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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三)

17141
13,四郎
台北的剧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槐生去听——那时,他已经八十岁。
不是因为我懂这出戏,而是,这一辈子我只听槐生唱过一首曲子。在留声机和黑胶唱片旋转的时代里,美君听周璇的“月圆花好”、“夜上海”,槐生只听“四郎探母”。在破旧的警官宿舍里,他坐在脱了线的藤椅中,天气闷热,蚊虫四处飞舞,但是那丝竹之声一起,他就开唱了: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跟着哼。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阵亡,自己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来却在异域娶了敌人的公主,苟活 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儿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其实是第二代的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十五年不见的母亲。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槐生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哽咽出声。
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布鞋底吗?是 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整出戏,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过纸巾。
然后我意识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理着平头、须发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泪,他身旁的中年儿子递过手帕后,用一只手从后面轻拍他的肩膀。
谢幕的掌声中,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搀扶。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噙着泪。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交换了一组密码。散场的时候,人们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别慢,特别慢。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但是,它是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人穿着 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 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 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 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 “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 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 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间,喔,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 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 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 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 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战胜者惩罚战败的德国,方式之一就是驱逐德人。一九四五年,总共有两千万德人在政治局势的逼迫下收拾了家当,抱起了孩子、哄着死也不肯走的老人,关了家门,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辈子以为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终战后短短一年半里,九百五十万个难民涌进了德国,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经有一千两百万,难民几乎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街上走过来的每第五个人,就是一个“外省人”。
英格丽特跟我谈童年回忆时,我总有点时光错乱的惊异:带着“奇怪”德语口音的“外省人”从东欧流亡到西德,怎么住进大杂院、怎么被在地的同学们取 笑、怎么老是从一个阁楼换到另一个阁楼、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父母总是跟一撮波兰来的潦倒同乡们在便宜的酒馆饮酒、用家乡话整晚整晚扯过去的事,说 来说去都是“老家如何如何”……
英格丽特的祖母,到了西德的第二个冬天就死了。英格丽特自己,一生没和波兰的米夏重逢过。
15,端午节这一天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国军撤离行动开始。十万大军,衔枚噤声疾走,方向:码头。几十艘运输舰,候在青岛外海。风在吹,云在走,海水在涌动。
英国驻青岛总领事习惯写日记。他记载这一天,不带情感,像一个隐藏在码头上空的录像机:
刘将军大约在九点四十五分启航,留下了两千人的部队在码头上,无法上船。爆发大规模骚动。
10:30 共产党进入四方区。
12:00 共产党抵达码头,占领海关,骚动立即终止。
13:30 更多共产党穿过高尔夫球场……
14:00 得报告,两千被遗弃之国军强迫一挪威籍运煤船载送国军离港,本领事馆居中协调,与该国军指挥官谈判,拖延谈判时间,以便共产党有足够时间进城,问题自然解决。
16:00 共产党占领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
16:30 共产党从四面八方涌入青岛。
18:15 共产党占领政府大楼,但尚未将国旗降下……显然他们没想到占领青岛如此迅速,他们人还不是太多。
这是不可思议的安静、和平的占领。
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青岛撤出了十万国军和眷属。六十年后,到高雄小港机场搭飞机的人,如果有时间在附近走一走,他会发现,机场附近有青岛里、山东里、济南里……
国军第二被服厂从青岛撤到高雄,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设厂。山东逃难来的妇女,不识字的母亲们和还裹着小脚的奶奶们,只要你背得动一包十件军服的重 量,就可以去领上一包,在工厂边上席地而坐,然后在一件一件军服上,用手工钉上一颗又一颗的钮扣。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母亲和奶奶们脚边戏耍,也在他们一针一 线的穿梭中,不知忧愁地随着岁月长大。这样的巷子里,从巷头走到巷尾,听见的都是山东的乡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还会看见很多老婆婆的手指关节都是粗 肿弯曲的,你知道她们走过的路。
以“苋桥英烈传”和“路客与刀客”两部影片得过金马奖、拍过两百多部纪录片的导演张曾泽,这年才十七岁,刚刚加入了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就上 了青岛前线。跟部队行军到青岛郊外,发现青岛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御工事,铁丝麻袋遮盖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掩体,坟,都被挖空,变成伪装的洞穴和壕沟。
枪声从四方传来,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队要“转进”了。
少年曾泽匆匆赶回青岛市中心的家,去拜别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荡荡的,像个鬼城废墟,不见行人,所有的建筑门窗紧闭。到了自家门口,父母亲从楼上下来为他开门,就这样站在门口,生离死别,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后来拍片的故事里,常有无言的镜头。
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唇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 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国军张曾泽,匆匆辞别父母,然后全速奔向码头,跟他的部队搭上“台北轮”。张曾泽清清楚楚记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 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 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 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 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 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 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 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 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 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 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 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 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 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
个子实在太小、不能当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湾南部的员林,组成了“员林实验中学”。喜欢读书深思的张玉法,后来成为民国史的专家,一九九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为这五千个孩子到处奔波、抗议、陈情的,是一路苦难相携的山东师长们。他们极力地申辩,当初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诺的是给孩子们教育的机会,不是送孩子们去当兵。作为教育者,他们不能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新生报》。
七月十三日操场上的血,滴进了黄沙。五个月以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课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开报纸,就看见醒目的大标题:
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
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头,为山东流亡少年们奔走疾呼的七位师长,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去年此时,徐州的战场上,五十五万国军在“错误”的指挥下被包围、被歼灭、被牺牲。所谓“错误”的指挥,后来才知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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