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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十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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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多个公社划为1281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亿斤(1957年为116亿斤,1958年为108亿斤,),钢25万吨(比1959年增长40%),铁45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万吨(相当于1959年产量的3.4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7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月底统计为18000人,7月底发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数787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人。”
1959年8月19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1200人左右,6月份增加到3000人,7月份增加到5000人。从3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16208人,死亡532 人。
7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15000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7667人,楚雄上升到3073人。大姚县弥兴公社7月1日到25日就死亡313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57000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7月17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年以来公余粮从40多万斤增加到87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报告说,从2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180多个点进治疗。到8月,全县还有病人13165人,8月就死亡1358人,平均每天30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1960年统计,1959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3两以下的61个队、8127人;3-4两的有343个队、50092人;5-6两的有357个队、40890人。平均口粮4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5%,6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2.3两,今年5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9个人,才按5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500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6月5日,砚山全县16万亩稻田只栽了6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员,1959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
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个小队,23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
五、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户,2433人。4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多人。其中澜沧1600人,孟连998人,猛混70人,猛腊166人,江城10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多人。1959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年9月到1960年11月,全县8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1958年4月16日22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15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35人。该县得悉后,于16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1人。上午9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200多发,打伤对方7人,我牺牲1人,伤1人。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189人,工作干部62人,小学教员46人,乡干部75人,州直机干部3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3人。农村党员外逃181人,占党员总数的16.1%。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年4月26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六、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年6月5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1956年4月12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人,公安4人)及马帮20多、马50多匹,除逃出4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人,抢走长短枪4支、物资全部。当晚200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多人、枪200多支。于4月8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多人,于4月8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3000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月7日敌1000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月8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
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个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年12月13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月8日,维西县民警11人护送粮食6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人伏击,民警牺牲5人,重伤2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名。我亦击毙喇嘛1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个区、20个乡,46名土匪暴乱。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人、服务员2人。26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人,打伤7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天,共捕获匪180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25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七、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年11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121.34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56年的120.27亿斤。猪肉从1964年9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1964年增加了1800多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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