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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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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温家宝与胡锦涛仕途你追我赶


●被宋平所发现、提拔的人,陈光毅可以算得一个。但陈光毅为官多年,政绩平平,宋平是否会多少感到失望?迄今没有令宋平感到失望,甚至可能还会唤起更大期望的,是他极力提携的温家宝

曾任江苏省长、化工部长、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顾秀莲,也曾经在甘肃呆过不少时间,曾经有人推测她被擢升高位,也有宋平的功劳。但是细查一下,却并非如此。

顾秀莲在甘肃呆的时间比较早,她一九三六年出生于江苏南通,比胡锦涛要大六岁。一九五八年进沈阳冶金机械专业学校学习,一九六一年毕业之后到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修械厂当工人。一九六四年,她离开了甘肃,调任机械工业部技术员,一九七三年十月,即宋平正在甘肃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之时,顾秀莲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正巧是宋平曾在国家计委所担任过的职务。她后来于一九七七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央委员,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第二年当省长,是中国第一位女省长;一九八九年,调回北京担任化工部长。一九九八年,调到全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从她的经历看,与宋平总是交臂而过,并非宋平所提拔的人。

被宋平所发现、提拔的人,陈光毅可以算得一个。陈光毅毕业于东北工学院机电系,一九五九年被派往甘肃白银市有色金属公司任技术员,“文革”前夕调往兰州有色冶金设计院。担任过甘肃省重工业厅副处长等职。宋平主政甘肃时,将陈光毅调到自己最熟悉的省计委,提拔为副主任,列为重点考察、培养的干部。后来宋平离开,陈光毅继续上升,一九八三年担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省长。一九八六年他从西北到了东南,成了“福建王”,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并先后兼任省政协主席、省人大主任。八年后陈光毅到北京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一九九八年当选为九届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毅为官多年,政绩平平,宋平是否会多少感到失望?

迄今没有令宋平感到失望,甚至可能还会唤起更大期望的,是他极力提携推荐的温家宝。

温家宝在仕途上前进的轨迹,简直与胡锦涛像是两滴秋水般相似。

温家宝是天津人,一九四二年九月出生——比胡锦涛要大三个月。但他上大学要比胡锦涛晚一年,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矿产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与胡锦涛相同的又一点是,他也是在大学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共。但他比胡锦涛的学历要高: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读了三年研究生——从“文革”风暴卷起之后,他的研究生课程一定也就只剩下了“学毛著”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两门了。一九六八年,他与胡锦涛前后脚到了甘肃,不过,他往西走得更远,被分配到了张掖地质力学队任技术员。与胡锦涛又一次异曲同工的是,后来他也转向了政工,先后担任了政治干事、政治处负责人。一九七八年,他接任地质力学队副队长,该队是依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唯一从事地质地学勘察研究的专业队。

温家宝沿著这条道路走下去,说不定也能成为不错的地质学家。但是仅仅一年,他就又步上了胡锦涛的后尘,到省里地质局担任了副处长。提到副处级这一层,他落在了胡锦涛后面;但是第二年,他赶上了胡锦涛的步伐:同时被提为副局级,被擢升为省地质局副局长。一九八二年,又与胡锦涛同时被调到了北京,他出任国务院地质矿产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第二年,晋升为副部长兼全国矿产调查委员会副主任。


28:重返京华感受思想解放之风


●刚刚打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战役,中央党校是当时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胡锦涛重返京华,来到这里培训,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空气

一九八五年,温家宝调到了党中央系统,任办公厅副主任,这时的办公厅主任,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兼任——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段时间竟都分别给王兆国当副手。但一九八六年,四十四岁的温家宝就接替了王兆国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要职。

温家宝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传说他懂英、俄、法三门外语(有的资料上说“精通三门外语”,可能有所夸大),不仅头脑清晰,文笔敏捷,而且会开摩托,能驾坦克,还可以双手同时使枪,百发百中——说得有点神!

宋平并不仅仅将胡锦涛放在一个省建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就算完了。不,他要负责到底。宋平看好胡锦涛是可堪造就,担当党国重任的“栋梁之材”,他要为胡锦涛的晋升创造更多的条件。

胡锦涛在建委副主任位置还没坐定,一九八一年一月,宋平应他的老同学姚依林之召,上调北京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行前他不忘叮嘱省委继任者安排胡锦涛到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中央党校这一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厅局级官员,有一百四十二名学员,为期一年。在邓小平、胡耀邦等改革派刚刚取得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保守派的胜利,中共党内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举办,具有非常的意义。进入这个培训班,就意味著进入了中共立即考察、拔擢的对象的行列。

胡锦涛重新回到了京华。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一切都与十三年前离京迥然不同,满心兴奋中夹有期待,回忆起当年离京思绪茫然和心情沉重,恍若昨日,又恍若隔世。

中央党校毗邻颐和园,林木扶疏,景色清幽。刚刚打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战役,党校是当时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胡耀邦亲自部署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创办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对上报给中央,对外发给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委负责人,对内,党校学员人手一册。这个内部刊物,由深受胡耀邦信任的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主持,基本上每星期一期,堪称当时党内思想最解放、视野最开阔的理论园地之一。胡锦涛从这里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空气,从《理论动态》这些题目,便可以想见当时中央党校思想讨论和政策探索的广度:《略论我国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方向》(第二九一期),《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九九期),《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第三三○期),《关于国际领域的人权问题》(第三三九期)……

我们也必须指出:在胡锦涛当中央党校学员的这一年间,党内政治对垒、思想交锋极为复杂,《理论动态》在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创刊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锐气收敛了不少,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讨论经济体制的文章中,也时见“坚持计划经济”等等论述。

胡锦涛这个班有二十多人,除了在老师的指导下钻研马列基本理论、钻研中央文件政策精神,批判“四人帮”的思想路线,同学们也为改革开放中的种种问题从早上争论到深夜。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后来当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当时是黑龙江省计委副主任;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六八届毕业生,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也成了胡锦涛的同班同学,据说他曾将胡锦涛请到自己父亲家里,胡锦涛切身感受到中共总书记的爽朗坦直,嫉恶如仇。


29:胡锦涛进党校天时地利人不和


●胡锦涛进中央党校学习,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也赶上了格外激烈的“人不和”:中央党校正处于政治斗争和人事纠葛非常复杂尖锐的阶段

胡锦涛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进中央党校学习,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也赶上了格外激烈的“人不和”。

说“天时”,此时正是中共紧锣密鼓筹备召开十二大之时,中央为了加紧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规定了与会党代表年轻人的比例。于是,胡锦涛沾了年龄的光:因为年仅三十九岁,还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期间,就被告知当选为甘肃省出席十二大的代表。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团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八年在团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韩英,早就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不入眼,内定要换下去,党中央正在天南海北地物色接任人选。他们选拔团中央领导候选人的标准有四条:一,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二,有过青年工作经验;三,既有学历又有基层工作经历;四,政治思想过硬。这四条,可不正像是为胡锦涛量身打造的!

说“地利”,中央党校的学员近在中央眼皮底下,成了被中共改革派就近盯住的栽培对象,他们常常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给学员上课,吹风加压,开一点政治思想“小灶”。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培训班毕业,要求党主席胡耀邦来讲话,他没有来党校,却专门把学员接到中南海去作了一次讲话,提出了对中青年干部的六条要求。另一方面,培训班学员又是送上门来被中央人事领导小组盯住的考察目标。试想,如果胡锦涛还在兰州当他的省建委副主任,考察起来就要费事多了!

说“人不和”,是指胡锦涛在参加培训班期间,中央党校正处于政治斗争和人事纠葛非常复杂尖锐的阶段。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后,党的主席华国锋挂名当校长,汪东兴为第一副校长,中央决定起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并遭到审查、批判的胡耀邦,来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在这里实际工作到一九八一年六月,接替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为止。按照中共惯例,党校校长由党的主席兼任,胡耀邦接任了党主席,应该也接任党校校长。但是他不仅拒绝了,而且不再过问党校内部事务——上述对培训班学员的讲话是个例外。到中共十二大前夕,他的党校副校长职务也正式辞去。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任命党校新领导班子,王震当上了校长。

按照吴江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一九八五年)的说法,由于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触动了党内若干政治派别,“王震出任党校校长原本就是某种势力针对胡耀邦的策划”。

当时,原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第一副校长,“文革”前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亲家安子文去世后无人代替,胡耀邦调来的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因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大半精力花在中办那边;教育长宋振庭因癌症动手术住院。王震到任,立即动手清除他心目中的异己力量:吴江,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执笔者之一孙长江,《理论动态》编辑、研究室副主任阮铭。胡乔木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将此时已经退居顾问的清华大学老校长、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请出来担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吴江认为:蒋南翔过去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是冯文彬的助手,调他来“其目的不必说是为了挤走冯文彬”。


30蒋南翔是否在党校提携胡锦涛?


●不少学者谈论过蒋南翔在主政中央党校期间对胡锦涛的提携,但这是出于想当然而已:胡锦涛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从党校毕业,蒋南翔是同年九月间中共十二大之后才到任,他不可能对胡锦涛的突然发迹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中央党校这场短兵相接,最后以王震保守势力获胜而告一段落:阮铭被开除党籍,冯文彬的党校副校长职务被免,吴江与孙长江离开了中央党校。蒋南翔调来,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

过去不少学者谈论过蒋南翔在主政中央党校期间对胡锦涛的提携,笔者之一也曾经认为:蒋南翔作为清华帮主,本来就是一有机会即到处起劲地推荐清华学子;他又当过共青团中央首届副书记,有这双重历史渊源,就算宋平根本没给他打招呼,若团中央要干部,他能不加倍卖力地推荐胡锦涛吗!

但是,仔细考察蒋南翔与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时间,不得不说,这是出于想当然:胡锦涛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从党校毕业,蒋南翔是同年九月间中共开过十二大之后到任,他不可能对胡锦涛的突然发迹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中央党校的这场生死搏斗,暂时也并没有波及胡锦涛。

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拉开视野,看看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时的大背景。

现在我们经常讨论党内邓小平和陈云两派的多年缠斗,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主要矛盾还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冲突,在中共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不仅他们并没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而且,陈云的功劳十分显著。那时他与邓小平在改革路向上的分歧没有后来那么大,在组织人事上的争夺也没有那么激烈。他为文革后中共干部制度的重新建构,干部标准的重新设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过去就与陈云有过一段渊源的宋平,后来能主管中共组织大权,看来对于陈云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也有较深领会;他慧眼识胡锦涛,正是落实陈云的有关呼吁和设想的一个成果。

一九八一年五月陈云来到杭州,名义上是休养,但他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以前他到杭州在住地院子散步时,常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这次他很少说话,大多是沉默不语,人们看出他在思考问题,晚上在办公桌前给中央写报告,题目是《提拔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是当务之急》。

曾任陈云秘书、后来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陈云同志向中央提出了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十二条建议。(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就留下了省市委书记们,专门讨论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书。小平同志在那个会上也作了一个重要讲话。我当时坐在后面,我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当时还说过这样一句很诙谐的话,他说,‘对于陈云同志的意见,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举双脚赞成。’还做这么一个动作,引起全场大笑。”

在陈云和其他人推动下,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

“革命化”,即做到一九七九年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的十一讲话中,在政治层面要求领导干部要符合的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当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这三条列为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

年轻化,是指提拔五十五岁以下的接班人,各级形成梯级结构。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中共关于组织人事的规定越来越严密、系统:省部级由六十岁以下、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者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四十岁左右;省委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在五十五岁以下;部属司局长、省属厅局长、地区和地级市党政领导人,由五十五岁以下、五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下者组成,至少有一人在四十岁以下;地市领导人中的五十岁以下者,分别要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县级由五十岁以下、四十岁左右、三十岁左右者组成。


31:年轻是年轻者的通行证


●胡耀邦说:一九七九年后领导机关有两次较大的调整,第一次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次在一九八五年。胡锦涛在这两次大调整中都是受惠者

知识化,指的是学历、文化水平。一九八二年十月之后(即中共十二大之后),新进中央党政机关干部,至少要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中专文化程度;在五年之内,中央党政机关干部都要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凡是新提升为中央部级的领导干部,省级和地市级领导班子成员,通常要有大专程度;在省一级的全部领导班子中,具大专程度者要占三分之一。一九八四年七月,中组部长乔石说,在两年内,一半以上司局级领导干部要具大专程度。主管科技、经济的司局级干部,更要占三分之二。

专业化,主要是主管业务的专业知识、能力或经验、资格。

邓小平、陈云如果精通中国历史典故,就会想起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句名言。几年下来,干部的年龄、知识和专业层次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就拿文化程度来说,提高甚大:

一九五四年,干部四八三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百分之七点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

一九七八年,干部一七四○万,大专占百分之十八点○,初中以下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五;

一九八八年,干部三○○○万,大专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初中以下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胡耀邦三年后说起,一九七九年后领导机关有两次较大的调整,第一次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次在一九八五年。这两年在培植中共接班人的历程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胡锦涛在这两次大调整中都是受惠者。八五年那一次,我们在以后章节中再说,这里只讲八二年。

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这是中共废除职务终身制的开始。同年九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是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失势之后首次党代会。  

为了实现新老交替,十二大在中共体制史上写下颇为奇特的一笔: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目的是让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并使一些老同志在体面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作用。

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特殊时期一个安抚老人的权宜之计,后来却在中共几次重大关头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样一个“怪胎”,不仅阵容庞大,而且被赋予特权:中顾委全体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中顾委常委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岂不是制约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独立行使的决策权力?某种特殊情况下,更可以说它简直就成了中共的“集体太上皇”。

在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下达了这样一个指示:要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说:“这个要求不算苛刻。”“如果这点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不会是成功的党代表大会。这是表现我们事业兴旺发达一个标志之一”。

干部“四化”中有“三化”伸缩性很大,唯有“年轻化”,可以定出死杠杠,中共官场上,掀起了第二次关注、重视年龄的热潮――前一次热潮,是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借用当时声誉鹊起的北岛《回答》中的两句诗,可以说:“年轻是年轻人的通行证,年老是年老者的墓志铭。”邓小平这个指示从技术上讲是不难实现的,也果然在十二大上实现了。


32:乌纱帽不由分説扣上头来


●一九八二年,是胡锦涛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喜报连翩而至,让人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乌纱帽不由分说地落到他的头上

一大批比较年轻、具备较高学历的官员在十二大上第一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三百四十八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有二百一十一人,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人,五十五岁以下者接近三分之一,达到一百一十二位——不过其中多是候补中委;次年召开人大,国务院换届,副总理由十多人减至四人,另设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国务委员。

一九八二年,是胡锦涛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喜报连翩而至,让他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乌纱帽不由分说、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地落到他的头上:

甘肃省委内定他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他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回来参加省团代会,正式走马上任;因为有了这个内定,并且进入了团中央领导班子候选名单,年龄难能可贵地符合标准,所以当上了党的十二大代表,九月份在党代会上又进而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党校结业回甘肃就任新职三个月后又率团到京,在十二月举行的共青团十一大上,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且说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随后,四时半,胡耀邦带领三十九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怀著兴奋的心情,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觐见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彭真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报章上冠以老同志会见“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的标题。

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这些五十五岁以下的中青年接班人,是在党中央不断敦促下从全国各地悉心选拔出来的。发掘和拔擢了这么多“德才兼备”的后起之秀,在胡耀邦是一件不小的成绩呢。这些将要挑起重担的后起之秀,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胡耀邦等人决定,让他们同老一辈见一次面。

当年轻人进门时,老一辈革命家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让那些年轻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们既兴奋又紧张。按照事先排好的座次,老一辈革命家颤颤巍巍地在前排就座,“年轻人”全部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由中组部负责人—一唱名,每一位被点到者,都要站起来。位高权重的元老们一边听中组部负责人介绍年龄、学历和资历,一边侧过脸来仔细地端详。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五十二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女副部长、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李淑铮。介绍到正式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王兆国时,也同前面几位一样赶快站了起来。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


33:中央委员会最年轻成员亮相


●十四年在大西北的奋斗、拼搏,有了丰硕得超出胡锦涛期望好几倍的成果。一九八二年底,他的手放到新的大门的把手上——推开这扇门,是一片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苍穹和地平线,以前的一切都只是序幕而已

陈云问王兆国: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官员答:四十一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王兆国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泛起红光。元老们仔细地打量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名的新贵都照办,在回到自己座位之前,上前走到每位老前辈面前和他们握手。

这三十九人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四十六岁的郝建秀,五十五岁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四十七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五十二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五十三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五十三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四十七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五十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五十二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五十二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五十一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四十二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李慧芬……

当中央候补委员胡锦涛出场亮相时,中组部负责人特别介绍:他是这次十二届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只有三十九岁,职务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这是胡锦涛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此前邓小平、陈云等人对他毫无印象,只知道此人是宋平推荐的“四化”优秀接班人选。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见面的,只是中央委员会一百一十二位五十五岁以下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后来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回顾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门接见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被誉为“领导干部新老交替中一次饱含重托的历史性握手,一场充满希望的精神对接”。

胡锦涛后来一直被视作“共青团派”一员,到目前为止,在政坛一步步前进、上升、发迹,都是靠的“马列主义正统派”这一帮势力,这与“清华帮友”、曾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何东昌、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都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并不是被胡耀邦选中,至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胡锦涛与他们连线还没有牵上呢。

论模样、论性情,胡锦涛都不像一个西北汉子。但是,大西北十来年的磨砺熔铸,使他的心魂、胸臆里,有了比江南少年岁月、京华青春年华更丰富的内涵。一位西北的诗人写过:

大西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

这是大地、云海、苍穹、地平线和群山的组合

这是烽火台、古长城、奔马、绿洲与开拓者的合成

这是一重历史空闲

(章德益《大西北,金色的史话》)

今天的读者读这样的诗句,难免好笑那个时代的声调过于高亢;而胡锦涛当时与诗中的激情是合拍的。他以前的全部奋斗、拼搏,有了丰硕得超出他预料好几倍的成果。一九八二年底,他的手放到了新的大门的把手上——推开这扇门,是一片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地、云海、苍穹、地平线和群山”。与未来相比,以前的一切都只能说是序幕而已。


第四章 最佳第二小提琴手(1982—1985)


进入北京前门东大街十号团中央的十二层淡黄色大楼,就进入权力的角斗场,就意味着接受被派定的角色──命运就是一个最难把握的词了。


34:胡锦涛当上团中央第二把手


●自打胡锦涛当上甘肃省团省委书记起,就算踏入了共青团派系的行列。而当他跨进北京前门附近那座十二层淡黄色的团中央大楼,他就迈上了“共青团派”的旋转阶梯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率领甘肃代表团前来的胡锦涛,经党中央提名,全体代表投票选举,进入了团的中央委员会。而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团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成为团中央的第二把手。

众所周知,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尽管在团章上堂而皇之地写作是全团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构,但不如说是个名誉机构,或者说只是标明某种资格的机构:几百人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一年最多开上一次两次,用三五天时间讨论一些最原则的议题,委员们只是举举手而已,不可能对团的重大事务真正有什么决定权;而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人数少得多,开会也要频繁得多,但也只是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真正掌握权柄的人是书记处书记。可以说,胡锦涛从这时起,才算进入了国内外所关注的中国政坛后起之秀、上升明星的行列。在这以后,关于他的资料就急剧增多了。

在胡锦涛进入团中央之后,人们风传说他是共青团中央“三胡一王”之一,此说不确。

查“三胡一王”,是指“文革”之前,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在团的九大上当选的团中央书记处十三个书记、候补书记中,几个最活跃的青年领袖:第一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王伟(一说王照华),和候补书记胡启立。胡锦涛比起他们来,差了辈份,在“三胡一王”意气风发之时,胡锦涛还在清华校园找学生促膝谈心呢。

还有一种带有恶意讥讽攻击的说法,说胡锦涛是八十年代初的“五胡乱华”的“五胡”之一,这也不确。

“五胡”是指胡耀邦,胡启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来任政治局常委),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厥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陆花瓶民主党派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把胡厥文放在“五胡”中显然有点凑数,其他“四胡”明争暗斗,你来我往,厮杀方酣,卷起一场又一场风波。当时刚从塞外进京的胡锦涛,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和能量,无法与他们并列。

不过,在同一时期的政坛上,有这么多姓胡的风云人物,也算巧合了。

自打胡锦涛当上甘肃省团省委书记起,不论他本人怎么想,他就算踏入了共青团派系的行列。而当他跨进北京前门东大街十号那座十二层淡黄色的团中央大楼,他就迈上了“共青团派”的旋转阶梯——命运就是一个最难把握的词了。

人们后来常说中共政坛上有几大板块:“太子党”,“秘书帮”,“共青团派”。“太子党”在八十年代后期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八九学潮,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中共高干权力世袭现象愈演愈烈而起。而在八十年代前期,“太子党”问题尚未到那么抢眼的程度,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共青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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