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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碑(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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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自1959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人,占这10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年10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个公社。1958底又将32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7个公社分为16个公社,后又变成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减产18740万斤,减产23%。农民的口粮标准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160亩,并包锄田40亩。社员被迫从早晨3点钟干到晚10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7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7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个大队中,1960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达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肿病67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人,闭经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杂粮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两下降到1.5两,肉从半斤下降到2两6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5427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回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 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5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月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6月12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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