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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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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太子党擒贼先擒“王”


●如果说陈昊苏对王兆国、胡锦涛看不顺眼,主要是他的书生气与他所认为的官场习气颇有隔膜,何光炜则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计较了。一些因为王、胡来团中央而权力地位受到威胁的人,不时闹点地震

当然,如前所述,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像陈昊苏,是研究军事史出身,当年他的父亲、中共著名的儒将陈毅,对他寄予厚望。他爱好舞文弄墨,书生气十足,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好弄权势,也不那么谨言慎行——在他来讲,或许是无所求也就无所畏。他自己的兴趣,更多地在于战争史。谈起战例,如数家珍;而混迹官场,如坐针毡。

这样的性格和领导风格,与团中央那些基层来京的机关干部(第二类),自然难以说到一块去,倒是与更后来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来的新干部有些共同语言。他的思想也逐渐趋向于开放。本来在团中央当书记时,他还狠抓共产主义教育,认为青年尤其是他所分管的学校部的工作对象——大中学生,“非政治化倾向”要抓紧扭转;可是后来调任北京市副市长,转管文化教育和卫生,形象大变,深为李锡铭和陈希同不满,说他“向右走得太远”;再后来,他在北京市开党代会之前识相地提出不参加差额选举,被调任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主抓电影时,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思想更加“自由化”,与中宣部长王忍之、广播影视部部长艾知生等人更尿不到一个壶里。终于在一九九○年三月七日,被安插了一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的闲差,近几年更是在政坛几近完全消声匿迹。对于一个当时才四十九岁的帅门之后,这确实是相当异乎寻常了。

如果说陈昊苏对王兆国、胡锦涛看不顺眼,主要是他的书生气与他所认为的官场习气颇有隔膜;何光炜对王、胡看不入眼,则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计较了。

何光炜是另一种类型的“太子党”,就像他的父亲何长工没有陈毅那样的满腹经纶一样,他也是典型行伍出身,又娴于权术。而倚仗父辈馀荫,口气狂妄。在公开场合,他满脸不屑地当众评论另一个军队团干:“他神气什么?!我们那时候,他还在穿开裆裤!”那么,依此类推,王兆国、胡锦涛这样的干部,更不在他眼里,集结了一些因为王、胡来团中央而权力地位受到威胁的人,不时闹点地震。

这些人擒贼先擒“王”——王兆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团中央书记处的新班子中,胡锦涛可以与“太子党”多少扯上点瓜葛,因其岳丈的关系,他虽非“太子”也可算是“驸马”;而第三把手刘延东,是如假包换的“红色后代”,其父亲刘瑞龙论资格比陈毅、何长工并不逊色多少,他一九二六年秋入党,参加过长征,官至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中共建政后担任过上海市委秘书长、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一九八三年又当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相比之下,王兆国没有这些显赫背景,只是自恃为邓小平点将来此,锋芒毕露,上升势头正猛,自然就成了“太子党”集中攻击的目标。站在第一把手身后保持低调的胡锦涛,作为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与管后勤行政的何光炜工作接触甚多,二人还能相安无事。

但后来情况逆转:王兆国调升中办主任之后,胡锦涛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没了屏障,首当其冲;王兆国这时翅膀稍硬,也不是他们几个人能扳得倒的了。于是有人便退而求其次,来跟胡锦涛为难了。


44:左右为难吃喝风


●胡锦涛遇到“吃喝风”有他的高招。他对手下解释过,下面团组织盛宴招待,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他们想藉团中央书记来视察,在省委官员面前推进一下团的工作。你硬不给他们面子,反而会给该省团的工作带来阻力

在个人生活待遇上,胡锦涛非常注意影响。

他的妻子刘永清随他一起调回了北京,开始安排在团中央属下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工作,不久,胡锦涛就设法将她调到北京市建委,一来这样更“专业对口”,便于她发挥才干;二来也避免“瓜田李下”,将来若遇到提级、奖励之类的事,不至于被人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到团中央之后,机关总务处在机关大楼旁边,同样位于前门东大街旁的团中央宿舍楼里最西头,按照其级别,给胡锦涛分了两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因为靠西,每到夏天下午傍晚,房间里热得像蒸笼,这样的住房在几个书记中间是最差的。胡锦涛毫不计较,总是说:“机关住房紧张,这就很不错了。”一住就是好几年。

上级官员下基层时的“吃喝风”一直是中共屡禁不止的头疼难题。说实话,上级官员未见得个个都是老餮或者酒囊饭袋,但有时形势使然,不得不逢场作戏。团组织本不是有钱有权的实力机构,但是团中央书记到了省市自治区,团省委同样要山珍海味,还要请来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或者分管共青团工作的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等政要,一起入席。

团中央官员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头痛不已:他们都在政治上有一番企图心,并不想沉溺于口腹之乐,而这么大吃大喝,如果有人告到中纪委,倒有可能断送前程。可是要想抵制吧,又会闹得上下关系紧张。例如后来调来任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后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现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也是一位书生气较足的官员,下去时坚持要遵守中央规定的“四菜一汤”,否则就不肯入座就餐,或者坚持要自己付费。下面团省市委接待者当然不允,于是弄得场面矜持,有时团省、市委书记很是下不来台,事后一肚子意见。

胡锦涛对这种问题有他的高招。他对手下的人通情达理地解释过,下面团组织盛宴招待,也是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的:他们想藉团中央书记来视察的机会,与省委官员们沟通一下,联络感情。你要“坚持原则”,“不留情面”,硬不给他们面子,反而会将事情搞砸,给该省团的工作带来阻力。胡锦涛在面对下级设宴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他在刚到达当地时,会有言在先,要求团省委负责人“不要过分奢华铺张”,进餐要尽量节约、简单;但是当团省委安排好了正式场合,当著赴宴餐叙的省市委负责人,他又善于应对,与那些诸侯们觥筹交错,给团省委一个大大的面子。

在视察期间,他也不为交钱的事与接待人员推让拉扯,但是回京之后,他会要求他的秘书给团省委将钱寄去。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到广西视察,就遇到非赴宴不可的情况,胡锦涛回京后,令其秘书叶克冬,寄去三十元钱——这在当时,也相当于他一月薪水收入的十分之一了。


45:卫生值日从不参加打扫


●胡锦涛非常注意小节,滴水不漏,但是在卫生值日问题上,却恰恰“不拘小节”: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与他排在一天值日的一位青年干部虽然每次都得多干,对他这一点倒是颇为赞赏:说明他实事求是,不摆样子

对胡锦涛从实际出发,团中央机关干部还能回忆起许多小事。当时团中央机关强调“保持耀邦时期的好传统”,没有雇专人打扫办公大楼里的清洁卫生,各办公室内由科室干部自己打扫,各楼层走廊、厕所和楼道,则由该楼层科室干部分片包干,每天早上轮流值日打扫。对团中央书记们和部长们也一视同仁,排进了轮流值班的名单,悬挂于每楼走廊。

王兆国每次轮到自己值日时都准时来到,扫地、拖地、倒垃圾;而胡锦涛则不一样,前面我们说他非常注意小节,滴水不漏,但是在卫生值日问题上,他却恰恰 “不拘小节”:基本上没有参加过打扫。与他排在一天值日的团中央研究室一位青年干部虽然每次都得多干,对胡锦涛这一点倒是颇为理解和赞赏:这说明他实事求是,不摆样子。众所周知,胡锦涛每天晚上总是要在办公室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家——电梯关闭了,大楼的大门也锁了,他每次得步行下楼,到传达室叫门卫起床开门才能出得去。书记就是书记,不是清洁工,他为全团的事已经耗尽心力,每周值日早上他何必要走过场、装门面,来挥舞一下扫帚拖把?

有相当长的时间,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提到胡锦涛,往往联想到王兆国——尽管现在他们两人的地位已有了不小差距,一个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另一个仅为中共中央委员、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当年他们两人在一起共事时间其实也不算长,不到一年半: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底双双被“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起,到一九八四年五月王兆国“更上一层楼”,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为止。虽然王兆国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头衔后来还继续挂了一段,胡锦涛直到该年十一月底才获党中央任命、团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正式接任第一书记,但是王兆国在这半年中实际上只能全力以赴应付中央办公厅那摊挠头事务,不可能抽出精力来考虑团中央工作了。

人们将两人相提并论的这一印象,也并非毫无道理。胡锦涛与王兆国,确实具有很多共同点:

他们年龄相仿,王兆国出生于一九四一年,比胡锦涛大一岁;都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同具理工科背景;他们都曾经在文革期间前往边远地区从基层干起;尤其是,他们都是在一九八○年代中共权力结构新旧交替之际,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现、甄选,前后脚提拔上来的。

而人们之所以将他们两人连在一块儿,关键还在于他们都被列入了中共政坛上的“共青团派”——与胡耀邦线上有了瓜葛;现在,二人又都被列入中共第四代“跨世纪接班人”。

胡锦涛与王兆国两人的仕途运气,虽然都被人们看成少年得志,平步青云,都有戏剧性的冒升,但是如果要将两人的官场轨迹画出图来细究一番,区别也一目了然:两人上升曲线的峰值有五六年时间差。


46:王兆国先盛后衰 胡锦涛后来居上


●王兆国是在一九八七年猛然下跌,落到胡锦涛之后的。不少人分析原因是:中共政坛激烈动荡之时,王兆国处在旋涡中心,胡锦涛则远离风口浪尖。此说有理,但还得具体分析两人的思想理念、经验素质和为人风格等内在因素

王兆国先盛后衰:刚过不惑之年一步登天,大红大紫,而后乐极生悲,降级安插,虽然近年缓慢回升,但毕竟由中央大员降为地方官员和部门主管;胡锦涛则后来居上:到京城工作后起先在级别上总比王兆国略逊一筹,从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又外放到最艰苦的边疆省份转任诸侯多年,年近天命时来运转,一下成为“六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十五大上又前进两档,成为党内老五。

如果按年代列一下,更可以一目了然。  

八○年:

胡锦涛 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副局级);王兆国 第二汽车制造厂车厢分厂党委书记(正处级)

八二年初:

胡锦涛 职务同上;王兆国 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副局级)

八二年底:

胡锦涛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副省部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兆国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正省部级),中共中央委员

八四年底:

胡锦涛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八五年底:

胡锦涛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正省部级),中共中央委员;王兆国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八七年:

胡锦涛 职务同上;王兆国 福建省副省长、代省长(正省部级)

分析一下二人的轨迹,可以看出,王兆国是在一九八七年猛然下降几级,落到一直平稳前进的胡锦涛之后的。

一九八七年,发生了什么?

一九八七年,在中国政坛上最大的变故,是胡耀邦在年初被保守派元老们以非正常更迭程序逼迫下台,辞去总书记职务,保守派掀起了一股向党内改革派和社会上的民主势力的全面进攻;但仅仅几个月,接替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赵紫阳化解了这一次进攻,随后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初步尝试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王兆国地位猛然下降的外部时代背景。

为什么胡锦涛地位未受影响?不少人分析说:在中共政坛上发生激烈动荡之时,王兆国身居关键岗位,处在旋涡中心,胡锦涛则远隔千山万水,远离风口浪尖。此说有理。但是还不够,还得具体分析两个人的思想理念、经验素质和为人风格等内在因素。

这里不妨将二人在团中央的表现作一番切近对比。

共青团十一大之后,团中央机关很快对王兆国与胡锦涛有了这样的评价:两人是最佳搭档,王兆国是“天生的一把手”,胡锦涛是“天生的二把手”。这话有阿谀奉承之嫌,更多地是吹捧王兆国——即使也多少吹捧了胡锦涛,胡锦涛听了内心深处也未见得真正高兴吧。

事过十多年再来看这句话,其谬可知:王兆国后来当过福建省副省长、代省长,当二把手不也得好好干?而胡锦涛后来在地方上一直干一把手,不也差强人意?——“将相宁有种乎?”


47:时时处处突出一把手


●胡锦涛与王兆国自从当上团中央书记之后,两人都接连被戴上各种乌纱帽。比起来,王兆国的头衔多超出了共青团单一领域,而开拓了更大活动天地;而胡锦涛的头衔,则多在共青团领域。实际上,团的干部一般都视胡锦涛为“总管”

实际上,团的干部,不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下面团省市委的干部,一般都视胡锦涛为“总管”。王兆国在一九八三年春天就患了腹膜炎,住进了医院,尽管后来病情控制住,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能够回来,到中南海汇报时少有缺席,团中央书记们与各部部长更不时到医院去汇报请示工作,但是毕竟是胡锦涛是在团中央机关坐镇,也是胡锦涛在各省市基层奔走视察。

要是说两个人的性格,确实反差强烈:王兆国显得魄力十足,敢于拍板决断;而胡锦涛则谨慎细心,有条不紊;王兆国强横僵硬,胡锦涛柔韧圆融——这当然说的是对下属,对上司,两人并无太大差别,王兆国在元老们面前,表现得也唯唯诺诺,非常温顺。

胡锦涛与王兆国自从当上团中央书记之后,两人都接连被戴上各种乌纱帽。

比起来,王兆国的头衔多超出了共青团单一领域,而开拓了更大活动天地:中共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还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参加第六届人大,后被选为常委……而胡锦涛的头衔,则多在共青团领域:全国青联主席,少先队工作委员会主任……即使于一九八三年当上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也是以青年组织代表身份占据一席之地。

王兆国初次从湖北十堰山沟来到京城,急于建功立业,向中央交出像样的答卷。他一来到团中央机关,就张罗著要求各部各处画大幅的“业务流程图”,悬挂于墙,说“要建立科学的管理程序”——他很清楚,与其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比起来,自己的优势是在基层搞过现代大企业管理。那么就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与王兆国相比,胡锦涛虽然在基层也干过一段时间,但是多半岁月是在基层机关——一九六九年,他就成了水电四局的分局秘书,一九七一年成为分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而一九七四年起他到了甘肃省建委机关当秘书、副处长,对中国的官场文化更有切身体验。

胡锦涛一九八二年为省建委副主任、团省委书记,说起来在仕途上与王兆国基本上算齐头并进,但现在王兆国由邓小平亲自发现、党中央郑重安排,一下跳到了省部级,气焰高炽;而自己被挑选来作他的助手,那么不论从哪方面计,他都要首先尊重王兆国。见报、排名、座次、合影等等出头露面之事,他都尽量突出王兆国,自己往后侧身;在作重大决策时,他让王兆国作最后决定,自己则坚决认真地执行。

机关干部很快就发现,王兆国爱训人,不仅一般干部,而且有一定级别的同僚下级,他都很不客气地训斥——甚至是当著其他下属公开训斥。在他,可能是想表现自己不讲情面,铁面无私,但难免给人以倚仗权势、盛气凌人之感。有时他把握不好分寸,甚至训得越了界。


48:官场上的期货行情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什么权力向新华社发号施令呢?新华社负责人之所以买王兆国的帐,是估计他在政坛上可能“增值”:谁知道他明天早上被任命的新职务是什么?

一九八三年春,新的团中央抓出一个大典型:自学成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正当全国宣传如火如荼之时,最开始报导这一典型的新华社记者发现一些疑点,例如,张海迪参加全国高考得的分数,是否如她在演说中所讲的为四百二十四分?他们写了一份内参,按照新华社的有关规定,向上汇报。

这份内参,王兆国按照其级别也能读到。他一看大发雷霆,竟叫来新华社那几位记者,劈头盖脑地训斥:“张海迪是你们最先发现的典型,团中央正在宣传,全国反映强烈,你们自己现在又否定,出尔反尔,还背著团中央往党中央捅,你

们这样做,是想干什么?”不仅如此,他还马上打了电话给新华社一位主要负责人,表示了强烈不满。而新华社那位负责人居然也向王兆国表示歉意。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什么权力向新华社发号施令呢?新华社负责人不是不懂组织程序,之所以买王兆国的帐,并非看他眼前职务,而是像做“期货”生意一样,充分地估计到王兆国未来在政坛上可能“增值”——毕竟,他是邓小平亲自发现、遴选,委以重任的,而党中央一把手胡耀邦又是共青团前“团魁”,谁知道王兆国今天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明天早上被任命的新职务是什么?要是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呢?

据知情人回忆,在团中央期间,人们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次八次地听王兆国嘀咕过:“不知道老头子们怎么看?”有时候一个活动搞完了,群众掌声如潮,但王兆国仍然忐忑不安,他要听到“老头子们”那边传话过来表示满意,才将一颗悬著的心放回肚子里。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代表中共邀请日本三千青年来华访问,接待任务主要落到团中央头上。王兆国此时正是炙手可热:他于五月走马上任,接替乔石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又由胡耀邦提名,担任了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这本是一个民办机构,日方的委员大都是教授学者,但是中方的委员却官方色彩极浓,除了王兆国外,担任委员的还有团中央书记刘延东。

以王兆国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和中日友好委员会首席委员的双重身份,接待三千日本青年毫无疑问是他份内之事,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身份,使他的指示更有说一不二的份量。为了确保活动不出岔子,他特地回团中央召开了一次范围不算小的干部会议,毫不含糊地要求,今后几个月中,团中央要将接待好三千日本青年作为“头等大事”,机关各部门和直属单位“要派出最强的干部”到接待第一线。

会上继许多书记和部长表态说“兆国同志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之后,团中央书记处排在最后一位的书记宋德福发言了。


49: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王兆国一路顺风高升,人们私下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唯上不唯实”;而胡锦涛听到下级尖锐批评团中央书记处,却心平气和地倾听,交换意见

宋德福照例先来了“要认真领会兆国同志讲话”一个帽子,随后婉转地提出,是否可以将“派出最强的干部”这一说法改为“派出最适合的干部”?——尽管按要求,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要派出三分之二干部参加中日青年联欢活动的组织宣传,但还有其他许多工作,也不能耽误,留在家里的也有三分之一的力量,总不好说他们都是“老弱病残”吧——宋德福当时也是留在机关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致于挫伤留在机关的干部积极性的合理化建议。但是王兆国听了之后,脸色一沉,说,“喔,‘最适合的干部’。但是——”,他以更强硬的语气、更激烈的语言,严厉指出:任何部门不准搞“本位主义”,别的工作可以停,圆满接待三千日本青年,这是全团的大局,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不管是哪个环节,谁要是影响了这个大局,就要立即追究,立即处理!

全场数十名团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鸦雀无声,宋德福面无表情地听著,再没有开腔,他心里怎么想,不言而喻。

还有一个例子,也和新华社内参有关。

一九八五年全国改革热潮高涨,上上下下各级团组织也出主意想点子,一是要想顺应团员青年的要求干几件露脸的事,二也想推动团组织本身改革,使共青团在改革开放热潮中定好坐标,提高团组织在当地党政首长心目中的地位;三也期望多少使团组织小钱柜里增加一些票子。团中央书记李源潮去四川出席探讨团组织在新形势下如何定位的座谈会,在会上发表看法,肯定某些省市共青团组织开设企业的尝试。他的这个看法,被与会的新华社记者整理出来写成一份口气相当客观的“内参”,报给了中央。

当时已经高升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兆国读到了,又听到中央某些元老对“团办实业”这一尝试不以为然的风声,突然光临团中央一次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当著李源潮的面,不点名地批评这种主张“改变了共青团组织的性质和宗旨”。王兆国口气激昂地说:“我相信,现在的共青团即使取消了,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组织,承担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动员青年的使命!”这番话声色俱厉,却离题十万八千里,与会代表不知何所指,弄得一头雾水,李源潮十分尴尬。而且将“团办实业”说成是“取消团组织”,上纲之高,定罪之重,无法使人心服。王兆国后来在提到李源潮时,多次提到李“说话不慎重”。如果王兆国后来没有遭贬抑,很难设想李源潮是否还能在官场上晋升。

在王兆国一路顺风高升时,或许人们敢怒不敢言,但是私下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唯上不唯实”。而相反的例子是:胡锦涛在机关讨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对团中央整党验收的指示时,听到下级普通干部尖锐批评团中央书记处“是以‘走过场’的方式贯彻党中央领导人‘不要走过场’的指示”,却心平气和地倾听,交换意见。团的干部,不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下面团省市委的干部,一般对王兆国要么敬而远之,要么拍马逢迎;而真心话还愿意对胡锦涛讲讲。

50:从两条战线建立自己的班底


●胡锦涛也被胡耀邦召去随同视察过,但频率没有王兆国那么频繁。依据他的性格,他也不愿引起王兆国的疑忌,而宁愿有所避讳。不过,比起王兆国来,胡锦涛却有了更多的渠道广为培植实力

胡锦涛到了这个位置上,不管他自己怎么想,权力就是吸铁石,不少的人被之吸引过来。与身为团中央一把手和中共中央委员的王兆国相比,身为团中央二把手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与中南海的联系自然要少一些。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有一段时间,人们从报纸版面和电视屏幕上看到胡耀邦时,也就看到了王兆国――胡耀邦到哪里视察,都要带上王兆国。例如,八四年年中,一个月内,胡耀邦竟带著王兆国好几次出行,视察了广西、广东、山东胜利油田,许多对中国青年的要求,便随时当面直接提出,让王向团中央书记处传达贯彻。当时全国青年大搞采集草种树种支援甘肃的一项活动,就是这样发源的:一九八三年七月,胡耀邦带著王兆国等人视察甘肃,胡耀邦对如何改变以定西地区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十八个干旱县的穷困面貌,特别关心,要求这两个地区的五万多名干部带头种草植树。当天晚上,胡把王兆国找去商量发动全国,主要是北方青少年义务采集草种树种支援甘肃改变面貌。王兆国当晚就打电话给北京找胡锦涛,要求团中央书记处立即筹划部署,随后团中央召开电话会议,向各省、自治区团组织布置任务,并向全国青少年发出了号召书。

胡锦涛当然也被胡耀邦召去随同视察过,但频率绝没有王兆国这么频繁。依据他的性格,他也不愿引起王兆国的疑忌,而宁愿有所避讳。不过,比起王兆国来,胡锦涛却有了更多的渠道广为培植实力。

这主要是两条线。

一条,是通过与团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团委负责人的工作联系。

胡锦涛是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在王兆国因病住院之后,又兼管组织人事。不仅凡属干部升迁、考核、转业,他都有极重要的发言权;甚至在分房,困难补助、家属调京指标等问题上,他也给以关心。他的设身处地,关怀入微,使许多人印象深刻,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干部的感情;尤其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通情达理,考虑细密,对于不同意见,绝不像王兆国那样急于推行上级意图,遇到自己认为的不得力之事、不得力之人,就疾言厉色;而胡锦涛则有商有量,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胡锦涛这方面打下的基础,在十年后他进入最高决策圈之后,就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功效了。例如,与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国务院文化部长孙家正、公安部长贾春旺、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新疆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海南省委副书记兼人大主任杜青林、贵州省长钱运录、海南常务副省长王厚宏……他都早在十年前就建立了与他们良好的思想沟通和感情联络。


51:与各地各界明日之星建立联系


●当时的全国青联常委中有一批拔尖人物。胡锦涛培植实力的另一条线,是王兆国所不具备的:那就是这些青年精英的交往,与文坛、艺苑、思想理论界、企业界等各地各界的明日之星的联系

如果说,胡锦涛与各级团干部的联系,就是为与政坛的明日之星的关系作好铺垫;那么他培植实力的另一条线就更是王兆国所不具备的了:那就是与青联常委中那些青年精英的交往,与文坛、艺苑、思想理论界、企业界等等各条战线的明日之星的联系。

胡锦涛在清华期间就是文艺骨干,爱好广泛,这对于当青年领袖的人,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在团中央机关联欢会上,他有模有样地跳过鄂尔多斯舞;他也爱打乒乓球,因为喜欢读书,对于文学艺术,也颇有悟性。胡锦涛团结一帮文化菁英,具备了先天的优势。相形之下,王兆国只读过“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时的全国青联常委有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作家叶辛,画家韩美林,京剧艺术家刘长瑜,数学家杨乐,以及严家其、范曾、刘心武、陶斯亮、姜昆等人,这些人都在各自领域有相当影响。尽管后来有的流亡海外如刘再复、严家其,有的英年早逝如杨乐,有的默默无闻如跳高名将朱建华,但多数人的地位不断提高,名气不断扩大,胡锦涛保持与他们的沟通,不仅有利于自己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质,而且有利于驾驭社会动向,把握舆论苗头;更不用说,不显山不露水地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

了解了以上情况,为什么王兆国后来一九八七年被下放到福建省当副省长、代省长,就不难理解了。

从八十年代初期王兆国和胡锦涛两人在团中央的工作看,以及扩大到所谓第四代“跨世纪接班人”在当时的表现看,说他们具有开放和改革的意识,甚至将他们的名字列入所谓“党内改革派”,都是十分勉强的。他们的思想言行并没有超出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这用中共的术语来说,就是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恪守马克思主义。他们两人,论独创性,别説当时,迄今都还没有让人看出来多少。不过,胡锦涛总结和归纳能力相当强,而王兆国,说得难听点,并无思想可言。

从其个性上讲,王兆国急于表现自己大权在握,急于表现自己得到元老的信任,而他的权力来源过于单薄,那些职务确实是由胡耀邦提议授给他的;尽管他入主团中央之后对无论哪个老头子、对无论哪一派系也不得罪,都小心谨慎地哄好,然而毕竟百密一疏,总有照顾不到的时候——他没有那种凭直觉凭习惯就注意到许多细节、许多曲里拐弯关系的能力,更没有尽快掌握《红楼梦》中所说的“护官符”――任何事情,如果需要有意识去注意才能照顾到,就很不妙,只有修炼得成为下意识,无须特别注意就能照顾到,才不会疏漏。


52: 胡锦涛与军方怎样接上线?


●胡锦涛确实具有那种无须特别注意就不至于疏漏怠慢什么人和事的能力。他注意与别的实力派别拉近距离,扩大自己的权力来源。这在后来风浪乍起时就显出了效果。例如他十分器重部队出身的宋德福

何况王兆国后来担任中办主任,不可能不卷进一些敏感问题——事实上,胡耀邦当时确曾交给王兆国一些本应属于邓力群把持的中宣部管辖范围的工作,其用意不言而喻;中办主任这个职务,又实在是非常要害,稍有不为人放心之处,就不能再接著干下去。他在胡耀邦下台后被调去任福建副省长也就不奇怪了。据说,邓小平曾表示:我说过王兆国可以提拔,但是没有说让他这么快当党中央书记啊!

胡锦涛则不一样。其一,他那些职务,是其团中央常务书记的“附加值”,而不是胡耀邦等人另外授给他的,而这些职务,加重的只是其责任,并未给他带来更大权柄,也就不像王兆国那样树大招风;而且他一旦到了贵州,自然而然这些职务也就卸掉了。

其次,胡锦涛确实具有那种无须特别注意就不至于疏漏怠慢什么人和事的能力。上台之前,众所周知,他是宋平推荐的;上台之后,虽然是与胡耀邦和胡启立等团派关系密切,但是他也很注意广泛铺路,与别的实力派别尽量拉近距离,扩大自己的权力来源。这在后来风浪乍起时就显出了效果。

就拿前面所举王兆国对宋德福那种态度来说吧。宋德福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原来在总政治部工作时就很得余秋里、杨尚昆等人青睐,后来军委负责人还曾询问过团中央:如果你们不打算提拔重用宋德福,就让他回军队来,我们要用他!可见其人的分量。

王兆国使宋德福在下级面前大大地丢脸,也大大地窝火,“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对手多堵墙。”这就无形之中使王兆国与军队势力之间竖起一堵墙。而胡锦涛则在自己外放夜郎国之后,向党中央推荐宋德福接替自己,后来宋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使胡锦涛与军队政工系统之间多了一条路。

宣传张海迪,是王兆国、胡锦涛这届班子最大的一次手笔。

中共建政后,上上下下树立过无数的英雄模范典型来让人们跟随、模仿。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一九六三年树立的雷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都出面题词,致使这个“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周恩来题词录雷锋日记)的二十二岁汽车班班长,家喻户晓,成为中共治下最重要的精神图腾。

这个典型是当时胡耀邦主政的团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推出的,而与当时从全军发起、推向全党全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相扭结,一浪高一浪,成为后来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顺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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