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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碑(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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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亿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吃不到10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 1960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9~9.5公斤米,3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20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1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 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饼,4~5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43181人, 激增到127821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13%。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1959年3-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月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007.15万吨。1958年下降到975.55万吨,1959年为830.35万吨。1960年为814.05万吨。1960年,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1962年3月10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9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81户,234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1096户,2227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已经断粮的有9468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卖家具的有2463宗,卖小孩的25宗,自杀的一宗。
据广州市和93个县的官方统计,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肿病,64461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 3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63839人, 比2月份增加20.4%; 海丰县4月上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8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157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7万人。
二、罗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1960年9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1999年4月28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以上7个,8%以上14个,6%以上26个,6%以下72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180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猪11000多头,1960年8月只有1000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2.6元。一个鸡蛋3角,一只鸡5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月3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2325人,死亡人数压到606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14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1960年2月17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24人,水肿86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年7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109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20个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109人?”硬要公社党委把109人改为6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7月3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有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三、高要闹剧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1958年-1961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2002年投稿《炎黄春秋》杂志,详细记述了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情况。由于受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杂志只能发表他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现我据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卫星”
1958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一股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传到广东时,早稻已收割完毕。要放早稻“卫星”已经来不及了。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省委各部门奖励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刘某调到高要县任县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从新兴县调到高要县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对刘某来说,“放卫星”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很大的。
刘书记尝到了放卫星的甜头,一到高要县,就组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到新兴县去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黄东文同去。
新兴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向来参观的人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要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他们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经割完,田头整齐排列着已经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纸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参观的人都说:“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没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要黄东文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参观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领导在场,大家说话没有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是!”接着,莲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有才冲着黄东文吼道:“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黄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过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黄东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刘书记,刘书记看了十分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纷纷放晚稻高产卫星,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这时,到高县要蹲点的地委副书记徐瑞沉不住气了。他在新桥公社道悦大队搞了一块晚稻高产卫星田,是用白沙大队一个生产队早稻错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过来插下的。早造误 播晚稻品种是不会和早稻同时抽穗的,由于生长期延长了一倍,可以高产。加上用十亩已经拔节了的禾苗移在一起,徐书记认为实现高产就很有把握了。于是就把计划指标定为6000斤。为了十拿九稳,这块田一共施了20车猪屎肥,田底里埋了20根凿通了的大竹子通气。为了加强通风和日照,四周还架起了十多台大电扇往田里吹风,架起十多面大镜子把太阳反射到田中间。在全县大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推动下,徐书记把原来报的6000斤亩产计划一下子改为10万斤,并立即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去参观。不久,广东省委组织晚稻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4200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委“查黑仓、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当时临近春节,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吧。”黄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200多人听得很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1.2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帐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1959年2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数的5%以上。到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 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13%。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268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6两改为3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黄东文是其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5月1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判了刑。7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48名。第一名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只3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1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200多个。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48人的党籍、团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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