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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五)

17146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 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 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 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 “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 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 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 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 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 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 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 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 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 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 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 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 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 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 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 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 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丝带。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 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 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年一头猪
一九四三年一只鸡
一九四五年一个蛋
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
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数据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 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闹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 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 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 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 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
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
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每天晚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 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 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 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 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 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 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 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
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 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 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 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 “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 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 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 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 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 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 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 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 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 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 “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 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 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 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
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 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 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
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 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 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
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孤悬海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
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 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啊,笑什么笑!”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 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 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 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他游回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 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
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呀,笑什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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