强,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清晰的设计,除了进入权力体系,他们也有意识地为未来在商界、在学界有一番作为铺路开道,有的现在就「官学两栖」。六,由于更讲求实际,对于现在的社会弊病也有更多思考。其中有些干部,转任过多种职务,更为了解下情。第四梯队接班人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拼命弄到文凭——不仅仅是大专或者大学本科文凭,而更盯住了硕士、博士文凭。由于他们所处的高位,能比一般人更轻易地得到高学位。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十六大前夕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中国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种精英结盟统治中国,证诸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的师生合作,互通有无,庶几可信。尤其是要看到《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书早在一九九一年夏就上市了,其写作当在更早,不能不佩服这些学者与官员早有前瞻,三种精英的结盟十多年前就静悄悄地开始经营了。

国内最近一份学术报告指出,共青团干部升任中共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人数大增,不过多数在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科技等部门主管,在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今天,可能成为人事更迭隐忧胡锦涛的第二任政治局常委任期开始到世纪之交的三年间,共青团派势力进一步向上渗透。以下名单中括号中为该官员曾担任的共青团内职务(为简便起见,一般只列入团内最高职务)。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宋德福(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云山(曾任内蒙团区委书记);

副部长刘鹏(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副部长刘延东(曾任团中央常务书记),

万绍芬(曾任南昌团市委副书记),

李德洙(曾任吉林团省委副书记);

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朱善卿(曾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汪家鏐(曾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

副校长刘胜玉(曾任西藏团区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团委书记);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传华(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

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只列正职)──

副总理钱其琛(曾任团中央研究员),

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曾任新疆策勒团县委副书记),

公安部长贾春旺(曾任团中央常委、北京团市委书记),

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曾任团中央学校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学联主席),

民政部长多吉才让(曾任西藏团区委书记),

司法部长高昌礼(曾任山东团省委宣传部负责人),

文化部长孙家正(曾任江苏团省委书记),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见上),

人事部长宋德福(见上),

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曾任山西团省委书记);

新疆区委书记王乐泉(曾任山东团省委书记),

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曾任大连团市委副书记),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孙英(曾任山西团省委副书记),

海南省委副书记、人大主任杜青林(曾任吉林团省委书记),

河南省长李克强(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曾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北京青联代主席),

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曾任江苏常州团市委宣传部长),

贵州省长钱运录(曾任湖北团省委书记),

海南常务副省长王厚宏(曾任安徽团省委书记);

……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是四年前的不完全统计。到了二○○二年十月,更是今非昔比,放眼望去,到处「团徽在闪光」。共青团派的官员升势猛,调动快,让人眼花缭乱。在胡锦涛担任第十一届共青团常务书记、第一书记期间的二十二位常委,目前已有二十一位成为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中共中央系统: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和常务副部长刘延东,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令计划,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中央宣传部两位副部长吉炳轩和刘鹏,中央外宣办两位副部长李冰和李刚,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刘胜玉,中纪委秘书长袁纯清,副秘书长金道铭,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长赋……国务院系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文化部长孙家正,国务院计划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汪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李至伦,国务院质量监督总局局长李长江,国务院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国务院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吉炳轩、赵实……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学者寇健文的调查分析说,根据国内最近一份学术报告指出,由于胡锦涛的崛起,使共青团干部升任中共副省部级干部人数大增,不过这些人多数在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历练,很少担任经贸、管理、科技等部门的主管,在中共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今天,可能成为中共人事更迭的一大隐忧。


106:无可选择将共青团派作为主要权力渊源


●他总是在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中、按照他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观念来甄选队伍,也无可避免地要带上自己的感情倾向

总的来看,胡锦涛提拔使用干部,确实没有超出对共产党组织部门所要求的干部提拔的标准,力求做到“用人唯贤”和“搞五湖四海”;他也严格恪守干部培养、考核、提拔的组织程序,基本上没有被人抓住任何把柄。即使如此,他总是在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中、按照他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观念来甄选队伍,也无可避免地要带上自己的感情倾向。胡锦涛五十九年来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二十多年来从政经历,他能够依靠的权力渊源、派系归属,不外乎以下几个:胡家和刘永清家的亲属故旧,江苏和徽州同乡,清华同学,甘肃、贵州和西藏的同事、部下,共青团系统干部,以及中央党校部下和学员。胡锦涛对故旧亲友中他认为正派而能干的人,「给他们压点担子锻炼锻炼」。但是即使熟悉和亲密如其夫人刘永清的表弟、即共产党老报人常芝青的儿子常大林,现在担任光明日报社旗下《博览群书》杂志的主编,按其学识资历,应该说这个职务并不出格,看不出胡锦涛为他有过任何说项。胡锦涛在贵州、西藏的部属并无突出的上升,例外只是西藏的工作搭档、当时的两个区委副书记田聪明和张学忠。二○○○年七月,田由国务院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调任新华社社长;二○○○年十二月,张由国务院人事部副部长升任部长。 张学忠是胡锦涛在甘肃工作时的私人故交。他在兰州军区司令部当过秘书,后来慢慢爬升成甘肃分管科技的副省。一九九一年,胡锦涛因为身体不适应青藏高原环境,只能在四川成都遥控西藏事务,便向中央请求调来张学忠担任西藏区委副书记,坐镇拉萨执行自己的意旨。三年后,已经进了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又将张学忠安排到人事部任常务副部长,给宋德福当助手。对于在长期工作经历中接触的人才,他都记在心里,找适当机会提携,非常谨慎小心地逐步部署自己的班底。胡绩伟的秘书王晨后来在光明日报社工作,长期没有得到重用。是在胡锦涛过问之后,才崭露头角,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徐光春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后,接替了总编辑的重任;后来他又晋升为中宣部副部长,二○○一年,胡锦涛又将之安排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正如寇健文所分析的,胡锦涛在贵州和西藏当书记时能培养的人马有限,目前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干部受训时间短,且很可能已“各拥其主”,很难像共青团一脉相传。说去说来,还是共青团的干部最“为我所用”。从胡锦涛到下边视察、出国访问时身边随行人员,可以看出他在各方面的智囊班底已经隐然成型。最近外界最感兴趣的是两个过去曝光很少的人,令计划与汪洋。胡锦涛首席幕僚长令计划何许人?

●胡锦涛手下两颗新星渐露头角

四十六岁的令计划来自山西,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之初,正是从山西崛起的韩英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期。他原本是团中央宣传部一般干事,后来被分管宣传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选去作秘书。在共青团十大之后高占祥调到河北省委当副书记,令计划帮助高占祥到石家庄安顿后,又回到了团中央──倘若令计划一直跟随高占祥,不一定有今日的辉煌,因为高占祥后来的仕途停滞不前。长着一副娃娃脸的令计划,头脑灵活,办事精干,但在团中央熬了好几年,在职拿到山西大学文凭之后,才从团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一路提升。在宋德福和李克强主政团中央时代,他一直当到团中央办公厅主任。胡锦涛被邓小平等元老隔代钦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两年后,令计划从团中央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政治组组长,后来又任胡锦涛办公室主任,正式成为胡锦涛幕僚长。令计划是在二○○○年六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为中宣部长丁关根出访送行,一个月后又陪同胡锦涛出访亚欧五国,这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名字才见诸报端。在二○○一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令计划成为人大主席团的副秘书长,其角色才受到外界重视。有人形容他的地位一如当年的曾庆红,将会随胡锦涛黄袍加身而成为中南海的“大管家”。但是与曾庆红相比,令计划没有地方和经济工作经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

现任国务院计划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汪洋原来长期在地方工作,不太引人注意,但最近显然已经成为胡锦涛在经济方面非常倚重的人物。汪洋崛起于胡锦涛的祖籍家乡安徽,八十年代当过宿县团地委副书记、安徽团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二十九岁时转到安徽省政府,担任副厅长级的体委副主任,后当铜陵市长。一九九二年,在胡锦涛进入中央决策圈时,他在地方上也开始冒升,一九九三年担任安徽副省长时才三十八岁,为当时最年轻的副省长,不久又升为常务副省长,一九九七年担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一直主管安徽发展计划和经济。一九九八年到北京来,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又是最年轻的副主任。他常陪同朱镕基总理到各地视察,最近又随胡锦涛访问中东数国,锋头甚健。


107 团派“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进入新世纪,正当“共青团派”芝麻开花节节高之际,却连续出了几件震动全国的大事,给共青团派的政治新星乃至整个共青团派的灿烂前景猛然投下阴影

首先,是在一九九九年元月当选为河南省长的李克强治下,连烧起两场大火。第一场火,是在河南着名煤都焦作燃起的。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焦作市山阳区个体私营天堂影视厅发生特大火灾,造成七十四人死亡,一人烧伤。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焦作市起重机厂的姚秀荣悲愤异常,对记者直言火灾是“腐败作风的必然结果”:“天堂”大厅内用的座椅全都是焦作市人民会堂内修建后拆下来的,韩老板没花一分钱,文化部门就把这些公家财产全部送上。而每次文化市场检查,有些干部亲自提前通知韩老板。为什么韩老板与文化部门的关系那么“密切”?因为其亲戚是山阳区一名领导,其表弟是焦作市某局一把手。这次火灾,李克强因上任才一年多而幸免。然而,两个月后的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九时三十五分,又一场更大的熊熊烈火骤然燃起在牡丹之都洛阳,无情地吞噬了东都商厦四层歌舞厅,正在厅内参加圣诞节庆祝活动的群众三百○九人窒息死亡。后来调查,这次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正在装修的四名无证上岗的电焊工在地下一层实施焊接作业,电焊熔渣燃着了可燃物,又引燃家具商场的家具。在消防部门眼中,东都商厦早就在内控范围。有关法规明文规定,歌舞娱乐场所一律不准设在建筑物的三层以上,而东都歌舞厅竟然设在四楼。三年前,东都歌舞厅就存在“消防信道不符合要求”等诸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两年来东都歌舞厅历经洛阳市消防部门十八次检查,对其先后四次下达整改通知书,还作过一次勒令停业整顿。河南全省共有四十家单位和场所存在重大消防隐患,这个东都歌舞厅就赫然名列其中。当年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初,河南省消防部门检查这四十名“内控目标”,仍有十二家没有进行整改,东都歌舞厅又赫然在列。如此三令五申,东都东都岿然不动,里面必有权钱交易。这把火如此之大,惊动了外国领导人、联合国秘书长都出面慰问。李克强露脸露大了,有海外报刊发表短评说“火烧胡锦涛”,在李克强心目中,最怕的大概正是这一点。

●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一九八八年,在宋德福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实施的一项社会救助工程。团中央拨款十万元人民币作基金会注册资金,组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青基会实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资助方式是:第一,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中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第二,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第三,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一九九四年初,青基会以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家庭年”为契机,全年接受捐款超过十二万笔,是前四年捐款总笔数的四倍,捐款总额为七千○九十一万元。五年累计接受捐款总额达到了三.八五亿。截止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共救助失学儿童四六.六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七四九所。希望工程赢得社会的普遍赞扬,也不时听到各种传言非议。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香港《壹周刊》杂志第二○二期发表该刊记者撰写的封面文章:《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 希望工程善款失踪》。青基会委托香港律师于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诉庭起诉《壹周刊》。案件从起诉到开庭审理,耗时近六年。二○○○年六月二十日,香港高等法院大法官钟安德以书面形式公布裁决结果:裁定《壹周刊》诽谤罪成立,赔偿中国青基会名誉损失三百五十万港元。新华社报道:“造福后世的希望工程也因此讨回了清白。”

但香港坊间一直传言不断,说这场官司并不是法制胜了,而是权势赢了。《壹周刊》输了官司赔了钱,揭发自有后来人。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香港《明报》头版报道青基会涉嫌违反国家规定,挪用“希望工程”款逾一亿元,用于投资股票、房产及各类风险企业,招致巨大亏损,其中不少投资项目以“回报少、效益低”告终。报道出笼正是中国“两会”前夕,香港人大和政协代表把疑问带到了北京。青基会立即发表法定代表人徐永光签署的《严正声明》,否认指控,解释青基会只是利用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形成的资金暂存状况,进行投资增值,强调“基金增值合法、安全、有效”。青基会“目前的存量资产状态良好,有的还有较大增值空间”。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女举报人在广州现身。

●希望工程盖子被死死捂住疑云难消

更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南方周末》,居然用从头版开始连续几大版的规格和篇幅,披露徐永光挪用公款的详情。该报编者按声称:关于青基会资金流向的问题,“半年前就掌握了线索,并展开了周密调查。从本报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青基会负责人在资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比香港媒体的报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银行已在一九九五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基金会基金的保值及增值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青基会可以说是直接违反了央行的《通知》。对于青基会整体的资金运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青基会资金的不当运作,正是发生在这个灰色地带:保有基金的增值环节。《南方周末》记者从举报人提供的青基会财务文件中发现线索后查实:十年前中国青基会就把希望工程部分捐款作为“贷款”,发放给徐永光的浙江老乡俞祥根,前后历经五年时间,至一九九六年八月共达四二八万元人民币和十五万美元“放贷”,只收回一四二.五万元。希望工程巨额捐款被拿去投资且无效、失败的“拍案惊奇”事,比比皆是。记者获得一九九六年三月七日由中国青基会基金部主任助理刘文华呈报的《关于基金部出差费用的报告》,清楚证明,中国青基会挤占、挪用希望工程善款去投资的数额“达上亿元”,而相当数量的投资“项目”做“砸”、做“赔”了。徐永光创建“共同基金”,从各省青基会募得数千万元,究竟要干什么?《南方周末》拿到一份证据:徐永光游说湖南省青基会秘书长黄钦贵同意对“共同基金”追加认购一千万,徐在双方签署协议之前,给青基会主管财务的副秘书长李宁写了一纸字体龙飞凤舞的便笺,暴露徐发起“共同基金”,真实目的是为了从下属青基会账上“圈钱”去“平”自己的“烂账”。青基会前财务部副主任柳杨说:中国青基会主账户上,资金余额常常少得可怜。原因主要是徐永光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第一拨投资就没能实现“预期收益”,“待拨款”从一开始就有“窟窿”。一步错、步步错,他必须不断向社会呼吁,请求大家给希望工程捐款,然后用第二拨捐款的“一部分”,去填第一拨投资失败所留下的“窟窿”,寅吃卯粮。《南方周末》的调查报道披露:中国青基会曾动用六百三十多万元,在北京东三环的潘家园附近,给青基会机关的正式职工购买了多套住房,青基会领导又另外“悄悄”在亚运村买了几套房。徐永光不仅违规挪用善款购买住房,而且屡屡指示下属做假账。亚运村的三套“悄悄运作”出来的房子,始终由徐永光等几位领导“永久租用”着。

这一期《南方周末》犹如一个重磅炸弹,炸开了一个大马蜂窝。青基会的反应也算高效率,紧急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十万火急地封存这一期《南方周末》,不许上市发行。但是当今年代,信息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说封就能封得住了。不知什么人──但肯定是与《南方周末》有关的人,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贴上了网,几乎是几分钟之内,就呼啦啦传遍海内外。

其实胡锦涛与“希望工程”本身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是之所以能够惊动中央一声令下就将数十万份《南方周末》封存,许多人分析,还是由于“希望工程”是共青团的政绩工程,出了事也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牵连到共青团派,进而扯上胡锦涛。毕竟,徐永光不是个一般人物,他是被胡锦涛一手提携的宋德福所高度信任、重用的,宋一九八六年将他提拔为团中央组织部长,一九八八年安排他进入团中央常委。他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还当选为二○○○年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荣誉桂冠得了无数,是共青团派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十六大权力交接之际,共青团派出不起这样的大丑闻!

●南京投毒案“团派”受害

共青团派的厄运并未到此止步,灾难的聚光灯轮流打在这个或那个共青团派的政治新贵身上。这次轮到了李源潮。二○○二年九月十四日凌晨,南京市汤山镇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故,早起的民工、学生食用了早点店的油饼、烧饼、麻团等食物后,大批急速发病。《南方周末》(又是《南方周末》!)一篇据说“最后一分钟撤下的稿件”写得惊心动魄:清晨六点,汤山中学门口小卖部的贡新平打开店门,听见学校里有惊叫声。她跑进学校,看到的是一片倒下来的孩子,三十多个孩子在地上滚爬,口鼻的血已染红了水泥地。没有老师在,孩子们哭着抬着同学叫来马自达。……人们用最原始的方式通知着大伙:“有毒,烧饼有毒。”汤山镇所有的交通工具成了抢手货。汤山医院已经被中毒的人群占满。医院还没有上班,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根本难以应付这种场面。作厂中学的六名学生已经死去,并且不断地有人在医院里死亡。人们开始疯狂地拦车,有学生奔跑着到街上恳求小三轮车夫去救人,最早上街的全城一百辆马自达成了救人的主力,有的运了四五趟。八点,姗姗来迟的宣传车才响起了大喇叭──“不要吃烧饼,有毒……”距第一批中毒死亡者发现已有两个小时。最近的军区总院一度送来五百名中毒者,无力安排,立即转院,于是一家家医院被疯狂的车辆注满了。钟山医院、四五四医院、八一医院、鼓楼医院、工人医院、省人民医院……十一所医院才吸完了中毒者的洪流。特写还说:“军总院的门诊大厅二百三十多平米内堆满了中毒者,从大厅到住院部一百米长廊排满了中毒者,而院中心的广场也被起用了,来往于大厅与太平间的停尸车载着蒙白布的尸体没有停过。死了二十人后,运尸车换了一条秘密信道。从此军总死亡数字再没有正式透露出来。”这次投毒一是规模大、死亡人数多,二是时机敏感,被定性为“政治性危害事件”,不仅惊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亲临南京统筹善后,公安部、卫生部和民政部等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统一调查事件,而且鉴于事件中有军事学院学生及军人家属中毒,中央军委也参与调查。公安干警日夜奋战,在公安部发出通缉令不到四十八小时,嫌犯陈正平便于十五日凌晨,在已经开到河南省境内的一六五九次列车上被抓获,随后于九月三十日被一审判处死刑。起诉书说,“造成三百多人因食用有毒食品而中毒,至九月十九日起诉时共死亡三十八人,案发至今已死亡四十二人。”

●突发事件并未阻碍政治新星上升

汤山投毒事件暴露出当地很多问题,最为人诟病的是新闻管制,防记者像防贼。《南方周末》记者说,半夜两点试图摸进军总院,五六位警察看守独立的老楼,同时有七位公安巡逻。记者设法进入三楼采访,所有护士对记者提问沉默。连病人家属也不能再进楼……这种封锁,是引起广泛猜测的根源。记者又扮成死者家属来到南京石子岗殡仪馆,发现连馆中花匠都被告知不能对外说实情。记者侦察出十五日此馆火化二十具中毒尸体,十六日暂停,十七日是十三具,而句容分馆在十七日前是九具,上坊殡仪馆是十八具。总计六十具。执勤警察称还有不少中毒尸体仍在停尸房。官方对事件的介绍,不仅讳莫如深,而且自相矛盾。当局所宣布的数字与目击者、经历者的感受相差实在太远,严密新闻封锁造成的后果是,流言蜚语四处传扬,放大了死神的威力。当局和官方媒体的公信力降到了冰点,网络上有成百上千的人指出当局说法掩盖真相、破绽百出。为什么当局对死亡数字那么难于启齿,又那么竭力地要缩小,这实在是个谜。投毒事件最直接的一个冲击波,是对南京人事可能的影响。

江苏是江泽民的故乡,也是胡锦涛童年和少年生活成长之地。省会南京可以算共青团派的“试点基地”,因为遍数全中国各省会、首府,只有南京这个六朝故都是唯一一个由共青团嫡系控制党政大权的都市。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父亲李干成曾为上海市副市长,他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从复旦团委书记升到上海团市委书记,一九八三年进入团中央书记处,在胡锦涛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一般认为,他被放到江苏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后又兼任南京市委书记,是升任更高职位的一个环节。而与他搭档的南京市长罗志军,也是共青团派成员。罗志军是北京的干部子弟,当年与潘岳关系不错,潘岳当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时,罗志军担任发行处副处长,后来升任报社秘书长,又转任团中央实业发展部长、中日青年交流中心董事长,还进入了团中央常委。调到南京后,先担任副市长,二○○二年元月在市人大会议上全票当选市长。不仅南京市一级主要官员是共青团派,江苏省官员中也有共青团的身影。省长季允石出任过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难怪美国《世界日报》云上风的短评说:从冲击共青团派的接班态势这一点来说,将此案说成“政治性案件”倒也说得过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高官落马和重大突发事件交替占据中国舆论中心位置。共青团派大概可以庆幸尚没有因腐败而被抓典型(“希望工程”违规投资的丑闻,毕竟与腐败还是有一定距离),当了用来“儆猴”而杀的鸡;但是突发事件频频,至少可以被政敌说成“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担当接班重任还太嫩。

不过,让外界感到出乎意外的是,这些突发事件,丝毫没有影响共青团派政治新星的仕途。李克强在十六大之后由省长升为省委书记,江苏省长季允石调任河北省继续当省长,而李源潮也由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升为省委书记。


第十一章 接班人还是掘墓人?(2002)


或许,他协助总书记确立“三个代表”,并不是再一次推动注定推不上山的西西弗斯之石,而是助了一臂之力从山头往下推石头──有了第一推动力就再也止不住它了。


108:共产党接班人


●二○○二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一周年。按照中国传统说法,八十一个春秋,九九归一,从头起始,到了又一个周期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随着中国六十、七十年代社会动乱和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随着九十年代初期苏联东欧变色易帜,共产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二十世纪初的节节高涨,变成了二十世纪末的节节败退。带来了至少包括互相关联的五个方面挑战。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使以共产主义立党立国的中共,陷入指导思想真空的尴尬境地。其次,在政治地位上,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灭私充公”的过程之后,二十年来又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一个完全相反的“化公为私”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领导地位,更不用说共产党官僚在这一过程中惊人的腐败造成的严重后果了。再次,在经济基础上,开放与搞活使中国的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都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流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趋势,连传统的国家权力结构都要突破,相形之下,政治集团──党的权力体系更是脆弱不堪,无法与之抗衡。第四,在文明模式上,私有制的发展使民众利益分化,社会空间扩大,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要求日益强烈,政治上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不能不最终与一党专政的现实禁锢发生尖锐冲突;而私有制的弊病也在同时暴露和发展,共产党能够克服这些弊病的手段又不断在弱化,处于两难处境。第五,在科技更新上,中共这一种权力结构越来越表现出缺少弹性、难以因应的深刻缺陷。

在人们以为一切只能等待胡锦涛掌权才能正视这些严峻挑战的时候,变化的契机竟提前出现了。江泽民在即将交出权力的前夕,提出了“三个代表”学说:

中共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一个最郑重盛大的场合──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长达两万二千余言的演说,阐述这一理论。

那天晚上,北京电视台的大型文艺演出中,有一幕为“三个名字”,台词称:我们不能忘记“伟大领袖毛泽东”、“总设计师邓小平”和“领路人江泽民”。

●从政治领袖变为精神导师难以如愿

谁能料想得到,江泽民居然萌生了这样的胆魄,要做一个敢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精神开拓者呢?他是企图用这一口号,作为后江时代指导共产党一方面“和平演变”、一方面永保江山的纲领;同时,“三个代表”也可以使他自己,由在一段时期内实际掌管最高权杖的政治领袖,摇身一变而成在更长久岁月里主宰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精神导师。王军涛先生曾经有一次谈到:作为统治者,未必就没有推动政治改革的个人意愿,从戈尔巴乔夫、李登辉、甚至邓小平的例子中,他发现一个现象:最高统治者在推动改革过程中的个人声望上的得失考虑,与他领导的执政党的利益评估有时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他可能会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国际上的名望,违反自己所属执政党的利益去推动改革。

不管江泽民出于何种动机,提出这一学说还是走得太远了,遭到党内的反对是可以想象的。不仅中共硕果仅存的元老反对,凡是对马克思列宁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还保有一定信仰的人,无不义愤填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江泽民对剥削阶级打开党的大门,这些人会“去为共产主义奋斗”?岂不是天方夜谭!?江泽民推行“三个代表”,花了一番心思。《南风窗》杂志二○○二年元月十七日记者赵义在《“执政党创新”大幕拉开》文章中赞叹过“三个代表”思想推行手段之高明:“政治家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活动。这从理论创新过程的巧妙布局可窥一二”,“令人叹为观止”。尽管如此,反弹还是让江泽民难以招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审批发出的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文章反映出在强大的阻力面前,江泽民对资本家入党的问题对左派作出让步,设法自圆其说。八月三十一日,江泽民专门跑到国防大学,对正在学习他七一讲话的高级将领讲话,胡锦涛和所有中共军头均列席。电视屏幕所见,个个神情严峻。许多将领交叉双臂,并不是屏神敛息洗耳恭听,笔记本就空摆在那里。

二○○○年底笔者之一在北京向一位中共中央研究室的资深研究员求证时,他非常肯定地透露: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在党内遭到极为强劲的反弹,尤其是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林对这位研究员当面说过,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性质就决定了绝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

●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很多人早就在寻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有人说朱镕基能够担当这一角色,有人说希望寄托在胡锦涛身上,有人说,胡锦涛充其量只能是“中国的安德罗波夫”,而“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要等待他培养提携的“第五代”接班人翅膀长硬……

人们却没有看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别人,就是江泽民。江泽民与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念、性格做派迥然不同,我们这里,只是从一个意义上来说他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就是他提出的这一“三个代表”学说,与戈氏提出的开放性“新思维”一样,启动了最终埋葬共产党本身的历史进程——不管这是不是他的本意初衷。这个进程,并不是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石头”——永远推不上山,而像从山头往下推石头,只要有了第一推动力,它就再也无法停下来,如同市场经济改革一旦启动就无法逆转一样。

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尤其在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纷纷倒台之后,有人预测,中共执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但是中共却居然熬到了二十一世纪。“长寿”秘诀是什么呢?有一点是各方分析家和观察家都承认的,这就是,尽管如今中共仍然企图维持一党统治、并没有改变垄断权力、不与他人分享的专制本质,但是,其指导思想和统治方法都发生了微妙但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共内部分为两翼(尽管两派的边缘模糊),一派要“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派要“以万变保不变”。前者,极左的“马列原教旨主义”势力曾居上风,但是后来以邓小平南巡为转折点,抛开左右之争、资社之扰,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全民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升官发财上,将共产党的所谓“合法性”建筑在政绩上。“三个代表”标志着中共正式和公开地与马列主义告别,彻底背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马列原教旨”。因为众人皆知,今天“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绝对不会是下岗工人和盲流农民。曾经在赵紫阳手下工作过的学者吴稼祥甚至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学说一旦付诸实践,中共内部将发生一场“共产主义宗教革命”,中国共产党一旦从一个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多数派政党,它就会完成从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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