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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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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国际间,因为战争关系,新闻自由曾受相当的限制,因而引起新闻界的反对,致产生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一月四日美助理国务卿麦克利希在联合国情报委员会的聚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全世界新闻自由流通,俾有助于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法驻美大使庞纳谓:‘法报除军事理由外,并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知道一切新闻报道。一个国家里面,若不许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自由;如作恶扣压新闻,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论作者美联社社长肯特古柏斯主张‘全球新闻自由、交通自由,新闻记者行动不受干涉。’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关系于政治之民主与世界之和平,至为重大,欧洲朝野无不一致主张绝对尊重、不容侵犯。”“在本来享有颇大的自由之欧美新闻界,且在大声疾呼,争取新闻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国新闻界所有的情况而论,不知对此应当作何努力才对。因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有的自由实在太稀微,太没有保障。……新闻记者以报道忠实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记事立言,即本诸天良、发于忠诚;若触犯个人私利,往往引起报馆生存与人身自由的危害。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争取新闻自由,在中国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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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中国新闻界不能以空洞拥护和附和欧洲新闻自由运动为满足,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职,必须对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种种束缚,取得真实的自由。因此必须以坚毅的精神,努力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给新闻自由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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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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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陆定一·

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 我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记者,是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 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八年过去了。今后怎样办?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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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在前方讳败为胜,要直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才让老百姓从空气中传来的枪炮声音知道战事的真相;在后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说,指摘一点兵役粮政上的缺点,也就是“暴露黑暗”、“沮丧信心”、“妨碍抗战”,结果是“别有用心”,罪名层出不已。在争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欧美报章报道抨击中国检查制度的文章,不绝于书,而我们却受之坦然,怡然自称我们是争自由的“民主”强国!战争结束了,英美可不必说,连法西斯的阿根廷、战败了的日本都已经取消检查制度了,大家说阿根廷和日本在伪装民主,而我们呢,好象连这一点伪装的勇气也没有,“即将”取消、“决定”取消,话也听得很久了,实施何日?好象这个“国情不同”的地方,对于这把扣紧人民咽喉的枷锁还不胜其眷恋之情,惋惜之念。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新华日报》时评194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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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乾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已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护),一面无时或忘学习敌人的强点。”他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致胜的原因。萧乾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的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邱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的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有雪敦克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在罗斯福亲自出席参加之下,曾通过议案,已预定设立特别委员会起草提议,以便日后或由美国政府主持与其他列强谈商,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国际间的言论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又通过决议,认为全世界新闻和通讯自由对避免未来战争十分重要,决定请由国际协定形式,保障此项自由。《圣彼得斯堡时报》的编辑鲍恩特,且提议向美国国会请愿,要求宣布美国的国策,“拒绝承认侵害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任何政府和个人。”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社论原题《祝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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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闻记者,其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原也不只是垂诸竹帛,留诸后代作为殷鉴,对当时的行政当轴亦发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因此,我们觉得,在今天纪念记者节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的风格,来作为我们中国史上新闻记者的优良传统,是颇为适当的。“为人民喉舌”,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用以自负的。然而,要真能负得起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就得象董狐那样,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作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过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为抗战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最艰苦的一年。反躬自问,一年来我们对抗战确也尽了不少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既忠既勇的言行,不问其出自前线或后方,都曾为之报道消息、发扬光辉;对于抗战不利的事实和言论,也曾予以揭发,予以斥责。然而,讲到直笔,讲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颜(遵检一段)。这种风气的形成,固然在客观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这责任全部推到记者肩上;诚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报》“先得纠正空气”一文所指出,“在一切问题之先,是 ‘说话’这一件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有确定界限以内的把握”。故要纠正这种风气,就“还有一种‘空气’,似乎先须纠正。”但是,显然的,不能说记者本身对这种风气就没有责任。我们觉得,应当纠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轻内的风气,怕还有较此更甚而更为新闻记者自己引以内疚的。间尝省察,养成此种于记者风格尚多未合之处的,除客观“空气”外,在记者本身,要有一种应予纠正的观念,即对于宣传一词的了解是也。新闻记者应当为抗战建国的国策努力宣传,向国外宣传、向民众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但今天宣传一词已在广大的读者之间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听到象“这是宣传,尽可不去理它”这一类对报章杂志的批评。而记者自身,对这种批评也竟习以为常,毫不怪异。这是说明一般社会都已把宣传一词,当做说话不真、记事不实来了解,而记者本身呢,也常常会明知此话不真,此事不实,但为宣传计,就觉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记之似的。这是记者风格的一个绝大污点、新闻事业的一个绝大危机。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广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许妄诞不真,在宣传上又何能容许虚夸不实。要知道,“墨写的诳语,敌不过血写的事实。” 宣传而稍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徒然辱没了董狐的那枝直笔,污损了记者应有的风格。以为人或可欺者,只表现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因此,我们愿意在今天纪念自己节日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风格,来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同仁共勉而互励。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原题《记者节谈记者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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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真理而斗争·小亚·

人民喉舌须尊重,我辈头颅要看清。——王鳌溪遗诗

今天是记者节。让我首先为言论自由而牺牲在屠刀下的前辈同业致哀!据我个人所知的,有:北伐前在北平被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毙的邵飘萍。一二八后在南京雨花台黑夜枪毙的王鳌溪。就在那前后,在镇江被顾祝同枪毙的王××(姓名一时想不起)。抗战后在成都被枪毙的朱亚帆。今年在福建被屈死狱中的羊枣,在南通被特务挖眼割鼻、沉尸江底的孙平天。但,这只限于在报纸上公开过的,其余暗中被害者,二十年来,不知有多少。这些人,自各有其基本信仰之不同,但为记者职业而牺牲则一。个人敬致衰心的哀悼和纪念!

记者被称为“自由职业”,甚至有人尊为“无冕之王”,而有些从事新闻工作者,也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认为自己“超然”。其实这完全是与事实不符的。在现社会中,从事新闻工作,首先你就得确定自己真正为人民服务、抑是为统治者服务。所谓“喉舌”,本质上就有两种: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统治者的喉舌。作人民的喉舌,当然你就没有自由可言,随时可以被打、入集中营、上断头台,或者“失踪”!有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自由。要换取精神的自由,你就得准备付出你的生存自由以作交换。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不久前有一篇社论说得好:“关于一连串的打、杀,谁的心里也明白,就是辩护者的心里也明白,不过奉命不得不辩护”。……选择是项“自由”的人,自然有他选择的自由,且“莫管他”。真正有志于人民喉舌的记者们,要自由,还须得付出很多的代价去争取。因为四项诺言,已经被狼吃掉了!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原题《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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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剑

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发表了一篇《欧洲的地下报纸》,在上面冠了一行标题道:“在那里(欧洲),笔就是民主主义的剑”。自然,这是说现在欧洲沦陷区的地下报纸正在百折不挠地为自由与民主而战斗,一支笔的威力等于一把剑,甚至等于无数的剑。然而广泛地说起来,使用于报纸的笔等于民主的剑,这个比喻又何止是适用于欧洲的沦陷区?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的报纸,用在这些报纸上的笔,何尝不应当是“民主主义的剑”呢?而且报纸的笔不仅应当是“民主的剑”,也应当是民主的测量器、试金石。在这个剑锋上,民主与非民主、正义与非正义应当是黑白分明、不能够丝毫假借的。在民主的阳光下,这支剑光芒四射、森然凛然;在非民主的氛围中,这支剑光彩尽敛毫无生色。民主与否,就以这剑光的显与隐为断。我们报人掌握着这样一把光华万丈的 “民主之剑”,这是一种光荣。怎样来发扬她的光彩,使她在民主的阳光下能够及锋而试,这又是一种责任。我们请以此自勉,亦以此与同业自勉。

——《新华日报》1943年10月2日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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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何思敬·

有两种出版法:一、保障以及发扬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残以及毁灭文明之出版法。我们中国需要哪一种?我们中国要不要走上文明国之大道,与其他文明国一起,在世界舞台上并驾齐驱?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英国如此,美国如此,法国如此,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人类有了文字、纸张、书籍、印刷机、照相术、电报、电影以及各种电传技术等文化财产以来,全靠大多数人民能够自由使用,这批文化财产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当的使用,有了正当发展的机会。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幸福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近代文明的创造需要每一个民族都能贡献其精英;所以近代文明的道路必然是民族自由民族解放的道路,使各国人民的个性才智得到启蒙与解放,得到自由发展,使各国人民都睁开理智的眼睛去注意古今中外,注意外界与内心,注意自然与精神,注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其他一切。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这样一条道路。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反射镜。我们能希望一个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发展吗?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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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出版业和读书人

政府为了统治思想,报纸已经成了清一色,对于出版业也要来这一套。贴补政策下的党营书业,政府予以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免除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可以免除兵役、可以得到官价的原料,可以飞机“复员”,可以到收复区“接收”房产、印刷厂和一切的工具、原料。出版的书,当然是金科玉律,歌功颂德;亏完了本,当然可以报销。一方面用出版法作工具,排除异已;正当的出版业,还有什么活路?可惜不争气的强项作家,虽然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不肯与他们合伙;明眼的读者,不要看他们的书,于是乎放宽尺度,凡属低级趣味的荒诞无稽的,甚而至于淫秽无耻的书,随便可以流行市上;无聊的文人和书贾,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只好走这条路了。一方面把学生的功课加紧、管束严密,没有工夫看别的书。教科书要部编的,当然不会含有“不正”的思想。穷人根本不必想读书、识字,大学生用公费来笼络,还得加进特务来监视。思想不稳的教师随时可以失踪。青年人还读什么书?够了,我希望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当的出版业和读书人,都被一网打尽在黑暗的地狱中,没有人敢喊一声冤。趁着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时候,我们要戳穿这一套戏法。自然,每个人每个事业都有他的黑暗面,而为他人所不知的。我们希望尽量的发表出来,让有心人来救救我们。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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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凡是常到各书店的门市部去看看、常常留意报纸上的书业广告的人,都能发现,目前出版业中表现着极不正常的现象。无数的读者正渴望着读到能够帮助人认识现实解决问题的出版物,可是新书新杂志都显著地减少。许多曾经每日出版若干本书的书店,现在只能日出一本乃至几日出一本乃至完全不出新书了。在这出版业衰颓的情形下,大量地继续不断地印出来的只是“色情”作品和“公报”式的书刊。前者以迎合低级趣味和麻痹读者为目的而到处泛滥;后者的出版对他们自己是“报销”,对读者是蒙蔽欺骗,虽然并没有人欢迎,也源源不断地向市场倾销。于是出现了很多卖弄风情、搔首弄姿的所谓“作品”,甚至《玉梨魂》《情书一束》也翻印重版;于是甚至有些官方的杂志书籍大量印出来后,却堆在栈房里,任其霉烂。这些书本来只是糟蹋纸张油墨,并无什么人阅读。——透过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我们可以听到读者的叹气、民营出版的诉苦和作家的呻吟。一般读者在艰难生活中本已对书价摇头,但纵然出高价,也有无书可购之苦。正当的民营出版业已奄奄一息,陷于绝境。许多作家能够也愿意供给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新作,然而终于只能搁笔或写些不关痛痒的东西。看了这种种现象,怎能不使人忧怨、使人愤慨?一个国家的出版业情况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情况、民主程度的最正确的测验器。目前出版业中的反常现象实在是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在精神食粮上也如在物质食粮上同样有匮乏的恐慌,而且是被迫着接受腐烂不堪的精神食粮,或甚至以砒霜来代替。要走向民主,要走向胜利,要使中国不再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这种现象绝不能继续存在。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人民一定能够自由地得到合于他们需要的读物,也就是一定有一个自由的繁荣发展的出版业。或者说,以繁荣的出版业来供养人民的充分的精神食粮是自由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帜。——由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释目前民营出版业困窘、出版物在质与量上都显着衰颓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抗战打开了人民的头脑。人民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各种书籍。抗战开始的一年内出版业繁荣的现象即由此而来。假如出版家能够不受任何障碍,继续自由地供应合于需要的书籍,广大读者自然会全力支持他们。纵然物价高涨、百业艰难,但只要出版物销数多,定价仍可不致狂涨过甚,自由的出版业也决不至于不能维持。同时,在自由的市场上,不合现实需要、不受读者欢迎的出版物自然会淘汰,出版物在质上也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固然一般市民中容或仍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低级趣味、喜欢无聊色情作品,这其实是在过去任何时期都有的,不过当正当的出版业繁荣之时,投机出版物究竟只是少数,它们的读者也有可能被引导向正当读物。只是因为现实的苦恼既助长了人们的不正常的心理,而正当的出版业又萎缩不堪,才使色情书籍能够泛滥一时,几乎成为出版业的主流了。有心人固然为此扼腕叹息,但未始没有人在暗中窃笑,以为得计。正本清源,要克服这种危机,也非使正当出版业自由发展、正当出版品得到保障不可。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还必须在纸张、印刷、交通运输各方面都有充分自由的保障。在目前大后方纸的恐慌下,第一件要紧的事是如何发展纸业生产,而不是统制纸张。在纸的统制下,平价纸的不均等的供应更加速了民营出版业的末运。再加上多数印刷所被控制、邮寄运输上的重重限制,书刊未出之前先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既出后仍有被停止发卖的危险,把民营出版业逼得一筹莫展。这许多实际情况不改变,出版业衰颓的现象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最近有三十家出版业联名发表紧急呼吁,他们沉痛地说,他们将“被迫从出版岗位上总撤退”,要求当局给以纸张、印刷、邮寄、资金周转上的便利。我们以为他们的要求是极端正当的。这些出版业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岗位至今,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坚持,全国作家和广大读者,一定都会支持他们的主张,来要求解除对于出版业的一切束缚,要求给出版业以自由和繁荣发展的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原题《出版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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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自由·庄沙音·

……学术自由就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不受非法干涉。反对学术自由的人,常把学术自由看做是“随便”说话,是有害民族利益的,是洪水猛兽。这还了得?然而这是最俗流的看法,不值一驳。学术自由是有益国家民族的,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欧美民主国家的学者也一向是维护学术自由的,他们的这种斗争是和反法西斯的战争相互联系着的。只有在法西斯的国家才会把学术自由当做是洪水猛兽!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攫得政权以后,首先便焚毁了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仅在柏林一地,就消灭了一万担科学书籍和古典文艺书籍。一切知名的学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杀。过去的德国在科学上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现在却只剩下了一辈假借“遗传学”、“优生学”、“人种改良学”的伪科学家。从此,德国便陷入反科学的黑暗时代。我们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文化的意义上,就是要维护学术自由,反对摧残人类的精神遗产——文化。中国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奠基石之一。民主政治有极丰富的内容,如选举,如黜官,如结社,如演讲。而学术自由就是民主精神与民主习惯中的最要紧的东西。我已经读过张申府先生的《友声与民主》,他说:“我很相信,民主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一是民主习惯或民主精神。一狭一广。二者当然相关,是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没有民主政治,民主习惯大概不能普遍;没有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更恐不易实现。因此才所以特别需要今日要求民主者,最好先就己身或自己团体尽可能的培养些民主精神,养成些民主习惯,以开创风气,以为天下先,以为后世训”(《新华日报》1942年9月27日)。这话我完全同意。我还要说:在大学里提倡学术自由,就是为了培养民主精神或民主习惯,而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民主政治或民主精神。干涉学术自由是不当的。自古以来,凡能提倡自由的时代,其学术必能昌盛。周秦时代学术最发达;到宋朝,私人讲学之风甚盛,天下学子,闻风景从。到了清初,乾嘉诸老不闻政治,于是脱离现实,专门从事古代经典之训释与考证;自由讲学风气,不复得见。民初的北京大学,是由蔡子民先生主持的。其时提倡学术自由,蔚为风气,影响全国,收效后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而近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发育在此了”。有这种精神,文化才能发展、国家才能进步。我们再说说外国的情形。譬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一向以古老著称,学生教授还穿着中世纪僧侣式的黑袍,并且还保持了许多过时的习俗与环境。然而牛津当局对于学生的求学,却是采取极端放任主义的。几年前曾来中国的世界学联代表之一,英人傅路德先生,是牛津的毕业生。他曾对我说:“牛津的风气已经变了,什么思想都有,什么政派都有,大家可以自由竞争,但绝不超越一定的范围。”这是很好的。牛津绝没有一道一道的政府法令,政府也不把学生当做政争的工具,教授更不问学生的党派。提倡教育独立,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欧美民主国家尚且如此,我们中国是要超越欧美的民主政治的。国父考察了欧美民主政治以后,认为还有很多缺点,所以才创造了国父的民权主义。那么,在中国,要有更大限度的学术自由,是绝对应该的。……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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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自由研究

人类历史上的前进运动,常常和思想自由的开展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思想运动不能自由开展,如果让陈腐的、不合理的独断教义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如果不容许人们摆脱既成的死的教条的束缚,而依据社会发展之新的要求,来从事自由的研究,那就是等于在现实前面把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黑幕,使他们不可能看清当前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可能辨别什么是应该追求的目的,不可能揭露什么是应该打倒的黑暗势力,因此也就不可能对黑暗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不可能正确地推动革命运动。不论中外古今,每当革命转变的伟大时代,常常随伴着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开展自由研究的风气,打倒不合时代的因袭权威,剥斥现实中的黑暗事物,启发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在今天的抗日战争过程里,我们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革命运动。在这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我们需要对于客观现实的各方面的正确知识,作为前进的引路明灯。我们需要关于自己本国的社会历史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知识。在我们决定斗争的战略策略的时候,这一切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对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也需要关于自然界的各种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以克服长期战争中的物质困难时,也是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各种各样的学术上理论上的知识,以便从各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民族意识。但要能掌握这些知识,就必须一方面积极地号召各种专家及知识分子,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顾忌一切因袭教条的作风,就必须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抗战初期,全国的文化界曾表现出一时的蓬勃高涨的气象。随着政治的进步,研究、出版、思想、言论的自由,得到了开展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策动了投降反共的阴谋,而文化上的倒退反动也就随伴着投降分裂危机的发展,在大后方许多地区抬起头来。一切合理的思想言论遭受禁止,而读经诵古的运动却强迫推行……。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在的各抗日根据地区,却一直沿着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向前迈进。在政治经济方面,固然有了飞跃的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也同时在不断进步。当着大后方在倒退的情形下,使文化界人士不但不能安于工作,甚至于不能工作的今天,在边区,特别是延安,却聚集了很多的全国有名的艺术家、理论家、科学家,以及大批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空气,一天比一天高涨。中共边区中央局五月一日的施政纲领里,特别明白规定“奖励自由研究”一项。这一项规定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指南;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地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但不能轻视,而且非常尊重这些贡献,承认这些贡献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边区,不但要大大的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必须把自由研究的风气大大的开展起来,不但在陕甘宁边区要这样,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要这样,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号召全国人士,特别是文化界以及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大后方束缚言论思想自由的倒退现象。这是与反对妥协投降危机分不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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