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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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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1958年到1961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 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 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年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万,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稿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亿方,而是搞了43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万~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 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000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当时的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了苏军的恶劣行为。1947年9月17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被带上了“反苏”的帽子。1948年8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还担任要职,十分不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找到了刘顺元,并于1954年9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刘顺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积极并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所以柯想批判刘顺元。江渭清没有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办,他向柯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
但是,大势所趋,全省从上到下还是层层搞了“反右倾”运动,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年春夏,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一度下调过高的指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二、这里“五风”也成灾
2002年,我专程到江苏调查大饥荒的历史。从六十年代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江苏大饥荒的情况比《江渭清回忆录》中说的要严重得多。
1958年开始,江苏各地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这一股股歪风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58年,扬州地区全地区共建立了123个农村人民公社,比较多的是5000户到20000户的大社。在并社过程中大刮“共产风”。“粮棉到处抛,农具、耕牛无人要,田头、仓库乱糟糟”,“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分,多做少做都一样”。自留地收归集体,见树就砍,把社员家庭的猪、羊、鸡、鸭、房子、家具、都归集体所有。有的干部公开宣传:“一切归公,连自己的骨头也是公家的。”同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军营生活引入农村,强迫命令成风。兴化县西鲍乡三大队唐朱社(原高级社),108户,452人,1958年9月将363间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来修水利、盖食堂、造窑厂和建大队部。这边开会,那边拆房,社员在一边啼哭。房子拆后,一部分社员在搭建的19间草棚子里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猪屋里,有的住在草堆肚里。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宁介大队有19个自然村,1113户、4956人,被强迫搬家的有370户,腾出的房子用于食堂、幼儿园、商店、农具厂等。并且要求当天晚上全部搬光,一毛不留,行动慢的社员挨了打。泰州县大泗镇把街道拓宽到汽车可以对开为标准(当时没有汽车),两边还要留人行道,强行拆掉了一批民房。
盐城地区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自1958年以来,刮了五次“共产风”。第一场风是1958年10月大搞水利工程。当时县里提出“倾家荡产搞水利”的口号。公社党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车子化”、“轨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实现车子和轨道运土方。为了做车子、做轨道,组织100多人砍树,一共砍了10天,长了几十年的大树也被砍了。没有车道板,从社员家里搜出800多张长凳,锯掉凳腿。1958年,80%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为了搭工棚,就拆社员有房子。四队杭武珍头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带着新郎“回门”,家没有了,就在废墟上大哭起来,招来了干部一顿臭骂。第二场风是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拆社员的房子,拿社员的炊具;第三次共产风是1959年秋季农具改造运动,连小树都砍光了;第四次是1960年春扩建大队养猪场,又一次拆房子盖猪圈。拉走社员养的猪。猪前头被赶走,女社员在后面哭。第五次共产风是1960年6月办托儿所,需要什么都是又从社员家里拿。五次共产风弄得社员家徒四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共产风也是共刮了五次,但内容不同。第一阵风是大办钢铁;第二阵风是深翻土地,大搞绞绳犁;第三阵风是“四集体”和“十个不要钱”(四集体:集体吃饭,集体住宿,集体劳动等。十个不要钱是吃饭、吃菜、洗澡、看戏、看病、上学等);第四阵风是“倾家荡产搞水利”;第五阵风是大办万头养猪场。刮共产风时对劳动力“一平二调”,命令一下,说走就走。一个社员正在理发,头才剃一半就被干部拉走。吴金才等9个社员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粪,半路上干部让他们丢下船拉走,船再也没有找到。
1960年11月16日,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的详细资料。现摘引部分如下:
五里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队举办的万头猪场,三年来无偿调用第八大队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现金、物资、粮食、劳动力、耕牛、猪子、农具等折价达24300元,相当于全大队去年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80%,相当于今年预计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90%,向其它大队调用的东西也很多。盖猪舍就拆社员的房子,砍社员的树,调社员的砖头,砍社员的芦苇;没有猪就把大队和社员的猪调来;需要劳动力,就叫生产队派工;没有土地就让生产队划拨。...共拆去社员房子37间,砍树51558斤,大前庄一个生产队就砍了1000多棵树。第六生产队社员周国柱是一个穷母孤儿户,被砍掉树木48棵。社员房子被拆、树被砍,虽然心中不满, 还得放着鞭炮、喊着口号,把木料、砖头送到猪场。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3月底,八大队经常有50%-70%的劳动力被抽去建设猪场。第三生产队和第五生产队由于没有劳动力收获,六七万斤山芋烂在田里。这个大队去冬今春既没有冬耕,也没有积肥,六、七月间,遍地皆草。
这个万头猪场里的生猪大量死亡,仅今年1月份就死了150多头。现在只剩下生猪170头,还难以养活。
这篇报告中提供的在生产中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上有关播种面积、作物布局、播种规格、技术措施、种子选择等,统统由上级命令决定,生产小队和社员无权过问,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干部任意打骂社员群众。
今年春天,市委召开了一次有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出席的春播现场会议,强调大面积连片种植,规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书记刘如高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地说:“你们就这么干,如果出了问题杀我刘某的头,如果你们不执行就杀你们的头!”五里公社第二生产队因没有执行上述规定,公社就召开辩论会把大队书记斗争了一番。第八大队按照上级指示,确定一、三、四小队是“山芋区”,六小队是“饲料区”,第一生产队共有土地470亩,硬要他们种250亩山芋,结果玉米和山芋大减产,每亩山芋只收90斤,连种子也不够。第三生产队有20多亩高梁已经长到1尺多高了,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连片种植棉花的面积,硬要他们拔掉高梁,改种棉花,造成了很大损失。相反,这个小队有一片80多亩地适合种棉花,上级却硬要他们种甜菜,结果没有出苗。第五生产队有30多亩适合种高梁的地,为了连片,硬要他们种玉米,结果每亩只收玉米30斤。 
由于瞎指挥,产量大减。社员愤怒地说:“只要我们能当半个家,生产也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
在丹阳县大泊公社,干部个人的决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得照办,达不到干部的要求就“训”人是“修正主义”、“右倾思想”、“不服从党的领导”。被公社领导人“训”过的小队干部不计其数。小队干部只能被动地听指挥,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产。社员说:“大队干部多头多脑,小队干部没头没脑,普通社员昏头昏脑”。在麦收时,公社第二书记提出“两天突击,一天扫尾”的要求,麦子还没割完、已割的还没脱粒,又决定70%的劳动力“只准插秧,不准割麦”。生产队提出不同意见,公社第二书记说“麦子烂了公社党委负责”,还一天五个电话会议、四次电话检查,强迫下面按他的意见办事。结果很多青麦被割掉了,7000多亩小麦霉烂。
常熟县莫城公社是共产风比较严重的一个公社。据中共苏州地委调查,这个公社“平调”的物资按最低价格计算,总值达57.5万元,平均每户损失82.5元。被“平调”的有耕牛、农船、农具、房屋、家禽、猪、粮食、家具、柴草、现金等。被平调的财产用于大钢铁、大兴水利、发展集体经济、盖礼堂、盖办公楼、修干部宿舍等,也有一部分被干部混水摸鱼据为已有。“一平二调”是在强迫命令下进行的。群众稍有不满就扣政治帽子“姓共还是姓资?”、“对党是什么态度?”、“促退派”、“老右倾”等。公社要东西时“一条线”(电话)、“一个印”(通知)、一声命令,要马上送到指定地点。如果生产队干部稍有抵制,还有“四个法宝”:辩论斗争,靠边休息、撤职查办、劳动改造(公社自办的劳改队)。公社要盖礼堂,一天开三次广播会,说:“北京盖人大会堂全国支援,公社盖大礼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时送砖送瓦送木料。为了完成任务,闯将大队五小队三个自然村一昼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员还在床上睡觉,拆屋队就上房揭瓦。农民说:“共产风是龙卷风,是破产风,刮一阵,穷一次。
由于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难。扬州地区1958年有房350万间,到1960年7月只有300万间。其中,因1958年到1959年水利民工要自带工棚,拆掉房屋12万多间,搞居民点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53000间,办养猪场拆了5万多间,机关单位占用民房24万多间,办社队工业占了15000多间,大队办公室占了50000多间。食堂占用13万多间,粮库占用35000间,民办学校占用25000多间。江都县高徐公社1958年建大礼堂9座,都是拆民房盖的。民房拆得多盖得少,大批农民无房住。兴化县有14110户没房住。高邮县二沟公社合兴大队芦家小队21户65口人只有三间大房,四间小房。有的农民只好露天过夜。
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在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曾经是一个富社。1958年10月,建湖县委书记陈豫华在南京开会时打来一个电话,要各地一定把粮食产量报上一千斤。当时早、中稻已登场,产量已成定局,许多人感到为难。支部书记孙喜来在郑南小队开了一次现场会,叫胡达成把五、六亩田的稻子堆在一个场上,说是一亩田产的,并且“验收”,结果产 量达到了1340斤,以此为样板,让各地向郑南大队看齐,这样,建湖就成了“千斤县”。 1958年陶明任工区书记时,汇报粮食产量只准多报,不准少报。结果有的报亩产1000斤,有的报2000斤,有的报1万斤,两万斤。最后,小队长沈文柏报了15万斤。陶明表扬沈文柏,说:“还是沈文柏气魄最大”。 1959年大队粮食核实产量为60万斤,但公社党委书记朱士凯一定要按73万斤算,结果全大队30多天没粮食吃,造成社员不正常死亡50多人。这个公社1956年粮食产量是127万斤,1959年降到60万斤,1960年预计53万斤。粮食减产,社员收入下降。社员编了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常熟县莫城公社1959年全社水稻平均单产实际是605斤,而公社偏要各大队按800斤的产量制定分配方案。结果征购多了,社员口粮少了。没有粮食,就在小队和社员中反瞒产私分,硬分配任务:强迫不同生产队的社员承认每人偷吃了200斤,300斤,400斤,甚至500斤。群众思想不通,干部带头承认。公社副书记陈根兴、副主任张甫生分别承认了自己偷吃了400斤和800斤。社员说:“浮夸风让人人都戴上了賊的帽子。”
常熟县的浮夸是在“核实产量”的名义下进行的。1959年10月14日,常熟县委在《关于开展核实丰产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全县“出现了千斤以上的公社4个、大队53个、小队687个。”是怎样“核实”的呢?请看白茆公社。在这一年收割中稻的时候,常熟县委书记和白茆公社书记在白茆召开了“核高产、立标兵现场会”,用“加压力”的手段,弄虚作假,确定十一大队七小队是中稻千斤小队,然后让各队以此为“标杆”报产量,产量越报越高。县里又开全县大队、小队会计会议,让会计们“核实”产量,会计会上报的产量更高。县委认为会计“觉悟提高了”,让阿各公社书记到车站去欢迎会计“胜利归来”。产量报上去了,为了找到粮食,就大反“瞒产私分”。这样做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减少”。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1959年本来只产粮食96万斤,大队党支书马其银却上报产量为107万斤。上级就按107万斤下达征购任务。征购任务完不成,就到社员家挨户搜查,把自留地的粮食、口粮全都搜走了。社员只好吃野菜充饥,造成了浮肿、死亡、外流和弃婴。农民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干部说大话,我们送小命”。
三、干部横行乡里
在江苏省档案馆,我看到一份1960年7月间一份“整风整社”的会议简报。不少发言者一针见血。双圩公社团结大队社员代表唐汝贵说:我们真像小媳妇,一句话说不到,大队干部就批评“你破坏”,“你造谣”,“你是右派”,“你落后”,“你右倾”。这些帽子都吓死人。还动不动就说,“要辩论你!”兴西公社南沙大队社员代表史增祥说:田里忙得要死,秧栽下去还没醒棵,草长过秧头不让我们去除草,却让我们去熏土。我对干部说,要先除草,后追肥。他说:“你不听党的话!”吓得我再不敢讲话了。有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绑人,扣饭,任意摧残社员。双圩公社曹杨大队代表说:我们那里的支书、队长狠得不得了,群众背后称他们为“活阎王”。安丰公社仇家大队社员仇正安身体不好没有参加劳动,干部不让他吃饭。一天早上仇正安已经把粥打回去,又被干部倒下来。仇正安回去就上吊死了。海南公社蔡新大队代表李洪德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 双圩公陆祖大队代表反映,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王某,大哥当副业主任,二哥做大队长,老婆做出纳会计,家属一共14个,个个都不下田。社员说:我们过去养地主,现在养干部。
扬州地区江都县黄思公社17名党委会成员亲手打过人的占53%,7名常委中有4人亲手打过人。副书记陆某向下面干部说:“不打人就是右倾”。从1959年下半年算起,动手打人、吊人的干部就有228人,占干部总数的47.5%,被吊打的群众1602人,打伤多人,打死12人。这个公社三联大队的14名干部就有13人打过人。民兵营长张某一连打了73人,打死2人。孔北生产队共37户,被打的有32户。摧残社员的手段极为毒辣:穿鼻孔,跪田头,脱衣挨冻,火烫手心,针穿指甲,把人吊起来再在颈上挂重物,等等。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的五个大队干部打过社员近90人。在强迫65岁的女社员劳动时,又拖又拉,还用牛屎堵觜。18岁的女社员胡二保劳动不合干部的要求,被罚脱光衣服,只穿短裤头在田间挨冻4个小时。这个队干部常用扣饭的手段来处罚社员。有20多位社员被扣过饭。这个大队自公社化以来没有给社员分过钱。1960年夏收后分过一次,但社员所得极少。有人编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而干部享有特权。社员的顺口溜:“社员苦做死做,没衣没裤;干部场上站站,有肉有饭.”干部还可以随意挪用公款,而社员有急用苦苦求干部,也拿不到钱,社员说:“书记要钱手一伸,会记拿钱不作声,社员要钱两腿奔。”
兴化县夏家大队自从办了高级社以后,连续三年没有给社员分配,,社员的农具折价一文未给,社员的家具要拿就拿,社员的房子要拆就拆,社员的家庭要搜就搜。在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时,把洋(脚)车、船、犁等大中小农具和社员自养的猪、禽实行了大集中。为了建居民点,大拆房,大砍树。共拆房了70间,庄子周围的270多棵树全部砍光,一棵不留。九月底、十月初,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却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劳动力调到白山去种麦、到宦家去砌居民点,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结果粮食“大丰产没有大丰收”。平均亩产只有279斤,却向上报亩产1600斤。大队饲养的400多只鸭子,被干部吃掉了300多只。一年间,干部仅夜宵就吃掉大米500多斤。社员没有饭吃,有的干部是“一人当官,四户冒烟”(自己、姐姐、岳父、姘妇)。社员住房只拆不盖,住房从422间减少到229间,减少了42%。到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走进庄去,只见残垣断壁,通天破屋,废般坏车,触目即是。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无床无被,无垫无盖。社员说:“到了夏家,从人的脸色就可以分出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干部没有面黄肌瘦的。大肚子,生小孩的,都是干部家属。”从1959年腊月27日到2月28日,食堂72天没有开饭,造成人口外流和死亡。非正常死亡56人。1960年1-3月,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又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1957年,夏家大队人口从939人降到858人。在这期间,死了162人(1959-1960年间死了142人,生了81人(1959-1960年间生了21人)。
据1960年秋初步统计,吴县东桥公社有41%的干部犯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有1284人受到他们的伤害。从1960年1月24日到8月5日,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20起,其中已经查明被干部逼死人命的有6起。有些坏干部横行霸道,任意扣粮、扣钱、罚工、罚饿。公社党委委员兼一大队党委书记李某,1960年1月,在“消灭小自由”的口号下,抄家44户,夺去了77%的家庭锅子,处罚了51人,斗争了10人,有4人被逼自杀(其中二人获救)。五好社员查小妹被抄家时搜出了一点大米(这是查小妹省下的口粮,留给小孩做粉吃的),让查小妹交待。查小妹有口难言,上吊自杀。她死后小孩无人照顾,不久也死去。公社党委副书记鲁某,在他分管的第9、第12和第13三个大队里,打了40多人,罚饿101人,罚款1158元,罚粮200斤,罚工102次,抄家121户。他还指使小队干部没收社员的多种财物,铲掉20多处自留地,夺走28户的锅。这个公社的领导人认为,“凡是自留地种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们强迫社员把自留地里的肥土挑到大田里去。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报实施复,先后打过15人,停伙22人,逼死两人。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饭,还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谢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懒汉!”卜回家后就上吊死了。谢还说:“死了活该!”保江大队勤劳小队60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的草沟里。这个小队12岁的小女孩林小絮子,体弱不能上工,队长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两粮,饿得不行就到田里偷萝卜吃,被打得头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亲周秀英也被队长打过22次,经常被扣饭,有一次几天不给饭吃,不久也饿死了。社员林海州,因患哮喘病,病情严重时不能上工,经常被队长郭某停伙,停伙时他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有一次,林饿得倒在街上。家里人把他抬回来就死了,临死前说:“叫队长给我吃些!”郭听到后骂:“吃你妈的屁!早死早好!”保江大队大小队干部共41人,除了一个小队长没打过人以外,其他都打过人,全大队的劳动力28%的劳动力都挨过干部的打。干部对社员如狼似虎,自己却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社员说:“过去养肥猪,现在养干部”。对集体财产,级别越高的干部控制权越大。社员说:“公社干部要钱张张口,大队干部要钱伸伸手,小队干部要钱得研究,社员要钱磕破了头”。
干部们对群众作风十分恶劣,却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15岁参加土改斗争,为了组织高级社,他和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时他打人的作风发展了起来。每月要打二三十人,有时每天要打几个人”。但是,他“听党的话”,“为了算帐兑现,他可以几夜不睡觉,为了检查备耕生产,他可以少吃一顿饭,备耕的中心任务是保养耕牛,他连夜不睡觉跑遍全大队所有牛棚检查耕牛,春节后,县委号召消除赌风,他一连几夜不睡觉去抓赌”,“他开会老坐在公社温书记旁边,看脸色行事。温书记说,1960年丰收,他也说,粮食多。温说,试验田可收5万斤,他便说,5万斤不多。温说,麦子要赶快割掉,他马上回来命令社员:青的也得割”。他所在的大队一再谎报产量,卖过头粮,直到这个大队发生严重的肿病(201人)、死亡(75人)、弃婴(22个)、外流(13人)时,他还谎报有3万斤粮食。另据省委检查团扬州分团报告,农村干部中“积极工作,执行上级决议,搞试验田,干劲大,热情高,...这是普遍的、主要的情况。....根据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大队排以上的102个干部调查,88%的干部能积极工作,坚决执行上级决议,这是取得大跃进和重要因素之一”。
四、粮食短缺 物资匮乏
《江苏五十年》一书的“综合篇”中谈到,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起来,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一批工厂下马,集市物价猛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特大困难。
江苏省的粮在大跃进期间是减产的,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57年的81.8%,而征购任务一直居高不下。从下表可知,江苏省净拥有粮食连年下降。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表6-1 1957-1961年江苏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20.00 230.00 201.80 195.00 180.00
贸易粮 191.30 200.00 175.47 169.57 156.52
征购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销售 63.82 70.56 73.14 49.41 40.70
净拥有 189.43 196.04 174.35 160.22 153.17
总人口(万人)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人均净拥有(斤) 452.86 460.40 406.41 377.34 360.99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江苏》。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江苏各地都有粮食困难的记载。
丰县1953年粮食总产量是30787万斤,1960年只有25000万斤,沛县1955年粮食总产量是34986万斤,1960年只有26000万斤。大牲畜也是连年减少。丰县1955年有大牲畜72000头,1960年只剩31000头。
1960年12月,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徐慎行给陈部长和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个县当年粮食清仓入库的数字为1亿7587万斤。泗阳需要的粮食是:种子3620万斤,饲料670万斤,社员口粮1亿4002万斤(11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151斤,共计8560万斤。12月1日到明年6月10日,每人每天以半斤计算,共5442万斤),城镇供应和行业用粮1500万斤。共1亿9792万斤。需要和产量相抵,还缺粮2205万斤。其中山芋4斤折粮1斤,稻谷1斤顶1斤。如果按规定山芋5斤折1斤,稻谷打七五折,则缺粮3314万斤。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还要求泗阳调出粮食1500万斤。县委多次开会研究,为了分担国家困难,不向省地委要粮,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600万斤榨油后的豆饼、花生饼、棉籽饼充口粮。社员平均口粮标准由半斤降为6两2钱(16进位)。这是县委定的标准,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太低了。实际上能吃到社员嘴里的远远低于这个标准。
本来口粮指标很低,各级干部还要千方百计地尅扣社员的口粮。以准阴市王兴公社为例,尅扣口粮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层层留机动粮。公社安排给沿河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0.4348斤,口粮总数为106514斤。但大队在向小队安排时,又从总数中扣除1万斤为大队机动粮。这样,社员的口粮降为每天0.3971斤。小分配给社员时,又扣下一部分作为小队的机动粮。第二,套包产指标,分空头粮。两淮大队每人每天口粮标准为0.5斤,但所属12个生产队山芋没有过秤,而大队是以核定山芋产量计算口粮的。因此,大队给各生产队12月份的口粮中有99800斤山芋的包产指标(折粮19960斤)。山芋过秤后,实际只产山芋63800斤,缺3500斤(折粮7000斤)是空头数字。第三,倒算过去多吃的粮,扣发今后的口粮。在口粮安排落实以前,社员多吃了一些。在安排今后口粮时,把过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后分配的指标内。第四,归户计算,分配到各户的口粮加总起来比大队分配给小队的粮食总数要少。第五,尅扣超支户和地主的口粮。两淮8队社员厉秀英等五户因人口多,劳动力少,年终决算时超支(欠队里的钱),家里拿不出钱还队里的债,队长就不发粮票给他们。此外,发给地主的口粮每人每天比社员少一两。
尅扣口粮的情况不是个别的。1961年1月20日,省委干部李树仁在给陈副省长、逢部长、省委办公厅并淮阴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兴公社有些生大队正处于饥饿状态。沿河大队“集体加个人的胡萝卜只能吃到春节,山芋叶子只有2000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计算,只能吃四、五天”,连省委工作组在这个公社的28名干部也有10人患了浮肿病。李树仁在这封信说,在口粮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有的生产队还克扣社员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克扣口粮的方式有多种:1)公开克扣。如两淮大队第8生产队发放1月份口粮的时候,竟将占口粮总数40%的山芋干扣而不发;2)将口粮挪作它用。水利工地上每人每天补助的半斤粮食、生产队长外出卖柴吃掉的粮食都摊到每户社员家中,在发放1月份口粮时扣掉了;3)干部认为粮食有蚀耗和秤耗,在分口粮时扣除;4)干部克扣尾数。分粮食时只给社员整数,小数点以后干部留下;5)大月发小月粮。去年12月本来是31天,却只给社员发30天的粮食;6)在粮食的运输和保管中舞弊。将舞弊中损失的粮食在分配社员口粮中扣除。等等。被克扣的社员口粮有很大一部分被干部多吃多占了。李树仁在信中说,王兴公社是一个经历了四个月的三反运动、并有工作组驻扎的公社,尚且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尅扣口粮现象,其它公社就更难说了。昆山县有些地方规定:外流人口扣口粮,不出工的扣口粮,偷红花草的扣口粮,不请假的扣口粮,生病的扣口粮,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扣口粮,不在食堂吃饭的扣口粮。
农村饥荒,城市物资十分匮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业部门拥有分配物资的权力。那时名义是凭证供应,实际上,经常有证券买不到东西,有限的物资就全凭商业部门分配了。商品越匮乏,他们的权力越大。这时,商业部们就利用特权谋私肥己。1960年11月4日孙海光、邱路二人写的《关于苏州市副食品市场供应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揭露了苏州商业部门开后门、多吃副食品、乱搞协作、铺张浪费的问题:
苏州市商业局所属的蔬菜、水产、食品三个公司,所有干部个个开后门,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1月到8月,开后门卖掉的洋芋、长豇豆、荸荠、大白菜、胡罗卜共339000多斤。该公司水果批发部1月到8月,共购进苹果2000多斤,给内部人员吃掉的就有1500多斤。水产公司114个干部1月到9月共私买鲜鱼4693斤,平均每人41斤,其中买了100斤以上的有12人。今年1月到9月,市场上欠群众肉票58万张,折合猪肉、禽肉17万斤,而食品公司内部人员购买和开后门卖掉的肉食就有28000多斤,折合肉票40多万张。该公司鲜肉批发主任夏某在今年4月份就买猪肉猪五脏96斤。金阊区菜场人员共有494人,其中参与集体私分蔬菜的就有432人,占员工总数的87.5%。原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节前私自从仓库中运走一车大白菜,“五一”节供应居民的油豆腐也被他们一夜分光。朱家庄菜场人员在国庆节每人偷分10斤藕、5斤菱、3斤毛豆。据估计,这个区每天被菜场人员分掉的蔬菜约在2000斤左右。
孙海光、邱路的这个报告还揭露,1960年上半年,苏州市财贸部门,拿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的副食品去与无锡、内蒙古、东北等地乱搞协作。计有:肉5万多斤,鱼3万8千多斤等。在协作中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商业局去年请客76次,75桌。今年请客36次,59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严重饥荒的情况下,大量食品霉烂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这个报告称,半年多来,蔬菜公司由于保管不善,烂掉的食品计有:梨子15万斤,桃子2万斤,桔子2万斤,萝卜干3万多斤,猪肉及猪五脏2万6千斤,鱼虾5万斤,虾酱6千斤,皮蛋20万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部门不是做买卖的,而是国家分配物资的权力机构。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权力,没有不腐败的。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由于“共产风”和生产上瞎指挥,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民留下的口粮很少。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就出现了饥荒。徐州地委、淮阴地委、盐城地委、南通地委、扬州地委等纷纷给省委打报告,要求省委调粮食支援。靠近江苏的山东、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给江苏省委写信,说江苏省不少农民外流到他们那里,给他们增添了压力,要求江苏省迅速解决。
1959年1月28日,山东省临沂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近几天来,江苏省邳县、新沂等地部分群众流入我区郯城、苍山等毗邻地带,仅据郯城报告,现流入该县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们说,没饭吃,才外出逃荒。还说,江苏一天只发4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10天没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1959年4月4日印发的《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号》记载了以下情况:
兴化县:种子吃光,在临播种季节,各地没有种子。人口大量外流。大营公社八一大队有3700人外流,动员回来后,只安排了2500斤粮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三四万人,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职。
高淳县:3月底统计,到5月底共需口粮259万斤,种子1073万斤。除去存粮,共缺824万斤。目前群众吃粮标准为:1-3岁每天3-4两,3-7岁每天4-6两,7-15岁每天6-8两,16岁以上劳动力每天11-12两(这里说的都是16进位,是原粮)。由于层层尅扣,实际社员还吃不到这个数字。全县患有浮肿病人3000多人,外流人口3000多人。
溧阳县:据3月19日统计,吃到5月底还缺粮120万斤。到小麦收割(6月上旬)还缺粮400万斤。浮肿病发展较严重,开始出现死亡。
1959年3月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紧急电话汇报”中说,全地区有2955个食堂的生活没有安排好。由于食堂停伙,加上干部“压服”,全地区2月份以来(主要是3月份)发生自杀事件57起,共死掉17人。自杀身死的情况是:1)年龄大,食堂又不开伙,自杀身死的4人;2)没有吃的,到处找东西吃,中毒身死的2人;3)因瞒产私分被干部发现,干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杀身死1人;4)从水利工地上开小差回来,食堂不让吃饭,气愤自杀而死4人;5)因挖社员余粮,社员实在没有,被迫自杀身死5人。这个电话汇报中说,如皋东城公社有99个食堂每天只吃一顿粥。海门县东新公社五工区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饿昏在床上。不少地方发现浮肿。由于粮食紧张,海门县三阳公社社员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党委,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人民公社?过去叫我们吃萝卜,现在又叫我们吃薄粥!”
1959年3月24日,《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说,县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区不许层层扣留机动粮,但据了解,公社、工区、食堂都从社员的口粮中留下了“机动粮”。在社员口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还用挨家摊派的手段,从社员口粮指标中强行扣下各家交粮任务,让社员在交粮计划表上盖手印,最后张榜公布。八工区四连第十三生产队,28户,出榜公布以后,就有14户因无口粮而哭泣。第四生产队28户,有18户为无粮而哭泣。这份调查报告还披露了几起饥饿的事例:
黄吉姑娘,女,30岁,中农成份,住16工区,属第5食堂。家中有5口人。其夫黄义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15岁、13岁、3岁三个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应30斤粮食。该食堂饭票每10天发一次,3月2日,是第10天中的第8天,饭票用完了。当日中午,黄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里正在煮胡萝卜。她向炊事员和队长请求打一点胡萝卜给孩子吃。队长说:“这胡萝卜是给干活的人吃的,没你的份。”她眼泪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绞颈,被第二个孩子发现,喊了社员徐明英、工区主任任国安去,她已气绝。解开绞绳,灌了热水以后才苏醒过来。
刘治科妻,29岁,中农成份,住11工区,属第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开河,她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2岁)在家。每天供应粮食12两(16进位,相当于0.75斤)。3月2日早晨,两顿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人各吃一碗粥后,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将食堂分的一点胡萝卜煮了给孩子吃。她吃了一点擦菜就去食堂开会,因饥饿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兰,男,71岁,下中农成份,住9工区,属第15食堂。他家有儿、媳和15岁、8岁两个孙子。3月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碗粥,5人各吃一碗,儿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孙回家发现祖父服了农药,当即请医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药,并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省点粮食给你们吃吧。”最后还是给抢救过来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宝应县4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来很富庶的高淳县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 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关于第四次生活安排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个别地区因多种疾病引发的浮肿病约有15000人,妇女子宫下垂3000多人。
1960年夏天,食堂还是大面积停伙。扬州地委估计,夏粮入库情况不好,部分地区到秋收的口粮还要缺15天左右。江都县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顿粥,粥很稀,群众说跟喝水一样。兴化县“三无食堂”(无粮,无草,无钱)127个。粮食质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见泥石不见米”。江都县有个食堂在40斤粮的粥锅里竟捞出麦芒4斤多。社员说“喝粥满嘴攻,吃饭卡喉咙”。由于吃的质量太差,严重影响社员健康。兴化县昭阳医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开刀后发现肠壁上粘着许多麦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员不断增加。据高邮县调查,从1955年到1958年人口出生率一般为3.3%-3.7%,死亡率一般为1.3%-1.5%。但1959年死亡率上升到3.5%,出生率下降到1.8%,死亡率大大超过了出生率。1960年上半年死亡率2.85%,出生率1.08%。这个县1960年上半年总人口为59.4万人,比1957年减少了7万人。由于妇女子宫下垂、月经闭塞影响生育,很多地方近两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县竹家墩农场有45名妇女,几年来只有两个人怀孕,其中一个还是干部家属。
距南京不远的茅山人民公社西冯大队,稻麦两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也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1957年以来,连续三年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很低。干部尅扣社员的口粮的现象相当普遍。出现了浮肿、消瘦、子宫下垂等疾病。从1959年开始,就改变了过去生多于死的规律,变为生死相平,1960年上半年死多于生。
县志是官方定稿的公开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记载的数字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据《常熟县志》1990年版第1030页数字计算,在3年间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据《高邮县志》第61页及162页数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邮县两位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苏北里下河地区1961年与1957年比较,人口减少了5.5%,劳动力减少了12%,发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据兴化、高邮、宝应、建湖、阜宁、盐城、东台七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1200多人,占七县总人口的4.5%,而且发病人数还在增加。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宝应县全县死亡11643人,占总人口的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3.8%,和桥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两个生产队共470人,死亡46人,死亡率达10%。宝应县望直公社望直大队原有人口2182人,到1961年6月,只剩下1094人,这1094人当中还包括县、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年7月,兴化县全县222个食堂开开停停,全县病人达4万,其中浮肿病、青紫病11046人,妇女子宫下垂8790人,失去父母的孤儿1423个。社员一生病当即减少口粮,病还没有痊愈就要下田劳动。垛田公社营业所主任假借医生名义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来集中排队,手里拿着竹板说:“这就是医生!”用竹板逼着大家下田劳动。有的病人挑了一担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年10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仲家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度,对于风行各地的合并生产队,这里也是“上动下不动”,而且从来不开夜工,保证社员8小时睡眠。这个大队除了少数人患浮肿病以外,没有饿死人。全大队757人,1958年到1960年人口没有减少,还增加了8人。而条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队情况就严重得多。1955年,这里“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粮590斤。可到了1959年冬、1960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之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内天天有死人。从1959年冬春之间,食堂72天没有开饭。这个人口935人的大队,就有315人外流,75人患浮肿病、青紫病、干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这个大队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外流、肿病、死亡情况比1959年更严重。几年来,夏家大队人口生死相抵减少了9%。夏家大队是典型的“人祸”。
1960年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办公室杨主任奉柯庆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丰县、沛县和东海县。10月30日他在徐州市南关招待所向地委汇报时谈到,三年来,这几个县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牲畜大幅度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员口粮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干7.3两,地瓜四斤折一斤粮食)。县里对浮肿病不认帐,到下面去看浮肿病不少。老农民说:我们这些人三分这一过不了冬。杨主任说:连续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肿病是身体入不敷出的结果。以沛县为例,1958年有人口587049人,1960年上半年只有534528人,从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净减少了52521人。高淳县1958年全县人口为28万,劳动力为12.3万,从1958年到1960年8月,死亡近两万人,其中劳动力1万多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0%。该县东坝公社两年死亡劳动力9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4.6%。
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仅1960年1-6月,就死亡76人,其中患浮肿病、干瘦病、黄病和干部尅扣口粮而死的62人,占总人口的3.7%。1960年9月,患有浮肿病、子宫下垂、消瘦病等病人107人。社员孟庆和饿得不行找干部要点吃的,干部不但不给,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说他装死,结果,孟庆和活活饿死。他死三天以后,三岁的女儿因无人照料也死了。而干部却大量多吃多占,还拿食堂的粮食回家喂猪。
位于省会南京不远的溧水县,从1958年开始,除了大刮共产风以外,还把大量的劳动力调离农业,要求全县的“十大水库,全面开花,一气呵成”,有的公社还大搞“二十个万”(万鸡山,万亩桑,万亩茶等)。结果,粮食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1957年的21300万斤,1959年减少到14000万斤,1960年又减少到12000万斤。但县委领导人觉得粮食产量“低于邻县说不过去”,不承认粮食减产。1959年粮食刚刚入库,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发给社员,东屏的三位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哭诉无粮,县里不理,反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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