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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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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意很快就冲着美国人表现出来。会谈取消,合作停滞。基辛格看出,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冻结起来了”。他随后几次来中国,中方“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拖时间”。毛两年没见他,背后不断说他的坏话。英国前首相希思记载毛对他说:“基辛格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人物,他每次来见我都怕得要死。”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基辛格再见到毛,谈判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Gerald Ford)总统访华事宜时,他重新提起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为毛还会感兴趣。但是毛说:“军事方面的问题,现在不谈。”那年年底,福特访华,毛礼貌地接待他,但没什么热情。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 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毛终于准许周做手术,原因是他自己病得厉害,眼睛快瞎了,身子不听使唤,走路要人扶。毛不想把周逼急了。

周手术一个多月后,得到惊人消息:毛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只有两年可活。周决定不把这个消息报告毛。

毛有了死期了。知道了这一点,周恩来变了,对毛,他不那么害怕了。

56 江青在文革中 1966~1975年 72~81岁

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皎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她利用文革为自己干了不少坏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员王莹。几十年前,王莹主演了一个江青想扮演的戏剧角色,以后又同丈夫双双赴美,在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演出,大出风头。王莹死在狱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轻时在上海的绯闻,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来。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对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监狱,有的就死在里面。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发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杨开慧的词,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气头上她给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问前夫唐纳在巴黎的地址。这一轻率举动,多年来一直是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权,她马上把郑君里和别的几个朋友抓起来,把他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寻那封信。郑君里说信早已烧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狱中折磨至死。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铃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子叫我赶快出去。

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周恩来到她那里去开会,他的随从宁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车里挨冻,也不愿进她的楼里取暖,怕被她撞见祸从天降。有一次,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负责一个会议的安全保卫,江青的警卫员事先给他打电话,说江青刚起床,没有吃饭,要他准备点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请她先吃饭。成回忆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进了会场,她找到总理,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们在搞什么,开什么会?’她跟总理大吵大闹一个多小时。”周对她解释了又解释,把她的警卫员召来对证,她仍不依不饶,骂:“成元功,你是一条狗。”两天后又对周说:“成元功从历史上就是个坏人,长期以来限制我跟总理接触,不让我见总理。”周恩来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卫士长从身边赶走,成进了准劳改营:“五七干校”。

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榻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兴奋之余,江青报告了丈夫。毛反对说:“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输血是不适宜的。”她这才作罢。
江青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她畸形的神经。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在凌晨四点左右睡觉,日间也要吃两次镇静剂。白天在室内,三层窗帘全部拉得紧紧的,让阳光一丁点也透不进去。落地灯打开,灯罩上却盖着一块黑布。秘书说:“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
她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为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常常这样告诫身边工作人员。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林立果暗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密谋曝光,江青常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林彪夫妇烧焦的尸体追赶她。她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老是有一种恐惧感。”

林彪出逃前,江青曾到青岛避暑,让六艘大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供她拍照。她玩儿得很高兴,只是不满当地的厕所。坐在痰盂上大小便,又说硌得屁股疼。于是工作人员先用充了气的游泳圈垫在痰盂上,后又做了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权作临时马桶,江青由护士搀扶着大小便。一天夜里她自己起来小便,由于吃了三次安眠药,她迷迷糊糊坐不稳摔倒了,折断了锁骨。林彪出逃后,江青硬说这桩事故是林彪谋杀她的阴谋的一部分,说是她的安眠药里有“内奸和特务”放的毒。她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药封存起来,拿去化验,把医护人员关在一间屋子里,由警卫员看守,然后一一带到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面前受审。周恩来从晚上九点一直陪她说话到凌晨七点,好歹让她安定了下来。
尼克松伉俪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访问对江青好似一剂兴奋剂,她终于可以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了。随着各国政要的接踵而至,江青期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想找个外国人来写她的传记,像当年斯诺写毛泽东一样。那年八月,美国女学者维特克(Roxane Witke)受邀前来采访她、写她。江青同维特克谈了六十个小时。

毛最初批准了这一做法,但江青的口无遮拦又让他生气。据陪同她的外交官张颖记载,江对维特克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背给你听听……”接着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也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接着咯咯笑道:“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去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啦,哈哈……”

在场的中国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江青还要说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江青越说越来劲:“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喀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喀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她如何崇拜美国明星嘉宝 (Greta Garbo),如何热爱好莱坞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说她“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还不屑地反问道:“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好像中国电影的凋萎跟她和她丈夫都毫无关系。江青这样歌颂《飘》,让毛的新闻总管姚文元有点不安,姚轻轻地插了一句:“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作者〕同情奴隶主。”江青的回答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Ku Klux Klan)。”
最后,按毛的意思,江青谈话的记录只有一部分给了维特克。维女士后来出版了一本江青传。其他纪录稿全部放进保险箱,上锁加封条,进了外交部保密室。

毛 没有因此禁止江青在外国人面前露面,但露面的机会远不如她渴望的那么多。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一九七四年访华,江青陪同他和夫人观看演出,但国宴没有她的份儿。不甘心的她,就在国宴开始前赶去,把哈特林夫妇留住,高谈阔论,让四百名出席宴会的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哈特林夫妇感到她的举止“傲慢”、“卖弄”,他们为她感到难堪。美国游泳队来访时,没有安排她接见,她就偷偷在游泳池的玻璃墙外看他们练习,事后一叠声叹息说:“真是美呀!……游得真好,姿势很美,速度又快……”江青本人在维特克面前谢绝下水,理由是:要是“群众”看见她游泳,“会过度激动”。

除了热望接触外国人,江青渴求的还有女性化的服装。在她丈夫统治下的中国,女人只有臃肿难看的衣裤可穿,江青也受到限制,只能在个别场合穿裙子。尼克松访华时,在总统眼中“粗鲁、好斗”的江青,陪总统夫妇看“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她为那天穿什么衣服煞费苦心,非常想穿件连衣裙,又怕在人民大会堂的众目睽睽下太显眼,最后忍痛放弃了这个念头。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穿着华丽的菲律宾国服来访,江青却只有毛式服装加军帽,与这位从前的“菲律宾小姐”相形见绌。马科斯夫人看出江青从眼角嫉妒地打量她。

最初正是为了跟马科斯夫人比美,江青设计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无领对开襟的上衣加半长的百褶裙。当女运动员穿着它在海外参加运动会的照片发表时,女人们哪怕再向往裙装,也觉得不美而嗤之以鼻。但江青毕竟开了头,裙装不再是“违禁品”。文革剪裙子将近十年之后,或飘逸、或庄重的裙子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出现在许多女人身上。

为了把她设计的衣裙由官方定为“国服”,江青颇费了一番心思。政治局反对,不愿拿钱给全国女人做耗费布料的百褶裙。江青想让毛干预,让得毛欢心的女友穿上给他看。当毛听说衣裙是江青设计的时,把脸一沉说:“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如今的江青要见毛还得讨好毛的女友。文革开始后,她跟毛分开居住。初期,她因为管“中央文革”,随时可以见到毛。后来,她的政治作用小了,见毛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是她来到毛的住地,毛不让她进来。毛讨厌她。毛越这样,她越不顾一切地要接近毛。作为毛的妻子,却见不到毛,江青害怕,心中无底。她于是对毛的女友献慇勤,送衣料啊、毛衣啊,甚至送稀罕的瑞士手表,希冀她们在毛跟前替她求情。有一次,她以“检查卫生”为名闯入毛的住地,毛要她“滚”,事后对警卫生气地说:她要是“再闯,就抓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八十二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江青获准来了,带来两样毛喜欢的菜。毛待她好像她不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话也没有。她待了一阵子,无趣而伤心地走了。生日晚餐,毛是跟五个女孩子一道吃的,有女友,有身边工作人员。

做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在毛最后的一两年,寝室只许两位女性随意进出: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从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后来做了毛的秘书,孟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俩做毛身边一切事情,四个小时轮换一次,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她们的家庭生活少得可怜,基本没有周末休息,度假就更谈不上了。

孟锦云很想离开,请张玉凤帮她在毛面前说说,说她快三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张玉凤本人有个女儿,中国那时没有婴儿食品,女儿得吃她的奶。可她不能每天回家,只得把奶挤在瓶子里,把瓶子放在毛的冰箱里,有机会回家时带去。婴儿吃这样的奶生了病,她焦急不堪。由于天天心里都惦记孩子,给毛读文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女儿的名字来。难处再大,毛也不考虑给她减少工作负担。

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中国人民心里都有你。”毛让她走了,继续用她做翻译,还把她深爱的后来与之结婚的乔冠华提拔为外交部长。但是毛也要外交部的人几度整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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