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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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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齐鲁之难

在上世纪60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99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60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3时到4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月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月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错抄成9月5日,也许9月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对山东如此鼓劲,山东在“大跃进”中自然不会落后。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1958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8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10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万至6000万亩。”
山东的大跃进是很有声势的,以泰安地区为例:
1958年8月 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1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14处公社388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2610处,就餐人数76.65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98%。
1958年9月29日 全地区动员144.95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6家,矿工5000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19758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烧缸炉等计462983座。日产铁由44吨达到5.93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年9月,中共泰安地委下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全区始办人民公社。至1959年1月,境内建成人民公社103处,入社农户102.69万,占总户数的98.2%,入社人口412.32万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其规模5000~10000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办社初,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至1959年,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和财物总值近2.5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
共产风 共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随便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县级,下至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一平二调”风不是只颳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颳。自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越颳越猛。日照县刮了15次,玉莲县洪凝公社颳了29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家荡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并了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不少社、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亿斤,最后落实到287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原来是420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舒同不听,报400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说是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亩产405斤,粮田面积9261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过秤入库174.97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平均亩产5000斤,总产31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7斤,总产量只有4.05亿斤。1959年上报平均亩产700斤,总产8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8斤,总产量只有3.6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结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122处,800万人上阵。第二个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1958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1959年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1959年收成仍然不错,但由于估产偏高,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 在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36户,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31户社员卖了103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年以来,撤换基层干部192名,经调查,其中撤换错了的有80多名。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60%,全队54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天,一家8口被饿死4口。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70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人,自杀未遂的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个小孩,在大兵团作战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个。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的东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50人,从1960年3月到8月,就吃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5斤。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30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20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多斤,书记每人分5斤,每个常委分2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1960年3月,山东省召开了有12000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3月22日、23日,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
但是,一直到1960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1962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8-1:1957-1961年山东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42.10 287.00 243.00 182.34 180.00
贸易 210.52 249.57 211.30 158.55 156.52
征购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销售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净拥有 215.14 259.17 203.34 174.43 154.50
总人口(万人)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人均净拥有(斤)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8-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页“祸起中原”――页码待定稿后由编辑定)。表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
从表8-1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产量242.10亿斤,1961年只有180亿斤,三年减少了62.1亿斤,即减少了25.66%。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加,1959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44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12.87亿斤。1960-1961年征购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8-1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年的182.34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174.97亿斤,其余7.37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1959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生产队、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2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批示是2月22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2月28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节,就闹起了粮荒。
1960年按220亿斤产量安排:种子30亿斤,饲料20亿斤,农村口粮食130亿斤(包括统购返回15亿斤),征购55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口粮130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每天只有12两(老秤,16两为一斤,12两即0.75斤)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区不平衡,约有1000万人每天只有8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55亿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20亿斤,今年只能安排15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25亿斤,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20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2斤,还有降低2斤)。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8-1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数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烟台、临沂)有5210处食堂停伙。
1960年12月20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15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12月20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164.6亿斤,估计今年粮食产量180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274亿斤减少了94亿斤。征购任务到12月20日已完成42.8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70亿斤少27亿斤。种子留了23.8亿斤,饲料留了4.3亿斤,口粮留了93.39亿斤,全省农业人口4640万人,平均每人一年201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粮食总收入为54.82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5亿斤,调给种子1亿斤;华东支援2亿斤;征购42.6亿斤;1960年6月底库存4.22亿斤)。粮食总支出为54.70亿斤(其中:统销50.20亿斤;军粮1亿斤;种子1亿斤;损耗2.5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1168万斤。他说,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50.20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2.5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19.1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31.10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亿斤。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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