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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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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尼克松上钩 1970~1973年 76~79岁

毛刚掌权时,为了让斯大林放心的帮他建设军事大国,他没有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死后,毛希望建交了,但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不愿理睬中国。虽然两国开始了大使级谈判,整个关系仍处在冻结状态。毛选择了剑拔弩张的反美姿态,把它作为“毛主义”的标记。

一九六九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抗衡苏联,结束越战,公开表示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没有接话,跟美国和解会使他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一九七○年“五·二○”反美声明石沉大海后,毛才决定主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毛并非要同美国和好,而是想向全世界显示,尼克松有求于他,找上门来,他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十一月,周恩来通过跟中美双方关系都不错的罗马尼亚发出讯息,说欢迎尼克松来北京。这个邀请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抵达白宫。尼克松在上面批道:“我们不能表现得太积极”。基辛格后来说,他一月二十九日覆信时,“没有提总统访问的事”,“现在还谈不到这一步,谈这事可能引起麻烦”。

毛继续等待机会。

三月二十一日,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这是文革以来首次出国的体育团体之一,由毛亲自批准。为了不显得离奇,球员们经特许不必挥舞小红书。但他们有严格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握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四月四日那天,美国球员科恩(Glenn Cowan)偶然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士。世界冠军庄则栋看见大家都用不安、怀疑、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车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和他说话搭讪,便走过去同他说了几句话。这两名运动员握手的照片登时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当毛的护士兼助手吴旭君把登在《参考》上的这条消息念给毛听时,毛眼睛一亮,笑着赞许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这时,美国球队表示希望访华,中国外交部按照既定政策决定不邀请。毛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
毛显然对自己的决定不满意,整天都心事重重。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先吃了安眠药,再由吴旭君陪同吃晚饭。毛的习惯是同身边一两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晚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毛的安眠药药力极强,有时他吃着饭就发作了,一头栽在桌子上,工作人员需要从他嘴里把没咽下去的饭菜掏出来。为此毛晚饭不吃鱼,怕鱼刺。吴旭君回忆道:
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我一下子楞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毛平时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

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宇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毛一直硬撑着等吴办妥了这件事才安然睡去。

毛的这一决策在西方造成了轰动性的效应。中美敌对多年,破天荒突然邀请美国团体,而且请的是体育团体,人人都感兴趣。美国人来了以后,魅力十足的周恩来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感到“令人眩目的欢迎”(基辛格的话)。美国报纸天天充满兴奋激动的报导。一位评论员写道:“尼克松目瞪口呆地眼看着这条新闻从体育版跃上头版。”毛就这样制造了诱惑尼克松访华的环境。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访华,对尼克松在政治上有百利而无一弊,尤其是第二年就要大选。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在四月二十一日再邀尼克松访华,尼克松马上在二十九日表示同意。据基辛格说:“尼克松简直兴奋得不能自己,甚至想不先派打前站的去中国,生怕这会减少他访问的光彩。”


毛不仅钓来了尼克松,还钓来了喜出望外的见面礼。基辛格七月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问铺路时,主动提出,要是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再度当选总统,就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之前承认北京,全面接受北京的条件,把台湾一脚踢开。尽管美国跟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起台湾来好像这个岛子已经正北京的口袋里了。基辛格只做了个软弱无力的姿态:“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他没有要周答应不使用武力。★
(★基辛格这次访华的档案直到二○○二年才解密。在这之前他写的回忆录里,基辛格声称那一行“只是略略提到台湾问题”。档案解密后问起他时,他承认:“我那样说是非常不幸的,我很后悔。”)

尼克松还提出帮中国马上进入联合国。基辛格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占据中国席位,总统要我先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然后再决定公开的政策。”

基辛格的礼品盒里装的不止这些。他提出要把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内容都报告中国,说:“你们想知道我们跟苏联谈些什么,我们就告诉你们什么,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几个月后,基辛格对中国使者说:“我们告诉你们我们跟苏联人谈些什么,可是不告诉苏联人我们跟你们谈些什么。”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副总统在听到美国告诉了中国什么情报时,简直“惊呆了”。情报之一是苏联军队集结中国边境的情况。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基辛格做出两项重大承诺。一是十二个月内撤出所有美国军队,二是抛弃南越政权。他说:“一旦和平到来,我们将在一万英里之外,河内仍在越南。”意思是,越南将是越共的天下。

基辛格甚至主动许诺在尼克松的下一任期内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对共产党国家是否会再度入侵南朝鲜只字不提。

这些见面礼是不要回报的。基辛格强调说他不要求中国停止援越,连希望毛政权少骂点美国也没提。从会谈纪要可以看出,周恩来用的是对敌的口气:“你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答覆那个问题”,“你们的压迫,你们的颠覆,你们的干涉”。基辛格不但不为美国辩护,连周说的中国因为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不会侵略别国这样一个可笑的逻辑也接受了。基辛格在跟越共谈判时,对方稍微提了提美国政府的不是,基辛格一口给他顶回去:“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代表的是这个星球上最暴戾的政权之一。”可是周说美国在越南“残酷”时,基辛格没问一句:“你们对自己的人民呢?”对周的声讨,基辛格的事后感觉是“非常动人”。

第一天谈判完,毛一听汇报,自大心理立刻膨胀起来。他对外交官们大剌剌地说美国是“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这是进化嘛!”周呢,形容尼克松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毛看出,他可以从尼克松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无须付出代价,既用不着收敛暴政,也没必要降低反美调子。


基辛格秘密来访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开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基辛格再度来华为总统做准备。那正是联合国每年一度辩论中国席位之时。美国是台湾的主要保护人,国家安全顾问自己都在北京,等于为中国开了绿灯。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取代台北进入联合国,接管安理会的否决权。

这时距林彪出逃刚一个月,毛还沉陷在沮丧之中。进入联合国和尼克松来访这两桩大事驱散了阴霾,使毛情绪高涨。对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外交官们,他又说又笑,兴致勃勃地一连讲了近三个小时。他拿起联合国提案表决表,一边指,一边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

毛当即指示去联合国的代表团,继续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谴责:“要旗帜鲜明”,“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以反美领袖的姿态登上世界讲坛的一天到了。

尼克松到来的九天前,毛突然休克,差一点死去。尼克松就要来了,这给了他迅速恢复的精神激励。他那时身体肿胀,特别做了新衣新鞋。因为治病需要大量的医疗设备,这时毛睡在建在游泳池之上的大会客厅里。要在这里见尼克松了,医疗设备被挪到大厅一角,连床在内用屏风隔开。会客厅四壁都是书架,摆满了旧书,使美国人为毛的学识赞叹不止。

尼克松到达的那天早上,毛急不可耐地不断询问美国总统到了哪里。听说尼克松到了钓鱼台住地,毛马上要见他,一刻也不愿意等。尼克松正准备淋浴,据基辛格说,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催促他上路。

在这场一共六十五分钟的会见中,尼克松努力要跟毛讨论世界大事,而毛总是把话题扯开,顾左右而言他。毛不想有把柄落在美国人手上。为了严密控制会谈纪录,中方拒绝美国翻译在场。对这一违背外交惯例的要求,尼克松未表示异议就接受了。当尼克松建议讨论“台湾、越南、朝鲜这类当今大事”时,毛不屑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这些麻烦事我不想管。”“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少听点汇报?”当尼克松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谈“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时,毛答也不答,转头问周恩来:“现在几点了?”接着说:“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毛特别注意不说赞赏尼克松的话。尼克松、基辛格一个劲地奉承他,比方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毛只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过尼克松一句好话:“你的《六次危机》(Six Crises)写得不错。”

尼克松又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个哲学家。”毛没理他,反而把话题扯到基辛格身上。

毛:他不是个哲学博士吗?
尼:他是个大脑博士。
毛:今天叫他来当主讲人怎么样?

尼克松讲话时,毛不时打断他,说:“我们两人不能垄断整出戏嘛,不让基辛格博士发言是不行的。”等到基辛格加入进来,毛又并没有真要听他的意见,而是在跟基辛格瞎扯,谈什么“用漂亮姑娘做掩护”。

毛对尼克松的无礼,是对美国总统的试探。毛得出结论:跟尼克松打交道可以得寸进尺。访华结束时中美要发一个联合公报,毛要在公报里谴责美国。他对他的外交官说:“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公报于是采取了一个独特的方式:“各说各的”。中方的是火药味十足的不点名的反美宣传,而美国方面只有一句不痛不痒的影射中国的话,说它支持“个人自由”。毛政权对人民的压制美国人不是看不见,随同尼克松来访的政治评论家巴克列(William Buckley)就发现不管美国人走到哪里,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他问中国官员:“你们的人民都到哪儿去了?”官员答道:“人民?什么人民?”巴克列反唇相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人民!”


毛虽然谨慎地要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还是受到从前盟友们的攻击。最激烈的是阿尔巴尼亚,霍查给毛写了封长达十九页的信,称毛跟美国来往是“肮脏事”。毛再愤怒,也不能跟他翻脸。阿国虽小,毕竟是毛从苏联阵营拉出的唯一东欧国家。为了堵霍查的嘴,毛只有多给钱。

最令毛头疼的还是越共。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脚走,后脚周恩来就作为安抚使节去了河内。越共领导人疑心毛要用他们跟美国做交易,给了周好一顿教训。黎笋说:“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没有权利跟美国讨论越南问题。”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再去河内。西哈努克亲王这时也在那里,他因尼克松的到来而愤然离开北京。西哈努克描绘刚跟越共领导人谈判完的周恩来,说,周“看上去疲惫不堪,还在为他的北越‘同志’指责他的那些话气得不知所措,跟他通常的样子判若两人。”为了继续拉住越共,毛别无他法,也只有像对阿尔巴尼亚一样多给钱。中国援越款项从一九七一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峰是一九七四年。

对这些国际“盟友”的贿赂等于对中国老百姓的加剧掠夺。受贿的还不只是盟友。尼克松访华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中国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一九七○年之前,受援国是三十一个,之后突增到六十六个。人口只有三十万的欧洲国家马尔他(Malta),生活水准远远高过中国,居然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次就从中国拿到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以什么做交换呢?马尔他总理明托夫(Dom Mintoff)回国时佩戴着一枚毛像章。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外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点八八,全世界绝无仅有。

而中国人大多在挨饿。对毛的老根据地陕北一带的农民来说,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年——尼克松访华后到毛去世的几年——是除了大饥荒外最饥饿的日子。
人们常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人能进来,中国老百姓出不去,祖国依然像个铁桶般的监狱。沾尼克松光的中国人微乎其微。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有的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送到西方去学语言,有的辗转看到几本刚翻译的外文书,包括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有的在严密监视下见见来访的海外亲戚。

未经许可跟外国人交谈可能招来大祸。毛政权的控制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件“小事”看出。总统要去上海一天,那正值春节,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沪探亲。为了预防不测,他们被全部勒令返回农村。

尼克松访华的受益者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尼克松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大选,在西方给毛正名。尼克松大谈毛等人“对事业的忠诚”,基辛格称他们为“清教徒式的、保持了革命纯洁性的一组人”,说“他们将在道德上向我们提出挑战”。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尼克松部下说:“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尼克松最喜欢的福音派传教士格兰姆(Billy Graham)也赞美毛的“美德”。毛一跃而在西方主流社会成了诱惑力十足的人物。

好奇的全球政要纷纷前来见毛。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Luis Echeverria)去和毛会面时,随行人员争着要跟他去,都快打起来了。政要们事先不知道能否见到毛,到了中国,得随时听从召唤。毛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什么时候召唤。政要们哪怕饭吃到一半也得放下饭碗。澳大利亚大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尿快憋不住了也不敢上厕所,怕召唤突然来了他被丢下。日本首相田中倒是上了厕所——是在毛的住处。毛陪他到厕所门口,并站在那里等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其实并没有要求见毛,正开着会,周恩来突如其来地宣布休会,催他起身,又不告诉他是去见毛。

毛在西方政要面前毫无顾忌地宣扬专制独裁。他对法国总统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说:“拿破仑的办法最好,解散国会,谁治理国家由他来指定。”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对毛说他很吃惊,怎么天安门广场上还有斯大林的像,斯大林杀了数百万人。毛一摆手表示杀人不算什么,说:“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嘛。”毛在西方政要心目中是个充满哲理的人。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对毛提出的一个关于达尔文的问题,未能圆满答覆,事后学着毛的语言给毛写信说,他要做“自我批评”。到一九九七年了,世人对毛已有相当了解了,基辛格还称毛为“哲学家”,声称毛的目标是“追求平等”。

毛喜欢接见外国政要,见他们一直见到临终。身体糟到透不过气来,就在旁边小桌上的报纸或书底下,放一根输氧管,静静地往他喷氧气。接见意味着他在世界舞台上继续放光。


尼克松的来访给毛打开一道门,使他感到有可能从美国得到些先进军事技术和设备。他对北朝鲜的金日成直言不讳地说:“搞这些关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发达技术。”

要达到这个目的,毛非得让美国把他看作盟友才行。可是做盟友跟他一向摆出的反美姿态反差太大,怎么才能让美国人接受呢?毛的策略是竭力渲染“苏联威胁”,让美国人感觉,毛认为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毛就开始吹风,到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来时,毛干脆直接提出建立联盟。毛对基辛格说:“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都是美国的盟友。据基辛格记载:周恩来“呼吁我们牵头组织一个反苏联盟”,中方希望这个联盟“由美国领导”。

基辛格果然中计,在给尼克松的汇报里说:“苏联问题成了我们全部谈话的中心”。“中苏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光靠自己的能力无法与苏联对抗。”基辛格对他小圈子里的人说:“什么二十五年双方的误解啊,这都是瞎话。中国人要的是打起仗来我们帮他。”基辛格向中方担保:“我们会把对中国的入侵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夸张“苏联威胁”为的是骗取美国的宝贝。这一手法在毛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他两次掀起台湾海峡危机,利用美国扔原子弹的威胁,从赫鲁晓夫那里获取使中国核武器工业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性援助。如今毛又喊起“狼来了”。

为了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真可能与中国结盟,毛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越共。基辛格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去:“在印度支那,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几乎是平行的。统一的,在印度支那起主导作用的共产党越南,对中国是个战略梦魇。”这么说,毛用中国老百姓多年忍饥挨饿挤出的钱,扶持的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敌人?

毛还顺着基辛格的爱好奉承他的桃花运。会议记录里毛说:“有谣言说你快不行了?(笑声)在座的妇女可都不满意啊。(笑声,妇女笑得特别响)她们说要是博士不行了,我们就没事干了。”“你要不要我们中国妇女?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笑声,特别是妇女的笑声。)”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尼克松给毛写了封绝密的信,声明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部分”,许诺中国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使用武力保卫中国。基辛格设立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组,由四、五个他称为“最好的军官”组成,专门研究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考虑的方案包括一旦开战向中国军队空运美国核炮弹、战场核导弹等。小组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把载核武器的美国战术轰炸机运到中国,从中国机场对苏联军队发动核打击。美国人居然在考虑运核武器到中国土地上来了。

基辛格、尼克松明白他们考虑干的是一件在美国难以想像的事。基辛格说:“哪怕是像艾力克斯·艾克斯坦(Alex Eckstein)那样的喜欢中国的自由派呆子们,要是你跟他们说跟中国配合打仗,他们也准会发六百次心脏病。”

美国之外,尼克松、基辛格尽量帮助毛获得西欧军事技术。基辛格七月六日对毛的使节黄镇说:
我已经跟法国外交部长说了,我们有意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能力。我们会尽全力鼓励我们的盟友加快满足你们提交的国防订货单。

尤其是,你们要劳斯莱斯〔Rolls-Royce,军用航空引擎〕技术。根据现有的法规,我们不得不反对出售这项技术。但是我们已经跟英国人商量了个程序,使他们可以卖给你们。我们会要正式反对这笔交易,但仅此而已,别把我们公开的姿态当真。

引擎是飞机的心脏,这项决定解决了中国军用飞机的“心脏病”问题。西方技术或许还给陷入困境的中国导弹事业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负责导弹工业的七机部是同劳斯莱斯公司谈判的主要对手。基辛格也暗地里鼓励英国、法国把严格禁运的核反应堆技术卖给中国。

苏联人对这一切略有所闻。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三年六月警告尼克松、基辛格说:“如果中美之间形成了军事关系,这将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将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这番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话,基辛格没有报告美国政府,反倒马上通报给中国使节黄镇,黄镇人就待在尼、勃会谈的洛杉矶以南的“西部白宫”。基辛格对他说:“这次谈话我们没有告诉我们政府里的任何一人,你得绝对保密。”

尼克松访华据说是为了减小同苏联打仗的危险。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危险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增大了。

55 周恩来的下场 1972~1974年 78~80岁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借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喝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叫“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平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基辛格后来对苏联驻美大使承认,他“过去把苏联肯定会进攻中国当作考虑政策的基点,是错误的”。

毛把挫折归咎于“水门事件”(Watergate)。这桩丑闻使尼克松位子不稳,不敢采取冒风险的政策。毛对基辛格说:“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那个什么屁‘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个事我们不高兴。”在外国来访政要面前,他总是大骂水门,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对泰国总理克立(Kukrit Pramoj)他反问道:“一个录音机有什么关系?”“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一九七四年五月,尼克松摇摇欲坠时,毛请英国前首相希思“帮他一个忙,教他渡过水门难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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