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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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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2000年12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一,皇恩浩荡 幸福无边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三面红旗”的中心内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是在著名的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安排,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可以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和绝对安全。从种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出行的气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是3月4日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人陪同他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毛泽东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当年全部拆除。
从小汽车的窗口中,毛泽东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这就是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从此,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3月21日毛泽东到灌县参观都江堰。他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毛又问:“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无言以对。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伟大领袖的深刻思想:“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插图片:李井泉陪同毛泽东视察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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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直驶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迈开大步径直进入农院。大家只好跟在后头。毛泽东一低头进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温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她作了回答。

插图片:毛泽东访问成都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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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20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40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毛泽东两次提出他主张个人崇拜。一次是他在3月19日的讲话,一次是在3月18日陈伯达发言中的插话(见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成才会议的记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对毛多有吹捧。陶铸、柯庆施主张对毛泽东要有迷信。柯庆施还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成都会议是制造这两个祸因的重要一环。
成都会议给天府之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灾难遍及全国。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面红旗”鼓起了横扫四川的狂飙。
首先是颳起了“浮夸风”。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出这颗卫星。
8月5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1030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8月27日上午,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常委赶赴犀浦。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颗更大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是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28日没有刊登犀浦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因为总编没有参加27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28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45217斤5两8钱。
真实情况是,稻子是8月13日才并在一起的,比县委坚持说的7月13日并栽的时间整整晚一个月。也就是说,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后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井泉,1909生,江西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到中央苏区,1931年任红35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52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对他不在家时发“卫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李井泉对宋文彬说:“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
只要李政委一个暗示,下面会闻风而动。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放高产卫星”只不过是浮夸风的一个侧面。郫县的一个报告说:“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普遍而又严重。”浮夸风首先在产量方面,接着扩展到生产方面,从种到收,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浮夸上报的“神仙数字”、“跃进数字”。有的上报“平均每亩地下肥几十万斤”,“增种面积超过原有的面积几倍”,后来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风。
并社,人民规模越并越大。郫县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本来规模较大的社又多次进行了合并。两年大并三次,有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1100多户(北方村庄大,1100户不算大,四川的村庄,小居住分散,上千户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饭人口达1420人。吃一顿要走七八里路。并一次社和并一次食堂,就打乱一次所有制,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并社以后干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边界,社员间互不认识。
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50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地抬去报喜。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开路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强大的政治压力扫除了障碍,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热情,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
“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也成了一股狂风。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改土程序为: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把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了身。
为了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一时间,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在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运动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10万民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就成了家常便饭,特权发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荣县除了1958年大刮“共产风”以外,1959年秋天种冬小麦时又刮一次,1960年插秧时再刮一次。“共产风”和瞎指挥是同时发生的。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拔。“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在哪里天黑,就住在哪里,“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100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8华里长、1华里宽的2000多亩的面积上的180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12000多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为了报复干部,有的社员捉一条活蛇放在米坛子里,干部搜查时,手伸进米坛子里,差一点被蛇咬伤
“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1958年共有中型农具2686件,到1961年仅剩515件,两年多共丢失2171件,丢失了82%。农具严重缺乏使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该管理区第4生产队原有晒席110床,丢失了93床,1960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2万多斤,占总产量的18%以上。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106架,丢失96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80亩中稻迟插20多天,还荒田30亩、地60亩,减少粮食产量3万多斤。
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共七个生队,470户,1775人,800个劳动力,耕地面积2783亩。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1960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5.7%。瞎指挥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强调“统一”、“一致”,强调“整齐划一”。在水稻育秧时,上级规定秧田必须“瓦背式”,通道必须很直,一些已经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的要求,让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一粒地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洋芋一律要带状种植,43亩地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结果大幅度减产。插秧要求“对路开厢,顺路成行”,为了插得直,下田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11000斤。还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谁挖红苕就说谁破坏生产或企图瞒产私分,结果,“霜降”过后气温很快降低,挖红苕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结果到了“谷雨”、“立夏”,过了水稻直播季节。
种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不宜种早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4万多斤。
1958年,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7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实行“军事化”,180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60斤,结果收成还不够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它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队共有田129亩、地172亩,1959年小麦只种了40多亩,而且是在冬月(即农历11月)间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63.14%。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把这个队的人调支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大批劳动力“东一站,西一站,抱着锄头到处转。”效率低,劳动质量差,大片土地被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芜土地5400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1000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4000多亩。
长宁县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说是执行中央的“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将95.2亩的可耕地划为休闲地,致使粮食减产。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说一不二。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成都会议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这样,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王,还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为李井泉能从“最根本处”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夏秋的大跃进出了问题,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泽东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中央发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纠左的倾向。李井泉坚持不“降温”,不纠左。他这种态度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批评,7月23日庐山会议转向以后,他成了最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李井泉这种“顶风”态度表现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李井泉从武昌开会回来继续坚持大跃进。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其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所谓管理区,就是在生产大队和公社之间的管理层次,比“队为基础”的“队”高两个层次。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四川省绝大多数公社实行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不久,他还对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区还心痛不已,他说:“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改变,按他们的意愿就把新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
其三,继续推行1958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1959年4月19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要大搞钢铁,明年搞150万吨钢。”“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年4月的“八项规定”。4月26日,将这“八项规定”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转舵,有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只有四川没有转舵。最能表现李井泉“顶风”勇气的是他不向下传达毛泽东给小队干部的一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1958年底纠偏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对高指标、密植以及农业生产的其它方面,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降了温。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告诫人们: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共中央办公厅先用电话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传达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应当立即传达到小队干部。可李井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调,对毛泽东这封信“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项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1959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他们说:“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5月14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廖志高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毛泽东本意。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3×7寸密植要坚持搞,他说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他就后一种假话辩解: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凭良心说,我们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吗?”
如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的“反调”是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别人更理解毛泽东,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
的确如此。
1958年底到1959上半年中央发布的一些纠偏措施,被一些干部看得过于认真。这样的干部事后吃了大亏,有的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实上,毛泽东在酿成1958年大错的根本的问题上(即“三面红旗”)从来没有未动摇过,他要纠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风问题,方法和作风问题一经纠正,还要继续大跃进。
就在毛泽东唱低调的时候,李井泉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同时又表扬这些刮五风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李井泉不愧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能透过表面,揣磨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努力贯彻。毛泽东在《内部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59年春到四川调查,发现四川对插秧有规定,即“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即只有行距,没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员不愿意,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据此就在他“蹲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分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上,他反对过分密植,同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还是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让田家英报在公社稀一点。
对一切在“三面红旗”方向上稍有后退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四川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
1959年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当时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
1959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

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总之,从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1959年的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提出了很多批评大跃进的意见。在揭露1958年以来的问题时,李井泉却不轻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田家英的发言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7月23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进账了。7月23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

四、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个食堂,除有8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65个食堂、15146人于1958年12月底到1959年1月底先后断粮。有25个食堂、4644人于1959年2月15日断粮,有25个食堂、6708人于2月底、3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389人可以吃到5月底。没有粮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数减少,干活只有5小时左右,效率很低。
红旗公社1958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抽5400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45斤米,上山5个月,共带走66万斤大米,折原粮94万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160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60多万斤。第四,去年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粮食30-80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不相信没有粮食,1959年2月27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3月19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300万头,就算死了400万头,我们全省12月以前有3700万头,三千嘛,三百嘛,这是一笔帐。另外还有几笔帐,第二笔帐,大概300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了占一半;第三笔帐,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该死的;第四笔帐,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帐,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100万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1959年4月8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就有22人,其中16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4000多头减少到2600多头。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10个食堂,到5月中旬就有8个绝粮。其余2个食堂到6月初就没粮食了。现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
可悲的是,即使处于这种情况,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征购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4月份饿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饿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总人口的6.64%。
1959年7月23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1918个,占食堂总数11437个的16.9%,约有15万人。县委汇报说患肿病人数56289人,占总人口的5%,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30-50%。截至20日止,因肿病死亡197人。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工之前,强令群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31人,其中,新民管区60%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1959年7月29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3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2000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10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7月间,死亡946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红苕。吃了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2-3两粮食(16进位)。由于干部多吃多占、层层尅扣,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1958年有420户,1818人,到1961年统计,只有344户,1138人,两年间人口减少37.4%,劳动力减少了40%。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个多月内,死于干瘦病的有396人,占总人口的21.7%。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141人吃饭,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绝8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11口人,死了10人,只剩下一个小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1960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2月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指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要把食堂搞起来,粮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学习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证搞上去。我说四川的绝大多数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些办得像连队的伙食一样。主席说,那样难,要办得像连队伙食那样。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那些县委书记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粮食掌握在谁手中。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不好办。个人有粮,就不在食堂吃饭。我们要下决心,在三、四、五几个月内,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要进行激烈斗争。
应该规定几条,如:干部一律到食堂吃饭,干部掌握的粮票一律要收回,他们到食堂吃饭,才会关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员会,召开食堂代表大会。粮食分配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的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主义是革命的平均主义。一个管区内的口粮标准要统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去年这一年我们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该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1960年3月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

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来越严重。
1960年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2月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有一个统计数字。
表3-1 1957-1961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 (单位: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 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1月1日――12月31日)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7月1日――次年6月30日)。
从表3-1中可以算出,1957年到1960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较,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原粮除以1.15),减去征购数,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1957-1961年分别为:352.64亿斤;401.55亿斤;292.35亿斤;273.71亿斤;230.02亿斤。按人口平均为:507.75斤;567.08斤;413.05斤;396.84斤;356.12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还保存他给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粮食部党组安排1960-1961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118亿斤,1960年8月5日,李井泉给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108亿斤。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1960-1961年的粮食安排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购108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采纳李井泉的意见,征购数为129.28亿斤。当然,李井泉不会直接向毛泽东讨价还价。在中央部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
用表3-1的数据再加上人口数据,我们计算出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产量由原粮换算成贸易粮,(产量-征购量+销售量)就是净留给四川省的粮食。再按总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净占有粮食。这不是每人的口粮,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
表3-2 1957-1962年四川省人均净留粮食(贸易粮)

年份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产量(亿斤) 404.43 430.43 320.26 281.65 226.09
净留粮(亿斤) 352.64 401.55 292.35 273.71 230.20
总人口(万人) 6945.2 7081.0 7077.9 6897.3 6459.2
人均净留粮(斤) 507.7 567.1 413.10 396.84 356.39
资料来源:据表3-1及相关人口数据计算。

由表3-2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净占有粮食,1959-1960年粮食年度只有413.10斤(贸易粮),扣除工业用粮、扣除工业用粮、城镇的供应粮,扣除饲料和种子,大概不足200斤。1960年和1961年的情况更差。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范眭回忆: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四川的粮食情况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32.24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连续三年减产,1960年产量比1949年减少了30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达到68.4亿斤,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从1959年起,三年内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范眭这里“外调任务”比档案中的“征购量”、即上述粮食部提供的数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调任务以后,中央再给四川增加了调出任务,粮食部说的是贸易粮,也可能范眭说的是原粮,1斤贸易粮相当于1.15-1.2斤原粮。
当年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眭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7亿斤,平均每年调出32.54亿斤。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1960年4月4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4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287个劳动力,70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80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
1960年9月26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207人因浮肿病死了91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180斤;剩下的116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
1960年10月22日,中共壁山县委报告,本月18日统计,1-10月13日止,全县共死亡15544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1962年1月19日报告,1961年,大兴公社死亡839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1962年1月2日报告,自1959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年死亡13058人,占总人口的3.2%,1960年死亡约20000人,占总人口的5.9%,1961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农村死亡20987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5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1958底和1962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1959年到1960年两年共死亡1528人,占1958年总人口的13.2%。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年死亡1443人,死亡率为7.1%,出生294人,出生家庭多为干部。连山公社1960年死亡1268人,死亡率为7.7%,1960年2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1000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6个病人。这里的7%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1958年到1959年的死亡数,1961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
1961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多户人家,有15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当中,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们挖回9840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食中的成份,连动物也不吃。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从1960年底到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区10个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4-5%的有4个公社,5-6%的有3个公社,6-7%的有2个公社,最高的顺兴公社为8.28%。10个公社1-6月共死亡3362人,占总人口的6.23%。
到了1962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1962年1月21日,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1962年1月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人,比前15天增加了2.1%。江津地委1月29日报告称,江北县1月5日,有病人112190人,10日上升为120635人,15日上升为133801人,20日上升为141523人,25日上升为147560人,占总人口的22%,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84%。1962年1月25日,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1月15日,肿病人达36000人,比上年12月下旬增加了1.57倍,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占总人口的9.2%,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25.5%。1月上半月的15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户,占总户数的37.8%。秤砣公社有24个生产队靠挖观音土充饥。1962年1月26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1月23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1月16日)上升了17.87%。1月17日到23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25.3%。
1962年3月2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城北公社共有9818人,1960年全年死亡548人,占总人口的7%,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589人,1961年死了102人,现有肿病58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143人,仅1961年11-12两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3%。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7户37人,已死12人,患肿病住院11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7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这个报告还说,江北县1961年12月统计,浮肿病人79469人,1962年1月15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133610人,占农业人口的22.1%。全县死亡27305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1961年1-10月平均每月死亡1678人,11月增加为3387人,12月死亡增加为7225人,1962年1月上半月就死了2805人。壁山县1960年死亡两万多人,1961年又死亡两万多人。进入1962年还在继续死亡。
1962年3月17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144万人,11个特重灾县从去年7月到今年3月就死亡145800人,占农业人口的2.3%。1962年1月底,60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人14.7万人,占总人口的24.6%。这个县去年12月一个月内就死亡7225人,占总人口的1.5%,今年3月上旬每天死亡100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12%,兴隆大队231户,781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13.8%。其中9户死绝,另有9户只留下11个孤儿。
1962年5月27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
1962年7月25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234万多人。据7月20日统计,现有肿病人51万多人。
1962年9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2000以上,占总人口的4%(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有3034个病人,占总人口的5.6%)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1000名以上,约占总人口的2%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口的20%。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20户,初级社时有107人,现在连迁进的3人,共55人,死亡率竟占50%,目前有孤儿13人,占总人口的23.6%。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岁,于1960年4月23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岁, 1960年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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