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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最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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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

今天是第十届记者节。回溯这个节日诞生的历史,这个节日适合全国人民余舆论界争取抗日自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分离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继之以“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激起了汹涌澎湃的全国救亡怒潮;当时各地新闻记者亦都争先恐后,卷入这一怒潮,并纷纷向国民当局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停止压制舆论、保障记者抗日权利。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国民党当局乃发布了《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的命令。在群情迫切要求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此表示(虽然在这一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当局仍继续压迫和摧残抗日的记者和舆论机关,如史量才的被暗杀、杜重远的被判处徒刑、大中生活等十四个抗日刊物的横遭封闭等),这乃是全国抗日人民和舆论界艰苦斗争的初步结果。嗣后“九一”这个日子,便由全国新闻界定为记者节。每年此日,全国新闻记者都要检阅一下自己为抗战服务的战斗力量,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发扬抗战的和民主的舆论的途径。因此“九一”不仅是记者的节日,而且也是全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节日。在抗战初期,政治比较进步,国民党当局对于舆论界的压制曾一时减轻;各地新闻事业,特别是在武汉,曾呈现了一番蓬勃的气象,对于发扬民意、动员民众,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曾几何时,在武汉失守以后,反共倒退的逆流即随之而来。几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钳制舆论、摧残民意的行为,日甚一日。到了现在,大后方舆论界已经奄奄一息,形成了正气消沉、邪气高涨的可痛现象。在今年纪念九一节的时候,我国的新闻事业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口口声声强调“战士统制”之必要,又把这种统制描写成为“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在“战时”,是在抗战的进程中,而抗战正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照国民党的说法,它的新闻统制,似乎应当符合于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然而事实上怎样呢?孙庞等逆率部投敌,吴逆开先奉日寇之命回渝进行诱降活动,逆迹昭彰,铁证如山,国民党宣传机关却不特隐匿其卖国罪行,反而曲加辩护,称之为“刚强坚贞”、“矢忠矢勇”。第五纵队托匪张涤非等九个人开会十分钟,假借名义,狂吠反共,挑拨内战,破坏抗战,为全国正义人士所不齿,国民党官方通讯社竟将张逆通电广为传播,勒令各报照样登载。八路军新四军转战敌后,抗击在华日军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们的战报是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引领乐闻的,然而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种新闻统制的方针,倒很象是为了准备投降日寇哩!在后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政治主张横遭压抑,不许在报上发表,甚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 “解放”“国共合作”“各阶层的人民”“少数民族”“三民主以为今日中国所必需”等,都被认为“谬误名词”,都在禁用之列;而颂扬法西斯独裁的谬论反而受到纵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据民国廿六年政府统计,当时全国报馆又一千零三十一家,而到了卅年十一月,据国民党中宣部统计,大后方报纸获得核准者仅二百七十三家,而去年一年大后方报章杂志被封闭者竟达五百种之多。尤可痛者,新闻记者的人权人格毫无保障,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派遣大批特务混入新闻界胡作妄为,另方面对现有记者的威胁利诱,无所不至,一起使他们俯首帖耳,供其驱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后方的新闻事业已到了空前衰落的地步,而这种现象,又正是实行独裁、摧残民主的标志。这样的新闻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者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就民生问题而言,让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河南灾荒,来再次说明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是怎样执行的。河南灾况的严重为近百年来所未有;凡有人心,闻之莫不同情。衡以常情,当局正应督促各报据实披露,向海内外大声呼吁,庶几可以筹集巨款,救济三千万灾黎的生命,为国家民族保存一些元气。奈国民当反动派,为了粉饰太平和掩盖其救灾不力的责任,竟令国民党报之拒绝登载舆在的消息,同时却大吹大擂,发表宋美龄宋子文等在美国和英伦不负责任的言论,说“中国没有灾荒”,一直欲盖弥彰,腾笑中外。而国内报纸竟有因发表为豫省难胞呼吁的文字而遭处罚者(今年二月二日大公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而被处罚停刊三天)。这样的蔑视难胞痛苦, 丧民族元气的行为,诚不知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何在?此外,如囤积居奇的头子不准揭发,贪赃枉法的大官不准批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生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相反的,这倒很像唯恐我民族还有抗战力量,所以亟亟于恶化民生、摧残民力呢!综上以后,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戴上三民主义的帽子,但实际上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无任何相同之点,这种反动的新闻统制政策,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对敌准备妥协、对内厉行独裁的整个政治方针分离不开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推行这整个反动的政治方针,就必须统制舆论,垄断舆论,是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魔这种愚民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的蓝本。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完全相反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新闻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汉奸和法西斯第五纵队则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遭受严厉的镇压。各种报章杂志及其他宣传品,只登载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论,而破坏抗战、破坏民主、拥护法西斯的文字则绝对不准发表。报纸和人民大众维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职业的新闻记者深入民间采访以外,还有大批的工农兵通讯员经常向报纸投稿;记者们在前线一面工作,一面战斗(如何云同志即为其中英勇牺牲者之一),在后方则于业务之暇,积极参加生产。这样的新闻政策,才是抗日的和民主的新闻政策。在大后方,亦应当实行这样的新闻政策,但是这有什么希望呢?今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其手段之毒,为害之烈,有过于袁世凯、张作霖等北洋军阀。袁张等屠杀少数异己记者,已经闹得全国骚动,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更进一步,企图窒死整个舆论界,拔去全国人民的喉舌,使整个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失去灵魂,成为独裁政治的驯服工具。此种政策,若让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则不特全国新闻事业有毁灭之危险,而且民族正气将被 丧无余,抗战大业亦将遭受不堪设想的损失。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无怪大后方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提出纷纷抗议!在今年纪念九一记者节的时候,全国热心抗日、爱好民主、仇恨法西斯的记者们和同胞们,应当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停止对任何抗日报纸的无理压迫,取消强迫登载中央社造谣电讯的办法,根绝破坏抗战和宣传法西斯的言论,严格取缔混入新闻界的特务棍徒,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临了!墨索里尼已经倒台,希特勒岌岌可危,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亦在不远。我国以希、墨为师的人们,如仍一意孤行,必难逃避身败名裂的悲惨命运。让我们加倍努力,为抗战和民主而奋斗吧!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9月1日



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全国工业协会亦于日前举行座谈,提出很多极其宝贝的主张,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实在是一件使人十分兴奋之事!今天经济界人士之积极预闻国事,并不是偶然的。抗战打了八年,后方的生产事业是在沉重的管制政策的束缚之下,半死不活地在挣扎着。胜利到来了,一些硕果仅存的工厂,不但未曾复醒,反而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遇到更严重的灾难。中小工业不要说,就连中国兴业公司、渝鑫钢铁厂等十余家规模较大的工厂,亦在这个时候,颓然倒下了。政府对于这个局面的做法是:把收购生产的贷款,变为收购机器和设备的贷款。这种办法意味着当局所着重的,不是怎样为工业界打开一条出路,而是乐于为他们送终!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垮了不要进,有强大的外国资本可以来中国投资;中国的民间工业垮了不要进,有居高临下与外国独占资本结不解之缘的官僚资本可以在各重要生产部门勃兴起来。在当局的这种打算之下,中国民族产业的生存自然发生问题,也就使他们不能不起来抗争了。“苦干不问外事的作风走不通了(李烛尘先生语)。”今天的中国经济的确使人担心的。官僚资本和外国的独占资本贪婪地进行无情的袭击。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原来是以轻工业为依据的,但现在收复区中的棉毛丝麻等,几乎全部国营了。在官僚政治下的所谓国营,其实就是官僚资本的“官营”。因此,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工业将来会变成日本那个样子,全国的经济命脉由几个大财阀所独占。这种看法自有其中肯之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战前的日本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的天皇和十六个大财阀并未成为另一个国家的独占资本的附庸。中国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如果离开外国独占资本之支持,则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不容易发展到支配与操纵地位的。所以假如继续在买办和官僚政治之下,中国经济就可能变成日本和印度的混合体。中国将要走什么路?在政治上是真民主对不民主或假民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国民经济对官僚资本和外国独占资本所垄断的半殖民地经济的斗争。中国的人民大众(连民族企业家在内)争取前一条路,而少数反民主的买办官僚,则想把中国拉回去走后一条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和中国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二个月前,周恩来同志在星五聚餐会上亦指出:在这三种资本中仍然是私人资本占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我们要反对的是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与侵略资本。(反对侵略资本并不就是反对利用外资,我们是在不妨害中国主权之下,欢迎外资的)我们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态度,是和全国经济界(特别是民族工业家)一致的。或许有人把我们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的主张,当作在野党的宣传吧,过去数十年的教训,特别是当局这种“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教训是这样的,诚然使人民对任何人不敢轻信。我们的的确确认定中国必须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我们的政策处处着眼这一点。在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广大的解放区中,新的富农经济是在农村中发展起来了;一些地主的资金转移向工业投资了,中小型工业大量地在每一个角落长大起来了。我们在民主的解放区中已经这样做,我们决心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其他各地去。如果没有国民党当局的内战与封锁的话,我们是欢迎后方与收复区的经济界人士,去参观,去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正如政治一样,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转扭的关头。我们欢迎产业界的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经济民主而斗争;我们欢迎全国经济界的人士在会外在各地为这个问题而努力。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见解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政治民主的中国不能不是一个经济民主的中国。我们将同心协力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民主而斗争!

――<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2月31日

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

――祝第二届联合国日

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去年宣布以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年。去年有二十八个国家庆祝这一个节日。纽约曾有五十万人的空前大游行。今年联合国胜利在望,全世界对于这个节日的庆祝,必定更加热烈,更加盛大。人类的命运,现在处在决定的时机。决定人类的命运的,乃是此次大战的结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此次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野蛮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我们中国进行了对日抗战六年之久,尤其是以劣势武器在敌后坚持至今的游击战争,乃是我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我国六年的抗战,诚如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老早就指出的那样,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由于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把持国柄,勾结轴心,对外屈辱,对内反共,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做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这种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起就主张的对日抗战乃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主张屈辱投降的卖国贼汪精卫之流是何等可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我们庆祝联合国的胜利,庆祝人类正义之胜利,也庆祝中华民族的强盛,庆祝抗战的胜利。反对法西斯,不仅为了人类的现在,而且也是为着人类的将来。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了。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总统与英首相同拟的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人类的四大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联合国日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在去年今日的演说中,再一次强调了维护人类四大自由的必要,他说:“信仰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吾人与敌人之主要分野。”又说:“人类共有之四大自由,乃人类所需要之要素,正如空气、日光、面包与食盐之不可须臾或离,剥夺人类所有此等自由,则彼等必将无法生存,剥夺其一部分自由,则其另一部分必将枯萎。”我们庆祝联合国日,就要维护民主。我们庆祝联合国日,乃是为了拥护民主,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则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 一宇”的并吞,对内则主张“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完全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党员所参加的地方政权中,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并把民主政治的原则具体化,这就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并坚决主张:民主的政治原则应在全国实现,这不仅对于现在的抗战有很大好处,而且对于全人类也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民族,因为我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我国的一切设施会对全人类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发生极大的影响。可是,正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正在全世界高唱民主自由的时候,正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在我抗战阵营之内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以外的民族,重唱汪逆精卫的“以中国文化融化外族”的胡说。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的“全民政治”“全民经济”“全民战争”和“盲从领袖”的滥调。这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完全全像希特勒主义一样,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也同希特勒主义采用同样的排外手法,自称“继承民族传统,排斥一切外来思想。”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反对太平天国媚事反动清朝的反革命之传统,继承了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术传统,它所抛弃的,却是民主精神的传统,却是岳武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传统,以及中国五千年来学术史上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的思想。而它在“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面具之下,偷运进来的,乃是大量最丑恶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中国法西斯主义者之所谓“继承民族传统,排斥外来思想”,实际上就是继承中外文化中一切丑恶方面的大成,排斥中外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分。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这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诬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诬蔑了中华民族。我们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憧憬,对人类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要在全世界扫清这个毒素,当然也决不容许它在中国猖獗起来,以致将来再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地步。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政治代表们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国文化界就有一个极其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加紧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如果那样设想,以为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着反封建,就会走上另一极端,犯另一种错误。当前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乃是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如果有一时一刻忽视或忘却了这个现实,就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乃是具体的、适合中国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今后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需要的那种民主教育,不能把它抽象了解为一般的民主教育,一般的反封建教育。应知这种民主教育,不应成为一般的反封建的教育,而只应为了抗日的目的成为一般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特殊地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否则,我们的教育就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战斗任务。其次,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的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应紧紧地记着:民主与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将来与现在是不可分离的。正确的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这就会大大的增强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这就会促进人类正义的胜利,促进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会帮助奠定将来的世界和平,和独立的新中国之建成,这才会更加提高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而对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作更大的贡献。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3月14日

蒋夫人论民主精神

根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宪政将在抗战胜利一年以后再实施。也就是说,至少今后数年中,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民还是时时刻刻关切和需要民主的。蒋夫人前晚在蒋主席招待国民参政员的宴会上,曾把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和美国的民主精神,带给了国民参政员,并且也提到中国需要的民主精神。报纸上登载的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很值得注意了。的确“今日世界有两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民主思想,一种是轴心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这两种制度和思想是对立的,尖锐地在斗争着,而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二者之间是没有中间的道路的。不民主,就是法西斯,或者,就会逐渐走上完全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共和”,是墨索里尼的把戏,是对法西斯的掩饰,是对民主共和的讽刺,那还是法西斯,同盟国也是一样反对它的。我们中国既然列入民主国家的阵线,就要认真走完全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我们反对轴心,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关于民主精神,要说和可说的话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讲几点意思。蒋夫人在报告中说到“民主国家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以后,即可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同时,她还提到对政府事务要常加批评,这种批评,要负责任,也就是说,“必须于批评之后附以改正的具体意见”,“使政府接受意见而有所遵循”。这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要这样,就须关联到几个问题:首先,人民要有意见。这是不必多加讨论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政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因此总是有意见的。好的,它们也会称赞和鼓励,坏的,它们也会批评和指责,而且,也会提出意见来。其次,要使政府“知道人民的意思”,这点就比较复杂。一方面,要人民能够说出他们的意思来,如果有一肚子意思,没有地方说,或者没有办法说,那就谁要想“知道人民的意思”都无从知道起。另一方面,人民有意四,不管他说得出说不出,还要政府中人愿意知道才行,否则虽然人民的意思到处都是,应知道的人却还是不会知道。所以,一定要人民敢于说话,政府鼓励人民说话,热诚的去“知道人民的意思”才行。最后,人民敢说,政府愿听之后,还要政府积极的“就人民的意思以施政”,才能使人民的意思不落空。要实现蒋夫人提出的很好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应予注意和解决的。总括以上各点,我们再着重的提出以前曾经提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和政府,都要有自尊容人从善如流,过勿惮改的精神。自己看重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对政府事务的批评和具体建议,同时,也要愿意不掺杂些毫成见的容许别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应该固执错误的措置。应该勇于改过,不能一误再误。而正确与否,又必以“人民的意思”为最高的裁判者和最后的依据。蒋夫人提倡负责的批评和负责的接受批评,确是切中时弊的意见。我们愿和全国舆论界一道,欢迎和支持这个意见,并尽力协助政府采取具体步骤,使之实现,培养起民主的冯起来。

――《新华日报》社论1943年9月22日

国父诞辰纪念

今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七七诞辰。国父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他奋斗一生,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他手床的三民主义,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人民能够过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国父是最能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政治家。所以,他能够根据实际的情形,不断的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这种充实和发展,都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可寻,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并决定于人民。国父为了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坚决的反对过陈廉伯的法西斯党和一切叛逆,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过一切军阀专横,也反对过段祺瑞做了执政后召开的善后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不是他所主张的国民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代表是由段祺瑞指派的,而不是由各军队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民主的选举出来的。国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英明果断的采取了很好的政策,从对内到对外,从国民党的改组和与人民特别是劳动大众的结合,以及与革命政党的联合,到确立对外政策,着重中、苏亲密邦交。国父为了他的这些主张曾经以他的伟大辩才折服那些怀疑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人格,感召那些认识不清的人,也以他的伟大的斗争精神,责斥了一部分反对的人。国父的主张终于是胜利了!事实也证明了国父是完全正确的。国父是中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是中国认真走上民主政治的大道的明灯。现在,我们应再对国父的遗教,作进一步的研究。国父对人民在中华民国的地位,曾经不惮烦的说了又说,解释了又解释。他问:“中华民国之建设,以何为基础乎?”他的回答是:“以人民为基础。”“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是以人民为主。”这就是说,不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谈建设则已,要谈建设,就一定要“以人民为基础”。尤其是在政治上,国父曾经这样尖锐的提出人民为主的问题:“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见国父演讲<释自由>)。“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这样的民主思想,是贯澈在国父的每次演讲和手拟的每个文件中的。解释什么是政治时是如此,阐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民主不同,而为一切平民所公有时,也是如此。所以,国父对民主政治总说是全民政治或平民政治,而且,总千叮万嘱的说:“夫主权在民之规定,决非空文而已”,一定要名副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和求其实现的。国父对民主政治有这样明确的定义,所以他对人民参加中华民国的建设具有莫大的热烈的希望。国父不怕人民,不疏远人民,相反的,他接近人民,代表人民,鼓舞和动员人民。而国父在对政党问题上,也有其民主的独到的见解。国父说:“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时,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国父主张多党并存,并确定了在野党的监督地位和纠正的义务,协助的责任。同时,更对什么是“良政治”“良政党”有这样的指示:“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者乃为良政治。能使国家进步、国民安乐之政党乃为良政党”。而国父对政党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视的。当然,这里说的竞争又是以谋国家之进步国民之幸福为唯一中心。国父说:“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而生之主张,是谓党见。” 其他则为私见,“因此而生之竞争,是谓党争。”其他则为私争。“党争可有,而私争不可有。党见可坚持,而私见不可坚持。”(以上均见国父所撰<国民月刊出世辞>)国父在这里,用极简单的话,把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运用,阐述得很具体而深刻了。在这个原则之下,国父还曾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这样具体的问题,提出了指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体系之不同时很明白的。然而两者对今天中国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国父看到了这点,才肯定的说,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这些问题,在今天来重新恭读国父遗教,是更有实际意义了。我们的抗战,正处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局势中,同时却也还有一段极艰苦的路要走。只有团结,才能渡过这段路程,在纪念国父七七诞辰的日子,全国一致来重读国父关于民主团结的遗教,并努力实行,实为加强团结,克服困难,走上胜利的顶好的办法。

――<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2日



民主原则·张申府·

差不多很象桃乐娣·汤普孙女史新近所说“有一种绝对的逻辑在历史上”,几年之前我曾深深第感到: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为尧存,不为舜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当然在这些道理是什么,有多少。一切学问,自哲学以致科学,所从事的,至少一部分就在把这些道理发掘出来,而且弄个清楚,说个明白。同样,也象尤里安·赫胥黎博士新近所说的“达尔文拿他不多的几条原理把人与所有别的生物都联络在一个必然与变化的共同之纲中”一样,世界随时都有个大势所趋,为任谁所不能逃。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这些年来,对于民主虽然有种种看法,种种论调,但现在联合国方面却公认为这次之战争是争自由与民主之战。所谓法西斯,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是与自由于民主整整敌对的,都是与自由与民主势不两立的。而且凡是压迫自由妨害民主不讲理性的东西,不管有多少样的方式,都可归入法西斯的畴类。法西斯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也同时是极端封建的、落后的、倒退的。这也是今日所有进步的懂得民主的人士所能公认。但是现在还是要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平安么?这也不是的。现在所求的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进步,实乃在把世界弄得使民主可以发展。现在许多人都晓得了:要想安全,必须进步;要想稳定,必须向前发展。盯衡全局,观察世论,很可以看出,有好几点是现在世界许多人都同意了的,或认为无可如何的了:第一.现在是正过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而且是一个人民的革命的时代。或者甚至说,这种革命是人民的,而非一个阶级的。第二.民主必须扩张,必须由仅仅政治民主扩张到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如经济上社会上不民主,所谓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说,非整个民主即无民主。民主决不等于代议制或放任主义的经济。第三.“经济人”要代以“社会人”,经济人的时代要继以社会人的时代。社会必须是有机的;必须不是各自为富,而是共同谋福的。因此有人还说,今日的民主必须是“有机的民主”。如果孔子曾以仁为人类关系的最高理想,而仁字可以最活最能感能生为界说,那么,道路不管还要怎样曲折辽远崎岖,人类社会究已在向之而趋。这一层是与前层有似相反相成的一种情形。第四.社会各方面,特别象经济方面,科学方面,设计或计划化Pranuing必大流行,必不得不大流行。这也可说是与自由民主相反相成的。设计或计划化其实并不违反自由民主,宁可说是自由民主更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或更好说,设计或计划化可以使得自由更圆满地具体实现。当然,要圆满作到民主的设计或计划化,也有它少不了的条件。第五.战后必要有一种国际组织。有的且说,最好即以今日的联合国为基础。关于战后永久和平的计划,近年真是甚嚣尘上。连带地,为从一种根本克服过分民族偏性而作各民族各文化传统间的精神连锁的国际大学,也正为世人所注意。只是关于那种国际组织的如何构成,如何产生,尚是众说纷纭,难衷一是。与我最同心而非开玩笑的罗素先生今春在一篇美妙逻辑切实周到的大文<战后世界的若干问题>里曾郑重地说:“开始的国际权力机关应由合众国,大英共和国,苏联,与中国而成。它们四国应结成一个随时可以邀请别的国家加入的联盟。” 读来最足令人兴奋。总之,仍沿旧日的此疆彼界,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了。不能各自为战。各自为治也明白是不行的了。民主必须兼是国际的。凡此种种都是今日全世界大势所趋的一种意义的根本方面。本来,纵然今日全世界真觉悟的人还不太多,就是许多觉悟的人觉悟到的程度也很有限。但大多数人都已觉悟到了几千年前已经揭穿的一种情实。那就是:人与人差不多。“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是有的人身量长的高一些,看得远一点,早一点。有的看得早一点,也就说得早一点,因此常会招出横祸来。有的则有知也有养,虽看到了也不说。现在许多人都觉悟到了:将相本无种,舜时任,予也是人。在这种情形下你还得限定某些人只得被治,只许“由”不许“知”么?而且人与人虽有差而不多,不但是中国的古调,尤其具有现代科学的事实根据。在这种情形下谁竟还要我智自雄、唯我独尊?致落得枉费心机,徒劳无补。法西斯的种族论固久已被世界的人类学者与生物学者驳得体无完肤了。举一个绝重大的东西,当然是众擎易举。对着一个明非个力所能胜任的东西,也一定不会有人偏偏要独力支撑,而不虞举鼎折膑……众力成城,众口铄金;耕常问“奴”,织当问“婢”,本也是流传至今犹可记取的中国古训。说到中国,民主几乎成了今日的万应方。在这个由世界的大势以致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言,而完全无可怀疑了。中国今日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以及教育文化上,乃至社会别的许多方面,实在无一不需要民主,无一样没有民主能够解决其困难。国家有困难,当然应有全体国民来担当。但如使其与闻一且有关情形,使其对一切有关事情都有置喙之机遇,都有尽力之机会,纵令担当困难,忍受痛苦,也当可以心甘情愿。人总是对于自己有权过问的事才最起劲。而况是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事。民主决不会就妨碍集中领导。反过来说,也一样。在大多数人的内心中,所以眼前今日就应实施民主者,最主要的缘由,本是为的民族,本是为的解救民族空前的危难。本是为的实现最圆满的民族统一。而具体言之,实在尤在为的动员,尤在为的发动一切人力以及物力。抗战反攻上,经济财政上,所以都需要民主作对症药,也就是主要因为这个。实际上,今日国内有些地方试行民主,传说收了不少的效果。抗战上、经济上、以及教育文化上、社会关系、人民生活上,据传都有不少的成绩,至少大部分也当是由于这个。一言以蔽之,必都是动员了民力;弄机会使大多数人民都自觉了的缘故。去年十一月英伦名流、学算习律出身的经济学家、牛津大学院长贝维里治·威廉爵士提出轰动全世界的社会安全计划,所谓关于社会保险的报告。他本认为应该怯除或攻击的巨恶共有五项:穷、病、愚、脏、闲。这五恶在中国岂不更要用大力来扫除。以贝维里治博士特认为根本的末项,闲,而论,试问在中国今日这样需要人力的时候,有多少人力不是都不得其用,或用的不得当,以致许多时间精神,都白费了!汰太(或汰汰)与废费(或说废废),实在同属人类最最重要的问题。不要闲置人力,或把人力用的不经济!但这决不是一般所谓做官或出仕的问题,且也不仅仅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问题。实在更在使一切人力都发展到、施展到可能的最高峰。使一切人潜藏的才干可能都得到最圆满的发展实现――这就是今日所谓民主的根本精义之所在。用另一个说法,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注意人人两字)。假使,根本上,没有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讲习的自由,是必说不上民主的。但所谓自由并不只是让人人随便,解脱一切要不得的情事,就像贝维里治的五巨恶,以及忧愁,危险,或如罗斯福所说的匮乏与恐惧,等等。而且更要给人人以机会,使得人人都能尽量地发展发挥发皇其才其力其业。――推到极处,两层本也并无二致。也可以说,民主的出发点就是集体,就是与人为善,也就是认人人都可以为善,也使人人事事物物都得其所。因此,假使有一人不得教养,一夫不得其用,一分力不出于身,一货委弃于地,一贤一能不见选,一事不信不睦,一物不为公,那就都算不得充分的民主。那么,在今日中国,谁,什么党派,怎样作法,在原则上,最有使中国民主的可能呢?那它至少也要具备三个根本的条件。第一.必须是中国的。――这些年来,许多方面都有“中国化”的呼声。似乎直到今日为止,在这方面并没有很走上轨道。但是如果在中国,对中国事,而不由中国人以中国为第一位;所采取的办法不扎根在中国的本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必不免多少隔阂。如此,要想把中国整好?究竟是事实上难以置信的事。文明犹如酿得好的酒,文化则如多年的陈酿。一种文明几千年蕴集下来的气息,本不可能也不能完全抹杀。不过,中国的优良处究竟是些什么?虽还不无有待于理董,有待于表扬,但关根本总目,倘有虽流行而实不伦不类、不合中国真正传统与时代的,也不容不即行不努力矫而正之。消纳世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利用世界一切利用的利器,自也同属绝对的必要而分当。第二.必须是独立的。要想国家(民族)独

团结与民主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这是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合并了七个关于巩固团结集中人材增强抗战力量的提案,加以审查后,曾经过相当剧烈的争辩,可见全国忧时之士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与关切。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的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这条治标办法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无论什么条文,它的价值要看它的实行程度怎样,否则它的作用将等于废纸。全体参政员是怀着无限的忠忱与热诚,全国人民是那样焦急地渴望着这一个足以转移我们祖国命运的办法能够快些实现,过去一切足以妨碍团结与民主的设施应早日绝迹。我们的政府不应漠视广大人民的要求与希望,也只有依靠着精诚的团结与广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够强大进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伟大任务。为了实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应该在严重的民族压迫横加在我们身上的今天,消灭内部妨碍团结的现象,因为一个对内不能团结的民族,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摆在眼前的明显的事实,虽然它军事惨败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但我们应该认清在民族自卫的革命战争中,脱离了广大的抗日人民,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是对抗战不利的。仅是在消极方面停止对抗日的人民、团体、党派的各种限制、取缔是不够的,虽然切实做到这一步已经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努力,政府要更进一步的造成全国人民能够在法律上获得政治地位上平等的一切条件,才能真正保证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什么是“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体内容呢?这就是说,全国抗日的人民要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自由,召集动员民众来抗日的各种会议的自由,研究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种政治理想并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自由。全国抗日人民要有参加抗战工作的权利,保持自己职业独立的权利,督促政府帮助政府的权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们的权利不能被剥夺。除了有真实证据证实了是犯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借口来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权利,是违反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利,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因此如果组织对于任何抗日党派的阴谋破坏、暗杀、囚禁、逮捕抗日党派的人员,暗中限制取缔抗日党派的活动,不仅在政治上是决不应有的行为,而且应受到全国人民严厉的制裁。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是我们整个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们应该一样的被珍视爱护,受着同样的待遇。不能够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而对一些抗日的军队与地方政府加以歧视,或给予许多困难和牵制。这种情形今后是不应该存在的。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依靠了民主政治才能够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准备着在适当时机来到时对敌反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团结与民主,这是我们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战胜强大敌人最可靠的武器。

――<新华日报>1939年10月5日

民主国家的武器――民主(节选)

目前,太平洋战争正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而希特勒又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此形势下,民主国家用什么力量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呢?地大,物博,人多以及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民主国家伟大的物质力量,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和尽量利用这些力量呢?“政治重于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指导战争的是政治,发动战争力量的是政治。目前的世界战争是侵略的法西斯主义与反侵略的民主主义两大阵线间的斗争。前者的力量是建立在黑暗的法西斯政治之上的,后者的力量是建立在进步的民主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是发动战争力量的推进机,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民主国家的武器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根据在哪里呢?首先,从战争的性质上说,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与民主政治不可分离的。因为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如果不动员全民族就不能抗战,更不用说胜利;而要动员全民族就非给民众以民主权利不可,所谓“民主动员”就是这个意思。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全民族的命运,决定于全民族各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又必须以启发和坚定每个人的战斗意志与发动和组织每个人的战斗力量为前提的。而要做到这些,却是以民主权利为起点,以民主政治为推动机,而最后则以民主政治为归宿。其次,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从世界政治发展史而言,正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与进步的民主主义的斗争,所以今天世界法西斯阵线与民主争先早已壁垒分明,尖锐对立。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就看到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潮流,是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曾明白指示:“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就种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的战争。”(见<民权主义>第一第二讲)民主政治、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被略一段)。第三.民族战争之进行及其胜利,必须以民族团结为最基本的条件,而民族团结又必须在民主政治之下才能顺利进行与完成。以我国抗战,而言团结与民主的关系,正如林伯渠先生所云:“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国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都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到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就国际的反权利的团结而言,也以民主政治为它的基础和前提。今日反权利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不管其民主的内容和程度如何――就是很显明的。然而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还是宗主国与属领地间的团结问题。无疑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下,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可以而且应当团结。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宗主国与属领地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矛盾,因而要建立和发展双方的团结,就必须以减轻和适当调整这些矛盾为前提。而要作到这点,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宗主国必须改善其旧的殖民地政策,采取开明的新政策,就是说给殖民地以民主自由,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动员他们。罗丘宣言之第二第三条是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而民族自决正是民主政治要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要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第四.民族战争也就是“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然而要作到真正的全民的和全面的战争,只有经过民主的动员才有可能。所以民主与动员,民主与加强战争力量是分不开的。去年我国国民参政会通过之重要决议案“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就清楚地说明了民主政治与动员和加强抗战力量的有机联系。大家知道,我国抗战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然而什么是“自力更生”呢?它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是什么呢?“中国抗战,主要的是自力更生。如果一般的要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廿九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先生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 ……有人以为国家在对外抗战之际就要缩小民主(被略),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这不仅从理论上言,正如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之增进相为因果,故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而且在事实上,我们还可找到许多实例来加以证明的。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说,远者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路易十六的专制政治,建立了民主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正是因为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的最急进的民主派,给予了民众以民主自由,因而发动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斗争,所以获得了胜利与成功。近者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它之所以获得胜利与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打退了列强的武装干涉,这也是因为俄国的革命领导者与革命政府真正赋予人民以民主权利,因而动员和组织了广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与战争,所以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成功。其次,以最近的事实来说,当太平洋战局形势严重,英美遭受了初期的军事失利,于是在英国国会中和舆论方面引起了英国政府关于远东战时措置的种种疑虑和责难,特别对于英政府某部分阁员及远东负责者表示了极大不满。英下院一场舌战,因而展开。在一部分人看来,英下院这种民主的对于战争问题的公开辩论是不适当的,或将因而引起英国内政上的轩然大波,涣散了内部“举国一致”的团结,减轻了战时内阁的威信。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丘吉尔首相以英国传统的民主精神,坦白地发表了辩论演说,并要求下院作信任投票。由于丘吉尔公开地指出了过去的错误――如云“此等恶劣消息之中,实包含无数预测及行动错误与懈怠之故事,吾人俱不相信此项灾祸非错误与懈怠情事有以致之”;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如云“苟余对处理吾人之人力物力上有何失略之处,则负咎最大者为余个人。苟吾人未遣派大军至缅甸或远东其他地点,亦应由余负责”;积极地要求国会公开辩论并作信任投票――如云“下院倘不坚持其辩论之自由,并举行明确忠实之投票,则下院即系怠忽职务”等等。正由于丘吉尔首相这种尊重民主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大政治家的负责态度,于是获得了下院的一致的同情,在投信任票中可说是的到了全体的拥护。(投不信任票者只一票)这一生动的现实,充分说明了民主政治的伟大意义与作用。

――<新华日报> 1943年3月6日

论延安学校中支部对群众团体的关系

在群众性学校中,党的支部与群众团体,是并行的。假如说支部是从党的系统来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则群众团体是以群众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学生自治,各种课外活动及文化娱乐等辅助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更生动。(如果我们不把教育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的话)因此在完成教育作业的意义上,支部与群众团体是没有任何分歧的理由的。因此支部应该鼓励党员积极参加群众团体的活动,同时对这些团体必须采取团结、帮助和提携的方针,只要这些团体是符合于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并向学校履行一定的手续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的。群众性学校的学生,是来自各阶层各地域的知识分子,一般的说,除抗日救亡的目标是比较一致外,其观点其立场必然有所分歧。就是加入群众团体,也在某种程度内各怀有不同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对民主作风格外重视,支部工作者应该掌握住这一特点,不仅宣布而且实际上尊重其思想的自由,(包括信仰)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作风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延安是共产党员占优势的地方,学校里也如此。所以支部工作者更须具有恢宏的胸襟和宽容的器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得住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党中央曾有正确的对群众团体的政策,但如果在下面执行不善、手法拘谨,也会影响到这种民主作风的实质的。所以党员在群众团体中也只有以互相商量的互相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去求得各种不同意见之渐趋于一致,性急也是没用的。党内同志一方面尊重别人批评的权利,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另一方面也要阐明自己的信仰与理想,批评别人错误的意见,二者不可缺一。在党外同志来说,批评别人,被别人批评,这不等思想上压迫。在党内同志来说,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是民主而是尾巴,就永远不会把错误的意见领导到正确方向上去。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纷纭庞杂的意见上,以曲折的道路,使其一致,使其走向正确,这才看出领导的必要与党的意义。但是上面所说的领导,自然不是支部对群众团体直接的命令、指示,或在组织上的把持,而是要通过党员提出积极的意见,使党的主张贯澈到这些团体中去。领导的中心环节,就在于主张正确与别人相信这些主张的正确。而不是倚恃人多势大。这里的区别,就是“以德服人”与“以力假人”的区别。过去学校中由于个别党内同志存在狭隘的观点和拘谨的手法,致死党员与党外同志之间,涂上一层不和谐的气氛,而某些党外同志也固执于自己是“群众”因此对某些党员有过高的要求。后来党内同志和党外同志一齐积极参加与自己兴趣所近的群众组织,建立直接的正面的交往关系,这不惟冲淡彼此间存在着的隔阂,而且在团结上起了组织的作用。“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同志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这就是党员对党外同志所采取的原则。学校中支部对群众的问题,就是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问题。因为来延安的青年有各阶层各政党的前进分子,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有不同的政治认识,有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在群众团体的选举上,必须广泛的容纳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团体的组成分子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与这团体的领导部门中党员与非党员的比率应成正比例。这就是说,假如组成分子中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则领导部门中党员也只能占三分之一。后者岁前者的变动而变动。这可使保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其真正的代表到领导机构中去。这对这些团体是有好处的……假如党员被选到领导机构中,则民主作风,宽宏气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一个工作上问题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协商、倾听党外同志的意见,取决于多数,明知解决问题失策,亦须以解释说服的办法纠正。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等不良习惯,都应该反对。万一有原则上的分歧,解释无效,则申明保留自己的意见,迨将来事实证明看。假如党外同志被选到领导机关,则党员须自觉的忠实于自己的工作,以减少领导者的困难。并进而设法协助领导者解决其发生的疑难问题,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全校性的人数较多的团体中的党员加以适当的组织,由支部领导使其多少具有党团的形式,这在延安的学校中还是必要。因为党员重视其所参加的群众团体,远不如重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这组织的任务应该着重在督促这些团体中的党员执行决议、遵守纪律、积极工作以保证这些团体的巩固和发展。显然这与一般的党团是有区别的。为要加强支部与群众团体间之联系,支部有关会议欢迎这些团体的代表参加互相交换意见,使得彼此依靠得更紧密。教育计划的完成,在学校范围说来是很大的组织工作。假如支部不把学生中半数的党外同志团结起来,步调一致,这对教育工作将是很大的损失!从此目的出发,则团结群众团体,团结党外同志,应当作为支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

――<解放日报> 1942年8月2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广播

现在如果再问民主国家同盟和法西斯主义集团的不同处在哪里?简直是一个笑话。可是,原则容易谈,道理容易说,一定要言行一致的去做,方能表现出民主国家是在为民族自由民主政治而战,是在为消灭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而战。最近报纸上登载的两条新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条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西西里居民的广播。他说:“……但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肃清占领区内的法西斯制度”,“任何方式的法西斯宣传将被禁止”。“盟方并将采取适当步骤,以中止西西里岛一切歧视种族与信仰的法律。宗教自由,则将维持,在无碍于军事行动范围内,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也将恢复,盟国又将采取步骤,以迅速释放政治犯。”另一条是法国议会议员庞德氏对记者的谈话。他说: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略)“压制了法西斯化的‘法国人民党’和法西斯的公司和商号,这显著的在人民之中树立了威信和信心(被略)”。而北非民众更要求成立法庭,立即肃清和法西斯合作的分子。为什么盟国要采取上述各项办法?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说:“这些都是重建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明证。这些原则都是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很显然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是反对自由,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同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思想)的,是坚持自由主义者和(被略)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既然这样,就要在行动上以此为准绳。凡是民主国家,都要以最坚决彻底的抗战,来消灭侵略,消灭沦陷区内的法西斯制度和宣传,并从根本上消灭法西斯主义,都要团结国内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彻底消灭敌人的第五纵队,肃清一切和任何微小的法西斯思想和宣传。蒋委员长常说我国要精诚团结,他又曾在纽约先锋论坛报所主持的广播中,说到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正是发挥了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不同。(被略)我们应时刻记住“德国支配下的轴心领袖所反对的”原则,时刻为“盟方所不惜一战以保持的原则”的认真实现而斗争!

――<新华日报> 1943年7月26日



建立宪政规模

这一次国民参政会的伟大收获,除了更坚决的确定抗战到底的国策,粉碎敌人汪派汉奸的鬼蜮阴谋之外,对于抗战建国最具有意义的,莫过于实行宪政之决议。这一问题,在本届大会中,受到大部分参政员的关心注意。我们可以看出全国民众的提高民权加强国本的要求,是如何热烈地在第四次参政会中反映出来了。因此,详加讨论之结果,便有“(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有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的决议,而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更正确地址出:“敌阀正百计进攻,我自不丝毫自满。一切力量,皆须发扬;一切缺陷,皆须填补;本会同人详加审议之结果,以为提高民权,加强国本,应为最要之务。用是决议,请政府依照中国国民党过去之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规模。”二年来的抗战,处处证明要打退敌人,只有集中一切人材,只有使每一个国民,“有一分心,一分力,都要为国家来贡献。”更具体地说,只有容纳个党各派人材,提高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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