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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八)

17151
44,七十军来了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
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
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
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 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 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 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 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 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 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 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 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 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 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 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 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 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 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 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 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 “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 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 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 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 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 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
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 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 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 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 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 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 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 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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