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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四)

17144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烟硝。中原野战军刘邓兵团在五月二十日发动宛东战役,国军空军出动战斗机,在南阳城外从空中俯冲扫射,滚滚黑烟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阳的中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已经变成一片地狱景象:从校门到走廊、教室、礼堂,挤满了“头破血流的伤员,脑浆外露、断腿缺胳臂、肚 破肠流、颜面残缺、遍体鳞伤、无不哀嚎痛哭”。南阳城外,国共双方伤亡一万多人,曝尸田野之上。五月天热,尸体很快腐烂,烂在田里,夏季的麦子无法收割。
这时诗人痖弦才十七岁,是南阳的中学生。
十一月,南阳的十六所中学五千多个师生,整装待发,他们将步行千里,撤到还没有开战的湖南。
开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场面壮观:五千个青少年,像大规模的远足一样,每人背着一个小包,准备出发。成千的父母兄弟,从各个角落赶过来找自己的 孩子,想在最后一刻,见上一面。还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银元缝进了孩子的裤腰,明明已经在三天内和姑姑嫂嫂合力赶工,用针线纳好了一双布鞋塞进孩子的行囊 里,这时仍旧赶过来,为的是再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烧饼。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国,灌木丛的小枝细叶,已经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泽开始结冰,冷一点的地方,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风卷云滚的大江大海上,是人类的大移动:
葫芦岛的码头,停泊着四十四艘运输舰,十四万国军官兵正在登舰,撤出东北。
八千多个山东的中学生,正在不同的火车站里等车、上车,在奔驰的火车里赶向南方,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码头上焦急地等船。
当南阳这五千多个中学的孩子在雪地里跋涉、涉冰水过河的时候,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进攻的部队在急行军、在追赶、在抄包、在冲锋;撤退的部队在急行军、在绕路、在对抗、在奔跑。大战场上,几十万人对几十万人;小战场上,几万人对几万人。战场的外围,城市到城市之间的路上,拥挤的车队和汹涌的难民,壅塞于道。
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
一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穿过了整个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却下定决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脱离大队时,留下一直带在身上的《古文观止》,给赵连发做纪念。
跋涉到了衡阳,十六所中学联合起来,和衡阳的学校合并成立“豫衡联中”,继续读书继续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终于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顿下来。零陵,就是古时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历尽艰辛流亡到这里的四、五千个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顿在柳子庙里头。柳子庙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为了纪念柳宗元而建的。
和山东的孩子们一样,背包一放下,学生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马淑玲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卷九“唐宋文”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学生在有风吹来的长廊下朗读柳司马的“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皆死。
然后老师一句一句解释:永州乡间以捕捉毒蛇为生的人,宁可死于毒蛇而不愿死于国家的错误政策,柳宗元用寓言来演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
十七岁的痖弦也坐在廊下跟着老师念书,柳宗元告诉他,公元八百年时,人民过的日子就是颠沛流离、十室九空的:
……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六十年之后,当痖弦跟我细说这段苍茫少年事的时候,他的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永州,也是个命运转弯的车站。痖弦在这里,脱队了,走上另一条轨道。
19,向前三步走
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
龙:流亡学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痖:其实流亡学生的设计远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计划,几个中学编在一起就叫联中,大学就叫联大,所以联大不只一个西南联大,只是西 南联大最有名。在抗战的时候,联大、联中是很成功的,很有韧性的,它让自己的民族在战争中教育不终止照常运作,相当成功。很多联合高中非常优秀,孩子们一 边流亡一边念书,培养了很多人。
龙:内战就不同了吧?谁愿意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啊?
痖:对,内战以后,政府还想用抗战这个办法让学生离开,但响应的就不多,因为那时候大家认为贪污腐败的中央政府快完了,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了,小孩 子不懂事,你们跑到南方去干什么,太可笑了。所以只有河南豫衡联中跟山东的一个联中出来;我们到湖南的时候,湖南人也说,你们瞎跑什么,往哪里跑?
龙:河南人愿意离开,是因为那时已经知道共产党的土改厉害?
痖: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
龙: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因为国民党腐败,为什么南阳中学的老师们不呢?
痖:豫衡中学很多老师比较老派,北大清华出身的,思想比较成熟,不跟新潮流起舞的那种。共产党在那时代是很时髦的、很新颖的、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南阳教育界有些老先生不相信这个事情。
龙:五千个学生跟着校长老师亡命千里。现在说起来不可思议。到阳明山远足都得要家长签书面同意呢,还要做意外保险。学生跟老师关系特别紧密是吗?
痖:对。老师带着学生母鸡带小鸡一路跑,都没有跑散,因为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跟着老师走,家长很放心。孩子很多本来就是住校,老师晚上拿着灯笼去查铺,一个一个小娃都睡在那里,老师才去睡觉,那真的是像父兄一样。
龙:说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那一天。我猜,你没有悲伤,觉得要去远足了还挺高兴的,对吗?
一九五四年的痖弦。
痖: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孩子什么都不懂,就觉得好玩、高兴,觉得不用做功课了。出南阳城时,我妈妈烙了一些油饼,跟着我们到城墙边上,我们马上就要开拔了嘛,乡下的孩子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妈妈让同学看到。觉得爸爸妈妈好土,同学看到不好意思。
龙:现在也一样啊,我儿子都不愿意我被看到,他觉得丢脸。
痖:我母亲拿个油饼塞我背包上,背包里主要是个棉被,棉被卷啊卷,然后背包的下面放一双鞋子,鞋子挨底,背包也不会太湿掉或是太脏。我妈妈就把油饼放在我的背包上面,然后我们就开拔了。
龙:没有回头看她?
痖:……就走了,没有回头。
龙:你妈到街头找你,街上五千个孩子,还有撤退的部队、伤兵,一团乱,你妈竟然找到你……
痖:对啊,找到了,还拿着油饼。
龙:那时还没学“诀别”二字吧?
痖:我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是什么,不回头、摇摇晃晃一个小蹦豆就跟学校的队伍出城走了,我爹也在,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龙:你是独生子?
痖:对。后来走到了襄樊,爸爸还托人来送了一双袜子给我。你知道那时候北方乡下都不穿线袜的,线袜我们叫洋袜子,都是布缝的袜子。以后我没有再接到他们任何消息,我再回去已经是四十二年以后了。
龙:爸妈什么时候过世?
痖:音讯全无啊。我上月就是到青海去找我父亲的墓,没有找到,他死在青海劳改营。我妈妈是死在家乡,我妈妈在儿子生死不明、丈夫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熬了好几年,连病带饿死在我家乡。
龙:一直都没通过信?
痖:没有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当时我也没有香港关系,就是小兵嘛,军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员会以为你是匪谍。
龙:父亲为什么去了青海?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下落?
痖:我是前两个月才知道真相的。父亲做过副乡长,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劳改营,算反革命,他们告诉我,当时有三十万人被运去青海。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医药,很惨。
龙:那妈妈的处境呢?
痖:我妈妈就在村子里,好像也有个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种。我妈妈死前告诉她一起做针线活的四娘说,“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龙:……别难过,弦,我们回到逃难图吧。你们从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码一千公里。
痖:你看过电影“齐瓦哥医生”没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
龙:有没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痖: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许是老师把他带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
龙:你怎么会离开呢?
痖: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同学中,有一个人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士,说那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他说台湾的渔民不用结网,也不需钓具,只要把船开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盏灯,鱼就自己蹦到船上,渔民就在旁边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载满船鱼回去。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还没有开拔之前,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 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练三个月少尉任用,其实我们也走 投无路了,我们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我们乡下孩子听到他说河南话,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那个人说,“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一个礼拜就走了。
龙:你痖弦就为了一锅肉去当了兵,不是为了爱国啊?报了名,有没有跟老师商量?
痖:老师说的不听了。我还想着吃肉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多好。说台湾那个地方四季如春,腊月天还可以吃到西瓜,每个人到那儿以后发一床美国军毯,美 国的喔,到了假日的时候可以把美国军毯铺在草地上野餐,他说还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后里边的衣服还看得见,天晴了还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这些, 去台湾的心就更坚决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了广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龙:八月,那几千个河南出来的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你却半途“下车”了。好,到了广州。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龙:也在广州黄埔码头上的船?
痖:对。船上没床铺,所有的兵都坐在舱面上,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我们喝水就在船机旁边用茶缸接机器漏下来的滴水喝。坐着坐着,就晕睡过去了,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台湾到了”,一阵骚动,远远看到高雄的山,还有灯,愈来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卖香蕉的小贩,有同学有钱要买,人家给他黄的他不要,他说绿色的比较新鲜。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种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又拿出来,冒烟,叫做棒冰,冒着烟,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这么大热天吃这么烫的东西。
龙:北方土包子。这时还没自觉已经当“兵”了?
痖:接下来,带我们的那些人,态度就不太对了,“站好站好!”“排队排队!”已经到台湾了,那种笑面的就不太对劲儿了,到了凤山五块厝以后,有一个 通信连的连长,也说河南话,说“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说话还清楚,打电话人家听得懂的人,请向前三步走”,他要为通信连选兵,通信连的兵讲电话要说得清楚。而 实际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乡到他连上去,他又不能讲“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龙:那你有没有“向前三步走”呢?
痖:我和几位河南同学一起向前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被带开,换了军装,每人发一支没子弹的步枪,从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连的“上等兵”了。
龙:那“软玻璃”雨衣究竟发了没?
痖:发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那鱼市场里杀鱼的也都穿着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是临危授命。接到命令时,涌上心头的是少年时读诸葛亮“出 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为难之间”。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 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的国军以寡敌众,一路惨烈应战,一路溃败后撤,牺牲惨重;十月十一日,黄杰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国军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 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炼,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 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在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学生的命运就和国军士兵的命运汇合成一股了。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避免为敌所用。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红河岸要过河时,浮桥被枪炮击断,几万个士兵,身上还背着器械,淹死在怒涛汹涌的红河水里。
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 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 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这是十万大山藏着毒蛇 猛兽的原始丛林。追兵逼近来满山搜索时,难民躲在山凹中,学生看见,有母亲摀住幼儿的嘴,怕他出声。再站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国军士兵,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协议达成以后,黄杰率着国军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国境关卡走去,他一再地回头远望隘店这边的山——十万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沟里,残破的尸体还挂在狰狞的树杈上,指挥官的心情,揉杂着惭愧、不舍,更有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这些士兵已经经历过的,很难跟别人说明白。连续五个月的肉搏前线,一路上的生死交关,抢滩过江、越岭翻 山,在身边牺牲的弟兄没法埋葬,在远方思念的家人无能慰藉。断了补给,他们满面风霜、一身烟尘。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是为了国家体面,还是努力挺胸,维持 行列的整齐。
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 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 来,令人晕眩。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我一惊:这位上将,是越南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陆军司令杨天啸)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 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 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 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 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 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铁丝网里头的孤军,三年半的屈辱和艰苦,在这样风雨动荡中出生的一个婴儿,六十年后,变成中华民国国军的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本,究竟怎么写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 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 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 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多难兴邦、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 “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六十年后,《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22,魔鬼山上
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 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 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 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 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 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 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 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 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 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 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 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 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 呢?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 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 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 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 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 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
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 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 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 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 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 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 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 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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