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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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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溪是胡锦涛的祖籍


●许多通讯社和报刊依照中共中央所公布的胡锦涛的籍贯,以为他是在这里出生。实际上,绩溪只是胡锦涛的祖籍,他并不出生在这里。向上追溯一百来年,胡锦涛的太祖父胡勇源就走出了绩溪县

清代以来,这里学术大师迭出。出生于徽州休宁县的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他以经学为中心,旁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等等。他主张实事求是,认为“理存于欲”,抨击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一七七三年,乾隆皇帝下诎命令设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纪昀(纪晓岚)为总裁,戴震作为一代学术宗师,也被延聘入馆编核。他及他门下的段玉裁、王念孙等弟子,开创了皖派考据学,作为一种著名的地域性的学派,享誉国内外,影响深远。

近代人中也是名人辈出。教育界有被宋庆龄称赞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音乐界有与聂耳齐名的张曙,美术界有号称“南黄北齐(白石)”的黄宾虹,新闻界有辛亥革命先驱、《神州日报》主笔汪允宗……尤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后来曾任中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其家乡也正在这里。

徽州文化,不论是画派、医学、雕刻、建筑、园林、饮食、盆景,在全国都独树一帜,自成流派。有人夸说:村村镇镇,都有古迹可看;山山水水,都有名胜可览。行商坐贾囊中元宝的磕击,交织着乡儒学究的吟哦;牌坊和民居上精工细作的木雕砖雕,映衬出云影林涛。在皖南景区每年接待的三四百万游客中,有一百万是文化旅游者。徽州的州府所在地歙县,被定为全国文化名城之一。

●绩溪是胡锦涛的祖籍

就在黄山、九华山、齐云山的紧侧,徽州属下有一个绩溪县。

绩溪县,原来是徽州府的一个镇:华阳镇。据《徽州府志》记载:南北朝时“ 萧梁初建良安县,旋废;唐即其地,建绩溪,为中下县。宋为望县,明为中县。” 还解释县名的由来说:“以界内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离而复合,有如绩(“绩”

字的原义是将麻纤维披开接续起来搓成线)焉,故名。”

绩溪县毗邻黄山风景区和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层峦迭嶂,逶迤连绵,有“百里花园”之称。如果只看自然风光,确实是相当迷人的,但是风光好的地方,往往贫穷。这里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还是“扶贫县”。

九十年代初,香港某报有篇文章绘声绘色地写道: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一天,在绩溪县城东南十多里,古称为龙川村的瀛洲乡大坑口村里,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冬日暮霭。在这个被誉为“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农庄里,一位叫胡增玉的村民家里,增添了一个男孩……云云。

这个男孩,作者指的就是日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不过,这段追述,却只是作者想当然而已。许多通讯社和报刊,依照中共中央所公布的胡锦涛的籍贯,以为他是在这里出生。实际上,绩溪,只是胡锦涛的祖籍,他并不出生在这里。

由现在向上追溯一百来年,胡锦涛的太祖父胡勇源就走出了绩溪县。正如前面所述,徽州一带,土地不多,经商成风,人们谋生方式相当多样化。胡勇源来到江苏泰州,开了一个小店,经营山区出产的茶叶等土特产。到胡锦涛的曾祖父胡树铭时,已经小有规模,又在上海、浙江等地开设了七家分店,还从事茶叶进出口生意。据说兴隆时还聘雇了好几位英语翻译呢。

上海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繁荣起来,徽帮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开埠前人口有五十来万,开埠后全国乃至国外各色人等大量涌进,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已经增至五百来万。公认对上海发展有影响的首推徽商,开埠前徽商已经活跃于沪上,经营业务首先是渔盐,其次是布帛,但实际上远远不仅于此,还掌握了造船业,垄断了典当业。上海开埠以后,徽商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主导上海的茶与丝绸。徽商会馆、会所也陆续建立。据逯耀东《上海的海派菜》(载《中国时报》)文中提到:清道光年间,徽帮商人叶同联合十二家商号在大东门外创立会所,公积金就达一千二百万两,徽帮的菜馆、茶馆在上海也遍地开花。

胡锦涛的曾祖父胡树铭,正是这众多徽商中的一员。据胡锦涛家乡的堂姐胡锦霞介绍,胡树铭后来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他的两个儿子,胡炳华和胡炳衡,各生了两个儿子:其中老大增鑫和老四增金,是胡炳华生的,老二增麟和老三增玉,是胡炳衡生的──在中国的旧式大家庭里,像这样将堂兄弟连起来算排行,是很常见的。四个兄弟基本上在上海做生意,有时回泰州。

老三胡增玉后来改名为胡静之,五十多年前在上海结了婚,也是在上海生了老大,是个儿子。这个独生子就是胡锦涛──所以说,胡锦涛的出生地应该是在上海(也有材料说,胡锦涛生在江苏泰州。我们推测,“出生于上海说”较为可信,理由下面再谈。但到底是出生于上海还是泰州,待最后查证落实)。胡静之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胡锦涛的这两个妹妹,后来并未因为他“一人得道”而“全家升天” :一个叫锦蓉,九十年代末在江苏泰县房产开发公司工作;一个叫锦莱,在泰县从事商业工作。胡锦涛的母亲在中共建国之前就去世了,他与两个妹妹住在泰州由祖母(即胡炳衡的夫人)带大。后来姐妹俩下放到泰县,于是胡静之也就随之从泰州调到泰县,离女儿们可以近一点。他是在文革后期病逝的,当时胡锦涛正在甘肃工作,赶回来办理了后事。

胡炳鑫的儿子、胡锦霞的哥哥胡锦江,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师范校长,他介绍说:胡锦涛小学是在泰州大浦小学念的书,高中是在泰州中学念的书。胡锦江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原来他将籍贯都填成上海和江苏泰州,后来他看见我的籍贯都填成安徽绩溪,就问我:江哥,你怎么填籍填成安徽?我说,我们老家是绩溪人,你出生在上海,长在江苏,但是祖籍还是算安徽绩溪。锦涛后来填籍贯也就改成安徽绩溪了。后来,在一次全国团代会上,胡锦涛对来自安徽的代表说,我也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徽州地区,我是绩溪人。”

3:胡锦涛与胡适是否是本家?


●人们很自然要提出一个问题:绩溪在近代出了一大批姓胡的名人,胡锦涛与他们是否是一个胡?胡适的北胡是皇胄苗裔,而胡锦涛这个南胡,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祖上可以一直追溯到东晋年间

●与胡适是否是本家?

从胡锦江所回忆的情况来推断,胡锦涛并没有到访过他的原籍家乡,而且他与原籍家乡族人的私人、亲属联系近乎零。他的较近的亲属,除了在江苏的泰州、泰县,就是在上海。

但是,是不是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胡锦涛在胡锦江告诉他其原籍是安徽绩溪之前,对这一点完全一无所知呢?这又似乎有悖常理──胡静之先生的爷爷是从绩溪出去的,他怎么会完全不告诉小锦涛这一点?

我们分析,胡锦涛此前也知道自己祖上(爷爷的爷爷)出自安徽绩溪,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填报籍贯这一栏时,应该填安徽绩溪而已。怎么解释此前他有时填“江苏泰州”,有时填“上海”?一种较合情理的推断是:他填江苏泰州,是将之当成自己的“原籍”来填,他填上海,是将之作为自己本人的出生地而填──这正是我们推测他出生于上海的原因。因为他的祖父祖母、父亲都在泰州,如果不是他自己出生于上海,他填写籍贯时填写“上海”就完全没有理由了。另一个旁证,就是上面所引的胡锦江的回忆:“你出生在上海”。

胡锦涛虽然没有到过安徽绩溪,但是从他一听堂兄说籍贯要这么填,马上就从兄,改了过来;而且后来对安徽的团代表这么宣称,可见他对徽州引以为荣,对绩溪引以为荣。不论怎么说,徽州不论是商业还是文化,都是具有很高成就、很大影响的地区,是值得人为之自豪的。

人们很自然要提出一个问题:绩溪在近代出了一大批姓胡的名人,以徽墨著称的胡开文,以徽商闻名的胡雪岩,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胡适……都姓胡;胡锦涛与他们是否是一个胡?

查绩溪胡氏确实是大姓──在整个徽州都是大姓:翻开《徽州府志》,古往今来的修学、道德、经济、武略等各方面名人,最多的正是胡、汪等姓。

胡适与胡锦涛是否一个胡呢?据绩溪中学对胡适家谱颇有研究的徐子超先生介绍,绩溪县一共有三个胡,胡适家的胡,是“李改胡”,来源于后唐时期,唐昭宗落难,在兵慌马乱中逃跑时,他的一个儿子被奶妈带走,奶妈的丈夫姓胡,为避祸就将这个皇子改为胡姓,先逃至婺源,后迁至绩溪。胡适在与《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教授讲话时,也吐露说,自己是唐代李姓皇帝的后裔。胡适的家乡在绩溪县西北方向的上庄镇,他与胡开文、胡雪岩是一个胡。绩溪县城中还有一个“金紫胡”,得名于先人曾在宋朝任金紫光禄大夫,这家胡姓在这里算是最土生土长了──据传在尧时就来此定居。胡锦涛家这一个胡,是在县城东南面的大坑口村,离胡适家乡正好处于绩溪县界的大对角,相距足有上百里地。所以人们一般叫胡适家的胡为北胡,胡锦涛家的胡为南胡。还因为胡适家原不姓胡,是李改胡,所以称之为“假胡”,而其它两个胡称为“真胡”。

南胡北胡之间,有个翚岭,山虽然不高,却是一道分水岭,它分开了长江水系和新安江水系。胡适的北胡,属于长江流域,胡锦涛的南胡,属于新安江流域。 

●胡氏宗祠

胡锦涛跟胡适不是一个胡。胡适的北胡是皇胄苗裔,而胡锦涛这个南胡,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祖上可以一直追溯到东晋年间。

绩溪县的龙川村,有一个胡氏宗祠,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那时胡锦涛正在当贵州省委书记──中国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锦涛的家族来历,根据龙川村这个胡氏宗祠的记载如下:东晋散骑常侍胡炎镇守歙州,游华阳(绩溪县城)、羡龙川,“东耸龙峰,西峙鸡冠,南则天马奔腾而上,北则长溪蜿蜒而来”,遂于东晋成康三年(公元三三七年)举族从青州(今山东省)濮阳迁此定居。宗祠始建于宋,明嘉靖年间,里人中兵部尚书胡宗宪倡导并捐资扩建,后历经修葺。其主体结构、艺术雕饰,仍保留明代风格,总建筑为一五○○平方米,由影壁、露台、门楼、庭院等九部分组成,集木、砖、石雕、彩绘为一体,有“木雕艺术博物馆”之美誉,深受中外游客青睐。宗祠对面的高大牌坊,上书奕世官保、太子少保胡富、太子太保胡宗宪(所谓“奕世”,指的是其间相隔一甲子)。

据胡锦涛的同族长辈、绩溪县政协委员胡寿民说,胡氏宗祠有东西南北中五个支祠,胡锦涛的家族属中祠,也正是胡宗宪这一支,又称为大宗家,是胡氏嫡传,现在的大坑口村,全是胡炎后代。从晋代的太祖胡炎算起,到明代的胡富是三十三代,胡宗宪是三十四代,算是一个鼎盛时期:胡富当到了太子少保、户部尚书,胡宗宪则当上了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他是抗击歼灭倭寇的戚继光的顶头上司,也是抗倭名将。到今天的胡锦涛是四十八代,胡锦涛的官当然又比胡富、胡宗宪大多了。

4:胡锦涛重视绩溪乡情


●胡锦涛在江苏泰州长大,关于祖籍故乡,似乎未必能说受到什么熏陶浸润。但是,对原籍故乡文化的理解,应该是广的。胡锦涛在走入政界之后,没有忘记原籍故乡

胡锦涛在江苏泰州长大,关于祖籍故乡,似乎未必能说受到什么熏陶浸润。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考察地域文化的影响,不能只看直接、有形的方面,只是从狭义上按图索骥,一一对应。对原籍故乡文化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相对的,无形的。一代又一代人积淀下来的文化基因,毕竟要在人的心理与性格的形成上发生作用,即便他已经与家乡有了某种时空距离。

对于徽州来讲,尤其如此。正如王振忠在《乡土中国?徽州》(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前言《梦中的故园》中所说:“徽州的民俗和文化就如同敦煌的藏经洞,而不是源于皇室的法门寺地宫:在时光的堆积中,它留下的是由最广泛的群体所创造出的民间文化,而这种文化所代表的正为煌煌正史未曾记录并流传。所谓乡土中国,也正由此源源不断的民间文化滋养哺育而来。”

例如,徽州重商但同时也重文,不像一般商人利字当先,唯利是图,对文化和学问不屑一顾。具体体现在胡家,由胡静之的几个兄弟虽然都做生意,但都让子女多读书,胡锦涛的几个堂兄弟都成了大学生,足作佐证。徽州文化对未到过绩溪的胡锦涛而言,影响不仅仅是表现在他对故乡名人名产的津津乐道上,而体现在更深层,例如他对学问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他对经营与管理的熟悉,他对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契约精神的理解,可以说,在其祖祖辈辈所形成和延续的徽州文化中有脉络可循。

还有一点可以算得上故乡对胡锦涛的影响:他之所以在选择大学的专业时,报水利电力系河川电站枢纽专业,固然有竞争策略上的盘算(我们下文将叙述),还可能受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离绩溪咫尺之遥的新安江水电枢纽正在建设的影响。报考这一专业,预期在毕业分配时,回到故乡熟悉的环境来工作、生活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胡锦涛在走入政界之后,没有忘记原籍故乡,对故乡人表现出了适当的礼节与热情。这样的例子有两个。

前面提到的胡寿民,比胡锦涛高三辈,他是从胡炎算下来的第四十五代,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来是徽州师专的教师。他退休以后,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给胡锦涛写了封信。据其回忆,信中说:我写此信,仅仅是向您谈谈家乡的一些情况,并无任何请求和恳托。绩溪有十八万人口,还是个“扶贫县”……希望您在若干年内,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三月十四日,胡锦涛收到信的当天就给他回了信:“感谢家乡父老乡亲的关怀和支持,并请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问候。”据了解,胡锦涛办公室每天平均收到各类信件两百多封,而收此信时并非太平岁月:正逢胡锦涛刚从贵州省调到西藏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不久,西藏拉萨正巧爆发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这次暴动是三月五日爆发的,到三月七日即胡寿民写信的当天达到高潮,但胡寿民写信之际对这一点当然是不知道的),国务院七日宣布:从三月八日凌晨零时起对拉萨实行戒严。西藏的民族、宗教各方面的矛盾极为尖锐复杂,初来乍到的胡锦涛称得上是日理万机,居然能抽暇给一位不算熟悉的同族长辈、一封并非紧要的私人信件作复,如果不是重视乡情,何至于此?

不过,按说胡锦涛此日应该在拉萨,但不知为什么,回复胡寿民的这封信却是从贵州发出?

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九O年四月,绩溪的全国人大代表许家政去北京开会,胡寿民请他给胡锦涛带去一信,介绍家乡情况。胡锦涛率领西藏代表团也参加这次人大会议,还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许家政从未与胡锦涛见过面,又不知他的住址,就将信交给大会秘书处转交。不久,接到了胡锦涛打来电话,约定见面。胡锦涛提出这样的见面方式:为节约时间和方便起见,他问明了许家政在大会时的座位排号,请他在会前半小时入场,在自己的座位等候。许家政准时到达了,胡锦涛也准时到达。他询问了绩溪各方面的情况,一直谈到开会第二遍铃声敲响,许家政再三请他去主席台上就座,他才离去。

不能排除这其中有塑造自己形象的考虑,但是毕竟还是有对家乡出自内心的关怀。

5:胡锦涛父亲是茶叶店小业主


●在兄弟姊妹(包括堂兄弟姊妹)中,胡锦涛的父亲胡静之,个人境遇不算太好,既没有发财,又中年丧偶。但他没有在中共建政之前发财,倒使他免除了许多麻烦

●胡锦涛父亲是茶叶店小业主

关于胡锦涛的少年生活,目前我们所得到的具体资料不是很多。

他是在泰州长大的。泰州通常被归入苏北。提到江苏,人们常常脱口而出“鱼米之乡”。实际上,长江使苏南苏北界域分明,苏南才是人们印象中的“鱼米之乡”,地域只有苏北三分之一但经济实力却远居苏北之上。历史上,苏北多受淮河泛滥之灾,灾民流落江浙上海,出苦力,干粗活,异地生存的需要使他们拉帮结派,这使他们在江南颇受歧视。不过,泰州却是苏北城市中相当靠近长江、也就是相当靠近苏南的,经济实力在江苏省排名第七。

与皖南徽州相比,无疑,江苏泰州在历史文化名声上远为逊色,但这里是中国著名盐产地,田园葱茏,阡陌纵横,河流和运河密布,富裕程度要高得多。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初置泰州,辖境为今天的泰州市、泰县、如皋、泰兴、兴化等地;宋以后辖境缩小,到清代不辖县,一九一二年泰州改为县。今天的泰州市,是一九四九年由泰县析置的。

胡锦涛出生之际,正是中华民族的危难最深重之时。日寇一九三七年发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入侵华北、华东,胡锦涛的几个家乡——沪、苏、皖等大片国土沦丧,炮火连天。这一带成为敌后,情况尤其复杂,兵荒马乱。日寇与汪精卫政权控制了“点”(城镇)与“线”(重要交通线),但控制不了“面”,新四军、国民党军队和各种旗号的地方武装来来往往。前中共高级官员、曾任中共地下党泰兴县委书记,参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许家屯先生,曾对笔者回忆说:当时他所领导的这一片三、四个县区域,民间枪支至少有几千条。说胡锦涛出生时的哭声伴随著枪炮声,一点也不是夸张。一九四○年十月,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以少胜多,打了著名的“黄桥决战”,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中心战场黄桥镇离胡锦涛的父亲胡静之开茶叶店的姜堰镇(现为市),不过百里;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爆发震惊天下的“皖南事变”的地点,离徽州也近在咫尺——安徽省泾县茂林地区,与胡锦涛的祖籍绩溪不到二百里。

胡锦涛六岁、懂事一点的时候,在他家北面不远的淮海平原,国共两方打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台湾称之为“徐蚌会战”)。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深夜开始,历时六十六天,解放军以伤亡十三万四千余人的代价,歼灭国军五十五万余人,死者盈野,血流成河。虽然泰县一带不是主战场,但是双方将士许多都是本地人,对民众的生活和心理的影响重大,胡锦涛刚刚失去母亲,小小心灵想必更是紧张迷茫。

当解放军大军渡江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这一带才算战火平息,安定了下来。胡锦涛的家庭和他本人在泰州才进入总体来看算得上平静无波的阶段。

从胡锦涛的曾祖父、有相当规模的茶叶徽商胡树铭,到胡炳衡再到胡增玉即胡静之的这一支,家道已经一路衰落下来。据胡锦涛的小学同学姜镇荃说,中共建政之初,胡静之在姜堰镇开茶叶店。按当时中共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开茶叶店如果不雇人,就划为“小业主”;雇人则根据店铺大小、所雇人手多少,定为“小资本家”或者“资本家”。

胡锦涛家住在泰州市区内西仓街多尔巷一号,离父亲的茶叶店竟有二十二公里之遥。可见他的父亲大概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之所以店铺开在镇上,家却安在市里,显然是因为妻子撇下年幼的一儿两女病逝,自己照顾不了孩子,只好都托给自己的母亲,同时孩子在城里也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据《明报》记者一九九八年三月份采访称,当年住在这里的都属于泰州中下层居民,由此推断,胡锦涛父亲应属于“小业主”。

在兄弟姊妹(包括堂兄弟姊妹)中,胡锦涛的父亲、排行老三的胡静之,个人境遇不算太好,既没有发财,又中年丧偶。儿子胡锦涛读小学和中学期间,他在泰州一家土产日杂公司当会计,按他的收入和负担来看,家境不算宽裕。但他没有在中共建政之前发财,倒使他免除了许多麻烦。用中共的阶级观点来看,虽不是响当当的三代血统工人,但还是不属于要重点打击的敌对阶级范畴。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一浪又一浪政治运动中,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虽受了点惊骇,但总算平安无事——一般来讲,中共建政以后所搞起的政治运动,越来越针对知识分子,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像胡静之这样的人,倒还是可以厕身事外的。

可以作为参照系的是胡锦涛的堂姐,少年时与他生活在一起的胡锦霞。她的父亲比三弟胡静之家境要富裕,但是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份,她正因为这个家庭成份问题而未作考大学的打算,后来下放到瀛州乡——地主家庭成份而下放回原籍,可以想见日子一定不大好过的,多少有接受群众监督进行思想改造的意味在内。到一九九二年她一家仍然是农村户口,人均年收入仅数百元人民币,仍列入贫困行列。

●胡锦涛的小学和中学

胡锦涛故居所在的多尔巷,不久前已被夷为平地。《明报》记者见到推土机轰隆隆地来来往往,不久这里将矗立起新的住宅楼群。据说泰州市搞市政建设时,曾有人提议保留多尔巷一号的“胡锦涛故居”,但市政府始终未予答复——不知是请示了中央,还是无从请示,最后还是按照原规划,将整块街区包括多尔巷一起拆除了。

胡锦涛就读的大浦小学,就位于多尔巷口的马路斜对面。这所小学现在还在。小学毕业后,他考入泰州市第二中学念初中,三年后初中毕业,考入江苏省的名校泰州中学,就读高中四班,那年(一九五六年)他才十四岁。据这所中学校史室的资料记载,该校系于一九○二年创办,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进入了泰州中学的校门,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大学校门。” 《胡锦涛传》

6:胡锦涛为何避谈泰州


●有人认为,胡锦涛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他一贯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但是另外一些事例却又显示,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胡锦涛对媒体宣传自己是“安徽绩溪人”,从未阻止过

泰州中学坐落在宋代安定书院的原址。说来也巧,这安定书院,竟也与胡姓有关,又名“胡公书院”:创始人胡安定,又名胡翼之,是宋仁宗时的太学令,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教育家,王安石曾经赞颂其为“天下豪杰魁”。泰州中学似乎也得了先贤的灵气,桃李竞秀,仅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就出了三位:汉字信息处理开拓者支秉彝,数学家夏道行及遥感专家李德仁。其知名校友中,还有邓小平的女婿、邓楠的丈夫、中国科学院高新企业局局长张宏。

胡锦涛当年的班主任沈进林老师已经年高,据他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由于胡锦涛比其他同学小一两岁,个子也小,所以体育成绩比别人要差些,但是他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除体育之外都在九十分以上,只有一年语文成绩是八十九分。高三时,胡锦涛担任了班长。沈老师说,他的组织能力很强,生性活跃,爱好文艺,学校举办联欢会时,他上台指挥全班大合唱。每年学期终了的品德评语都很好,在他当班长的高三那年即一九五九年,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政治觉悟高,能团结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学习努力,能对不良倾向直接提出批评意见。”

据胡锦涛的同学蔡志强介绍,胡锦涛当时虽然门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但还不算当时班上成绩最拔尖的——可见该校确实名不虚传,人才济济。蔡还说,胡锦涛的体育虽然差些,但是他的乒乓球打得很好。  

●胡锦涛为何避谈泰州

胡锦涛在中共高层崭露头角之后,不少人有一个疑问:他为什么避谈自己幼儿到少年时期生活的泰州?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中共已故总理周恩来。他的祖父因做官之故,从原籍绍兴迁居江苏淮安,至周恩来已经三辈,他填自己籍贯时,一直说自己是淮安人,只有时戏称自己是“半个绍兴人”。但是与周恩来同样迁居了三代的胡锦涛,中共资料却将其籍贯说成是“安徽绩溪人”,绝口不提他在江苏泰州生活了十七年。

不仅官方不提,胡锦涛自己也对此讳莫如深。据传中共中央办公厅甚至专门下文,严禁泰州接待国内外记者来此采访胡锦涛生平。泰州本想向外界宣传胡锦涛是泰州人,以提高泰州的知名度,但是接到这一禁令,只好作罢。全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一九九六年刊发了一篇文章《胡锦涛是泰州人》,还挨了一顿批评。

胡锦涛难道只对自己祖籍绩溪有感情,而对自己早年成长的泰州没有感情?却也不是。据贵州省政府一位干部回忆,胡锦涛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当年泰州中学的校长到贵州开会,胡锦涛闻知,特意登门看望了老校长,还自己掏腰包买了一瓶茅台酒送给他。后来他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在因高原反应生病期间,还跟当年的班主任沈进林老师通过信,信中说:“如果说自己的工作还有一点成绩的话,可以说是得益于母校对我的培养。”他还说,“泰州中学严格治校、执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了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作风。”他还随信赠送了一张自己在西藏的照片。

据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干部讲,胡锦涛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圈之后,除了办公厅安排的公务性看戏之外,从不为个人娱乐而看戏。但江苏省淮剧团到北京公演时,胡锦涛却主动提出要去看演出,看完戏后还上台接见演员,称赞他们为淮剧作出了贡献。

证明胡锦涛对泰州有感情的事例还有:泰州市长去北京,胡锦涛也抽空请他吃饭。不过临别时,他不忘叮嘱:不要对外宣传他是泰州人。

有人认为,胡锦涛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他一贯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如果让媒体记者知道了自己是泰州长大的,要到泰州去寻访“成长足迹”,甚至搞些“故居纪念馆”之类,亲戚也顺势沾光,就会给他帮倒忙。这或许也言之成理,胡锦涛对此类事一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但是另外一些事例却又显示,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胡锦涛对媒体宣传自己是“安徽绩溪人”,却从未阻止过。一九九七年,上海新落成的市图书馆,展出胡锦涛家族在安徽绩溪的家谱,就没有受到阻止。后来该馆把已很残破的胡氏家谱送去装裱,还表示说,装裱好后会送一本给胡锦涛。

为什么宁愿让人知道自己是“安徽绩溪人”,却不愿意自己知道自己是江苏泰州人?《明报》提出了一个解释:“要解答这一疑难,看看现有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籍贯就知道了: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李岚清是江苏镇江人,如再加上江苏泰州人胡锦涛,就难避免给人造成‘江苏帮’的印象,而且三人的家乡相距只有五十公里。”“中共的干部政策历来提倡五湖四海,共产党多年来骂蒋介石封建专制、腐朽的依据之一,就是蒋介石搞‘浙江帮’,现在无意间自己也可能被人说成是‘江苏帮’,中共高层自然格外谨慎……北京盛行多年的‘上海帮’说法,已够高层困扰,现在没必要又给人落下‘江苏帮’的话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胡锦涛的家庭成份不算中共眼中的“可靠”,幸而当时还处于中共建国初期,左的东西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登峰造极。胡锦涛在小学和中学总的来说还算一帆风顺。他年仅十七岁时就考上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在师长和邻里之间一定引起不小的轰动!

第二章 工程师的摇篮(1959—1968)


清华大学,与其说是“工程师的摇篮”,不如说是“政坛领导人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从政者如过江之鲫,注定为胡锦涛提前几十年准备好了政坛的关系网。

7:“红色水利专家”梦


●清华大学,与其说是“工程师的摇篮”,不如说是“政坛领导人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从政者如过江之鲫,注定为胡锦涛提前几十年准备好了政坛的关系网

十七岁的胡锦涛,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正猎猎飘扬在中国上空,大办钢铁的火光烟尘弥漫全国,但是国民经济已经呈现紊乱之际,沿津浦线北上,离开江南来到京华,跨进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园。

据他当年的一个同学回忆,他是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报到的。胡锦涛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一个多月前,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敢于提出反对“左”倾错误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反党集团”,作出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他只知道,在他收拾行装、与泰州中学的老师同学和亲戚邻居辞行的日子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克服右倾情绪”社论,字里行间散发著火药味,但风华正茂的胡锦涛无法察觉,他只感到满腔激情被那高亢的词句鼓荡得更加澎湃高涨。

他考上的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

在学生中长期流传著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与物理系、化学系等众多学科比,水利工程系远非一个非常热门、非常吃香的系——学这个专业,意味著未来的工作与生活就是四处流动飘泊,必须长年累月在野外风餐露宿,必须在未曾开发的地区披荆斩棘,与坐在窗明几净的实验室、办公室里绘图、计算相比,艰苦自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与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更是无缘了。

胡锦涛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具体契机是什么?目前虽缺乏来自本人的详实资料,但我们不妨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推断:五十年代末,中国大张旗鼓地宣传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力发电,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受人瞩目的专业:已经施工、即将竣工的黄河三门峡水电站、新安江水电枢纽,正在勘察设计的长江三峡水电站……都吸引了一代渴望在建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中献身的年轻人的目光,对于比别人更年轻一点的胡锦涛,当然就更容易激起满腔热情。同时,正如第一章所述,当时正在建设的新安江水电枢纽急需人才,攻读这一专业,毕业分配到原籍附近工作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胡锦涛当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家庭的具体境况。据他的高中数学老师叶凤梧说,胡锦涛在毕业前夕填报高考志愿时,打算报清华大学,来请教他,叶凤梧指点说:“根据你的平时成绩和家庭出身,虽然可以报考清华,但不可报考第一流的系科,因为那里对考分和家庭出身的要求很高。”叶老师建议他报考清华二三流系科。于是胡锦涛就填报了清华的水利工程系——根据一般判断,这个系毕业后需要到野外作业岗位,使一些人知难而退,相对来说竞争性就要小得多。

●工程师的摇篮

清华大学,是有史以来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而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之后,是中国最顶尖的理工科大学。在二○○二年五月初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更是独占螯头。

一九○七年十二月三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中正式宣布:“我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彼繁众之国能渐次融洽于近代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款赠一部,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国留学。”

这话字里行间是很有点名堂的:“使彼繁众之国能渐次融洽于近代之文化”,道出了他们“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的目的,往好里说,是用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往坏处想,是将中国纳入到西方列强的势力体系之下。

次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馀额给中国的议案。该馀额为美元一,一六五万四九二元二角九分,约合现在二亿多美元。其后,英国、法国亦仿效美国将庚子赔款馀额退还中国,以资助赴英法留学之中国学生。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辛亥革命前夕,清廷用庚子赔款退款的一部分建造的清华学堂,在北京西郊一处秀丽的皇家园林——清华园开学。这倒是颇为意味深长的象征:清华大学的校址,原来是清朝帝王林苑圆明园的一部分,半个世纪前被入侵的英法联军付之一炬;现在英美列强又将逼迫中国缴纳的战败赔款的馀额退回,在这里兴学。民族的耻辱,民族的发愤,全集中在这一片土地上。

不论当初英美退还赔款帮助中国建校的初衷是什么,清华大学却办成了中国第一流学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大学者、工程师。理工科学者当然不用说了,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而人文学者也有一大批出自清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宓、钱锺书、闻一多、王力……而中共建政以后,清华大学一直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又开始恢复文科专业,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8:在唱歌跳舞中经受革命锻炼


●在那个年代中,唱歌跳舞,都不是单纯的艺术或者娱乐,而是战斗。胡锦涛是幸运的:他在自己的业馀爱好上投注精力,同时就是在政治上要求上进

水利工程系本来是五年制,但是从胡锦涛入学的那一年起,改为了六年制。

用今天的标准看,说当时的学生是“寒窗苦读”,这“苦”这“寒”,一点也不是修辞手法。当时的北方,本来每月定量供应三十斤的粮食中,细粮的比例就少,进入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更是清苦:正餐就是一个馒头、一个窝窝头,一碗大锅菜,加上一碗白开水。食堂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著就餐……

胡锦涛这样来自南方的学生,吃惯了大米饭,但是清华当时食堂每星期只供应一到两次大米饭。赶上这种日子,对于胡锦涛来讲就意味著一次过节,下了课就赶紧直奔食堂排队。

水利工程系学生住在十三号宿舍。香港《星岛日报》“中国组”记者描绘说:“十三号宿舍是一幢残旧的四层楼房。如果不是清华老校友指点,记者怎么也想不到,胡锦涛在清华的旧居就在二楼的二十七室。房间的门口贴著一张美国魔术篮球队的照片。”据说,有人在门口贴了张字条:“胡锦涛同志旧居”,后来觉得没有意思,又悄悄撕下了。

每间这样的斗室,一如当年,都有四架上下铺床,空间是相当拥挤的。不过,四十年前的学生,衣服杂物都很简单,就连书籍也不是很多。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里的学习情况如何?能得到的资料不太多,而且说法不一。有当年他的同窗接受笔者采访,说他学业平平,并非出类拔萃;但是也有人介绍说胡锦涛的“成绩很好”,是系里“有名的高才生”——不过,没有人介绍任何关于他如何刻苦钻研的具体事例。海外不少媒体称他大学六年,“除了一门功课得了四分之外,各科都是五分”,此说也无法得到证实。

有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胡锦涛多才多艺,是学生中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

他进校时是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小弟弟,能歌善舞的特长却让许多学兄自愧不如。入学没有多久,他被选入了清华大学文工团,后来还担任了舞蹈队的团支部书记。一年级下学期,适逢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一千五百名首都大学生在清华开大会,欢迎来自当时挑战美国的古巴的学生代表团。清华大学文工团在会上表演了大合唱,没满十八岁的胡锦涛,与其他合唱团成员一起,放开歌喉,向同样豪情满怀的古巴兄弟唱出充满革命斗志的红色歌曲,其中有一首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歌最后一句最为铿锵有力:“打败美帝野心狼!”

在那个年代中,唱歌跳舞,都不是单纯的艺术或者娱乐,而是战斗。歌曲、舞蹈,都是投枪,是号角,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语)。积极参加排练演出,就有了完成革命任务的政治意蕴。

胡锦涛是幸运的:他在自己的业余爱好上投注精力,同时就是在政治上要求上进;他在唱歌、跳舞上的表现,同时就是在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的表现。天底下还有更好的事么:个人兴趣与革命需要二者融合为一了!

胡锦涛在入学的第二年,就被党组织确定为“培养对象”。他忘我投入各种配合政治任务的演出,即使不是被定为“培养对象”的全部原因,也肯定是原因之一。

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共成功地使亿万民众,将“入党”——加入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宗旨”的政治团体,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变成了人们不仅在政治上自我设定,而且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目标(当然,越到后来,越来越具有加入执政党,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处境等等实利上的考虑)。

这一点,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政党,只是政治诉求一致者的集合,完全不像中共这样要求其成员还要成为道德楷模、人品典范。其他非东方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中共这样突出,因为他们的文化传统,将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界限划得较分明;而中共,则完全搅成一团:一个党员,不仅意味著要在政治上执行党的方针路线,而且意味著要品德高尚,作风严谨,工作(或学习)刻苦,联系群众,时时、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甚至还要夫妻和睦,婆媳相得,等等。一句话,党员或申请成为党员的人,要努力成为“完人”。现实生活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党员与要求入党的人,就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分析中共治下的“入党现象”,不是本书的任务。我们只能简略地说,年仅十八岁的胡锦涛,被确定为“培养对象”,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是件很普通的事。他也太年轻,理解不了上面所说的曲里拐弯。

中共在基层的组织(党委、党支部和党小组),经常要制订发展党员的计划、将所在单位和机构的人员进行摸底排队,其中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人,一般都归于“考察对象”,再挑出其中“表现好”的若干重点人物,列为“培养对象”:要指定党员与之谈话,要求他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检讨言行,看看与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相比(这些标准往往相当抽象),与报刊上连篇累牍所宣扬的“模范共产党员” 相比(这些事迹则非常具体),有哪些差距,该怎么“迎头赶上”。党组织定期讨论“培养对象”的“进步情况”,对于条件最接近“成熟”者,列为“发展对象” ——这就意味著到了党的门槛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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