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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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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彭真似乎还想跟苏联取得联系。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自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来,毛不要任何领导人去苏联。三月初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接受苏联邀请。几天后,彭真却要刘少奇再开一次会覆议,在会上他力主派人赴苏,说:上次会议讨论时认为不宜参加,现在可考虑从另一角度看,可以参加。刘少奇审慎地说: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告毛主席;现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会后,刘同意了彭真的建议。彭真接着几次打电话给秘书班子,要他们起草报告给毛。没人敢起草,最后彭真自己写了一份报告。也许,彭真是想借用苏联的力量来制止毛。毛收到报告后不久,就指控彭真企图“搞政变”,“里通外国”。

毛泽东早就在怀疑他的同事们想伙同苏联搞掉他。上年十一月,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熟悉俄语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职务,把杨调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作为中办主任,杨的职责包括负责中共同莫斯科的联系。后来,杨被关进监狱,要他交代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同莫斯科的关系。同样身陷囹圄受到反覆审讯的,还有中共高层的俄语翻译们。

毛还怀疑杨尚昆对他搞窃听。毛对他讲话的记录一向敏感,不喜欢存档,上台前,他给苏联人发了电报后常常划根火柴把底稿烧掉。掌权后,他经常叫听他讲话的人不要记笔记。但毛的话是“最高指示”,没有白纸黑字,下面的人怎么去贯彻执行?毛不得不允许笔记或录音,中央办公厅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安装录音设备。有次录音员不小心跟毛的女友开玩笑,说毛跟她在专列上的事,他“都听到了”。毛的女友大惊,报告了毛。毛当即下令拆除所有录音设备,销毁所有录音带。负责处理录音带的官员告诉我们,他认为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被抹掉太可惜,就大胆作主把录音内容先抄下来再抹,后来干脆不抹了,都保存了下来。他胆敢这样做,后台是彭真。彭真对他说:“看着办,能留就留,我去跟主席说,就说都毁了。”

毛的住处、开会的地方、乘坐的汽车全部都检查了,没有发现窃听器,但毛心里始终不踏实,被卷入录音事件的人后来都受到审问,有的被整死。毛怀疑录音是个大阴谋,跟苏联人有关系。

苏联人此时的举动也令毛惶恐不安。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外蒙古。勃列日涅夫之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去了。苏蒙签订协定,苏军开进外蒙古,在中国边境摆开重兵,苏联坦克离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而且一马平川。外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因毛在前些年曾企图推翻他而格外敌视毛。他积极与苏联配合,声称要在中国开展“反对毛泽东集团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同毛没打过交道,却在几年前刘少奇访苏时陪刘到处参观,一块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旅行,两人相处融洽。如果刘少奇、彭真与苏联内外呼应,毛的命运的确有倒悬之危。

就是在这些背景下,毛同意了林彪的要价,让罗瑞卿问题“升级”。三月,突然召开批罗会议,气氛骤变,人们挨个发言谴责罗为“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三月十八日,罗跳楼自杀。他没有死,但双脚粉碎性骨折。自杀成了新的罪名,使他遭到更加残酷的对待。后来开批斗会时,他无法走路,批斗者就用箩筐把他连拖带拉地弄上台,残肢搭拉在筐外。

罗瑞卿跳楼的第二天,江青给林彪写信。林该帮毛干事了。江青要求林表态支持她重新写过的《纪要》。毛对《纪要》做了十一处修改,把标题从“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笔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以点明林彪的支持。林彪表态全力支持毛的文革,以自己和军队的名义要求“彻底搞掉”“文艺黑线”,“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的立场带动了周恩来。迄今为止,周的态度模棱两可。现在他明确告诉彭真,他要“和毛主席保持一致”。毛、林、周三位一体,毛胜券在握。

四月十四日,《纪要》发到全国。一个月后,政治局开扩大会,宣布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为“反党集团”。毛没到会,只传令会议通过他事先准备好的打倒这四个人的《通知》。四人中有两人到会,他们跟在座的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刘少奇主持会议,尽管刘清楚毛的目标最终是自己。刘平常不动声色,这次他难以自制。当得知《通知》稿一个字也不能改,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动时,他激动地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他接着问彭真:“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无可奈何地答道:“没有意见。”刘少奇显然希望他勇敢地站出来说点什么,再追问一句:“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垂下头,默默无言。刘只好叫同意《通知》的举手。人人都举了手,包括彭真,包括刘少奇本人。这就是后来称为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反党集团”不久便被投入监狱。

毛向随后到访的北越领袖胡志明说这四个人“是国民党的人”。胡志明问他这怎么可能,毛的回答是:“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把毛要清洗的人骂为“王八蛋”。他宣布谁要是反对毛,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句杀气腾腾的话,他一连说了两遍,说时还像宣誓一样,举起右臂,握紧拳头,目光带着威胁扫视全场。

林的讲话里直言不讳大谈“政变”,这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共产党世界是件稀罕事。林说:“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跌打’。”林警告在座的,毛预防政变已经好几年了,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他“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他还透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毛的确做了许多准备。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说:“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中央警卫局遭到清洗,一个副局长被整死,两个侥幸活了下来,唯一剩下没挨整的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同样彻底换班的是公安部门。公安部的副部长们(部长是毛信得过的谢富治),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都被抓起来,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同刘少奇有关系。内蒙古自治区负责人、蒙古族的乌兰夫也成了阶下囚。苏联在外蒙古陈兵百万,毛怕边境这边有内应。

林彪一边为毛护驾,一边处理了点个人的事情。四人“反党集团”里,除罗瑞卿以外,他还憎恨另一个人:中宣部长陆定一。陆的夫人严慰冰几年内往林家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骂叶群性生活乱,是延安著名“托派”王实味的情妇,说林的孩子不是林的。有的信寄给林的孩子们,描写叶群如何做爱。信上署名有时用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ere)《基度山恩仇记》(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中的“基度山”。严慰冰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本来该送医院,却被林彪送进了监牢,在那里度过了九死一生的十二年。

在大谈“政变”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把一张纸放在每个出席者的面前。瞠目结舌的高官们看到:

我证明:
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一本正经的政治局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教人尴尬的场面。

林彪的行为看起来荒唐,其实有很实际的目的。他就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了,然而他最不喜欢开会、见人,得靠妻子替他办事。叶群的名誉不洗干净不行。林彪是在为叶群“正名”。

充满活力的叶群性欲旺盛,但从林彪那里她既得不到性满足,又得不到爱情。林彪对她冷冰冰的,让她觉得像“小媳妇受气”,“如同伴着僵尸”。她对林彪还不得不装出一副顺从温情的样子。生理上寂寞难耐,精神上充满痛苦,她性情变得乖僻反常,毒打女儿林豆豆,逼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在长期压抑的环境里,叶群跟江青一样变得歇斯底里,如今要从搞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中寻找释放——尽管她整人不像江青那样恶毒。她的主要作用是做林彪的助手。

毛泽东同林彪的讨价还价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降临了。

48 浩劫降临 1966~1967年 72~73岁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为大清洗开道,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到疯狂的顶点。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一栏“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生产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中国人口数量。这年夏天,以“小红书”著称的《毛主席语录》也上了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里,举到哪里,天天要念,要背,要摇晃。

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制造恐怖的工具,拿学校老师当牺牲品。从街头巷尾到处竖起的高音喇叭里,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教的都是“毒草”,老师把他们“当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学生被号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没人解释老师怎么可能加害伟大领袖,也没人说明伟大领袖到底出了什么事。

学生们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压制。现在毛允许他们在他操纵下参与政治。他们激动地建立组织,按毛定好的调子、设下的框架行事。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卫兵”。意思是要保卫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校园里的大字报回然不同,这里毫无人性,毫无思想,除了蛮横就是乱骂:“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播下的“对敌人要狠”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输的对他的无条件崇拜现在开花结果。那些血液里躁动着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的冲锋陷阵。

毛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里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


毛在外省掌握局势。他是头年十一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八个月中不停地换地方住。六月全国动乱四起时,他闹中取静,住进了一所他还从未涉足过的格外幽静的别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时授意建的。他当时在水库里游泳,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静动了心,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棚”也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于是有了称作“二○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钢筋水泥的单层巨厦。整片山全部封闭,居住的农家一概迁走,后来又在“洞”内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弹的特别房间。造价是天文数字,修的时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时。毛在这里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没有回来过。

毛的灰色住宅不协调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绿水间,四周山花烂漫。房子背后是毛家老祖宗的坟地,面对龙头峰,是块风水宝地。毛看到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里称作“龙脉”。

虽然毛回“家”了,但一个村民他也没见。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个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驶过的汽车看了一眼,恰好毛掀开窗帘往外观看,被小姑娘瞧见了,兴奋地回去报告了村里人。很快,公安人员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说:“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村子里特地开了会,告诉老百姓不要“乱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索问题。散步不超过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库跟前也没有下去游泳。

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势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在长江里游泳一个多小时。就像十年前一样,这是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敌发信号: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他有这样的体魄、精力和决心来打垮他们。毛的信号也是发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配着音乐反覆喊这句口号,把已经躁动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这次游泳的宣传规模之大,连在外国也出了名,好些外国人提起毛时,都知道他的“游泳”。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务的周恩来见面,过问详情。他异常忙碌,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毛没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丰泽园”,说是刚维修过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其实,他是怕房里装了窃听器,或更可怕的东西。他搬进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里他住了整整十年。


就是在这几间单调的更衣室里,毛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

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

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

为了让全国红卫兵更好地学习北京的榜样,为了让他们明白毛是他们的靠山,毛鼓励他们来北京“朝圣”,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钱。四个月内,总共一千一百万青少年来到首都,毛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他们,每次的人群都如山如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

在红卫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师。毛在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格外称赞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这个组织已经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把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进行各种凌辱。《人民日报》报导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他们,称他们为“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在打死卞仲耘老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强迫“黑五类”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拿一根长绳子绕过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动手打她们,逼她们“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们不断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在这些榜样的带动下,把无辜的孩子变成牺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国学校。当时有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少高干子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英雄”父亲才是毛的真正目标。

让小孩子做牺牲品,无疑得到毛的鼓励。四川省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对他做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毛接着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着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里,在“××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着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着被塞进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里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像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进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 “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里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里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进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都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后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

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进国库。据后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于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

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

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那里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毛政权用红卫兵抄家还解决了其他实际问题。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极度匮乏。中共掌权多年,基本上没为一般城市居民造过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挤进一两间小屋子,把其他房间腾给趁火打劫的邻居。同一个屋顶下住着的人们,就像仇敌一样彼此痛恨。

许多家庭在抄家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农村。毛政权一直在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因为他们得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放到农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据作家郑义描述,在北京火车站的大厅里,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起程的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里跪成一片,一伙身着黄绿军衣,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甚至有人拎起开水壶,朝着孩子们淋去,大厅里一片惨号。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里有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闯进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们或者自己动手烧书,或把心爱的书拉到废品店当废纸卖,或把珍藏的艺术品藏来藏去最后还是在恐惧中毁掉。毛泽东几乎把“文化”从中国人的家庭里一扫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也被红卫兵扫荡破坏。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

古迹中的佼佼者受到保护。单子上自然有天安门城楼,毛还需要站在上面受大众欢呼。它们由军队进驻,有的关了门,人民也就无缘涉足。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曾反对毛要“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建设指示”,认为“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斗,宝贵的藏书大部分被毁,一家大小被赶到一间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里。在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里,小屋的墙上、地上结着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块块打碎。梁思成不断在病中,几年后默默去世。

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对文化的摧残是“乱打、乱砸”,中心是一个“乱”字。事实上,大部分行动并非自发,而是毛政权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说“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红卫兵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毛发话的那天,第一处古迹才被砸: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之后破坏重要古迹时,上边常派有专家到场,把最宝贵值钱的文物挑出来送进国库,其他的拉到工厂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到造纸厂化作纸浆。

在破坏文化上,毛政权是导演。这突出表现在对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坏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苍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这里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无数艺术品。文革开始,当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们不忍心下手,于是“中央文革”专门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派来。出发之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举起拳头,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庄严宣誓”,誓词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砸碑时,“中央文革”的指示具体到可砸什么,不可砸什么,“以明清划线”。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到场告诉红卫兵该保留哪块碑,红卫兵便在上面写一个“留”字。

江青是毛毁灭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严厉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书绝大多数被禁,只出了几本所谓小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黑字体的毛语录。画倒是有几幅,歌倒是有几首,无一不是歌颂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独霸,银幕上也只有寥寥几部钦准电影。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沙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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