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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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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
1960年12月9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7000名职工当中,有60%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20%,已死3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94名女职工当中有55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8人。主要病状是眼胀,发睏,四肢无力。
中共白银市委1960年12月18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从11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12月上旬,情况更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1960年12月11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12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14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3132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25%。症状:头晕头疼,脸肿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多,在家吃饭少。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1960年12月30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从11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51个单位的68096名职工当中,患病者3346名,占职工总数的5.6%。在市级财贸系统的士3313名职工当中,患病者401人,占3.32%。在宣教系统的21个单位的1882名职工当中患病者226人,占12%。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5900名职工中患病者544人,占9%。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145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31名,占总数的21.3%。”财贸系统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11月份兰州皮革厂23人的蛋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6克(正常值)的有17人。中等体力劳动每天需热量至少3500千卡,据605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2500千卡左右。”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年11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265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188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77人。饮马农场在11月21日一天就死亡34人。饮马农场1960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尅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县,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年9月21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9月28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9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24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9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1959年到1961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2000年8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关“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通渭问题”有关资料。加上老干部座谈会和个别访谈,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40年的真相。
据新修《通渭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数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卫生厅组织的医疗队一份报告描述了人们是怎样因饥饿而致死:
通渭县从1959年到1960年整整一年口粮不足,以致壮人体弱,老人死亡,妇女闭经,小儿萎缩,发生了大量的瘦病。长期营养不足,大伤元气,油尽灯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发展就会浮肿。浮肿实际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低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成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状,是消瘦发展的表现。根据近一年所见,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营养,没什么症状,容易被人们忽视,认为浮肿可怕,没有认识到消瘦的危险。马营、榜罗、第三铺等公社发生的死亡大多是这一类。最突出的是城关公社东方红生产队五小队张家岔村,1958年有人口204人,从1959年11月起到1960年底,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现有的128人当中,有65人生病,最近又死亡13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与合并症:消瘦是缺乏营养使人体不能正常发育,甚至发生组织异变。消瘦除了营养缺乏外,也有伴随肠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泻、下痢,大量蛔虫寄生。这是因为缺乏口粮,饥不择食,饮食不洁而来。城关公社双堡生产队乔底湾,全村23户,119人,有70人患病,除12人外,其他都合并有肠胃病和蛔虫症。这个大队的申家岔小队共35户,130人,患者97人,其中合并肠胃病的97人,合并蛔虫症的93人
根据通渭县的情况,对消瘦病产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生活不好,缺粮少米,吃代食品发病就高。
因病体弱,长期不能恢复健康,
第三,代食品选择不对。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荞衣,再经过风吹,就会全身发麻,皮肤发痒,面部发黑,很快就肿起来。吉川、义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轻者昏晕、肿胀,重则死亡。
生水、吃生粮、生菜,是产生寄生蛔虫、肠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于粮少,家庭虐待现象较为严重。大人虐待小孩,儿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轻女,父母虐待女儿、媳妇。受虐待的,消瘦就严重。
第六,据说吃了死人肉的人,不愿吃粮食,且“瘦得肉贴骨头”,这类人在消瘦以前,表现眼结膜充血。
通渭,这个古老的县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乡。但是,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里打汤,起初是一家一个罐或一个盆,后来汤越来越稀了,人越来越急了,家里派去打汤的人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喝,还不到家就已经所剩不多。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于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食斗争便在家庭里发生了。结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个罐,每到食堂打汤的时候,人人怀抱一个罐,一齐拥挤在门口守候,即使两口子也为争食而闹不和。食堂关闭之后,一人一口锅,各煮各的菜。那时在食堂里打饭时兴用脸盆或瓦罐(因为容量大),汤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无法舔,只有小孩会立即把头伸到罐里,舔不到的就用小指头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里。一天,公社食堂里做的洋芋菜,一个公社干部的碗里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却被这位干部踩在脚下了,孩子疼得大声喊叫,而那位干部好像没听见。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还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今后‘病’一个埋一个。”县委明确指示,要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志》上的数字是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1959年初冬,全县饿殍遍野。城关公社五星大队旧店子三个生产队共700人,每天饿死30多人,活着的人将尸体抬到木轮车上,拉到附近的水沟里集体掩埋。原鸡川公社马清凤(后为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一家八口人,除她在陇西师范上学没有饿死以外,其余7人全部饿死。7具尸体堆放一坑。后来县里要求“打扫卫生”,命令队里将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迹。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到锅里正煮着什么,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锅里有只胳膊还连着一只手,看那手才知道是个小孩子。”后来又到襄南公社的吴家河,大队长董效元告诉他们说,黑石头大队的蔡东花吃过人肉。碰巧他们正好见着了这个女人,眼睛红红的,头发脱落得很厉害,一头的头发茬子,很可怕。她还吃了自己亲生的不到五岁的女孩。问她为啥要吃的时候,她说饿急了呀。
那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干部张大发在座,他是《通渭县志》的编者之一,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还可以查阅通渭的历史档案。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在我这本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收到了张大发的著作《金桥路漫》,他走访了很多当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关大队朱家峡生产队朱西,明里在草垛、地埂间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后来将一窝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儿子已经饿死了,剩下奶奶、儿媳和一个孙女。一天孙女也死了,年轻的妈妈望着死在院中的女儿发愣——她无力哭泣,哭也没眼泪。就在这时,奶奶从屋里爬出来,拖起孙女干柴一般消瘦的尸体,向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年轻的妈妈来到后院,发现孩子已被奶奶碎尸后煮进了锅。后来,这个煮食孙女的奶奶也没能活下来,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县中医大夫卢念祖(已故)回忆说:1959年腊月,他三妈带着女儿到河沟里刮人肉,开始还颇有收获,后来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尸体,连骨头割下来几个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让其端出去。可当他三妈刚端出客房门,就被几个闻腥赶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她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的地埂下发现一双女人的小脚,从鞋袜上认出是他三妈的。
饥饿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陇阳公社车家岔大队卢家庄生产队社员卢雄娃在串亲途中被饥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鸡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员,丈夫在外地工作,听说家乡发生饥荒,寄来了十多斤粮票。这女人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数日不出。好些天过去了,村里的人还不见这家门里有人走动,翻墙进去,几个孩子早已饿死了,但不见这位女人,以后也不知下落。70年代初竟东窗事发,原来这位女人弃下儿女,背着面逃走,但她还没走出村庄就被人杀后吃了。案发后,有人追查,但杀人者早死了,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原陇阳公社周店大队大湾生产队张四娃用木棒子将十二岁亲生女打死煮食,后来这一家四口人无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妇女牛某某把四岁亲生女儿弄死后碎尸煮食,也属同例。
还有一位干部身份的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家的故事。他说,当时,我们家有六口人,父亲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亲拉扯着。母亲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点粮食,每当深更半夜,弟妹们睡熟了,母亲悄悄地把我叫醒,将一把用石窝(方言,即舂)踏细的熟面塞到我口里,然后用被子捂住我的头,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亲为什么只给我吃,而不给弟妹们吃呢?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只觉得妈妈偏心我,至于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见母亲望着皮包骨头的弟弟妹妹脸上显得非常痛苦,问她怎么啦,母亲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不久,弟妹们都死了。过了一年,大约是1961年春,父亲从洮河回来了,母亲把我交给父亲说:“没办法,我只给你拉扯活了一个,就……就一个了呀。”话没说完,便“哇”地一声哭倒在地上。父亲把母亲抱到炕上,也跟着哭。这时,情况已经好多了,可是母亲整天哭得爬不起来,任凭我和父亲怎么安慰也无济于事,不久,母亲的眼睛哭瞎了,那时,她才三十多岁。一天天,我也长大了,我终于悟出了母亲当年的用意,她是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铺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对夫妇养了五六个孩子,连他们自己一共七八张口,怎么养活?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母亲的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没有死,母亲看到那双翻动的眼睛,那双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来。可是抱回来还是活不成,为了保住惟一的儿子,最后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许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边的野草,竟然活下来了。她现在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想到那时的情景,她会有什么感慨呀!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煮吃了小女儿,大女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态更为严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着死,死了还有谁掩埋他们呢?幸好是冬天,尸体僵而不腐,否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里的老鼠,常常成群结伙出来行劫,将尸体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县副县长的白尚文,其母饿死了,曾任县人大主任的阎玉祥一家饿死6口人,今寺子赵家山的一位老人(当时为大队干部)回忆道:“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长王秉祥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2、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新中国成立前因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
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席道隆由于“坚持运用马列主义辨别方向”,成了全省干部学习的榜样。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定了。
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在公社化中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仅1958年,全县共“拔白旗”565人(其中县机关干部3人,公社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6人,作业队以下干部485人)。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1959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1965年7月5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错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990多万元。
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提出“四不种”、“五消灭”、“八登殿”,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调5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11576万斤,1959年8386万斤,1960年3632万斤。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虚报粮食丰收。1958年计划总产38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26000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25倍),征购任务定为4360万斤(实际入库4154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36%)。1959年计划总产24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18000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15倍),征购任务为5400万斤(实际入库3958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47.2%)。当然,这些没有完成的计划数和浮夸的上报数也是上级逼出来的。
3、“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通渭县志》上记载的历年粮食征购数比上述报告要少一些,但两者还是比较接近。从县志上列出的历年数字可以看到从1953年到1959年通渭人民负担之重。到1960年,由于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征购任务不得不大量减少,一直到90年代还没有恢复到1959年的征购水平。
表2-4 通渭县历年粮油征购统计(单位:万斤)

年度 征粮 统购粮食 征购合计 统购油品
1949 758 / 758 /
1950 856 / 856 /
1951 958 / 958 /
1952 989 / 989 /
1953 846 1137 1983 /
1954 863 1760 2623 /
1955 873 1837 2710 148.37
1956 1123 2476 3599 127.11
1957 1399 2897 4296 128.23
1958 1265 2785 4050 82.48
1959 1428 2398 3826 78.36
1960 140 36 176 0.34
1961 389 227 616 13.58
1962 384 225 609 2.06
1963 419 175 594 24.68
1964 485 675 1160 39.31
1965 455 844 1299 57.47
1966 526 833 1359 54.96
1967 527 802 1329 23.54
资料来源:《通渭县志》,第361页。
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征购任务又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政府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公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进入1959年春天,定西地区粮食局势日趋紧张。到5月20日止,全区库存粮食仅有6208万斤。销售量每天平均达110多万斤。由于上一年秋后征购了过头粮,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销给农民。5月份,粮食供应面达45%左右(正常情况供应面10%左右),而且供应面继续扩大,有可能达到65%。由于1958年上报的数都是大丰收,现在这么大的供应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农村有粮食,要求供应粮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面对农村大量需要的粮食供应,省委提出“需要服从可能,销售服从指标,安排服从调拨,农村服从城市”的原则。这就把向农民供应粮食压到最低位置。同时,要求各地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加强粮食征购。根据这一方针,定西地区一方面对各县提出了粮食控制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向农村要粮。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剥树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坏”、“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还说“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粮、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帐,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又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指标高,不敢讲公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区从1958年以来产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高。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1960年春季,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正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省委决定将席道隆调往岷县任第一书记。岷县的条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这一调动对席道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省委有一个附加条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以后才能到岷县上任。为了早日到岷县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严厉地手段加强征购。
1959年8月开始,通渭县“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县长田步霄到基层搞调查,回到县里讲了真话,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多次批斗。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身亡,时年35岁。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誓死不改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对着尸体开批判会。
反右倾斗争是完成征购任务的主要手段,对讲真话的干部动辄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在斗争中普遍推、撞、打,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
一方面睁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在讲话中强调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 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常河公社书记赵殿京听完全县电话会议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还坐在床边不说话。县团委书记孙毓业看他神情不对,问道:“怎么啦?”赵殿京说:“明天完不成任务,让我提两个人头来见。我赵殿京只有一个人头,哪有两个人头!”他们只好连夜下乡搜粮食。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如陇阳公社搜查了637户,无偿拿走了农民杂粮43833斤、面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银元272枚,铜404斤,布30匹。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160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66人。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万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枝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其实,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眼看着大批人饿死,席道隆也允许农民自找生路,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出台的机会,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他的这些良心发现以后的表现,后来为他带来了灾难。
4、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2000年8月,我在通渭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两位老人认为是一位学生匿名写信给谭震林,谭震林让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接待这个学生。但是,几十年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学生的名字,也没有人自称是当年的这位学生。也有人说,中央两位处长到过通渭,是他们向上面反映了情况。
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年,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2月9日,我们到通渭动员所有的干部给社员送面粉、粮食上门,突击安排群众生活。2月21日到3月3日,召开100多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了席道隆为首的一批破坏分子在领导通渭工作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接着,各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解决公社领导核心问题。同时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坏分子的罪行,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的揭发批判。
……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坏农业生产。早在1956年初级社转高级社时,他们就提出“分队(小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缩小集体规模。将分配单位由原来的327个(初级社)变为644个。公社化后实行“四级核算以小队为基础”,分配单位缩小为1195个。并给小队规定了许多不应有的权力。他们提倡大量土地“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牲口分户喂养。……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还把土地分给社员,强迫大量解散食堂。……
包庇、重用五类分子,与他们勾结一起残害人民。席道隆一再强调说“通渭的镇反很彻底”,“五类分子破坏已经没有什么了”等等,1956年,席道隆就一次释放160多个犯人。在公社以上领导核心中有16名五类分子。….
严重违法乱纪,对劳动人民实施打击报复。去年秋冬,他们为了掩盖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罪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借“整社”和“完成征购任务”的名义,在全县大搞“万人斗争大会”、“大兵团作战”抢劫群众的粮食和财物,并设立社办劳改队,关押拷打群众。……
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号召社员收割社里的庄稼,并宣布“谁收归谁”,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瞒产私分和贪污盗窃成风,直接影响征购任务的完成。……
开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进行走私活动。在一些城镇市场上,投机商贩活动十分猖狂。商业局两次从新疆(不是从国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资。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
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造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嚣张,抗拒公粮入库,偷盗、私分、瞒产普遍发生。对此严重的问题,县委又采取了极端错误的作法,以整社检查团为名,组织大兵团不分贫富逐门逐户进行大搜粮,组织万人斗争大会,把贫下中农和五类分子一起斗争。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造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指反右倾运动――作者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1960年4月20日给省委书记张仲良写的《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列举了席道隆的几个错误: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条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一条中列举了划小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单位、对空闲土地谁种谁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分子(这一条中列举了席道隆1956年亲自主持释放了160多个犯人等);第三组织上拉拉扯扯,宗派主义;第四,在手段上严重违法乱纪(这里列举的是“万人斗争大会”“批办劳改队”等事例)。窦明海这个所告中还说“情况大为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稳定,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通渭的饥荒还在发展,大批农民正在死亡。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籽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的问题,省委工作组却认为是右倾造成的问题,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20世纪90年代,王秉祥在甘肃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上离休。我在甘肃调查三年大饥荒时,不少人提到他的错误。甘肃省原妇联主任李磊的《悠悠岁月》中,记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饥荒中不少的恶行。但是,90年代出版的《通渭县志》上,王秉祥却是一位救饥民于水火的好官的形象。2000年,本书作者到通渭采访时,《通渭县志》的编辑张大发对本书作者说,1998年,《通渭县志》编撰定稿之后,送到甘肃省地方志领导小组审查,当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通渭县志》的审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于对1958-1960年发生的“通渭问题”,《通渭县志》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王秉祥的功过。王秉祥看了之后,《通渭县志》上不仅删去了记录的他错误的一段文字,还加上了这么一段:“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省、地委工作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况后,如实向中央、省委报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问题,并及时供应粮食,组织干部、教师下农村抢救人命。”
由此可见,在大饥荒年代主政的干部,如果在80年代继续在当地主政或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这个地方的人口数据和历史记载,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时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持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个看法的提出比“信阳事件”以后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八个月。
5、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棉布110多万尺,棉花6万多斤,还有食糖、蜂蜜、红枣等。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胥起云向省委的电话汇报说,为了救人,工作组作了十二点安排:1,口粮一律按6两吃(每天供应量,当时秤是16进位,6两即10进位的3.75两――本书作者注),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断粮现象发生;2,病人(即肿病和瘦病)每天增加2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1.25两),每月2两油,停止劳动,免费治疗;3,买粮有钱给钱,没钱记账;4,发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尽快穿上;5,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6,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第9条,要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关于社员回家做饭问题,由社党委提出意见,报县委批准;7,有问题及时解决,公社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8,对断顿、疾病、死亡、外流、干部违法乱纪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实情况,报告县委;9,隐瞒实际存在的问题、知情不报、不说老实话的,要严厉批评,不改的要给处分;等等。
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济粮有“九个不供应”:地、富、反、坏、右、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不供应。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吃的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也是在《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之后。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补课”和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通渭问题。当时总的估计是,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的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被“特训”的人被认为是问题更严重的人。“集训”和“特训”都是集中起来进行揭发、批判、斗争。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层干部口头上表示承担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
七、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1960年12月上旬,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揭发了张仲良、何承华、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错误,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一私一左”,改组了甘肃省委,由汪锋代替了张仲良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新省委对部分地委书记如窦明海、刘逄皓、胡学义等也进行了揭发批判,改组了部分地委。同时根据信阳经验,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农村夺权,有几万人被批判斗争。信阳的一条经验就是对农村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新省委在1961年2月27日发出了《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这个规定说:“凡是官僚主义分子,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其它有严重错误的分子,如不立即调离当地,就会阻碍整风整社运动,不利于发动群众者,可实行集训,凡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对劳动人民进行了阶级报复,残害人民,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应首先进行特训。”根据这个规定,全省共集训、特训了10869人,其中集训6105人,特训的4764人。在集训队和特训队周围架上了机枪,他们在里面接受批斗。但据甘肃省的老干部说,被集训和特训的人数实际要比这个数大得多。
1962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为自己翻案,张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们。他们批评西北局兰州会议“不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发批判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否定成绩,一切皆非,一味地揭发,一味地批判。”他们认为,“甘肃没有特殊错误,只有一般性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还批评“集训、特训打击面太宽了。”“信阳经验不符合甘肃的情况”“清水经验是错误的”。
不仅是上述干部要求翻案的.,1962年底,在执行错误路线而挨整的干部中很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甘肃省没有特殊错误,只是同其它省一样的一般错误。他们列举了中央领导人当时如何支持他们的事例,说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颇有委屈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省一级干部当中,在县以下干部中更为严重。在1961年11月28日《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中,比较集中反映了基层干部的这种情绪。这个材料是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报给甘肃省委的。现摘要如下:
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评价很高,却没有反映问题。
引洮工程中央知道,开工时发过贺电,朱德、习仲勋也视察过,没有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谭震林同志是主管农业的,全国农业出了问题与他有关。他曾说过‘粮食已经过关’、‘绳索牵引是农业发展的方向’,还说‘货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是初级的按劳分配’。这些说法给下面的干部增加了糊涂认识。
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
刘主席视察河南工作时提出一县一社,对下面影响很大。
‘五风’是上面刮起来的,下面的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
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查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这几年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批评了基层干部抱怨上级的情绪。报告中说,这种说法“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恶毒的。”“甘肃的错误,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特殊性错误是主要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特殊性,就是甘肃的错误,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张仲良等同志的个人思想品质所造成的。”
从留下的历史资料来看,说甘肃省的问题完全是张仲良的个人思想品质问题造成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道的。在当时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饥荒,但各地程度不同,其中严重程度决定于“甚”的程度。张仲良的“甚”在哪里?上述的报告中列举了几件事:1,中央曾规定国家给公社的投资,70%用于扶助穷队,30%用于公社。而甘肃省改为全部用于水利建设和社办企业;2,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张仲良不但没有贯彻执行,反而用自己的名义另发了“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来代替;3,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他们改为“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小型为基础,大型为骨干”;4,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党内进行,他们却在党外搞反右倾斗争;等。现在看来,这些“甚”并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为严重。张仲良后来调到江苏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由封疆大吏降为副省级执委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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