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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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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平方公里,850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2分队平均亩产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1958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40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300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150亿斤,最后落实到72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8名认为1959年比1958年更丰收,1958年是56亿斤,1959年72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30亿到40亿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72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亿到40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斤计,可吃4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180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多亿斤,却夸大为64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7亿多斤,就有3751个食堂仃伙(3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6000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50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200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图1-1:(lmag-15)1999年9月10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宾馆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年10月30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11月17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25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22人,小队干部39人,作业组长4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死去的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年,我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1959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500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45900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年12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12月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年9月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9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纽纽。”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5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10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我采访余德鸿两年以后,他给我寄来一份他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其中写道:
在全地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轻有重,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也有人说死了16万或17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30%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饿死38人。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人家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多人,饿死了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我于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9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的4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图1-2:余德鸿、余文海等照片


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图1-3 死人坑上的大树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年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大队死亡的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个村庄合并为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户,共138人,死亡47人,死绝5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12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
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17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17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
1959年11月20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6、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真相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孤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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