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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十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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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的主观过错?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1959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防止“瘟疫” 。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天灾。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是非常频繁的。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1056次,差不多两年一次,较大的水灾1092次,平均每两年一次。 从1950年到1997年的48年间,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2034万顷,水灾受灾面积988万公顷,二者合计约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0%。
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4755万亩,1800万人受灾,死亡1.3万人。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 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多灾多难,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在大的自然灾害中总是要死一些人(特别是水灾)。要把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归罪于自然灾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1959-1961年肯定是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在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据官方数据,1959-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继1959年大灾害后,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
表15-1 1950-1983年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年份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旱灾成灾面积 水灾成灾面积 粮食产量
1950 1001 512 41 471 13218
1951 1256 378 230 148 14369
1952 819 443 259 184 16392
1953 2342 708 68 320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1131 16952
1955 1999 787 414 307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1099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603 19506
1958 3096 782 503 144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182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498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540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632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1048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1004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281 19453
1966 2421 976 811 95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910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285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676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915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862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836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1216 38728
注:自然灾害指水、旱、霜、冻、风、雹等灾害。成灾面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耕地。
资料来源:灾情面积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90页,粮食产量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页。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的灾情统计。而农业部的灾情统计是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国家统计局是为政权服务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连比较讲科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也只能“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 其他人就更难说了。当然,作为职业统计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数据的客观可靠,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统计系统中还有不少不讲职业操守的人,其中层次越高的官员,职业操守越差,而数据要经过高层次官员“审核”才能发布。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们饿死人的政治责任。
然而,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
我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粮食产量也列在表15-1中,可以看出,粮食减产和受灾严重程度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从表15-1中可知,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在这11个年头中,有9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其中有6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就从表上列出的1965-1961年三年数字来看,也看不出粮食产量和天灾的正相关关系。1961年的成灾面积比1960年高出15.4%,但1961年的粮食产量却比1960年高出2.8%。
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只要中国门户是开放的,只要有粮食市场存在,就不会发生饥荒。当粮食稀缺的时候,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粮食就会流入,中国没有粮食,外国粮食也会流入。中国当时是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粮食市场,更没有融入国际粮食市场之中。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象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个地区有灾,可能另一个地区丰收。虽然区域性的灾害频出,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即使没有粮食市场,政府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救济灾区,老百姓也可以到丰收地区投亲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区域性的饥荒,几乎没的出现像1959-1961年期间这样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 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
1958-1961年三年之内就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多万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灾数字,把这个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归罪于天灾,显然说不过去。
2,用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由于中国的一切数据都由国家统计局垄断,除了统计局以外,很难找到其它的数据。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和利用其它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国的农业气象学家们还有自己的统计和研究。为此,我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我不仅在国家气象局图书馆找到了不少资料,还经专家指点,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这就是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 。 
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析。这本书不仅资料来源于非官方,而且用曲线形象地描述了1958-1961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较,不懂气象学的人也能直观地了解这三年的气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别。
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指标曲线来看1959-1961年的灾害程度。再从其它书中引用有关知识对这些曲线作出简单的解释。
1.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及。他们认为,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干旱的本质特点。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不论是降水量多的地方还是少的地方,都不会发生干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D=(B-X)/X×100%
式中,D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为降水量(毫米);X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15-2 旱情等级的划分
降水量 干距平百 旱分率 等(%) 级旱 期 一般旱 重旱或大旱
连续三个月以上连续二个月连续一个月 -25~-50 -50以上-50~-80 -80以上-80以上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山东1959年就饿死了不少人,当时说是山东大旱。把死人归罪于旱灾。当时山东的干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气象资料表明,1959年7-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278毫米,比常年同期(360毫米)偏少23%。即降水量距平为-23%。 从表15-3中可以得知,-23%在一般干旱线以下。而山东省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9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达-44%,属一般干旱,这时还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饿死人。
高素华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分析全国情况。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100%
他们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40年平均降水量是1951-1990年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40。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们绘出了1951-1990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曲线图的纵座标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横座标是年。图15-1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与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200%,连续2个月降水距平大于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50%为大涝。 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年涝灾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图15-1 1951-1990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0页。
2.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高素华等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图15-2 所反映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15-2中可以看出,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与年降水量距平变化曲线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但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最小的几年,远远小于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能说是大灾之年。
图15-2 1950-1990年农作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3页。
3.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如图15-3。可见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最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5-3)
图15-3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41页。
从此曲线可以看出,1959-1961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最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降水生产力” (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属于“气候生产力”。所谓气候生产力就是以气候条件来估算的农业生产潜力,即在当地段的光照、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设作物品种、土壤肥力、耕作技术等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时,单位面积可能达到的最高产量。这是自然条件影响粮食产量最直接的科学表述。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有科学的公式来计算。 由于过于专业,本处从略。
4. 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t)(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4-4)
农作物的自然生长力与气候有关,主要是与气温和降水有关。从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上可以看到所选的年度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偏离幅度。偏离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图14-4中可以看出,从1958-1961年,气温生产力的偏离不是最大的。
图14-4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6页。

5,降水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n)(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4-5)
图14-5







资料来源: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9页。

写完了这一部分以后,我心里还不踏实,想找高素华当面求教。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已退休。经多方周折,我于2005年8月30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她。一见面,就感到这是一位很有科学素质的女性。讲话很客观,不偏激。她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政治影响,是纯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高素华1963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业气象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她说:“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3、用120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金辉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记录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但金辉先生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无法用原始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我觉得金辉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错误。由于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被人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评价。
表14-3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
年份 -2度站(涝) -1度站(偏涝) 0度站(正常) 1度站(偏旱) 2度站(旱) 120个站点总指数 全国平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 -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 -0.258
1963 17 28 21 33 21 +13 +0.108
1964 28 34 25 25 8 -49 +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808
资料来源: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表15-4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分为五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为偏旱,5度为旱。金辉先生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综合整理。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他将原表中的旱涝等级作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即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的由3度改为0度,偏旱由由4度改为1度,旱由5度改为2度。其中(-2)度的涝和(+2)的旱为水文气象上的灾害年度。表中的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趋近于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表15-4显示,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为+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为-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即开原、朝阳、赤峰、同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 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金辉认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为+27,平均指数为+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超过正负0.1,三年总平均指数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
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金辉先生的结论是,1959-1961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惊,所以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需要指出的是,金辉先生将每个站点的指数求出算术平均值,用算术平均值偏离“0”的大小来判断灾情轻重,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假若某年有60个“-2”(即涝),又有60个“+2”(即旱),即这一年又有旱灾,又有涝灾,应该是重灾年,但求出指数算术平均值为“0”,即没有灾情。由此得出“风调雨面顺”的结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先旱后涝”或“旱涝相当”是不能抵消的,但这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这里提供的2度站占120个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请高素华看了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高素华看后说:“我们搞农业气象的不用水文站点的数据。水文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不可比。水文数据对研究径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来对农业气象作出判断。”她还说,旱灾和涝灾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同,一度旱灾和一度涝灾是不对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点的旱涝度数进行数据处理是不合适的。高素华说:“我们气象学者不用‘风调雨顺’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我们只是用数据证明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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