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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二十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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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28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用这个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这个理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现实的冲击。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是坚持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还是根据现实作某些修正?是快一点建成社会主义,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实际是理想对现实的让步。毛泽东在八大三次会议上不经中央讨论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接着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快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速度,从而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在于用极权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快速推行共产主义理想。
大饥荒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面向实际,从共产主义理想退回现实,做现实需要做的事,可以称为“务实派”;另一派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用不停的政治斗争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现,可以称为“理想派”。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阵线也不十分清晰。务实派在务实过程中由于理想的情结,使他们在做违背理想的事时,总有一种理亏感,因而不事张扬;理想派由于理想总是遭到现实的无情碰撞,在维护理想时,总有一种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敌对情结。在中国这个政治条件和话语条件下,务实派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理想派把经济搞乱了以后,总得由务实派来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过程中,务实派更加偏离理想,使得理想派认为他们更加危险。在毛泽东手中,对付务实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和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诩为“修正主义分子”,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批判“修正主义”除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外,与毛泽东企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不无关系。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初步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 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是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全面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这尊神,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最后定的调子是斯大林“功大于过”。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实际上,丢掉了“两把刀子”就会危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丢掉两把刀子”是修正主义最为根本的罪状。
当毛泽东在做国际共运领袖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8月,毛泽东又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有学者分析,毛泽东搞大跃进,除了国内的原因外,还有国际共运的原因。他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当时他说“以苏联为首”只是一种策略。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持批评态度。自苏共20大以来尽管两党有分歧,但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对苏共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 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苏共领导人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苏修”就成了中国人口头上一个常用语。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从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写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九评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激昂的战斗音调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广播,在中国深入人心。“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推到了极左。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1958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践,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疯狂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国也大行其道。这就是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组织成立于1960年,但长期不公布名称,国外称之为“红色高棉”,1977年9月他访问北京时公布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宣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全一样。波尔布特多次秘密访问北京,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
波尔布特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受到称赞。毛泽东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作法非常满意,他称赞波尔布特:你们干得好,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几年,全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泽东称赞波尔布特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恶果。
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裂痕越来越深,斗争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到20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为了挽救危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多数中国人、甚至中国共产党内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执政者不敢对这个理想提出质疑。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共产党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唯一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把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理想搁置起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而是面向实际,做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这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集团,它的管理权限应当是民众授予的有限权力,对它管理效果的评价应当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是某种先验的标准。因此,管理权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表达。显然,这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被搁置以后,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成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政权把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不能服众,就没有希望。
从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但是,我们不能太乐观。勒庞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的夸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激进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所以,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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