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首页  |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首页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博客分类  >  文化历史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  文摘 Digests
墓碑(十九之1)

24076
第十八章 “五风”肆虐

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按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月30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 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5000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 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3000多个。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颳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 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1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底。共有农户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月7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11月17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 11月6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11月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24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个省、区的21176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元。
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 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年全县建了494座工厂和1205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万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颳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个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 。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 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7月底,全国已有639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
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 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 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 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 “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 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 ;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 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给本文章评分:
    留言:
留言簿(游客的留言需要审核后发表。请遵守基本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