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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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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踏破铁鞋寻觅四有新人


●有笑话说:“党员”“聪明”和“正直”三个词只能选二。聪明的党员不正直;正直的党员不聪明;正直又聪明,肯定不是党员。团中央全国调查,发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这四条极难并存于一人

时过二十年,胡耀邦经历过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多深刻的反思,但是对于树立典型这样的问题,思想却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当时党中央让韩英下台,说得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他任内没有树立起一个在全国青年中叫得响的青年典型。其实,韩英何尝不想如此?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典型毕竟不是想树就能随心所欲树得起来的。

王兆国、胡锦涛上任后,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安排班底,另一方面就加紧在全国范围内耙过来篦过去地寻找典型。

从寻找什么样的典型,倒是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境界和思路。在他们心目中,这个典型,得是邓小平前一年所说过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有理想,当然是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即公而忘私,助人为乐;这两条,与文革前并无二致;第四条是有纪律,即要顾全大局,听从指挥——这是针对当时某些青年对现实不满、时有越轨的现状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有文化,这或许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最大区别:中共当权者醒悟到不能再搞毛泽东的愚民政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搞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当然,这一条得有其他三条管著。

问题是,这样的典型,踏破铁鞋无觅处!

有个笑话说:“党员”“聪明”和“正直”,三个词只能选两个。聪明的党员,肯定不正直;正直的党员,肯定不聪明;正直又聪明,肯定不是党员。用在这里则是,团中央排列权衡和比较了当时从各条线索摸上来的模范人物,发现理想、道德、文化和守纪律,往往“极难”并存: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又先人后己,舍己为公的,文化却不高;文化水平高又声称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为人不怎样,难以在青年中服人;在青年中享有威信,急公好义,在业务上又很有成就的,却往往又遇事有自己的主见,不是那么听话,对于共产主义教条爱问个为什么……

幸好,得来全不费工夫。

最后山东团省委推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被团中央选中了。她是少见的“四有”全占上的青年典型,只有一条不足:她是一位高位截瘫患者。小时候患了不治之症被永远锁在轮椅上的张海迪,后来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和针灸,不仅在农村为农民治病,而且还自己翻译和写作了好几本书。团中央选中她,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听说她在山东大学作报告时,上千大学生完全被她征服,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几年的大学生,可是让中南海的领导人伤透了脑筋,他们居然还有能为之折服的人!
54:抓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典型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八位元老都应团中央请求为张海迪题词,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张海迪。本来胡耀邦也跃跃欲试要题词,授意团中央也去请示赵紫阳,没想到赵不肯题

一九八三年三月份,团中央命名张海迪为“优秀共青团员”,举行表彰大会,把张海迪兴师动众请到北京开大会作报告;五月份,邓小平、叶剑英、陈云、邓颖超等八位元老都应团中央请求为张海迪题词,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红头正式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张海迪。本来胡耀邦也跃跃欲试拟为张海迪题词,授意团中央也去请示赵紫阳,好一起题词,但没想到赵紫阳提议只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胡耀邦也就不好单独题了。

发现和树立这样一个轰动全团和全国的典型,王兆国、胡锦涛可以说在中央领导眼里大大地得了一分:韩英任职团中央好几年,没有抓出让青年们听了讲演之后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模范人物,而新班子上任才两个月,居然就抓出了这么一个堪与雷锋双峰并峙的特大典型!

王兆国、胡锦涛乃至团中央,本来与军队都没有多少关系。这对于他们未来从政,当然是不利因素。虽然陈昊苏和何光炜都是从军队来的干部,但是他们与王、胡的关系并不是十分融洽,王兆国与胡锦涛很难利用他们这条线与军队搭上关系。而前述王兆国对待从军队来的宋德福那种态度,更是相当失策。不过,团中央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与军队搭上线,那就是一九八三年春天开始掀起的这个宣传学习张海迪热潮。

当时部队也宣传了一个模范,他是空军某部“几十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的油库主任朱伯儒。团中央邀请朱伯儒与各省市模范一起参加纪念学雷贰颉蝾动二十周年的座谈会,将之从军内推到了社会上;而团中央所树立的典型张海迪,也恰好适合部队向青年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的需要,多次被请到部队作报告搞活动。

宋德福当时两边兼职,是具体组织张海迪到部队作报告、联欢的负责人之一。团中央与总政治部互相配合,团的报刊用了大量篇幅宣传朱伯儒,部队也对宣传张海迪不遗余力,在团中央负责此事的胡锦涛与军队开始建立联系。后来,张海迪这条命也是军队救的,她住在北京一所军队的宾馆,突然发病,呼吸骤停,解放军医护人员闻讯赶来,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

抓出这个典型之后,王兆国与胡锦涛就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典型紧紧捆在一起了。

张海迪其人本来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她自己作为一个重度残疾青年,见过父亲在政治斗争中所经的风雨,由于随父亲下乡和后来进城之后与待业青年来往,在生活底层挣扎,因此了解一般老百性对时下政治口号的反感。后来她曾经对记者说过,不希望多提如何争取入党。这说明她对于一个典型如何让老百姓能接受不致遭到反感和排斥,还是有一种直觉把握的。

●先颁发荣誉,再核实事迹

张海迪被命运播弄,后来越来越骑虎难下、身不由己了。领导人反反复复对她灌输“当好典型、配合宣传对于引导青年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一套说辞,对她也发生一定作用,随著地位的提高,她不得不越来越“识相”,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当局——首先是团中央和山东省委——对她的宣传塑造。

上文提到过新华社记者对张海迪个别事迹产生过怀疑。团中央也曾收到过好几封从山东寄来的匿名信件,揭发张海迪的演讲有多处与事实不相吻合。团中央尽管不信,但是总是心里一块放不下的石头、一团挥不去的阴云:虽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万一真有点影子呢?他们还担心:如果写信人寄到别的党政部门,如山东省委、中纪委、妇联……甚至捅到党中央,上面追问下来,怎么说?于是,团中央就向党中央书记处胡启立和郝建秀作了汇报,后来又向胡耀邦作了专门请示。

当时已是宣传张海迪热火朝天的阶段,但下一步究竟向何处深入,党中央和团中央均举棋未定。胡耀邦指示团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再次仔细深入地核实张海迪的关键先进事迹,在全部落实、拿到过硬材料的基础上,就如何宣传升级,向党中央提出请示建议。

胡耀邦说:“张海迪宣传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团中央和总政调查雷锋事迹一样,板上钉钉,四脚落地!”

团中央遵旨组织了九人调查组,但名称定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之所以前面冠以“学习宣传”字样,是避免由于重新调查,会引起基层的议论,以为张海迪这个典型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组由王兆国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他当时正患腹膜炎住院治疗,无法前往,于是由团中央宣传部刚提拔的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丁钢两位副组长领军;山东省委也相应组成七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两组一起到达山东省会济南、张海迪原来生活工作过的聊城地区和莘县,进行联合调查。

这次调查,遇到了完全出乎预料的情况。尽管多数先进事迹得到核实,但也有的事例查无根据,有的关于身世的说法无法最后证实。例如,她的高考分数确实未曾达到那么高,张海迪一九七四年夏天的自杀经过多人有多种说法,甚至对于张海迪童年时究竟是否“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无法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旁证。

这都罢了。对调查组宛如晴天霹雳的却是,查到中共莘县县委事先派人调查的几份材料,证明被团中央命名为“优秀共青团员”的张海迪,竟然没有加入共青团的原始记录!

●疑点处处 疑云重重

从中共莘县县委事先派人调查的几份材料中,团中央和山东省委调查组成员读到:  

张海迪在农村期间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和委员,除了一两人嫁到外村之外,仍在村里的,分别写证明说未曾在他们担任团的职务期间发展张海迪入团;

张海迪自己提供的两名入团介绍人,一人迁往外地,另一人写证明材料称并没有介绍张海迪入团。

张海迪档案袋中,没有每个团员入团时都应该填写并经介绍人签字、团支部书记签字、上级团委批准的正式入团志愿书,只有一份当张海迪随父母由十八里铺公社转到莘县县城三年之后,才办理的转移团组织关系的证明,而蹊跷的是,转移团组织关系的证明应该有两联,一联盖上章给团员本人拿去交给新单位的团组织,另一联存底,但是原十八里铺公社团委存底的档案中,恰恰又找不到这次转组织关系的那一联原始存根。

两个调查组感到极为棘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谁都能在心里掂量出来这一消息传出去的后果:全国青年学习张海迪活动已达白热化的高潮,团中央命名她为“优秀共青团员”,此刻却发现她到底是不是“团员”,大有疑问!

一旦披露出去,这不啻一个重磅炸弹,王兆国和胡锦涛等团中央新班子将脸上无光,威信扫地,很有可能被党中央和元老痛责为“工作粗枝大叶,树立虚假典型,造成极其重大的不良社会影响”,他们两位的政治前程说不定都得画上句号。

该怎么办?调查组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隐匿不报:此事只限于调查组成员知道,对外严格保密;第二派则认为:纸难包住火,应该向两个调查组的主管机构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如果不报,这一情况被党中央知道了,团中央和山东省委将更被动,那时再怪罪下来,这个责任直接落到调查组领导人头上,重若万钧;汇报了,责任就交给上级了,由上级去抉择是否向党中央汇报,决定下一步宣传活动是刹车、是转向、还是加速前进。

山东省委调查组持前一种意见。大概他们久经官场,见多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而且山东省委作为雄踞一方的当地衙门,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要抓,青年典型宣传在他们的全局中占不了多大分量,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苏毅然和省长梁步庭又都资格不浅,此事真要“穿帮”,担不了多大责任,最多也就是调查组长做个检讨而已。

而团中央调查组中,后一种意见更占上风: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地宣传一个青年典型,在团中央来讲就是押上了全部信用,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从王兆国、胡锦涛到调查组副组长江洪等都是刚刚提拔、指望著前程似锦的第三梯队,经不起这种差池。

●从下到上层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这过程中,莘县县委的反常举动也让调查组觉得疑窦丛生:早不取证、晚不取证,爲什麽接到聊城地委通知之后,抢在团中央和山东省委联合调查组到达莘县县城的前四、五个小时,星夜派人到张海迪原来生活的大队找当年的有关知情人取证?取了证又对联合调查组秘而不宣,最后没办法了才交出来。他们这麽做的意图是什麽?他们还知道多少秘密没有讲出来?这后面是不是有令人想像不到的阴谋?阴谋又针对谁?

联合调查人员反复争论,最后山东调查组拗不过团中央调查组,勉强同意了向上汇报。身在山东偏僻穷困县,通讯和交通不便,他们派代表连夜坐吉普回京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两个调查组的负责人要求回京的代表,在汇报中一定要“全面、慎重”——换句话,对这一爆炸性情况的冲击,要设法减弱、消解。

当时王兆国仍在住院,但是对这么非同小可的事情,胡锦涛绝对不敢自己作主。他主持了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调查组代表汇报,并立即与王兆国通气。王与胡都感到这一情况事关重大,权衡利害,还是得硬著头皮告诉党中央,否则责任没法负;但向党中央汇报得精心推敲说法――正如胡锦涛那位出名的同乡、近代学术大师胡适所说,历史是一位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只看你如何装扮她了!

经再三推敲口径后,他们向胡启立和郝建秀做了汇报,口气更加轻描淡写,也免不了要检讨几句自己政治上还不大成熟,工作中有了疏忽。对这件事的性质,则认定为:由于张海迪入团时尚在“文革”期间,团组织在恢复之中,管理较为混乱,又因时间较久,有关知情人迁居难寻,因此未能找到张海迪入团的原始材料;但根据转入的莘县城关公社和转出的十八里铺公社这两个公社团委的记载,应认定张海迪为团员。

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他们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说是“文革期间管理混乱”,但其他团员的档案资料都在,井井有条呀!说是“知情人难寻”,可他们又没有离开中国,真要想找怎么会找不到?但是这一认定,被胡启立和郝建秀等中央领导人认可——因为他们也深知如果真要查下去,要搭进党中央的信用,可真是吃不了兜著走了!

这件事,就在从下到上的层层汇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团中央指派书记处书记何光炜和宣传部长魏久明带著中央的尚方宝剑赶到了山东。莘县县委书记当著两级调查组负责人的面,不仅撕掉,更烧掉了那几份称未曾介绍或发展张海迪入团的证词,并由县委安排官员重新向当事人取证,弄来新的证词——那当然是能够证明张海迪确实入了团的,至少,是不那么强烈的反证。
55:开动团的机器配合“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强烈的非议和广泛的嘲弄。北京市委、市府大院就在团中央大楼斜对面,某些人的荒唐行径天天传进团中央机关。不过,王兆国和胡锦涛等人却不敢向党中央如实汇报

对于如何处理张海迪事迹调查中出现的问题,胡锦涛当时到底怎么想的?至少可以断定:他对“事实要服从政治需要”这一条是烂熟于心的。

这一次宣传先进典型,是共青团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华彩乐章,也是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完结篇。他们承了上,但再也无法启下:从那以后,共青团再也组织不起来规格如此之高,规模如此之大的先进典型宣传学习活动了——后来的团中央负责人宋德福、李克强和周强,也再不敢作此奢望。

胡锦涛到团中央后那一段时间,没有经历太多大的政治风浪,但是小风小浪不断迎面而来。其中值得一说的,除了与太子党周旋和典型宣传之外,就是“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被民众称为“文化小革命”。一九八三年秋天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由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推波助澜,邓小平和陈云讲了话要求“不搞精神污染”,而胡乔木和邓力群拿了这些话当令箭,立即大力推动“清除精神污染”,不仅在思想理论战线批周扬、王若水,还在各条战线全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的矛头是指向胡耀邦等坚持改革的党内开明派的。一时间,其声势甚至超过了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那道整党的“主菜”。

当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到团中央不到一年的王兆国、胡锦涛等人,刚开始也立即开动团的宣传机器,大造声势;在机关里也组织学习各种批判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团中央作为一贯紧跟党中央的“预备队”,加之韩英对中央保持距离因而下台的殷鉴不远,紧跟的步伐便分外急促。

但没有多久,基层团组织的反映上来了:有的地方搜查青年宿舍,将喇叭裤、花衬衫甚至种花养草都当做“精神污染”来清除;连队指导员搜查青年战士床铺,将垫褥下的女性照片没收追查,原来那却是战士的姐妹;当时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正是文革以后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被视作著名“左将”的徐惟诚,在他及一干人马的鼓噪下,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公然贴出告示:披肩发不得入内!那么,来接洽公务怎么办?门卫发给橡皮筋,将头发扎起来才能入内。

这种倒行逆施简直是举世罕见的笑柄,遭到了强烈的非议和广泛的嘲弄。基层反映到团省市委,团省市委再反映到团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市府大院就在团中央大楼斜对面,近在咫尺,北京市委某些人的荒唐行径天天传进团中央机关。不过,王兆国和胡锦涛等人却不敢向党中央如实汇报。

这里,又涉及那个共青团中央的老伤疤:共青团中央要不要提“代表青年谋利益”?

●共青团是否代表青年利益?

本来如果按共青团团章规定,这应该不成其为问题:既然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当然是要代表青年的利益。从实际操作层面上讲,如果不代表青年利益,怎么能让青年跟从你?

但是在胡锦涛来到团中央之前,这一提法在起草团十一大主要报告过程中,遭到了胡耀邦的断然否定。其理由是:青年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既然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共青团就没有必要提代表青年利益。

这种说法的牵强是显而易见的,团中央当时的文件起草班子觉得其理由似是而非,但既然是他们的总头领发话,无条件执行就是。

往深处追究,其中却有一番历史纠葛:原来一九五二年,被胡耀邦取代的原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虽然中共迄今一直没有正式公布其下台的理由,但从后来的报刊透露,就与他所鼓吹的共青团“先锋主义”有关。

共产党治下,中南海掌权者是视除自己以外任何一个潜在的中心都极为疑忌的。担任任何一个有力量的组织负责人,都必须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样,在入口处写上“放弃自己的自治”——一切听从党安排,或者更坦率地说,一切听从党的首脑指挥。

团中央后来历任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谨慎。党中央说什么,就照搬什么,绝不越雷池一步。如果说在“新时期”还有人对此又产生什么“新幻想”,以为可以“拨乱反正”一番,韩英的下场也会使他们打消这个念头。

王兆国的魄力只表现在如何将党中央所说的话用更大的音量说出来;而胡锦涛的精细谨慎,则施展在避免产生任何杂音上。在他们看来,这大概也是天经地义的: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哪儿?当然是党中央——是党中央的任命,自己才来到这个岗位上;同样党中央也可以再发一纸免职通知,自己的乌纱帽也就随时可以被摘下。“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是有根本的语病的:当官并不是民选的,而是皇上下旨任命的,当然应该对皇上负责!

在上下矛盾不是那么尖锐时,共青团是不是代表青年利益,该不该反映青年呼声的问题,还不是那么突出。而在上下想法对立时,中间的王、胡等人就非常为难了。虽然他们竭力控制和筛选,毕竟有一些情况通过各种“内参”“内部通报”渗漏了上去。

王兆国、胡锦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突然发话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开完的次日,胡耀邦召见团中央常委和各省团委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反对“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他引用了万里的一段话,称为什么会出现清污“扩大化”,源于当时中国还是封建主义根深蒂固。

●团中央立了反击左派的头功

胡耀邦此举,是有缜密考虑的。

一是在政治斗争中后发制人——如果在“清除精神污染”来势迅猛之时提出反对,等于就是正面与邓小平、陈云抗命;他选择在“清污”持续一段时间、力道减弱之际出面说话;

二是不正面直接反对“清除精神污染”本身,只是反对“清污”扩大化,基层问题已经暴露出来那么多,“扩大化”显而易见,对方无法抗辩;

三是将邓小平最信任的人之一、搞改革树立了很高威信的万里的话端出来,这话又确实抓到了要害,促使许多人掂掂分量。

胡耀邦选择对团中央负责人讲话,来首先发起反击,也有深意:既是提醒团中央刚上来的干部要辨明风向,也未尝没有某种警告意味。

胡耀邦重点列举了八个方面“清污”扩大化的表现,有的属于“极左”思潮,有的属于封建主义残余势力,有的属于文化思想观念陈旧,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的涉及制度问题。例如,胡耀邦谈到禁书问题,指出现在无论谁都有禁书权,任何省市,当权者想禁哪本就禁哪本,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胡启立插话说,连拉大幕的都“有权禁节目”,说哪个节目是“精神污染”,就拒绝开幕!胡耀邦认为,要禁也要指定某个部门来统一研究,统一禁。胡耀邦下面这句话更挑明了当权者权力的界限问题:“如果禁得不对,人家是可以告你的”!

胡耀邦讲话震聋发聩,大快人心。在场聆听的王兆国、胡锦涛,吃惊之余,不敢怠慢,当即命《中国青年报》于十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将胡耀邦的意见公布出去,标题为《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选择了一个较小的角度来切入反击“扩大化”。但是小当量的原子弹也是原子弹,此文一出,天下震动,早就对“清污”“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的各地媒体,纷纷转载,人人感觉到中央的风向又变了。

《人民日报》十六日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没有这么尖锐,但是也配合遏止了清污的攻势。气势汹汹要向改革派“秋后算帐”的人为之重挫,气焰顿时矮了一截。

当时人们都将反击左派的头功归于团中央以及《中国青年报》,谁知却是胡耀邦反潮流,一言九鼎?对团中央讲完话之后三天,十一月十六日,胡耀邦又去视察中央电视台,将基本同样的话又对广播电视系统的负责干部说了一遍。广播电影电视部属于意识形态部门,是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地盘,胡耀邦此举显然是有意到对方大本营示威和反击的意味。

或许,胡锦涛从来没有这么切近地感觉到,党中央的路线之争这么出人意外,这么风波诡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铁板一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要团中央执行,听了公公的,就得罪了婆婆。好在当时团中央一把手并非胡锦涛,大树底下好乘凉。虽说做了工作功劳多半归于王兆国,但是真要有谁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冲着王兆国去。


56:正式成为团中央一把手


●一位女团干部半开玩笑地问胡锦涛,如果有些事情你明明不那么想,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胡锦涛的回答,没有说官话,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尖锐问题,他说:“什么时候你到了我的位置上,你就明白了!”

八十年代初期中共高层斗争激烈复杂,党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轮番攻守,党内主导性的声音几乎年年变调。弄得紧跟党中央的共青团也不得不经常左右摇摆。从事、推行的一个又一个活动,有的是配合改革开放,有的却是配合巩固整肃思想,巩固统治。对这些活动,团员和团干部看法不统一,态度不一致。

有一次,团中央研究室一位女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地问胡锦涛,有些事情你明明不那么想,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如果上级颁布了你不同意的政策要你执行,你怎么办?

胡锦涛的回答,没有说什么官话,但也没有面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他说:“什么时候你到了我的位置上,你就明白了!”

王兆国实际上在团中央没有干多久。一九八四年五月,他兼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次年又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一把手的担子先从实际上,后从正式名义上,落到了胡锦涛肩上。

胡锦涛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一反前一年搞“清除精神污染”的不得人心的“小文革”运动,这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推行城市经济体制的开放搞活。

胡锦涛赶上这个上头与下头顺著劲、而不是拧著劲的时候,团的工作不再是逆水行舟,而可以顺水推舟了:发动团员青年投入改革开放,上应党中央决策,下顺基层民心。这时候的团中央,新事喜事天天有:成立了青年企业家协会,举行了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座谈会,各地青年观念更新一浪高一浪,各种创举接踵而来,红红火火……

胡锦涛在这个时期当上团中央第一把手,还赶上了另一个大好时机。

●在国际青年舞台上频频亮相

胡锦涛在这个时期当上团中央第一把手,还赶上了另一个大好时机。

联合国早先确定一九八五年为“国际青年年”,号召各国都开展各种活动来凸现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高政府、社会对青年的重视。中国有关方面在前一年(一九八四年)成立了国际青年年中国组织委员会,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担任了组委会的主任委员。

这一年的五月份,“国际青年年”各项活动热火朝天,胡锦涛这个主任委员,也忙得不亦乐乎:以共青团中央为主组织的“亚太青年友好会见”的联欢活动,他要出面;要参加“青年在和平和发展中的作用”讨论会开幕式,要就国际青年年活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社等媒体记者访问;要陪同胡耀邦会见各国来华“友好会见”的代表团团长……这些活动,一是使他在国际国内增大知名度,二是使他积累了国际交往经验,也使人得出了“在胡锦涛领导下共青团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印象。

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对胡锦涛也是一个大好时机。

这个年头正值中共又一波新旧交替的高潮。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胡耀邦首次提出一个新的提法:“第三梯队”,指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有连续性,我们必须从现在起著手建立第三梯队”。

“梯队”的提法,按照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申明民的说法,“是中共计划性政治中有关权力代际传承问题所提出来的第一个制度化模式”。将“梯队”这一军事术语借用于干部队伍建设,意味著从集体而不是个人的角度理解权力传承,具有制度化权力转移的意图。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要加快提升较年轻、知识水准较高、具备专业经验的干部。各方对接班人需求甚殷,团中央和团系统的干部也就流动加快,加速输出。机关里和各省市团委负责人不断有人调任别的更重要更显赫的岗位。有调出就得有调进,团中央书记处已经多是新人,也更愿意多从大学毕业生中调进新人,改变团中央机关成分和各省市团委班子的知识结构和素质。而这一流动加快的效果,就是共青团派急剧地膨胀势力。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八○年邓小平、胡耀邦掌权,到一九八五年秋中共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共青团派干部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有三十四人,其中正式委员二十一人,候补委员十三人。

但是胡锦涛正式主持团中央工作也没有多久,就也得收拾行装了,满打满算只有半年多一点——第二年夏天,他接到了调令:去贵州。

第五章 外放夜郎(1985—1988)


古来留下两个与贵州有关的成语,都是讽喻讥刺。胡锦涛对这两个典故推陈出新“反其意而用之”:“夜郎自大”不对,但是“夜郎”也不能“自小”,自卑自贱;要脱贫致富,“黔驴”技不穷!


57:是“下放镀金”还是“打入冷宫”?


●中共最高层决策过程,常常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慎重。常常发生多数同意、一人不同意就通不过的怪事,或者一人提议、多数没表态就通过的更怪的事。胡锦涛的仕途安排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光明日报》,发表了胡锦涛署名的文章《帮助青年知识分子尽快担起时代的重任》。没过几天,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突然下达决定:任命胡锦涛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随后又被相应地任命为贵州省军区政委,贵州省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锦涛的新任命,离他正式当上团中央第一书记仅仅八个月。这颗政治明星被外放到有“夜郎国”之称的贵州,变故来得如此突然,著实令许多人吃惊不小:这到底是凶是吉?

不明内情的人马上翻开中共提拔干部惯例的老皇历,预测说:不到四十三岁的胡锦涛被放下去“镀”一下“金”,是要更加重用的上上吉兆。

但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此之前,从党中央到团中央,确实纷纷风传胡锦涛还要被提拔重用,还要再青云直上。据有关人士透露,一九八五年春,胡耀邦等人已经决定:让乔石接替陈丕显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职务,并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又征得元老同意,让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尉健行来接任乔石遗下的中组部长职务。这就又空出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谁来接替?

胡耀邦和乔石建议,党内要培养“第三梯队”,拉开年龄差距,提议让胡锦涛接替尉健行。说起来,从团中央第一书记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都是省部级,只是平调而已。但是中组部地位极端重要,常务副部长比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大得多。这个提议传到何光炜等“太子党”耳朵里,他们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便到薄一波等老人处告状。

此时薄一波除了在“集体太上皇”——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副主任之外,还担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胡耀邦为主任),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实权元老。他听了太子党的“小报告”之后发话,认为胡锦涛才到团中央没有两三年,到中组部担任这一要职,“嫩了一些”。

薄一波认为胡锦涛“嫩了”,中央其他人没有谁附和,也没有谁反驳,但此事就这么搁下来了。

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常常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慎重。常常发生多数同意、一人不同意就通不过的怪事,甚至还有一人提议、多数没有表态就通过的更怪的事。胡锦涛本人就遇到过不少次这样的事。前面我们举过高占祥突然被调走的例子,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在中宣部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最后一次筹备工作会——

●改革派苦心安排主政夜郎国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在中宣部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最后一次筹备工作会——所谓“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可以说是中共党内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怪胎”,“三热爱”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中共党内竟成立专管“热爱党”即热爱自己的机构,岂非咄咄怪事!

且说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北京市委负责人依次汇报了各自系统的筹备工作,中宣部顾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副主任廖井丹也最后作了小结和提了要求,快散会时,挂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主任头衔的万里赶来了要讲几句话,刚开口,全场就愣住了:“‘文明礼貌月’活动搞了几年,看来各地走过场搞形式主义一阵风比较多,效果不好。昨天我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了这个事,定下来今年就不搞了。”

与会代表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连廖井丹也当场愣在那里。须知,将每年的三月定为“全民文明礼貌月”,是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七九年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怎么今年临到三月即将来临,全国上下已经筹备多日,马上要开始各种活动了,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人民日报》社论等等,都已经准备好,只待一声令下。党中央书记处就这么果断干脆,说声“不搞了”就不搞了?

团中央参加会议的胡锦涛和刘延东回到自己机关,马上给已经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的王兆国打电话,掏内部消息。王兆国说:对,昨天党中央书记处是开了例会,商量完了预订的议程快散会时,万里同志发言,说“文明礼貌月”搞成了一阵风,建议今年不搞了。他讲完其他书记没有人再发言,就这么散会了。这件事也就算这么定了!

如果考虑到万里还算是当时中共党内著名的开明派,是公认的还算具有一些现代民主意识的元老,就更令人沮丧了:法制观念竟也如此淡薄,视人大决议等于零,“党中央”想怎么作就怎么作。其他人等而下之,就更不用提了!

这次在胡锦涛的工作安排上也算碰上了类似的情况:薄一波发了话,胡锦涛由团中央第一书记升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提议就被否定了。

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改革派,与保守势力明争暗斗了好长一段时间,竭力挤掉邓力群,此时终于部分得手,迫使邓力群让出中宣部长的乌纱帽,专任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长这个重要岗位由谁接替?胡耀邦等人又一次将胡锦涛列入了候补名单之中。但是与前一次一样,眼看胡锦涛仍然肯定无法过老人这一关。在酝酿人选时,比较多的人倾向于把上任刚刚三个月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调来接任中宣部长,“让胡锦涛到贵州去接替朱厚泽”的主意也就达成了共识。

据传,是乔石首先提出了这一主意,他是一番好意,让胡锦涛既到省里锻炼锻炼,增加一点资历,同时也暂时避一避某些老人对他的非议。也有人说,是胡耀邦率先提出的这一主意。总之,胡锦涛就这么当上了“夜郎国”的封疆大吏。

●此去不知何时归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后来事实证明,朱厚泽倒确实是一个有为有守、个性鲜明的中宣部长,也命运坎坷。他多次在内部会议上鼓吹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对文艺界、思想理论界几次风波和争论,都持相当开明温和的态度。尤其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他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脍炙人口的“三宽”政策,即:“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此说大得文化艺术界和思想理论界欢迎,却得罪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掌门人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被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在胡耀邦下台之后,他也受到围攻,被逼得摘下“顶戴花翎”。朱厚泽提出“退休”(其时他正五十六岁),未获准。后来赵紫阳收留他,将他安排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担任副主任。

一九八八年秋末,风声稍缓,朱厚泽重新出山,被安排为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主席是有“工人贵族”之称的倪志福)。但是“八九6.4”期间,全国总工会不仅有大批干部参加声援学生的游行,还公开向学生提供价值十万元人民币的食品和药物。李鹏后来在一次会上,气势汹汹地指责“全总”和四通公司是“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两个后勤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厚泽又一次丢了官,接受审查,后在家闲居当“寓公”。

至此,他已和邓小平一样“三起三落”(一九六四年“四清”时朱厚泽曾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达十四年之久)。据传,在邓小平南巡之后,邓和杨尚昆曾找他密谈,后来他随即去四川、贵州等地农村考察。

胡锦涛应该感谢乔石,没有他提议这么走马换将,厄运说不定就降临到胡锦涛头上了!即便不惹同样的麻烦,担任中宣部长也是弊大于利。中共的宣传战线实在是个既危险又吃力、威信低又各方面都难讨好的是非之地,民众讥讽宣传部门为与“天气预报台、配种站”并列的“说不准单位”——意即宣传口径经常随领导人的意图、随中央政策变化而变。

话说回来,即使当时预见到后来这些风浪,胡锦涛仍然难以高兴。本来胡锦涛可能会把“外放”视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担当重任之前的锻炼过程,但是这么两番被提名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和中宣部长要职,均遭封杀,他多少能听说到一点内情,觉察出前景崎岖。

依他一贯的沉稳性格,若真升官了,倒也并不会趾高气扬,甚至得意忘形,但此次临行前他显得格外低调。对于一般官场同僚,他仅仅表示:不抱“临时观点”,去就要作长期扎根改变贵州面貌的思想准备;而对团中央去为他送行的比较熟悉的下属,则语气低沉地说:“这一去就不知道回不回得来了!”

耐人寻味的是,胡锦涛嘴里说“不抱临时观点”,但当时却是单身赴任,并没有带妻子刘永清同行;就这么两地分居,留下妻子在北京,后来也一直没有去贵州。
58:进入中央委员会


●胡耀邦、胡启立和乔石等人向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中央候补委员递补进中央正式委员的名单,其中也有胡锦涛。在所有转正的中央委员中,胡锦涛又一次是最年轻的一位

不过,仅仅两个月后,胡锦涛又回了北京——他回来参加在中共两届党代表大会之间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

如前所述,一九八五年,是中共中央新旧交替的又一个分水岭。前一年十月,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加快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要改革必须要有组织上的保证。中共中央下了决心,全面大改组,动员元老全面退下,大谩颉螨、大幅度地提升第三代。这次代表会议就是为这一目的而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特别加开的。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指定胡耀邦等组成工作小组,起草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文件。准备工作中最复杂艰巨,也最挠头难缠的,就是向位高权重的老人们一一作工作,动员他们放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态同意退休。这中间少不了讨价还价,许愿交换,硬话软话说上多少箩筐。

一切总算安排就绪。这一年九月,中共中央一口气举行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全国代表会议、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老干部的一系列决议,把年轻化大大推进了一步。

其中重要步骤有:全国代表会议之前的四中全会是“退”,即让叶剑英等百多名八九十岁的老人辞去党职(包括中委、中顾委、中纪委职务);代表会议上则是“进”,增补了九十一名四十多岁到六十岁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五中全会上,再进一步“进”:政治局增加六个新人,其中六十岁以下的有四人:胡启立、乔石、李鹏、田纪云;书记处共十人,其中六十岁以下的共六人,胡启立,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其中王兆国才四十四岁。

这一波新老更替,不仅仅在中央层。全国范围内,有一百八十多万老干部退休,三百三十万年轻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军队系统提升了一大批年轻的军官,使大军区指挥员平均年龄降低了七岁,野战军军一级指挥员平均年龄降低了九岁。

胡耀邦、胡启立和乔石等人向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中央候补委员递补进中央正式委员的名单,其中也有胡锦涛,他随大流通过了代表会议的选举——毕竟,不论从他本来担任、现在也还没有被免职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还是从一方诸侯的权位来讲,成为中共中央正式委员,都是名正言顺的。

这一次与他一同进入中央正式委员行列的五十六人,全部是已经被重用者和即将被重用者,仅几年后在十四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人就有:丁关根,李铁映,邹家华,尉健行,傅全有,迟浩田,钱其琛等七人。另外,九十年代初的国务委员宋健、李贵鲜等人,也都名列其中。

在所有转正的中央委员中,胡锦涛又一次是最年轻的一位。难怪那些听说他回京开会去看望他的原共青团中央机关的下属安慰他说:你在这些人里最年轻,最有熬头,别着急。
59:一张白纸好画图


●贵州虽然一穷二白,但许多中共红军元老提起它还是很有感情,贵州的遵义是中共毛泽东派由遭贬黜而东山再起的地方。胡锦涛来这里工作赶上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纪念,主持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藉此鼓舞士气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钱银。”提起贵州,人们很自然想起这句民谚。说得或许有点夸张,但是贵州确实在中国称得上“一穷二白”之最。

穷,指的是经济;白,指的是文化。这里地处边陲,山势高耸,河流湍急,气候多变。八山一水一分田,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全省谩颉螨十七点六万平方公里,喀斯特岩溶地貌占百分之七十三,人均耕地只有零点八亩,由于土地零散、贫瘠、破碎,耕种条件差,发展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受到制约,每年都要从省外调进粮食弥补缺口。

中国以土为本、以农立国,如果无田耕种,可想而知会如何困窘!这里又不像胡锦涛的祖籍安徽绩溪那儿,那儿虽然也是山高路险,土地贫瘠,却地处中国经济重心地带,靠近商埠,又文化源远流长,百姓见多识广,有国内甚至国外市场作依托,可以发展其它各种副业手工业;贵州这里却属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又交通不便,民众与外界很难交流,耳目闭塞,发展生产简直就束手无策,因此人均生活水平多年来在全国排在末尾,不是倒数第一就是第二。一九七八年,符合贫困户定义的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八;一九八六年,贵州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仅为四百六十一元,相当于同年西藏人均七百八十一元的百分之五十九,排在全国各省市的末尾。直到一九九四年,贵州省每人平均收入仍仅为一五○七元,而同一年度全国最富的上海,人均收入一四五四二元,后者为前者的九倍半以上。

胡锦涛走马上任之际,贵州情况还在不断恶化,与全国差距越拉越大。整个“六五计划”期间(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农民纯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一九八○年的第二十二位,连年下降,胡锦涛履新的一九八五年,正赶上贵州的重灾年,旱涝交替,灾重面宽:一月到五月,三十六个县出现春旱,一半以上稻田没有水;进入汛期之后,又普降暴雨,洪水肆虐,三十七个县被淹;暴雨过后,又是两个多月连晴高温,八月中旬时,受旱谩颉螨每天增加六十万亩。这一年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三○二点一四元,比全国平均数低百分之二十四,竟惨跌到第二十八位,即全国倒数第二。

对于封疆大吏来说,更棘手的是这里有苗、布依、侗、水、瑶、壮等多民族杂居,从省一级到基层,都有不少“民族干部”(意指少数民族的干部),处理关系更得分外慎重,得有本事保持平衡。

贵州虽然一穷二白,但是许多中共红军元老提起它还是很有感情,不时要说句话,插把手——贵州的遵义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是毛泽东派由遭贬黜而东山再起的地方,后来被认定为中共党史上的“转折点”;贵州许多地名都因为毛泽东重掌军权之后,指挥仅剩的红军忽东忽西,成功摆脱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而出名:四渡赤水,强渡乌江……还有娄山关,因毛泽东写有《忆秦娥》词而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扬名天下。这些史实,胡锦涛在贵州可没有少讲——他来这里工作期间,赶上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纪念(一九八六年十月),省委书记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藉此鼓舞士气,激发贵州民众的地域自豪感。
60: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两年不到,胡锦涛的足迹就踏遍了全省。以其过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很快,胡锦涛就将全省各地历史沿革、风情民俗、出产特色乃至社情敌情,包括各种数据和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

有人曾说胡锦涛是“受苦的命”,虽然生在江南,多半生涯是在边疆渡过:年轻时是在西北戈壁,好不容易回到京城没过三年,仕途颠踬,又到了西南深山,又是中国最穷最苦的地方。但这对于一个有抱负者,“焉知非福”,正好使他得以接近中国最下层劳苦大众,使他更切近地体验观察国情民情。

胡锦涛去贵州之前,就决定了策略:先扎到下面去。他到贵阳,放下行囊,安排了住处,就让随同前来的团中央秘书叶克冬在贵阳安顿住处、处理生活杂务,他自己与省里几位负责人见面听取了情况后,带上省委办公厅安排的随员,便下去调查了。省委机关干部议论说,到底是属马的,马不停蹄。

黔西北的毕节地区,离省会贵阳两百多公里、山高路险。这里的官员刚刚听说要新来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没几天新书记就来毕节考察,站到自己面前了,不禁又是吃惊又是感动。胡锦涛下车伊始,顶著七月流火,沿著贵州与云南、四川和广西交界的边境地区,巡视了十一天,访问了十二个县。

胡锦涛走马上任没有几个月,就不知下县市多少趟。贵州全省有八十六个县市,两年不到,他的足迹就踏遍了全省。就连那些对他心有芥蒂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实干精神。而中组部更评价说,“有团中央老书记胡耀邦的深入调查研究的老作风”。

以其过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很快,胡锦涛就将全省的情况,包括历史沿革、风情民俗、出产特色乃至社情敌情,包括各种数据和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

次年春节前后,胡耀邦总书记一干人来到贵州,到任仅半年多的胡锦涛,与苗族省长王朝文陪同他到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布依族山寨乌拉村、天生桥水电站等地,进行视察慰问。一路上他表现出对情况滚瓜烂熟,使得胡耀邦大为激赏。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副总理李鹏来到贵州,胡锦涛和王朝文陪同他们在下面考察了几天,一起参加了天生桥二级电站大坝截流仪式;胡锦涛有水电枢纽专业的教育背景,有早年从事水电建设的经历,在视察天生桥电站大坝时表现出游刃自如,抓住问题的核心,让他们印象深刻。

一九八七年,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光临,胡锦涛陪她赴贵阳、遵义、毕节和安顺四个地区考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和国务委员陈慕华来此考察,他又专程汇报请示;万里副总理到东南亚访问,在贵州过境逗留,胡锦涛也抓住机会接待……
61:风浪骤起掌稳舵


●胡锦涛初尝了险恶的政坛浪涛。他发现,对中央,不跟,不行;跟得太紧,也不行。当胡耀邦下台,各省都变著花样表态与之划清界限时,胡锦涛却表现得非常策略

胡锦涛以其对贵州省情况的了如指掌,和改变贵州面貌的急切心愿,给来视察的中央大员以很好的印象,他们乐意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对贵州的要求大开绿灯。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早年随解放军南下渡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贵阳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任机要秘书,后来历任贵州省财政厅科长、处长、副厅长,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才调到四川,算得上是个“老贵州”了。他重返贵州视察时,胡锦涛向他虚心请教如何治理和改变贵州,而他也对胡锦涛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就能深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十分欣慰。

胡耀邦等人本来期望一九八五年的权力更迭能够实实在在推动中共决策圈的年轻化,但是他没有料到,光是形式上的“退”与“进”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证,已经“木已成舟”的年轻化也居然可以出现大倒退。

一九八六年年底,是一段后人将臧否不休的岁月:学潮在全国很多城市、很多大学闹起来了。党内的保守派抓住机会,以最快的效率作出了反应,把他们早已看不顺眼的胡耀邦牵连进去,说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不力。邓小平阵前折将,胡耀邦被迫在这次党内元老策动的非程序化权力更迭——严格地说就是一次政变中,检讨辞职。中国的改革受到重挫。

被一些人划为“共青团派”的胡锦涛,因为远在天边,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连累。比起来,近在眼前、执掌枢机的王兆国就没有那么幸运,成了众矢之的。他当了两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更上一层楼,进入了中央书记处,但是正如古话所说:“爬得高,跌得重。”胡耀邦下台之后,王兆国很快失势,早就对他看不顺眼的元老们藉机发难,将他发配到了福建省当副省长、代省长。

从甘肃进京、又到贵州以来,短短四年多,胡锦涛见识了太多的官场风云,也初尝了险恶的政坛浪涛。他已经发现,对中央,不跟,不行;跟得太紧,也不行。当胡耀邦下台,各省都变著花样表态与之划清界限时,胡锦涛却表现得非常策略——

他得闻风而动。胡耀邦刚下台,元月十五日,他就在贵州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思想战线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他又得适可而止。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锦涛主持贵州各地、州、市委书记会议时,确定的会议主题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引向深入,把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落到实处。”一个“引向深入”,一个“落到实处”,著力点向哪一个倾斜,孰虚孰实,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62:天高皇帝远


●仗著天高皇帝远,远离中南海权力中心,到了贵州蛮荒之地不被人注意,胡锦涛对批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悄悄刹车,按兵不动

即便就是要“引向深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项任务,胡锦涛主持的这次会议提出的七条要求,也是处处设防:

一,学习中央文件,提高对这场斗争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二,学习理论,掌握武器,有针对性的、令人信服地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三,联系实际,专题讨论,提高认识,不搞“上挂下联”;

四,采取生动活泼的工作方法和教育形式;

五,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坚持正谩颉蛱育;

六,精心指导,不断总结经验;

七,促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改革开放,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以上为原文文字的摘要)

明眼人一看,谁还看不出胡锦涛和省委极其丰富的潜台词!

三十五岁的贵州团省委书记叶小文也是在这一年上任,这位社会学青年学者前一年刚以论文《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及其内在予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奖,并当上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刚到团省委上任,就赶上如此诡谲逼人的风波,他的理论一时也感到用不上了,不表态心里打鼓,便打算在团省委的机关刊物《贵州青年》上面发一篇应景批判文章。但他来请示省委第一书记胡锦涛时,胡锦涛悄悄对他说:算了,别赶这个浪头吧。叶小文遂作罢。

叶小文到底是有悟性的,在后来的岁月中一帆风顺。一九九○年,他上调团中央任统战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秘书长;仅仅一年之后,就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担任民族宗教局局长——九十年代初,正是不少团中央干部成群结队转往统战部的高潮时段。接替胡锦涛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的刘延东,一九九一年秋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她推荐安排了包括叶小文在内的不少团中央干部。在统战部工作的原团中央干部人数之多,甚至令有人戏称统战部为“半个团中央”。一九九五年,叶小文又转到了国务院系统主管宗教事务,在朱镕基内阁里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至今。他曾经作为国务院特派专员,赴藏参与主持第十一世班禅的金瓶掣签和坐床大典。回望前尘,他应该感谢胡锦涛当年对他的指点和一路提携。

仗著天高皇帝远,远离中南海权力中心,到了贵州蛮荒之地不被人注意,相对平静,胡锦涛与过去在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时所结交的被视作“自由派”的一些知识分子,保持了联系,并以一省首长之尊,向他们提供方便,也希望他们能给偏僻闭塞的“夜郎国”吹进一点清新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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