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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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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尅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100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垫江县界枫公社共揭发出177人有盗窃行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137人,占盗窃人数的77%,占干部总数的82%。这些干部除了盗窃集体的粮食和财产以外,还对社员明火执仗。石花管理区大队长夏某,竟在白天以没收富裕农民财产为借口,将老上中农夏炳盛家的被盖2床、蚊帐3笼、桐籽110斤、麻20斤、漆1斤、红海椒2斤、烟叶1.5斤全部拿走,连一床草席也不放过。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另一对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和独柏管区的支部书记游福群。他们的干部食堂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1960年过元旦,杀了一只猪重130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60斤,当时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叶,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宴席三桌,为其一周岁的儿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60斤鱼,刘绍元、游福群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30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1960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而少数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
七、吃青、刑罚、扣饭
饥饿难耐的农民,出于生物的本能,见到可吃的东西难免要吃。当时可以吃的东西无非是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如青麦穗、青稻穗、青玉米等。但是,这种“吃青”行为一旦被干部看见,轻则罚款、扣饭,重则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致死。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农民没有偷吃,却被干部诬为偷吃而受到惩罚。
荣县五一公社新进大队二队社员朱玉发1961年春天拿了地里的胡豆2.5斤,被罚款120元(相当于科级干部四个月的工资),除了把他家里的衣服、被子、席子、红苕及口粮供应证全部没收外,还将他身上衣服脱光,进行批斗。朱玉发每天还要付给向他“追赃”的人粮食每人1.5斤,工分10个。地委向县里下达了“追赃”任务120万元,县委又将这一任务下达到各区,各区又加码下达到公社。各公社、大队为了完成任务,采取了“人跟人、脚跟脚”的“追赃”活动。有的公社规定“倾家荡产,卖巾巾片片,卖儿卖女,都要缴清赃款”。因此,在乐道、成佳、龙潭、唐山等区的农村,“追赃”的干部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什么拿什么,社员的衣服、棉被等都被拿走。有的“追赃”干部借机大发横财。社员童光前趁给食堂打柴之便,拿了一点柴回家,公社令其赔款270元,童无钱赔,公社将他家老人的两具黑漆棺材当即抬走,生产队里还拉走了他的一只大母羊,抓走了一只鸡和一只鸭。有的公社用评议的办法确定偷盗的数字,富南公社三大队在255户中就评议出偷盗户254户。
1960年春,古蔺县的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多日,能吃上漂汤(汤内有少量菜叶)就算改善生活。人口大批死亡。龙美公社金坪管理区去冬今春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4.7%。没死的人很多患有肿病,边干活边呻吟。饥饿的社员被迫偷吃粮食。彰德公社二管区一队84户,偷盗和私拿粮食的就有77户。干部对吃青、私拿的处理也十分严厉。潭庙公社一社员偷了2斤红苕,支部书记计算:这2斤红苕下种后可产3000斤红苕,其价值30元,当即罚偷苕的社员37元。除了高额罚款以外,扣饭、罚跪、捆绑、吊、打、劳改、搜查、没收财物。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六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社员说,这个队有“三扣”: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还有“三不扣”:干部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这个六一管理区在1960年1到6月,就有29人被捆绑吊打,其中有4人致死。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古蔺县飞龙、彰德、玉田三个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44人中,有三分之一打过社员,被他们捆绑吊打的社员有124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的和逼死的有33人,致残6人,重伤7人。据对古蔺县德跃、摩尼、太平、白沙等6个区22个公社调查,1960年1到6月,干部打社员造成严重后果的有76起,因吊打致死的16人,致残的6人,重伤7人,扣饭饿死7人,自杀多起。新建公社白沙管理区1月至3月,受到种种不同程度肉体惩罚的社员119人,其中,吊打逼迫19人,打残1人。圣灯公社第九管理区第五生产队队长张某常吃双份饭,1960年3月23日,社员黄文先没有出早工,张队长当即扣黄的早饭。黄说:“为什么要扣我的饭?有人还吃双份饭呢?”张队长认为黄伤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员毛学友拿些大粪,将黄按倒在地向黄的嘴里灌,弄得黄满头满嘴都是大粪。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工作团在上报省委和地委的一分报告中写道: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全县大抓生产、生活和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中,罚款、扣饭和算损失账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在1960年二、三、四月,全县大搞“突击落后”,合并大管区、大食堂等运动中,罚款、扣饭、捆绑、吊打社员群众,以及“洗毛芋头”、“留学”、“开富裕中农座谈会”(即白天监督劳动,晚上轮流批斗)、乱捕、乱扣、乱撤干部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普遍。逼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直到六、七月“新三反”期间,这股风势稍有缓转,但在8月至11月的粮食核产工作中,在县委部分主要负责干部分别主持的淮口等地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又发生了打人、“洗毛芋头”、罚跪等行为,直到这次会议期间仍然没有刹住。
“洗毛芋头”在河南、甘肃称为“炒豆子”,这个报告介绍,1960年12月13日晚上,龙王公社四管区社员曾本春到食堂请人给小孩看病,被武装队长罗某与支部书记吴某碰上,被他们诬为“偷东西”,当即遭到毒打,并搜查其家,曾取刀刎颈自杀,经急救未死。12月14日,民校教师贺某发现竹篙公社联盟管区社员罗龙利偷鸡,贺将罗龙利及其母捆送队上,狠打了三次,又将其父家中搜刮一空,逼得罗龙利跳井自杀未遂,其父于15日上吊死亡。
这个报告介绍说,仅竹篙区1960年2月到11月,在少数公社、管区、生产队干部的主持下,活活打死社员6人,被他们“洗毛芋子”、吊打之后自杀的83人,被扣饭饿死1人。据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
“洗毛芋子”又称“打肉皮球”。长江流域的农民洗毛芋是将毛芋放在木桶里,装上一些水,再用一根带把的木棒在桶里来回推动,使毛芋相互磨擦而去掉表皮。这里说的是: 将被惩罚的若干人围在中间,四周的人将他们推来推去。这种刑罚和北方称为“炒豆子”的刑罚相似(本书甘肃章、河南章、山东章都提到这种刑罚)。
这份报告介绍,龙王公社人和管区有3被人整死,2人被整残。贫农社员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罚扣饭15天,他饥饿无奈,挖了一些红苕,被“洗毛芋子”而成重伤,送回家后上吊自杀。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某,强令有病的社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轮流三次给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年8月,土桥管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被干部迫害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某,在1960年一年内就逼死社员两名,“洗毛芋子”10多人,扣饭300多人,罚款罚苦工20多人。又新公社社员周玉明因得肿病,管区主任周某强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诬陷他偷吃红苕,当即毒打,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从1960年1月到11月,由于干部扣饭饿死8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洗毛芋子”而后自杀26人,被干部活活打死2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宁县桃坪公社总支书记、委员、支书与乡干部15人当中,关过社员的就有9人,占60%。全社伙食团长以上的干部441人当中,扣过社员饭的212人,打过人的19人,捆过人的48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31人。被他们扣过饭的社员不计其数。他们私设劳改队,私设监狱,不准病人吃饭,强迫病人劳动。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4人病在床上,10天不给饭吃,死了3人。中坝管理区的劳改队中有一个叫陈玉秀的11岁女孩,她被迫干了5天5夜的活,疲劳过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后,队长说他装病,踢他几脚,回家即死。
1960年二、三月份,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饥饿,群众“吃青”现象比较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某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先后开会毒打6人以示范。还在会上公开说:“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整这些人要有斗争性,不执行就反右倾。”并规定偷一棵胡豆或一个包谷罚一元,偷一个红苕罚5元。从此,这个公社打人、扣饭、罚款、抄家成风。据统计,全社159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就有89人,占56%。被打的社员565人,被罚的478人,被抄家的588户。对社员施的刑罚有:“吊半边猪”、“鸭儿浮水”、“猴子搬疙瘩”等。据检查团调查,有44人在吊打和扣饭后致死,有19人打成残疾。另据樊执中1961年11月13日对南屏的报告:一,该公社伤亡496人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伤、打残的62人,因病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而致死的有392人;二,被罚款的有387户,罚款额为12400元。白鹿管理区社员张绍荣拿了7根红苕,被干部捆绑吊在树上,罚款20元。张妻交了19元请求放人,干部们不仅不放人,还拿出5元罚款买酒办菜,在旁吃喝。
1960年2月至3月,太平区委副书记唐某(农民称他为“唐阎王”)在“突击落后”运动中,搞所谓“拆散落后窝”,强令他认为的“落后”院子的178户社员“大搬家”,不愿搬的66户都被斗争,有19户被重点批判,8人被捆,当场逼得社员钟相成投水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合川县南坪公社被打死逼死496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残、打伤的有62人,因病但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的有392人。这些非正常伤亡大都是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主持或下令造成的。另据乔志敏报告,公社党委书记谭某不仅在干部会上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他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生后开会毒打6人示范,在会上说:“劳动力多得很,打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全社队159名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有89人,占干部总数的56%,被捆打的社员565人被罚款478人,被抄家586户。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食堂事务长徐建民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4月,先后吊打过社员18人。社员徐文普偷吃了两个红苕,被徐建民吊打后5天即死。这个管理区还组织了一个“劳改队”,凡是犯了“错误”(偷吃了东西)都被送去“劳改”,“劳改”时间有一个月的,也有两个月的。“劳改队”劳动繁重,每晚加夜班,不能回家。社员陈素华夫妻二人都被“劳改”,有一次偷偷回家给小孩喂药,被干部发现后,揪着头发拖回了“劳改队”。社员郭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队长强令其出工,3天后死亡。社员周代珍的儿子从修铁路的工地病重抬回,生产队长让社员马上挖坑埋掉,不准抬回家,经社员多方说情后,抬回去多日才死。
有了公共食堂以后,干部就掌握了农民的饭碗,扣饭是干部整治农民最常用的办法。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落实到每个人的肚子里。1960年1月,金堂县农民因饥饿而外出逃荒。1月19日,金堂县委向各区、公社、管区发出了《关于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紧急通知》,文中规定:“外流劳动力,其家属应写信找回,到期不回,伙食、粮食自行负责,公社一概不管”。农民外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粮食定量省下来留给家里人吃,现在外出的人粮食定量被扣,对外出农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后又加以发挥,要外出人员家属天天写信,哪天不写,就扣哪天的饭。有的公社规定了各种扣饭的条款,扣饭就成了社员的家常便饭。在饥饿的时代,管食堂的人常常决定社员的生死。
江北县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区党支部委员贺某,在该管理区长河堰食堂工作期间,对患肿病的社员普遍扣饭,饿死病人数人。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贺连续扣饭两个月,第一个月每天只给三两原粮,第二个月只给二两,到最后5天一颗粮食也不给,朱被活活饿死。社员蓝权在水库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饭,蓝没办法,每天挖野菜充饥,不久饿死在山坡上。社员冯银山一家7口人,有4人因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结果7口人全部死绝。江津县大河公社龙会管理区社员范如英,患有严重肿病,支部书记李某强令他挑粪,在挑粪中倒在路上死亡。荣昌县社员李洪英患有严重肿病,干部强令他下水田干活,其妻苦苦哀求干部不要派李下田,结果,李妻被干部打了几个耳光,还扣饭两天,李洪英下田后几天死去。荣昌县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区50多岁的女社员杨慈民被干部怀疑为偷鸡,押送到管理区吊打一顿,第二天放出,杨在回家路上晕倒,神志不清,管理区支部书记高某即令将杨埋掉,临埋时杨还在呻吟挣扎,结果还是活埋了。
农民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其借口除了“偷吃”、“不服从领导”、“散布右倾言论”以外,反“瞒产私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959年,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到10月份,秋征任务才完成了70%,在上面的压力下,县委慌了神,企图通过打人、捕人来完成任务。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这是一个残酷斗争的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于是打人就普遍化了。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打人比长山会议更普遍、更残酷。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贫农,生产小队长)打残病死1人(新下中农,财经大队长)。县委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农村如此,城镇如此,机关、工厂、学校也如此。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
1960年9月,永川县水碾公社,在党委书记叶某(县农水局长兼)主持的一个会上,作出两条决定:一,凡干部有瞒产私分的,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二,凡社员有小偷小摸的也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会后作出60户迁移的计划。这个公社在叶某的主持下,被搜查的社员占全社总户数的60%,被吊、打、捆绑的有48人,被扣饭的有76户。当时,叶某任县委工作组长,这个工作组的15名干部就有13名干部亲自打人、罚款、抄家,叶亲自吊打过7人。
一份报告称,涪陵县马鞍公社,县里安排社员每天的口粮为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但是这个指标还经常被干部扣除。太乙大队有一个作业组6户人家就有5户被扣过口粮。社员夏道珍由于在青黄不接时拿了队里的一点苞谷,被干部发现,七算八算,算出要扣口粮1700斤。此后,每次拨口粮都按20%扣除。有人说这样扣是要饿死人的。队长说:“一年扣不完扣两年,两年扣不完扣三年。饿死一个抬出去,饿死两个挑出去!”另外,大队将还没有收割的作物分配给社员看守,如被别人拿走,就成倍地扣除看守人的口粮。大石大队第三生产队郑得荣看守的苞谷被人拿走了一百多个,就扣他口粮96斤。因此,这个公社继续出现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大石大队1-9月上旬死亡51人,占总人口的6.3%。社员体质很差,90%以上的妇女都停经,今年只出生两个小孩(干部家属)。
江津县双龙公社对社员罚款名目有十多种:吃青胡豆罚款,开会缺席罚款,逾假不归罚款(社员离村外出必须请假),死猪罚款,死猪不报罚款,完不成包产数罚款,中午休息时捉鳝鱼罚款,插秧间距大了(不符合上级的密植标准)罚款,小孩损坏庄稼罚款(即小孩饿了偷吃青庄稼),等等。铜梁县西郊公社二管区规定,摘一颗青胡豆罚款一角(当时社员一天的工分才几分钱)。安居公社葫芦管理区规定,社员外出超过假期,每天罚款1元。
1961年1月4日到6日,省委刘文珍和江津地委张凤伍到大足、铜梁、壁山等县检查了14个食堂,看到的都是停伙、饥饿和死亡。1960年的死亡率都在7%以上。狮子公社糖房管区三食堂,社员万子民的小孩扯了几棵牛皮菜吃,队长不仅扣了万全家4口人两天的饭,还把万子民捆走来游街示众。壁山公社借阁管区党支部书记对社员实行抄家、罚款、扣粮、扣饭。社员拿一个苞谷扣口粮10斤,拿一个红苕扣口粮6斤。他让一个8岁的孩子一次要挑120斤煤,挑不够就要扣饭。这个管区70%的社员被扣过饭。刘文珍等从壁山回永川的路上,看到三个社员担着箩筐,其中有一些坛坛罐罐。停车一问,女社员叫周敬明,是马坊公社的。她丈夫生病没有吃的,她去找炊事员要点吃的,炊事员答应让周自己去拔点萝卜。拔萝卜时被作业组长发现了,说她偷。退回了全部萝卜,还罚款37元。这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一个多月的工资。她丈夫又饿又急,死了。她还不起罚款,只好带着几个小孩改嫁给永川的社员丁树林。丁树林把自己节约下来的一点米拿出来请作业组长吃了一顿饭,请求免去罚款。作业组长坚持要罚,把女方的一些家具作价18元作抵偿,还剩下19元用公债券补齐后才放他们离开马坊。刘文珍等没想到一个作业组长就能对农民如此作威作福。
在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里生活的农民,一切生活资料都被干部所控制,一切生产活动都得听从干部安排,一切行动自由都被干部剥夺,个人行为,家庭生活都被置于干部严密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对农民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迫害。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十分严重,有的地方情况要好一些。情况好坏取决于农村干部的素质。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干部素质是不高的,再加上上级各种任务的沉重压力,因此迫害不是个别的。毛泽东把这种大规模的暴行归结于“民主革命不彻底”(见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即认为这些暴行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所为。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推卸责任的托词。在整风整社中,这些有过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曾受过严厉的处置(如举办集训班、特训班,反过来又对这些干部施以残酷的刑罚),大批干部被撤职(如新繁县河屯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被打下去和“冷落”的占干部总数的66%),由于干部大量撤换影响基层工作,1962年以后,这些干部的处分也都撤销了。
八、一股救命的潜流
与李井泉所倡导的提高公有化程度、坚持办食堂相反,在四川省的基层,有着另一股潜流,这就是分田到户、增加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正是这股潜流,对减少人口死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却受到残酷打压。
1959年8月4日,省委检查团泸州分团叙永检查组安法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们发现,在天堂公社部分生产小队推行了红苕“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支持这种办法的人说,它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减少了干部调工的麻烦,劳动力强的户非常赞成。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集体生产调不动工,食堂无法恢复,劳动力弱的户吃亏。8月31日,李井泉对报告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材料,印发到会干部阅,供讨论反右倾参考。并发各县委参考。”1959年9月1日,省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又送上一个长达万言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泸州专区的右倾作法: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五月上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之后,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公共食堂问题,方针是解散。会后,各县布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说口粮、烧柴困难,说公共食堂浪费粮食,是“贪污盗窃的漏洞”,说“公共食堂虽然有优越性,我们现在优越不起”等。为了解散食堂,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层层布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准备,七天散完”。在这“一风吹”的布置下,很多县的大部分解散了......5月22日,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第一书记限期恢复。并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
关于自留地问题。隆昌县等地方1月和5月两次划地给农民。出现了以下问题:占耕地面积多了,超过了高级社时自留地的水平;社员对自种地的经营管理越来越积极,对集体生产关心少了;影响了食堂巩固;影响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
关于猪的喂养形式。5月上旬地委在布置解散食堂、下放猪只给生产队的同时,又布置将一部分公有公喂猪退还社员私人,可以公有私喂,也可以私有私喂。
这个报告最后说:以上这些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主张单干,反对集体,夸大口粮困难,反对公共食堂,要求猪只退给个人,领导上一方面感到这是一股邪气,也曾给以批驳,另一方面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作了让步。有的负责干部向下级干部宣传所谓“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把集体生产和个体生产相提并论(原来邓小平的“猫论”源自他的家乡四川)。
9月2日,李井泉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

看来泸州专区在公共食堂、自留地、猪分散喂养、几个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全专区性的,是从上而下的,是有不约而同的共同主张的,是直到现在还未基本纠正的,是很值得开展讨论,并且要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纠正过来。

泸州专区的不少领导干部丢了官,一批人受到批判。在两个月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副书记陈怀堂,在全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并没有止住这股潜流,它在农村还在悄悄地发展,还在悄悄地为饥饿的农民缓解困难。四川省委每年都要发出“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但包产到户还是没有纠正。
两年以后,1961年9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组上报的《关于江北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错误后的情况报告》中说,江北县接到省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以后,于7月下旬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派出干部下去进行纠正,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纠正包产到户右倾错误是不彻底的。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社员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尤其严重的是,从8月底以来,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思潮又在全县范围内抬头,较7月之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右倾倒退活动。突出的表现是:包产到户的面积不断扩大;一部分大队把大春粮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业组或院坝为单位进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户和社员占用集体耕地种植秋菜的现象相当普遍;部分大队将小麦种子全部分到了户;扩大了自留地。报告说,“在群众中,主张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兴隆区10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一个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这个报告说,右倾倒退错误已经是一股顽强的势力,稍不注意,就会旧病复发。因此,“有必要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纠正包产到户右倾倒退错误的群众运动”。
1961年9月25日,李井泉对上述报告作了很长的批示,同意报告的建议:在农村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制止住这股救命的潜流。一年以后,又是这个江北县,“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普遍而严重,在全区591个生习队中,去年红苕几乎全部包产到户,今年小春约占60%”。这里不仅大搞包产到户,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干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细;搞集体生产人多心不齐,活路质量不好,进度不快。2,包产到户,谁劳动好,产量就高,谁就能多吃粮,谁懒谁挨饿,这才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3,包产到户后,粮食损失是自己的,看得严,不会出小偷;集体的粮食损失了没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产到户用不着干部派工,不要熬夜评工记分,更不会因评工记分而吵架。5,集体生产小队干部两头受气,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社员骂娘;包产到户以后省心多了。6,搞集体生产没饭吃,一搞包产到户粮食就多起来了,就不会饿死人。“黄鳝没手没脚都会弄吃的,人还搞不到吃的?”“你把田荒起来不让我们搞单干,怎不饿死人?”其它地的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1961年8月,屏山县清流公社五一大队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农户,这个县所属的地区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地委领导人牟海秀说:“第一次摸只有百分之几,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几,现在摸的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产队,估计还不一定摸清”。
为了纠正包产到户,四川省委搞了一个“三包一奖”,想用此取代包产到户。所谓“三包一奖”就是“包产量,包工分,包投资,包奖励”,生产的粮食多,记工分就多,农民不能支配粮食。这实际是一种记工分的改进办法。包产的指标很高,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取代不了包产到户,还没有全面推行就流产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个年代,对包产到户来说,是没有“春风”的,但还是顽强地在地下生存着,发展着。这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细胞,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基础,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显然,这股潜流的顽强生存是以不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为代价的。在一次又一次“反右倾倒退”的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无法统计的。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四川饥饿时间最长与这里不停顿地反右倾有关。
1959年8月17日,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国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李井泉对反右倾是很积极的,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他也是坚决反右的。庐山会议之后,有了毛泽东的令箭,他的劲头更大了。
1959年8月30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干部传达了庐山会议。他在传达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粉碎”,“四个保卫”,即“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重申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他说:

公社化运动是伟大的运动,是几亿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搞起来的,大办钢铁是几千万劳动大军。这样巨大的群众运动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国革命有革命战争运动,有民主革命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但这些运动的范围窄一些,时间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办钢铁、公社化规模那么大,范围那么宽,时间那么集中。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本来巴黎公社是失败的)是革命的创举,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后方向。按照这一看法,中国的公社化、大办钢铁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着大跃进,可以超过以往的速度,不仅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速度。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是钦佩不已,赞扬不已,应当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马克思都赞成了,难道我们这成功的经验就不应该赞成吗?

接着,他讲“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说:

人民公社运动是如何来的呢?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不采取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至于小社变大社,我们原来就有大社的,如张泗洲的社一千多户,现在一乡一社两千多户,这是大跃进以来必然要做的。大跃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办起了食堂,这样一天可以多劳动一、两小时,可以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公共食堂办了,猪在社员家里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猪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谓一大二公就从此而来。……这些是为了生产发展而采取的措施,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凭主观愿望所采取的。至于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这是合乎广大贫雇农、首先是30%劳动力少儿女多的贫雇农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贫苦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全国有1.5亿,全省有2000万人。有这样的阶级基础才办起来的。既然符合多数农民的要求,首先是30%贫苦农民的要求,我们党就应当领导这个运动。……我党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后下心领导这个运动是正确的。不领导这个运动还要出乱子。不信,解散了试试看。今年解散了,明年还会办起来。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他的这些话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层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着很重的主观色彩。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井泉这个报告透露了“三面红旗”以外的事情。李说:彭是高饶联盟的漏网分子。张闻天也给高饶联盟当过军师。彭也承认自己是高饶联盟的忠实成员。与其说是高饶联盟,不如说是高、饶、彭联盟。高岗在东北,彭德怀在朝鲜掌握志愿军,他们两人相互利用。彭德怀先后同人谈过党内有人反对党。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他们的后台是刘少奇同志。并说从主席到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这显然是诬蔑,为的是想达到推翻刘少奇同志的目的。高、彭、黄对刘少奇同志是不满意的。彭德怀到处散布说刘少奇是篡党的后台,完全同高岗讲的有个圈圈是一样的。
几年以后的“文革”证明,李井泉讲不是空穴来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个“叛徒集团”捆在一起被打倒了。从这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反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之间,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年9月7日,金牛坝地委书记会,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会上的讲话,一再强调“坚决贯彻总路线,坚决继续搞大跃进,真正向着人民公社万岁这个方向来搞。”为此,要坚决整顿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左的问题,右的方面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解释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势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说,右派分子把“问题不少”理解为刮“共产风”,认为我们没有纠正;实际上,“问题不少”是指右倾抬头,右倾活动,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的问题不是刮“共产风”,不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是右倾问题。李大章说,右派分子说反左比反右难,实际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话:反右是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阶级影响问题,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报告最后强调,现在我们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第一阶段在成都开,第二阶段在重庆开。会议一开头搞了一个“政治测验”:到会的1300多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意见书》,然后人人必须表态。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态后,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动摇的共49人)。会上选择了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他们是:邓自力(沪州地委书记)、陈怀堂(沪州地委副书记)、张戟(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星(重庆钢铁公司代总经理)、杜石生(重庆望江机械厂厂长)、高毅(宜宾造纸厂党委副书记)、夏戎(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家义(成都军区11团政委)。
作为军区团政委的张家义是怎样成为省级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呢?这是他一次回乡探亲招来的横祸。第11次会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参考文件:“张家义的材料”上说:“原11团少校政委张家义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苏铜山),给军区干部部写回两封信,其中对当地农村工作发泄了极为不满的情绪。”这是两封什么样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同志的信
王科长请转牛部长:
我十二号从成都动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么问题。到家后困难重重,没饭吃,有钱买不到,吃了几顿草子菜叶对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难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绪很不好,对生产没信心,对领导抵触很大(说毛主席共产党好,下边干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较好,吃得饱饭外,余皆挨饿。现在正处于农忙,每日大人10两,小孩6两到半斤。绝大部分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动路。我们这个村七百人口,在五六两个月分(那时日食4两)因病无粮而死、饿死、上吊、投水自杀了三十余人。医生看病在处方上都是建议领导上给病号增加几两粮食,这样救活了十几个人。
我家人口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饿死外,全家20余口均平安无事。我到家后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闹,要求把他们带到外边来。二老有钱,但是买不到东西,我一个月给的三、四十元钱花不掉,因此,曾几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带走他们有饿死吊死的可能。这种情况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静,埋怨地方干部领导无法(这都是思想活动没说出)。
上述等等情况,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粮不吃,给老人吃,使他饿得不像样子),带往成都过一段时间。因为寄的钱到家不起作用,买不到东西。
上述请求可否,请速来信告诉我。如果可以,请给迁户口的证明。不能去也告诉我,不会闹问题,这种困难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说的上述情况,是真的,没有扩大之处。
我家乡的生产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够做活的很少,20多条牛死的只剩一条小牛,土地荒芜面积很大,很危险。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长同志请转牛部长同志:
部里来信,我于八月三日收到,四日离家返成都,原准备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买票困难,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带父母问题遵照部里来信指示办,请勿念。
从来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对当前农村问题认识不足,甚至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这样及时的关心和提出的批评,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乡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否则,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我的思想不好来负责,那么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说实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请求带我父母去成都,作为反映几个村庄甚至于一个乡的情况,的确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况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绪、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干劲和干群关系等作比较,我家乡比上述地区差远了。什么原因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
我认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好转了,因为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现在又进行整社了,处分了不少干部,撤职停职的(乡以下干部)也不少。据说也有法办的。以此来大力发动群众(那里的群众非常落后)。
我到家后把我了解的情况,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向乡党委和县委某一干部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对整社有很大帮助,然后也参加了整社活动。动员群众积肥、生产,并亲身到地里作些有关生产活动,和耕作区的干部交谈整社、生产情况。由于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总的感觉是这样的:学习有关人民公社文件时,对于其优越性这方面领会较深,但由于客观问题(干部作风、生活不好、不能多劳多得、党的方针政策群众领会不深)的影响,公社中存在严重的困难(家乡那里,不是全国)和建设公社的复杂性了解不够,这次探亲解决了;关于紧缩开支、厉行节约比听几次报告还解决问题;党的政策不能被群众所掌握,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在那里都需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斗争的激烈,是过去未所预料到的,群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深蒂固等等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不少。我认为这是我极其主要的方面,否则也不全面。事情多,见面再说,不对请批评。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八月六日于郑州市

从这两信中还可以看出,张家义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然而,就是这两封信,使这位团政委成为四川省八个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当时的政治斗争逻辑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会议,除了揭露出来了61个各种“分子”、批判了8个重点人物之外,还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区以邓自力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告》十分重视。1959年10月13日批转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9]807号),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只是少数,但是他们不仅会在他们所主管的工作范围内妨碍总路线的执行,而且他们的思想在适合其发展的气候下,会像病菌一样向外扩张、传染。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为了教育干部和群众,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倾错误的同志,都必须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加以扫除。

这个按语中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连用了三个“一切”,可见其态度的严厉和坚决,文件下达之后,全国的反右倾斗争升级。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会议之后,全省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全省的反右倾斗争热烈展开。
在农民正在大量饿死的农村,是怎样反右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这个文件指出了农村右倾思想的表现:1,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把增产计划指标定得越来越低;2,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少报产量,瞒产私分,有粮闹粮。既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又要尽量扩大销售指标;3,在公共食堂上,他们不主张积极办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制造混乱,以达到他们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单干的目的。文件说,“上述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倾向,也是实现各项任务的主要障碍。”“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实质上是党内一小部分不坚定分子在生产、粮食、食堂、抗灾等斗争中的动摇,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分子,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不满的反映,并且有的就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为了保证增产,节约粮食,战胜灾荒,必须系统地彻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从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农村展开一次反对右倾思想的大辩论。”“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极少数右倾分子....”
从这里列出的右倾的几项表现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还是主张高指标、高征购,还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而这些都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些正是大饥荒的根源。他们不仅不改弦更张想办法缓解饥饿,实际上还在继续制造饥饿。
指导思想既定,就在农村开展大辩论、大批判。“通过这次辩论,使右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坚定分子坚定起来,使右倾思想失掉市场”。我已经在本书其它处作过介绍,大辩论、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头游戏,而是拳脚相加、捆绑吊打,而是眼泪加鲜血。
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把一些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规格要求的,报产量低了的,说落后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理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是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杨在外逃期间因没有吃的,患了严重的肿病。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个重叠起来的板凳上斗争,斗争后没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据万县地委龙宝工作组9月20日报告,龙宝公社在反右倾中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排队,在全社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234人当中,坚决拥护总路线的占42.3%,在个别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占44.9%,右倾思想严重的占10.3%,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占2.5%。通过排队确立了“依靠谁、团结谁,批判教育谁”的阶级路线。辩论前对骨干队伍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因此,在辩论会上,右倾思想严重的人“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公社和食堂的优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干部和社员100人。然后,进行组织整顿,“保证了贫雇农和促进派占领导优势”。
在反右倾斗争中,各地报上来挖出多少瞒产私分粮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据万县统计,在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自动交待瞒产私分粮食达740多万斤。自贡市区双塘等8个公社自报出隐瞒粮食620多万斤,占总产量8%。巴县各人民公社在扩大干部会上批判的76人当中,彻底低头认罪的有71人,占93.2%。这个报告说,“大批判带来了大跃进”,巴县各人民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共收到保证书决心书2344份,竞赛挑战应战书1260份。会后生产上“一跃再跃”。邛崃县采取大兵团作战,改造冬水田40万亩。事后证明,这些数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虚假的。这些隐瞒的粮食是子虚乌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粮食征购的任务。
除了农村以外,工厂、学校也开展了批右倾斗争。1959年11月7日,在重庆潘家坪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上,李井泉进一步扩大斗争面。他自问自答地说:“机关那些非党群众要不要搞?总而言之是要搞的。职工群众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农民的观点都带到工厂里来了,工人队伍中也不纯洁,也需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进行改造。学校看来也要反右,但中央讲,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有些人实际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定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倾不只是在1959年。从1958年到1962年的整个饥荒年代,是不断地批右倾的,不过没有1959年那么集中罢了。
在反右倾斗争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举一些官方数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全省省、地、县三级机关干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倾斗争的运动中,参加运动人数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73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点批判对象占干部总数的4.78%,占参加运动干部数的7.38%。这组数据不包括成都市非党干部数和泸州、凉山各县的数字。见表3-4。
表3-3 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表3-4 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1959年12月22日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制表)

干部总数 参加运动干部数          重 点 批 判 对 象
三  类   四  类   三四类合并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合计 197015 127694 6452 3.27 5.05 2973 1.51 2.33 9425 4.78 7.38
省级机关 22287 22148 689 3.10 3.15 205 0.91 0.92 903 4.05 4.1
地专级机关 52938 27617 1371 2.61 4.96 550 1.05 1.99 1921 3.66 6.95
县级机关 121790 77929 4383 3.6 5.62 2218 1.82 2.85 6601 5.42 8.47
说明:1,本表数字是各地截至11月20日的统计,还不是最后的定案数字;2,地专机关干部总数中缺成都市的非党员干部数;3,县级机关中缺泸州、凉山各县数字;4,表中三类即“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1月21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数字与上表数中,省级机关的数字与上表一致,地、县两级数字略有差别:地专机关:共有干部51248人,其中,严重右倾的1332人,占干部总数的2.59%;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24人,占干部总数的1.02%;两类合计1856人,占干部总数的3.62%。县级机关(缺两个专区县人数):共有干部116840人,其中严重右倾的4076人,占干部总数的3.48%;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081人,占干部总数的1.78%,两类合计6157人,占干部总数的5.26%。
除了省、地、县三级机关以外,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区级干部总数的3.46%;公社党委书记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干部总数的7.18%;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为120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99人;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的人数为38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3.99%,占参加运动党员干部总数的4.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干部受批判的人数没有全省的统计数字,但个案统计数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县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组情况简报写道:合川县1959、1960、1961年三年间,由于反右倾扩大到基层,整风整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共处理了干部5184人,占全县干部总数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干部17716人,处理了4699人,占26.5%。各级干部处理面是:公社级:党委书记占60%;党委副书记占35.7%;正副社长占36.7%;一般干部占28.6%。大队级:正副书记占57.2%;正副大队长占38.7%;一般干部占31.6%。生产队级:正副队长占24.8%,一般干部占11.8%。江北县兴隆区自1958年到1962年,全区大队一级的干部328人当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40%;在454名生产队长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51%。
以上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后面却是血淋淋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是无情的摧残折磨和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整的人给予“甄别”。对致死、致残、自杀的干部和社员,区别情况经济上给予轻微的补偿,政治上给予安抚。但对在运动中自杀的干部不予抚恤,被开除了党籍、团籍的,不再恢复党籍团籍,并应指出自杀行为是错误的。
四川省的反右倾并没有结束。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重庆市团委的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联系四川省实际,谈到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团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于克书提议向中央写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况,其他几位团市委副书记都同意。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署名写了一封匿名信,为了避免查出笔迹,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出来。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于克书到北京出席会议。会上,他们向胡耀邦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胡耀邦和他们二人的谈话被整成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约廖、于二人谈话。他们向杨尚昆作报三个半小时的汇报。杨尚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得知情况后主持会议,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得知这些情况后,利用八届十中全会抓阶级斗争的机会施行报复。1962年4月23日-5月8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是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是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认定他们是四川省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         
十、四川饿死多少人?
在饥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损失?我手头有一份四川省统计局1962年5月提供的统计表。详见表3-5。
表3-4 1955-1961年四川省粮食、生猪、耕牛和油料产量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粮食(亿斤) 404.6 445 465 492 368 323 260
生猪(万头) 1907.3 2000 2500 2600 2000 1200 1100
耕牛(万头) 492.6 509.7 515.5 525.3 556.3 516.1 496.5
油料(万担) 842.6 814.4 814.6 843.8 1000 500 400
据表3-5可以算出,1961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44.1%,生猪少了56%,耕牛减少了5.7%,油料减少了51%。然而,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对我说,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损失,四川省统计局得看省委的脸色行事,提出的数字都是领导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会少于70%,生猪按头算不能说明损失多大,因为剩下的猪只有骨头没有肉。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认为统计局的粮食产量数偏高,1962年7月,他们对1957-1961年四川省的粮食产量作了回顾性分析,分析结果是:1957年430亿斤;1958年470亿斤;1959年390亿斤;1960年323亿斤(他们认为此数还是偏高);1961年260亿斤。按这个数字,1961年的产量也比1957年减少了40%。
四川是中国的养猪大省,其猪肉供应全国很多大城市。死猪比较集中的时间是1960年, 1960年10月份,内江只有猪52892头,比1959年减少了43.6%,比1960年6月份减少了37.2%。1960年1-10月,全县共死猪47298头,占1959年底猪只数的58.5%,相当于现有猪只数的89.4%。其中61.2%是瘦弱死亡,27.2%是疾病死亡。
新繁县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时为10650人,1962年3月降为8500人;牛从400头降为343头;猪从4700头降为1684头;拌桶从1576个降为750个;晒席从5340张降为785张。大型农具共减少了70-80%。又如九大队四小队30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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