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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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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潘梓年①·

关于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近来各方人士颇多论列。一般的讲,大家是认为学术思想应当自由,大都认为这种自由是民主国家重要表征之一。间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论调的,但已甚少从正面来加以反对,他们只能从侧面来反对,说这种自由不能是绝对的,总或多或少地应当加以某些限制。这也可以说是时代潮流所趋,没有人能够过分违逆它。我们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须弄清楚一点,就是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来提出,来讨论;要把它当做具体问题来处理,不能把它当做抽象的东西看。就是说,主张学术思想应有自由,是说学术思想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应当让它循着自身的规律去展开,去发展,不是说学术思想应象野马行云那样,漫无规律地乱闯乱撞。例如有些反对思想自由的人说,若思想绝无规矩准绳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杀,说,某一种限制也可以促进思想的发展。他问:思想若不受逻辑的限制,则不合逻辑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则不道德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国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则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等等。这种反对论就是有意把问题弄混乱了,好来混水摸

①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鱼,就是先把别人所提的具体问题拖到玄虚之中去,再对它鞭打一阵的办法。目前主张思想自由的人,谁也不会认为不合逻辑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们只是认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逻辑,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学术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应让学术思想自己来解决,不应由外力来干涉,由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就拿逻辑来讲吧,没有了逻辑或不合逻辑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这种思想来,也不能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弃,更不要说这种思想能否算是一种学术了。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愤怒,一经发现,大家就要起来加以猛烈的攻击。试问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卫之流妥协投降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思想推荐到大后方来吗?果然有人这样来推荐的话,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的吗?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是如此。在抗战建国时期,妥协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着发点国难财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这些思想,尽管会在有些人的脑子内萦回奔腾,却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到论坛上来;尽管会有些人不声不响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样做,却没有人敢于公然提出那样的主张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思想界断然不会容许这种思想出头露面的缘故。所以我们说,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主张思想自由的人,是认为思想的是非曲直,应让它在自由发展中自己来解决,不要用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来主张思想自由,把思想当做漫无规律的东西。这一点,是谈思想自由问题时,首先就要弄清楚的。进一步来讨论,所以要主张思想自由,正是为的要来加强思想自身的规律,要让这个规律在思想的自由开展、自由发展之中壮健起来,坚强起来。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于公然提到论坛上来的固然不会有,但很可能穿着伪装来出现,或弯弯曲曲来偷运,或强词夺理地来武断,或甚至凭借某种优越的势位来欺凌。遇有这样的情形时,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就自然会有人出来加以剖析,揭露,勾微,发隐,使它须眉毕现,无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强难逞。否则赵高指鹿为马,也无人敢加指斥,那就连是非曲直也不会有,还讲什么道德,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呢?至于逻辑,更要明显,真理因愈辩而愈明,逻辑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想的规律是蕴藏于思想自身,正如身体的康强蕴藏于身体自身一样。要求得身体的康强,必须首先解除有碍于身体的自由生长的一切束缚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规律的壮健与坚强,必须首先解脱障碍思想自由发展的一切束缚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从这一点上来看,目前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可以说就是要来把人类的思想自由从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来,民主国家所以不惜抛掷这样巨大的生命财产来扑灭法西斯恶魔,因为它是人类思想自由最凶狠的死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层,蒙巴顿将军就曾指点得异常明确,他说:“我们的敌人法西斯,当它走上政治舞台时,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说来,我们再也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又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这样说话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却也是非常平凡的。我们所以对法西斯誓不两立,所以对于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生死以之,对这战争看做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是因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占我领土,掠夺我财产,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灵,而且也是因为它还要剥夺我自由,室息我思想,破灭我文化,毁坏我文明。那么,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没有的事吗?也有人这样说,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战时又当别论,因为战争须要力量集中,从而须要意志集中,从而须要思想集中,从而思想就不能讲自由。这种说法,真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在这一问题上,美副总统华莱士曾提供我们一个很贤明的意见。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协会成立五周年时向中国广播,其中有一段说: “中国和美国在战时必须努力保存每一公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利。实现法律下的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诸大原则。中美人民以独裁者的行为为殷鉴,都知道我们如果在战斗过程中失去个人自由,那么,决没有战胜法西斯主义可言;如果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没有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及谋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么,也没有建设新世界的可能。”华莱士这话还说得不明白吗?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但没有战后建设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连目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没有胜利可言。华莱士这一段话,在有些人听来,也许要以为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如此,那么就请看看事实吧。试问我们到底凭什么来和法西斯强盗作战呢?我们凭什么能够确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能够胜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军事工业发达吗?是的,这一些自然在必要条件之中的。但是,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这些条件远比敌人差,为什么我们竟敢接受敌人的挑战,而且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呢?就是到了现在,我们在这些条件上仍然还是劣势,为什么我们的胜利信心仍然还是屹立不摇?苏联在这些条件上,至少在对德抗战之初并不见得比德国为优,为什么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苏联必胜,而且现在苏联确已大捷频传,快把敌人完全逐出国境了呢?没有别的,这里有一个关健,就是民主,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民主国家所以要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统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国家必败,民主国家必胜的根据也就在此。国家的战斗力是要从人民身上获得的。只有广大的人民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时,国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则就算你侥幸取得了大量的机械化部队,高度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也终于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则是苏联。后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国。苏联就因为他每一个公民都已有了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权利,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谋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能够泉涌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余年之中,把贫穷愚昧的帝俄一变而为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苏联,所以能在抗德战争之中生产突飞猛扬,战术精进,兵源泉涌,战士的英勇和牺牲精神和人民的爱国热诚,使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不置。因此,我们可以明了,华莱士那种说法,确乎完全是从事实中探究出来的真理,丝毫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华莱士所指出的这个真理,对于我们中国,特别值得珍视。我们所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正多,需要人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评的思想正殷,需要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为了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能战胜法西斯日寇,为了要能和同盟诸民主国家并驾齐驱,也同样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在武装、战术、军事工业等等条件上,使我们的对敌劣势有所改进,更是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思想的自由,决不是和作战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于作战能力的提高的。还有一层,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目前一般人士,对自然科学可说已开始重视。不过实际上的重视的还是偏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面,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等等,还未免重视得很不够,还是让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这实在是莫大的缺陷。这两种科学实是同样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说对目前中国不能不有个轻重缓急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同样的自然科学,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真正成为国利民福,在法西斯国家发展起来就适足以祸国殃民;这里的差别,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能正确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则还没有能够解决,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需乎社会科学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学术思想的自由对社会科学也比对自然科学更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争论,要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繁复得多。争论愈多,愈复杂,它所需要的自由发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为是非是愈争愈分明,真理是愈辩愈深透,这个道理是谁都知道的。学术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讲,是指一切学术来说的,特殊一点来讲,尤其要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也是战胜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我们迫切需要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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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力 民·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的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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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选 举权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象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有、将来也未必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自然,这里所谓“人民”,决不包括汉奸在内。因为这些东西,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它本身已经不是“人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很明显,能否享有民权,只看他是反对敌人、还是效忠敌人,而不是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哪个集团。那么,现在,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也就只是汉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汉奸,便应该剥夺他的选举权,使他不能潜伏在“民国”之内,公开、秘密做“反对民国”、“破坏民国”的勾当。假使我们对汉奸给予选举权,而对人民,则剥夺选举权,那就犯了天大的错误!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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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选

街头的议论界热闹起来了,大选在村民们的心里,好象坡里黄黄的麦穗一样,一天一天成熟了。六月一日妇女会召开了会员大会,讨论后提出妇女的候选人。“咱妇女会员要当选村长,张大妈做公事认真、负责任,真正挡上挡下的人才。保证每月开个检计会,拉一回清单,保证减租交息……”。会员都喊道:“对呀!咱去宣传,公民小组开会,咱一定要提出来对大伙说说”。各种团体开会完毕之后,竞赛开始了!大会严肃、紧张。上任村长报告一年村政工作并检讨了自己,当他报告检讨完了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人丛中几个人自言自语:“你都检讨出来了,咱没的说了”。接着讨论通过候选人,会场顿时寂静了。青年李××说:“××前年大扫荡,他欢迎了鬼子,不够候选人资格”,张大嫂也说:“我也看见他欢迎鬼子来着,俺娘儿躲在小沟里,看见他打小白旗,迎着大路走去……”会场立刻应和起来:“对呀!没有资格”。举手表决后,选委会从黑板上擦去了××的名字!墙脚两个老大娘在议论:“活这么大年纪还才看到村长是自己选呢!”“是呀!这二十一个人是从大伙中用筛子筛出来的,象萝面似的,越萝越细,你看张大妈多能干呀!咱们的代表”。这时,又有人站起来发言:“我介绍李大嫂做候选人,今年春荒,人家满锅清水,还是一天到晚东跑西奔的办公事”。二十一个候选人通过了。马上就要投票,张大娘嚷着: “慢点,你再多念几遍,我记不得。”大家挑选着对象,一边挑一边批评。会场热闹极了。监票人李××,最后把票包起来,很重的用指头蘸上封了包。他对人说:“咱活了这么一把年纪,第一次尝尝民主的味道。”在开票前,村民们在坡里互相询问着:“你投了谁的票呵?”“又不大离儿,还是张大妈干吧!”晚饭后,公民们急忙走向会场去,当票开完,被选人各阶层人数相等,会场异常静肃了。第二天,公民们都说:“一碗水都端的平平的,这些才是当家人呢”!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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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 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一垛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说学校要成为民主的堡垒,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要和政治牵连,学生是否要过问政治的老问题。但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并不是要把学校卷进政治的漩涡,让学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动。恰恰相反,假如办学校的人及教师和学生不一起努力来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结果就使得学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坏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学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学。这几年大后方学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证明。据说,有一个大学的负责人自负为“以办党的精神办学,以招兵的办法招生”。又有人说,有的学校拿了国库的经费,却只在培养“升官、发财、造谣、生事”的人才。这话也许言之过分,然有着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并不是没有认真办学的人,但是他们被当做教育官署的下属,经常要应付各方面来的公函训令,一会儿要注意那几个教员,一会儿要严防那一些学生,试问如何能叫他安心办学?也不是没有认真教书的教师,更不是没有认真读书的学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恶狠狠的面孔高压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叫他们如何能安心的教书读书?在这种情形下,不学无术的官僚可以主持学校,靠面子有后台的人可以当教授,挂起手枪横行不法的学生可以坐享公费。这简直可以说是斯文扫地。假如不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学府的尊严,后患何堪设想!很多人慨叹近年来学校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实何止国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程度的低落。学生试卷上暴露出的对于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无知,那决不应该做为笑话来传述。应该使人痛心地感到党化教育的贻害。中国现在已进入和平建国时期,没有千千万万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做中坚,谈不到建国。学校的任务太重要。中等学校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大学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国家要建设,必须要安定;学校要培养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意思就是要使学校的内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扰乱和破坏,让办学的人能安心办学,教书的人安心教书,学习的人安心学习。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的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围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职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定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的干涉学校行政,也没有保留的必要。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就能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易俗的先导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变成民主的堡垒。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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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人格教育”·舒芜·

士气怎样败坏,“人格教育”怎样重要,这些呼声,不知由于什么一种触发,近来又常常出现在时论中了。人们引证“经商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对于今之教员,深致其不满,责备他们只作知识的贩卖,而不会建树人格的仪型。似乎有一种企图,要从这些呼叫中把整个教育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必需指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阴谋,而这“新的”方向其实是旧的,完全陈旧的。教育,是社会的、阶级的武器。没有一个社会、一个阶级,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国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数到现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余年古国古”,倘要说清末以前就没有教育,那可说不通。我们这些习惯于新式教育的人,对于以前的教育,总觉得格格不纳,总觉得那仿佛是全然相异的别一回事。不客气的说,就简直觉得那并非教育。太学国学,以及州郡府县学之类,不必说了,就是常为论史者所啧啧称羡的书院,倘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过去,也会感到阴森窒息,一点也没有所谓“春风化雨”的风光。好在眼前就还有什么“复性书院”之类,只要去参观参观,就可以知道的。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这是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建基于理智主义之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受教者的实践,但在怎样使之实践的关键上,就有了决定的分歧。柏拉图说:知识即道德。实在的,凡与知识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来阐明、经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说,没有理智主义的基础的“道德”,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的武断,陈腐的习俗的盲从,统治者打造出来的精神的桎梏。反过来,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圣。因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斗争之路,这个路必需深湛刚强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现在说,新式教育错在注重智育,应该转而注重德育了。这话就表明了那所谓道德,是在理智之外,与理智不相容,就证明了那“道德”其实是什么东西。不过,空言不如实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应当有一个能实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体的仪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许会这样解释的吧。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当然不会否认,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这人格也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也应当能被理智所阐明;第二、效法这仪型,也应当通过深彻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的习惯的跟从;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仪型,究竟还是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或那个的个别的人。而社会生活又就并非不要理智所能认识清楚的。今天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必在这里说。姑且借用一句老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大体上还是如此。据说这种荒淫无耻,大大的引诱了青年人,他们看到这条稳当便捷的路,觉得平日接受的知识、所指示的路都迂远艰难,就纷纷的就彼而舍此。于是,阴谋者也就趁机站出来,说道:由此可见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识无用了,有些知识也适足以济恶了。就这个情形来说,知识可以说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说一切的知识,而是说今天一般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僵死的,脱离了社会生活;不但不能说明社会生活的真相,反而会掩蔽它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是庄严与荒淫、光明与黑暗、新生与没落的交织。今天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不会公开歌颂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无意的,却严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这个时代的通向光明,为了光明的努力、争战、进行,新生的东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视作洪水猛兽,不许在黑板上或讲义上透露分毫。新生的东西又究竟比较的不甚显著,不如荒淫无耻之彰彰在人耳目。这样,青年人之易于被荒淫无耻所引诱,当然就是当然之势;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于“智育”的加强,以有用的知识代替无用的知识,以现实的知识代替迂远的知识,以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输,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说明代替歪曲的描绘;绝不在于废弃知识、绝灭文化——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自有新式教育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民主主义的、理智主义的教育传统,是可珍贵的;尽管它曾经被封建主义的残余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滞,更曾被东方法西斯主义所强奸,却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贵的,在青年的启导、斗争的组织、文化的促进这些巨大的任务上,我们的教育起过什么样的无可估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抹煞。别有用心的,拚命的夸张着“教育破产”,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静坐观心、踱方步、记功过、洒扫应时进退: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知识即道德,愚蠢即罪恶。人格,决不是反理智的东西。

——《新华日报》194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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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日。二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从“五四”以后,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文化在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后,买办官僚的代表又从东西洋运进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民,戕害青年,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国民党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然而同时,中国的光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从敌人的魔手下夺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新天地。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没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爱国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青年思想的活泼发展。这一个对照,已经最好地说明了一切。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它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科学,与自由思想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万恶的纳粹党徒戈培尔说过一句法西斯主义的格言;“当谁在我的面前讲起智力的问题,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枪来。”这句话,实际也正是为中国的法西斯派所从来信守的格言。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统治。所以它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极端仇恨思想与理智,而极端歌颂野蛮、独断与盲从。中国法西斯派有一条独断的根本教条,叫做“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按照中国法西斯派的规矩:大家一听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个领袖”,就必须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表示愿在这“一个领袖”的叱咤之下;只要是少数买办官僚寡头的利益,就要无条件服从,视之为“民族的利益”。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主义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完全推翻中国法西斯派的压迫,争取全国的民主,打碎思想统制,使得中国完全新生,这是一切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的严重任务。今天,中国人民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国法西斯派公开无所顾忌地犯下了一连串的血污罪行。这一连串的青年被杀被捕的事件,是和当前中国的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之争联结在一起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来,他们反抗外来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线,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今天,中国青年更要再接再励起来。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更进一步地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应该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口号,使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获得更坚实的新内容,更明确的新目标。我们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的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中国青年必须培养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才能真正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战士。各解放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和平民主堡垒的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坚决打击中国法西斯派的进攻!全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下,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向着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目标前进呵!——《解放日报》社论1946年5月4日 --------------------------------------------------------------------------------

民主和自由新论·黄元真·

某大学的一位院长在纪念周上公开讲演 “民主”,说“校长为政府之代表,有资格谈民主;教授为校长所聘,可以稍谈一点民主;至于学生则根本不能谈民主。”可惜无法亲聆那位院长先生的“高论”,不知他所说的详细理由是什么。但从这简单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不难推论一些出来。能够代表政府的校长(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长并没算在内),当然“有资格谈民主”,而且只要能够代表政府而决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资格,某院长本人即为实例。因为他们这类的先生们所谈的不过是括号内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政府主”或“××主”,与人民利不相关而害相连,大谈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们的言论不一定都能够代表政府,有的谈到民主就要认真起来(这是每个爱好真理的学者所必有的态度),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校长聘的,双方都应该顾及到一点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碍校长以及校长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谈一点民主”的。至于学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赋有特殊使命来挂名读书的人们,都是年少气盛,遇事更其认真,说起话来,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顾忌,若让他们来谈民主,就会要真正的彻底的来谈一下,这是与校长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谈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谈民主”。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训青年的文章中,我们又看到这类的话,要我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来贡献给国家和革命。乍看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头一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它,只就第二个来说。要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来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么样的自由可拿出来贡献和牺牲的。今天青年有集会结社、读书阅报的自由么?完全没有。有谈话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么?也完全没有。也许可以说,青年不是还有失学、失业、饥饿和死亡的自由么(目前这样的“自由人”真太多了!)?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乐于“牺牲”而唯恐“牺牲”不掉的,试问教训青年要牺牲的先生有办法让他们“牺牲”这些自由么?否则叫青年贡献什么和如何贡献给国家和革命?说到平等,青年并没有和一切别的人争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许多等级的不平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牺牲品的。至于所谓“个人的平等”,在我这个笨人看来真太难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发生,自然更想不到还有“个人的平等”是应该贡献出来的了。话说到这里可以转回来,我们不要骂那位院长所说的都是屁话,而应该说他所说的正是实情;也不要以为这位名人对青年的要求太过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实”。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虽然有时也要牵着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们来唱唱“爱自由、爱民主”的歌调(但紧接在后面的总要露出那些什么第一什么集中之类的狐狸原腔来),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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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 世界学生日献辞

今天是第五届世界学生日。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杀布拉格大学学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学生也遭受到机枪扫射、殴辱和监禁。到一九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华盛顿集会追悼,并决定每年的今天为世界学生日,全世界学生应举行纪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肃清法西斯的残余,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时激励全世界学生,永远不忘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共同为一个和平、民主、进步的世界而努力。法西斯匪徒为什么要屠杀学生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不甘做法西斯奴隶的学生是每个被侵略国家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因此,学生总是法西斯的眼中钉,而法西斯也是学生和文化的死敌。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杀的残暴手段,把学生的反抗镇压下去的。捷克学生终究保卫了他们的祖国,而德国法西斯匪徒却被世界人民的联合力量打败了!象反法西斯各国的学生一样,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敌人投降之后,美国却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路线,中国学生又被掷入没有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们既过着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学生天天有绝粮之虞,京沪及其他各地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和物价过高而纷纷退学。在校学生多因营养不足而面黄饥瘦,精神颓唐。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待遇菲薄,致使教学无法顺利进行。至于言论、集会、研究、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残。任何人都还记得:复旦大学学生因壁报言论触犯忌讳,既被特务抓来罚跪殴打,又被学校当局加以处罚;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在校内集会,竟被关麟征指挥军警开枪干涉,甚至又派兵士冲入学校,用手榴弹打死学生四人,重伤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此外,迫害学生思想自由、人身权利的事件,真是不胜枚举。在解放区,学生们虽然没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摧残,但,由于国民党飞机到处轰炸,国民党军队四出侵扰,使得他们不能安坐读书。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击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中国学生的报酬。不仅这样,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使抗日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国宪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枪击中国学生;比“二十一条”还要丧失权益的《中美商约》,更重重地打击了中国学生对于民族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在国民党当局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扶助,而片面召开一党国大制造分裂的局势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机又尖锐地提出在中国学生面前了。中国学生不能驯服他,做法西斯统治者的奴隶,也不甘受帝国主义者的践踏,尽管国民党当局为了禁止学生反对他们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用尽一切方法来愚弄、镇压、欺骗中国学生,但是中国学生的积极战斗性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它是吓不到压不了的!压力愈大,反抗愈大。“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国民党当局不但倒行逆施,压迫人民,摧残青年,还更狡猾地,喜欢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进步的唇膏,装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动派似的。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坏政协决议,大打内战;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个御用国大来制定一部伪宪法,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同样,他一方面,残害青年学生;另一方面,却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视“世界学生日”,其实还要假装说点爱护青年、反对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话,以把他打扮成为一个“进步”的“民主”战士!这种两面手法是反动派的惯技。但是在反动派摧残青年、屠杀学生事实的对照之下,它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看着已经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得到彻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学生们,看着全世界许多过着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学生们,中国学生应该再接再励,击退最后这一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争取中国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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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运动是促成抗日战争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先锋,这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光荣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纪念日,新的学生运动又在蓬勃生长。虽然十年前和现在,各方情况都已不同,学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中国青年抱着清醒的头脑和燃烧的热情而参与爱国运动的表现。这次昆明的学生运动遭受到有布置的武力摧残,和有计划的诬陷和恐吓,但他们始终是方针明确,态度坚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因任何诬蔑刺激而有所动摇。在一切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阴谋下,他们始终保持着内部的团结一致,保持着行动步骤的稳重,为死者要求惩凶,为生者要求人权的保障。今日青年的这种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动,表现了他们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响应。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这正是因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意;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道路,还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从这次的昆明的学生运动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惨案已经过了一星期,当局对于学生、教授和社会各方面的呼吁还是置之不顾,他们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开审讯联大手榴弹事件”的丑剧与捏造出荒诞离奇的人物和故事来遮掩他们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们又动员了纯官方的舆论,向反对内战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们的人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照理,无论怎样顽固的人,听到千万爱国青年一致的呼声,至少总该有一点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锋下,总该有一点心悸,但这些杀人的罪犯毫不动心,他们只是把带血的刀暂时藏在怀里,继续用花言巧语来否认内战存在的事实,又用杀气腾腾的口气来宣传“武力戡乱”的必要。因为他们就是制造内战的罪魁,所以他们不敢承认内战;因为他们口头所说的和平解决不过是个幌子,所以他们要用全力来压迫爱国青年和爱国人民的反内战运动。在“一二·九”时,北平学生有一句痛语是:偌大一个华北,竟没有一块干净土摆在我们的书桌。十年前,国民党当局的亲日外交断送了华北,使学生有书读不成,现在,假如听任内战阴谋家继续活动下去,那就无法使学生安心读书,也会使全国同胞长期陷落在饥饿流离死亡的苦恼生活和不自由的奴隶状态中。国民党宣传员竭力用捏造和附会的伎俩,想来证明这次学潮是由于共产党的挑拨,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既然你们自己所作所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们对于和平与民主事业,还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继续采取敷衍、延宕、欺骗的态度,继续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和反民主的政策,那么广大人民在超过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后,到底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那不仅共产党无法保证,谁也不能为你们保证的啊!从来反动统治者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一群学生的捣乱。但实际上,学生运动总是反映着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治斗争。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有教授参加,有广大社会的响应,这固然不只是一个什么“手榴弹”案,也不只是一次罢课的“学潮”。政府对于这次屠杀学生的惨案,假如立即实行一些能令人民满意的善后办法,惩办真正的凶手和负责当局,保证不再武力干涉学生自由,那么我们相信,学生是可以而且也愿意复课的。但是内战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青年继承了从“五·四”到“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和巩固而斗争到底。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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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风雨”)。“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历次青年运动,谁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七日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新蜀报(五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七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七日社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的,不正确的”(见五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报)。新民报(六日)说:“学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么’”?七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心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的说: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民主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纠纷?”(同前)七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那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中央日报社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五日,和平日报一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告各界书)。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把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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