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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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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远,一路坦荡平原,中国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推进。就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根据毛的指示,中国军队开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庞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御苏联坦克。

这些人造山按设计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宽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纵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数字的钱投了进去,石头和土方从远方运来,在山里建立了钢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见过这些山的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都认为靠这几座孤零零的人造山来挡住苏联坦克大纵深、宽正面的进攻,根本不可能。后来这项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后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后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后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后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后匆匆飞走。胡志明葬礼举行时,中国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于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

贺龙一案受株连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在被关押的十八个月里,他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最后死在马桶上。许光达是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唯一去过苏联的高级将领。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苏之间在原子技术合作方面藕断丝连,总得有人去。许去了以后,毛又怀疑他在克里姆林宫与自己的政敌之间穿针引线,马上撤回在苏联杜布纳原子研究所(Dubna nuclear 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员,与苏联核技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时,毛并没有叫周恩来马上回来。周按原计划继续跟苏联领导人和一队队外国代表团会见。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领全体领导人到机场欢迎。这是给莫斯科递信号:中共的团结牢不可破。可是苏联人看出了破绽。在机场的苏联外交官观察说毛看上去气色糟透了,“好像要虚脱一般”。

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上一届全国人大是一九五九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

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后是毛的七十一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讷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讷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问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里,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可是,没有人顺着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全国王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力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里。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


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毛知道刘少奇夫妇相爱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场,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刘明白他的妻子难逃厄运。

毛对刘的切齿痛恨部这么明显了,高层也没有谁站出来跟毛一起骂刘。相反地,人们为“两个主席之间的争执”表示焦急,无所适从,出来“劝架”,叫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去找毛作“自我批评”,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曾针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有铁托了。”学斯大林学到家的毛泽东也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实上,眼下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还真有点扳不动刘呢。


毛发出宣战的信号:上井冈山。六年前,当彭德怀起来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曾威胁说:要是人们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击”。他这次真上山了,警告声分外响亮:我不是说说了事,说到做到!

毛从来出行都是说走就走,这次不一样,上井冈山“酝酿”了好久,同事们都通知到了。蹲式马桶准备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阶级敌人”关的关,送走的送走。

上路后,毛的座车预备了两套,以转移视线。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官兵身着便衣,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帮会打手一样,把枪支藏在乐器盒子里。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离开北京。他走走停停,观察刘少奇等的反应。四月九日在武汉时,消息传来,跟他最亲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患胰腺炎被误诊,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岁的柯,偏偏在这个时刻死于医疗事故,不由毛不顿生疑窦。他在武汉住了下来,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档林彪召来单独长谈,交了打倒刘少奇的底。毛要林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不要让在中央主事的刘插进手去。

五月十九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成员。林彪本来说身体不好不去参加接见,但临时忽然出现。会见结束,刘宣布散会时,林站起来说他还有话要讲。他批驳国家主席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表明他才是他们的领导,刘少奇的话不算数。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刘,毛放心地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上井冈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里也没去,就在宾馆的附近散散步。本来他打算去从前住过的八角楼看看,正迈脚出车时,猛然听见有响声。这是遥远的山坡上采石工人在砸铁钎,但山里声音传得远。毛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缩回车里,要司机即刻开走。

直到临离开井冈山前几分钟,毛才接见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宾馆外向毛欢呼,看着毛登车离去,到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在山上。从毛到来,到他走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全部中断。

毛住的宾馆是大跃进中为他修的,可毛不满意。他走后又动工照他通常的标准重建了一座别墅。只是毛再没回来过。

毛在井冈山上时,刘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强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和口气: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绿……十三陵水库的景色,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壮丽。

下午三点多钟,两辆汽车在水库的西南岸停了下来。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

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

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万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

游泳的事发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么新闻。这时突如其来把它作为特写发表在头版,显然是有意安排为刘作宣传,选择的时机是毛远在井冈山上,《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推说无法请毛过目。后来这些负责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毛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无限希望,打算通过它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年前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次周恩来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来,中国有了原子弹,毛泽东又不断慷慨撒钱收买人心。万隆会议的明星尼赫鲁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担心是苏联参加,有苏联出场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游说发起国不邀请苏联。

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有最后裁决谁被邀请的特权,毛不惜重金来笼络他,还提出派军队支援他打马来西亚。最使苏加诺倾心的是中国许诺为他训练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同样的许诺中国也对埃及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结果苏联未被邀请。
(★其实毛无意与他人分享核技术,后来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周恩来履行诺言时,周叫他“自力更生”。)

正是为了给毛“拉选票”,中国撒出了一笔巨款:修长达两千公里的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为修建这条从内陆的坦桑尼亚经赞比亚(Zambia)通印度洋的铁路寻求资助,被西方拒绝。中方得知后说:“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条铁路到底有多大用处,毛是不关心的。其实连尼雷尔本人对该不该修也犹豫不决,哪怕铁路由中国白送,钱、材料、人力都是中国出。周恩来还得说服尼雷尔,居然谎称中国修铁路的材料、人员都有余裕,如果不修坦赞铁路也就浪费了。这项工程耗费了中国十亿美金。毛轻飘飘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前十天,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总统下台。毛曾竭力拉拢本·贝拉,嫌外交部写给本·贝拉的信“打官腔”,亲自动笔,称本·贝拉是“亲爱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本·贝拉一倒台,毛立马翻脸不认人,要周恩来宣布支持新领导人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按原计划开会。

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部不想此时去阿尔及利亚开会。中国外交官们四下活动,拚命想说服他们去,到处碰壁。尼雷尔总统坦率地对中国外交官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他的被捕,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尔说: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

会议延期了。在对中国怀疑日盛的情绪下,埃及等国提出邀请苏联参加。毛当不了老大了,中国转而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


毛又气又急。他迫切希望能来点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这时印巴战争爆发。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度,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夹攻印度,再来一场胜仗。巴基斯坦跟中国相当接近,是得到中国援助最多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

毛把部队调到边界,发了两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覆是和解的,说“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愿意“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有,“不会反对拆毁它们。”中方的答覆是:“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毛把中国拉到战争边缘。


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告诉毛,不停火无论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代价都太大。毛极力劝他们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愿打。无奈之余,毛只好放弃了打印度的念头。没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难有把握单独取胜。上一次打败印度得益于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准备。为了体面地下台阶,中方宣布“印军偷偷摸摸平毁侵略工事狼狈逃窜”——其实印度什么也没做。

在急于成功的心态下,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

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对我们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
(★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恩来把印尼共领袖艾地召到广东温泉城市从化,与胡志明和老挝共产党负责人会晤,在战略上把印尼和印度支那联系起来。)

亚非会议坍台后,八月,毛告诉印尼共夺权的时机到了。中方对艾地说,给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看病的中国医生,诊断出总统的肾脏有严重问题,将不久于人世,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印尼共的夺权是夺军权。苏加诺总统不掌握军队,军队高层强烈反共。中国曾不断敦促苏加诺把军队拿过来,在苏加诺协助下,印尼共加紧渗透军队,以致过于乐观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陆军的一半、空军的三分之二、海军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夺权计划是:把反共的军队首领抓起来杀掉,然后苏加诺出面接管军队,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则保证部队服从命令。

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o)。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后,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后他仍然在那里,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将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

47 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 1965~1966年 71~72岁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终于开始了策画多年的大复仇、大清洗:“整我们这个党”。

由于工程浩大,毛决定一步步来,首先从文化领域人手。这就是为什么大清洗名为“文化大革命”。毛用江青打头阵。毛看中她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曾对家里人说:“江青这个人很毒,比蝎子还毒。”说着毛伸出小指头勾了一勾,作出蝎子尾巴的样子。

毛要江青准备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指责文艺界在中共掌权后,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统治。这份文件后来简称为《纪要》。毛需要林彪合作,以军队名义搞《纪要》,表示有枪杆子支持。十一月二十六日,江青打电话给林彪夫人叶群,把毛的意思告诉林彪。林答应全力协助。

毛跟林的近四十年的搭挡关系,在中共内绝无仅有。毛容忍了林的我行我素。在毛统治下,人人都得公开自掴耳光,美其名曰“自我批评”,但自尊心极强的林彪从来不做这类事。对毛的宽容,林投桃报李,每当毛需要时,总是召之即来,为毛效力。林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发明了《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使军队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仍然对毛唯命是从。林还在七千人大会上化解了毛的危机。

然而,林彪在家里,经常发些对毛不恭不敬的议论,如说毛“言行不一”,“爱玩权术”。林的公开拥毛、捧毛,为的是自己的野心:要当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据叶群笔记,林对她说,他要做“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为此,他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这位未来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是个怕这怕那、忌东忌西、奄奄如瘾君子的怪人。他怕水怕到多年不洗澡,由工作人员用干毛巾擦身。连山水画他都不敢看,大海就更不必说了。他在北戴河海滨的别墅坐落在山上,四下林石密布,确保看不见海。海军与国防部长因此绝缘。林又怕风,来访者走路,叶群要不时提醒:“慢点走。走快了会带出风,他怕风。”

林是一个心地不善的人。叶群在笔记里说他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

林的死敌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毛最宠信的人。罗精力充沛,能力过人,毛诸事都通过他。因为林总是处在养病之中,毛给军队下的命令,也常常交给罗办。罗多年负责保卫毛的安全,毛对他完全信任,亲切地叫他“罗长子”,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样的话毛是不轻易说的。

林彪对罗的嫉妒逐渐加深,一九六五年初打主意搞掉罗。十一月,他接到江青的电话,知道毛需要他了,他的机会到了。三十日,他派妻子到杭州见毛。当时他住在离杭州不远的苏州。叶群带去林彪一封亲笔信,还有十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是林正式要求毛为他牺牲罗。

十二月一日夜里,毛把林彪接到住处,许诺林取代刘少奇做他的第二号人物。毛还要林在大批清洗共产党干部后,统领军队出面把中国管起来。

林彪提出要先除掉罗瑞卿:“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林彪跟毛这样讨价还价,表明他很清楚,毛要搞文化大革命,只能依靠他。其他元帅一个也靠不住。


这时,毛搞文革刚起步,就已经遇到强大的抵制。毛要公开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出戏讲的是明朝大臣海瑞为民请命,被皇帝罢官的故事。毛说皇帝是影射他,海瑞指的是彭德怀。可是中共管文艺的一直不肯批判这出戏。最后,在毛安排下,江青找上海善打棍子的评论家姚文元写了篇批判文章,十一月十日在上海发表。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领导们当然明白,这篇批判文章有来头,没有毛点头决不可能出现。但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江青在上海的联系人张春桥说:“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全国大多数省的报纸也不转载。人们厌烦整天批这批那,在没有毛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用装糊涂的办法抵制这篇文章。

北京、全国敢于这样做,是因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彭真给他们撑腰。彭真在上海与毛力辩,说《海瑞罢官》跟彭德怀没有关系,不是影射毛。彭真是毛长期忠实的追随者,毛信赖他,让他管北京,也管中共日常事务。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彭真能感到毛这次要整的,决不只是一个吴晗,恐怕要祸及全党。彭真忠于他的党,不希望这个党被毁掉。

彭真又是个不怕事的人。当时日本共产党人问他关于《海瑞罢官》的事,彭真答道:“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在外国人面前抱怨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明白他是在抗拒毛。在一次聚会上,毛要吸烟的把烟举起来,然后说:“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少数。”在场的美国人李敦白注意到:“这句话说了以后,我看见吴冷西脸色变得惨白,身体一硬,停止了做笔记。毛刚才说的话中有什么东西吓坏了他。”

吴又拖了一个星期,直到周恩来通知他,这是毛的指示,吴才于十一月三十日转载了姚文。但他把文章登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以示这不是党在号召开展整人的政治运动。吴不久便铍铛入狱。毛对他的继任者唐平铸说:“吴冷西不听话,不知你唐平铸听不听话?”唐紧张得要死,连“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也忘了说。

一篇按毛的意思写的文章,要发表出来如此艰难,可见中共这部贯彻毛命令的机器,已不再按毛的意图运转。毛亟需林彪出场相助。就是在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林彪派叶群去见毛,提出要整罗瑞卿。第二天毛、林会面后,毛忍痛割爱,答应了林彪。

十二月八日,毛突然召开政治局会议,叶群讲了十个小时的话,说罗是“野心家”,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野心大得像个“无底洞”。叶群不是政治局委员,连老资格的高干也不是,如此以夫人身份,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实在是破了共产党的规矩。

罗瑞卿没有出席此会,几天后他接到大祸临头的通知。这个身材高大、生龙活虎的人,腿一下子软到没力气走上楼梯。

罗被软禁起来。但林彪还是不满意,他要置罗于死地,要毛给罗定“篡党篡军”的大罪。毛没有满足林的愿望,说罗“还没有反对我”。

于是林对毛来了个按兵不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来找林,商量写那份《纪要》。林表面上答应,可背后通过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为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交代:“江青同志是个病人……疑心重,脾气大,对她讲话,要多听少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结果二月份写出来的稿子被江青认为“根本不行”。


在毛林僵持期间,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二月,刘少奇支持彭真,向全国发出“二月提纲”,中心是不要用政治罪名整文化人。彭真还把毛特别强调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一九五九年被我们罢了官的彭德怀张目的,彭德怀也自称是海瑞”这一段话,在形成文件时删去了,没有往下传达。毛看到这份文件时,勃然大怒,觉得自己被架空了。

“二月提纲”发出后,彭真飞到四川,说是去视察三线工程。到省会成都的当天夜里,他却干了一件惊人的事:秘密去见两个月前被毛泽东遣送到这里的彭德怀。二彭到底谈了些什么已无从知晓,但瞒着毛来见彭德怀,又只有他们两人在场,他们很可能谈到能否动用军队制止毛——“兵谏”。虽然彭德怀处在软禁之中,没有权力,但他在军队里仍享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批对他依然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他软禁在北京时,好几个人曾冒着风险偷偷去看他,还有一位公安部副部长。

彭真刚离开四川,贺龙又去了,也说是视察三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要这位元帅搞掉毛。毛疑心他们到四川去商量发动政变,后来指控他们搞“二月兵变”。★
(★毛的疑心决定了四川负责人李井泉的命运。李本来是毛喜欢的人,毛把彭德怀弄到四川就是让李把彭管起来。文革中,李受到监禁,妻子也因绝望而自杀。)

这段时间,毛吃的安眠药量,据他身边人说,足以杀死一个正常的人。就是醒着的时候,他也要服大量的镇静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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