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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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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向农民开战 1953~1956年 59~62岁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中共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毛政权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在毛的故乡湖南乡下,一个军属说:“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粮,实际上谁也没有那么多。”“到头来我得挨几个月的饿……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邻居,他们也是这样。”国家对农民说,粮不够吃的可以买“返销粮”。返销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毛还不断告诫干部们:“现在有的地方粮食销多啦!”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覆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部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云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云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中共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况。他们笔下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应还有:“社会主义在哪里呢?现在就不给油吃了!”“光叫生产加油,没有油吃还加油呢。”“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当时在广东省任职的赵紫阳,在调查报告里描述基层干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办法逼着农民交粮。有一个村子“将一老妪封在屋内,至上吊自杀”。在他调查的高要县,“全县因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义感,有勇气的人上书毛和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江苏家乡,“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

毛不为所动,反而整黄炎培,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四个月”,“顶多六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他们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征粮,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合作化对毛的另一个好处是能监督农民劳动。个体农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自己的事,合作化后就身不由己了。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要今后农民干活时间加倍,妇女下田做工:“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做工两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

农村合作化是中国完备极权体制的重要一步。工商业国有化也同时进行。对城市工商业者,毛没有像对农村地主富农那样狠,原因是实际的。毛说:“资产阶级要比封建地主有用的多,有技术和管理能力”——尽管这些能力在他统治下大都被浪费掉了。中国灿烂的手工业像霜打的鲜花一样萎缩,维修保养等服务行业大批关门。用刘少奇的话来说:“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为了使城市里的人规规矩矩,毛搞了个运动叫“肃反”。一千四百三十万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审查”,方式是“坦白检举”,既有精神恐吓的公审大会,也有肉体折磨的所谓逼、供、信。办公室、住宅楼、礼堂、书斋都成了关人的地方。毛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占受审查人的大约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说超过比例须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至少有七十一万五千人被打成反革命。

和肃反运动一起来的是对文艺自由的进一步封杀。毛掌权以来已以他特有的彻底性搞了一个又一个摧残文化的运动,像“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等等。仅就电影业来说,一九五○年还有三十九部剧情片出品,一九五二年就只剩五部了。一九五四年,毛搞了一场批判胡适等流亡海外、深具影响的中国文人的运动。一九五五年,他转过头来对付留在大陆的、保持着独立精神的文化人。毛选中了胡风。五月,胡风被公开批判,投入监狱。直到二十多年后毛死了,才重见天日,但已精神失常。
给胡风定罪的重要依据是胡风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里面有书生议政,有牢骚怨言。毛把这些放在报上发表,以此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吓得人们不敢在通信中谈论国事。

一九五六年初,毛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到处骂我们,党内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


毛泽东没有提的,对他也许是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弹技术。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就曾用拖着朝鲜战争不停战的办法,想要苏联人给他核技术。但苏联人不点头,毛只好停战。一九五四年七月,毛作出一副要打台湾的样子,利用苏联担心被拖下水,来实现他的目标。台湾与朝鲜不一样,打不打由他说了算。周恩来被派赴莫斯科告诉苏共领导人,毛决心要“解放台湾”。

九月三日,中共军队向国民党占领的金门岛开炮,引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炮打金门不久,苏联头号人物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共建国五周年庆典,还带来好些苏共领导人,这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思议的。赫鲁晓夫想消除两国间的芥蒂,主动提出取消斯大林同毛签订的条约中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附件。他还答应除现有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外,再卖给中国十五个大型企业,同时给中国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新贷款。

毛就势提出要赫鲁晓夫帮他造原子弹,说是为了抵御美国人。赫鲁晓夫问他美国为什么要朝中国扔原子弹,毛说因为“台湾危机”。赫鲁晓夫没有劝毛不要因台湾问题而引发核大战,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因是;我们认为统一中国领土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赫鲁晓夫只劝毛不要造原子弹,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

毛摆出一副样子,好像赫鲁晓夫的话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赫鲁晓夫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还是答应考虑帮中国建设一个核反应堆。

赫鲁晓夫走了以后,毛加紧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轰炸,导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毛继续攻占沿海的一系列岛屿,扯开架式准备进攻金门、马祖,给人他不惜一切要打台湾的印象。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艾森豪威尔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什么不能像用子弹或者别的什么弹一样使用原子弹。

赫鲁晓夫不想卷入跟美国的核武对抗,将来也不想卷进去。他答应向毛提供核技术。毛的目的达到了,台海危机结束了。

这原子弹毛也有了原料。这时苏联专家刚在广西省发现了铀矿。毛兴奋已极,把它称作“福音”,马上召来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刘杰回忆道:“寒暄以后,主席让我汇报铀矿石的情况。我把铀矿石放在桌上,又用计数器对着铀矿石作表演,当计数器在铀矿石上面晃动便发出‘嘎、嘎、嘎……’的声音时,毛主席感到非常好奇,他天真地笑了,并自己拿起计数器,也学我的样子在铀矿石上晃了晃,于是又听到了‘嘎嘎’声。总理也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临走时,毛主席、周总理把我们送到门口。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说:‘刘杰啊……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啦!’”

事后开庆祝宴会,毛举杯祝酒:“为了我们能尽早有自己的原子弹,干杯!”

四月,苏联正式签约帮助中国搞两个发展原子弹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此起步。一组组中国科学家立即赴苏受训。十二月,在苏联科学家协助下,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十二年发展核工业的大纲订出。毛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他对秘书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要实现核工业的十二年计划,毛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十二年计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一九六七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根据十二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

这个指标完全不切实际,遭到几乎整个政治局的反对。出声最高的是负责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为他撑腰的是刘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纲要》征粮,已经在饿饭的千百万农民就得饿死。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被称为“反冒进”。

毛要的是所有项目一齐上马。毛对经济是外行。薄一波说,毛那时要听管经济的部委汇报,但听得非常吃力:“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累的原因是:“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毛紧皱眉头,抬起头来说,这是使他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周恩来某次检讨说,他给毛的报告是材料数字一大堆,没有故事性。

数字跟毛无缘。南斯拉夫第二号人物卡德尔(Edvard Kardelj)跟毛打交道后说:“数字对他是不必抠死的。比方说,他说:‘要两百年的时间,或者四十年。’”苏联在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Ivan Arkhipov)对我们叹着气说,毛对经济“完全不通,一窍不通”。

毛对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的同事们跟他顶撞,原因是毛的要求太过分,后果太严重。这时莫斯科发生的一件大事,也使他们的胆子格外壮。这年二月二十四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反斯大林,谴责斯大林的肃反杀人、独断专行,还有斯大林的工业化措施。中共领导人现在纷纷就这些问题批评斯大林。刘少奇说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肃反扩大化”,还有“农业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张闻天说:“苏联内政主要错误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些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打在毛泽东身上。毛反守为攻,规定对斯大林必须“三七开”,“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错的三分不是别的,仅是斯大林怎样虐待了毛:“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但毛不能公开跟赫鲁晓夫翻脸。赫鲁晓夫代表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毛离不开赫鲁晓夫,他的军工项目、原子弹,都得从赫鲁晓夫那里来。赫鲁晓夫出其不意地大反斯大林,也让毛对他刮目相看。毛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多次若有所思地讲:“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这确实需要点勇气。”毛拿不准赫鲁晓夫,他得小心从事。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当他的同事们赞同赫鲁晓夫而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没有一榔头打过去。他忍下了。无从发泄的怒火使他拂袖而去,离开北京到了外省。中国各省的“第一书记”,都是毛特别挑选的。

毛这次离开北京的方式不同以往。他在深夜亲自给空军司令刘亚楼打电话,要他准备飞机。毛一向认为飞机危险而不愿意坐,上次还是在一九四五年,他不得不飞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毛这次要坐飞机了,可见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北京。

毛第一次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习惯,机舱里放了张木板床。登机前一刻,机组人员才得知乘坐飞机的是毛。这是五月三日早上,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毛跟机组握手,接着站着不动,良久不作声。刘亚楼提醒他上了飞机后,他坐下再度陷入沉思,手里夹着的香烟烟灰结得老长也未弹去。突然他像醒过来似的命令起飞。

首站是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候机大厅里立了座毛的立体塑像,这大概在全中国尚属第一。当时赫鲁晓夫刚谴责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毛对塑像表示不满意,叫王任重“一定要搬掉,不然唯你是问。”王翻来覆主地想,搬好还是不搬好,最后决定不搬,塑像就留了下来。

毛从武汉飞往广州,接他的是另一个对他五体投地的省委书记陶铸。江青也在那里。毛的别墅是美丽的大庄园“小岛”,靠在珠江边上。因为毛来了,江上交通运输都停了下来,附近江面也封锁起来。毛的随从奉命不许见客,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更不必说出门走一走了。天气又闷又热,毛的房间里放了五桶冰块也无济于事。花园里的热带花草茂盛,蚊子到处乱飞,从香港买来灭蚊的DDT杀虫剂,但漏网分子众多。毛怪工作人员灭蚊不力,发了脾气。

真正使毛心情烦躁的是北京。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地不听话,还在那里砍军工项目。五月底,毛离开广州飞回武汉。他要用游长江的方式,给刘、周们发出一个严厉而又意味深长的警告:他身强力壮,有体魄、有决心斗到底。

长江宽阔流急,游泳似乎有风险。但就像毛的警卫所说,毛游泳“是有限度的,没有把握和冒风险的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他想游三峡,警卫告诉他那里的水情险恶,他就没有游。在武汉,王任重带领几十个人先试游,找暗流,探漩涡。当毛游泳时,若干训练有素的警卫按照规定的位置,把毛围起来,使他万无一失。旁边还有三条船,以便他略感不适或有任何不测时,可以随时上船。

毛连游了三天。风大,浪也高,但是毛怡然自得,写了首词,称自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最后那天下着小雨,长江两岸组织了几万人从远处观看毛游泳,“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在北京,六月四日,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更多的项目下马。毛在这天下午回到北京,他的“回銮”并未影响同事们的决心。

十二日,刘少奇把他安排写的“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送给毛看。社论批评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社论还说:急躁情绪“首先存在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毛后来说,社论“尖锐地针对我”。他在稿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就退给了刘少奇。尽管毛明显恼怒,社论照样在二十日登出。

这时的毛心里很不踏实,甚至比跟斯大林较劲时还不踏实。毛了解斯大林,但赫鲁晓夫是个未知数。赫鲁晓夫摒弃了斯大林主义,天晓得这个莽汉下一步会干什么。特别是赫鲁晓夫刚把匈牙利的斯大林信徒拉科西弄下了台。金日成的同事们,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所鼓舞,也差点儿把看去地位牢不可破的“伟大领袖”在八月党的全会上选下台。

毛泽东本人面临他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八大”。大会即将在九月召开,改期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新精神是按章程办事,大会宣传也已作出。毛担心他要是跟政治局闹翻了,逼急了他们也许会在党代会上对他来这么一手,比方说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职位,或者是把他的政纲的灾难性后果在大会上公开,这样一来把他选掉也未可知。共产党的党代会当然都是精心操纵的,但问题是谁来操纵,毛平时都是靠政治局,现在政治局跟他处在“交战”状态。莫斯科派来参加“八大”的代表又是米高扬,正是此人在几个星期前具体策画把拉科西拉下马。

为了使“八大”不会危及自己,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提醒同事们不要想入非非。九月十日,“八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仿佛推心置腹似的说:“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我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接着他长篇大论地讲起从前他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毛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还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毛的坦诚并非心血来潮作检讨,他是在强调:再犯错误,造成再大的灾难,我毛泽东也垮不了,谁也奈何不了我。

毛的主要步骤还是表现得通情达理,愿意让步。他同意在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他用别的办法来补偿。党章报告中把他称为英明领袖,“从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个人崇拜的潮流被他导向对他有利的方向。“朱总司令万岁!”这类口号一律不准喊了,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一律去掉,只留他一个人的肖像。毛对外国人说起时,好像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毛在别的方面也给人印象他在妥协。“八大”推崇法制,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说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毛泽东统治的法宝“搞运动”被批评为:“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不过,“八大”一完,法制也就完了。

毛最大的让步是同意他的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化走得慢一点。在政治报告上,毛删去他喜欢的口号:“又多、又快”;允许把他“十五年”内实现工业化的提法改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忍耐了对他的批评,如暗示他犯了“‘左’倾的错误”,“冒险主义的错误”,“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造成浪费”。

由于毛的退让,军工项目减少,一九五六年人民吃粮水准是毛二十七年统治下最高的:四百一十斤。一九五七年,经毛点头,军工投资继续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一年工夫,他将卷土重来。

38 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 1956~1959年 62~65岁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几个月不到就遇到了麻烦。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波兹南市(Poznan)的“斯大林工厂”爆发力罢工游行,导致五十多个工人死亡。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反抗局势下,斯大林时期被监禁的前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重返政坛。哥穆尔卡追求独立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政策。十月十九日,莫斯科通知毛说,波兰反苏情绪高涨,他们考虑采取武力。

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开头他对赫鲁晓夫还摸不透。如今他看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毛越来越自信,觉得他可以挑战赫鲁晓夫。正好,波兰事起,毛决计做波兰的保护人。

毛又担心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他在床上待着想了一天,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听众人发议论。大家都附和毛。毛便穿着一身睡衣把苏联大使尤金召进卧室,叫尤金马上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公开谴责你们。毛一再重复,讲得很严厉。

毛的警告到达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已经决定不出兵波兰。但毛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派刘少奇去苏联,指责苏共是大国沙文主义,要莫斯科公开作“自我批评”。毛的目标是让赫鲁晓夫丢脸。

就在这时,匈牙利事件爆发。匈牙利人民追求的不仅是民族主义,而且要推翻共产党统治。十月二十九日,苏联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联红军。红军一走,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肯定垮台。若是共产党阵营不复存在,毛泽东又怎么谈得上坐第一把交椅呢?刚刚还在谴责苏联“武装干涉”的毛,转身向莫斯科强烈要求:苏军不能走。

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改变主意,苏军留下了,血腥地镇压了起义。事实证明,东欧卫星国离不开苏军。毛看出,这种状况的根源是东欧国家镇压反对派手软。他早就在劝说东欧,向他学习,大杀“反革命”,不要依赖苏联坦克。在匈牙利事件初期任总理的赫格居斯(Andras Hegedus)告诉我们,毛一九五四年就这样告诫他,说巩固权力非靠铁腕暴力不可。当毛听说南斯拉夫的铁托逮捕了自由派对手吉拉斯(Milovan Djilas)时,彭德怀注意到:“主席很高兴,脸都红了。”


波匈事件后,毛采取迂回战术继续跟赫鲁晓夫争权。一九五七年一月,他派周恩来去反苏情绪高涨的波兰,说共产主义阵营应该有个带头的,要哥穆尔卡同意宣布“以苏联为首”。毛料到波兰人决不会同意,他的目的是引出哥穆尔卡的话:还是以你们为首吧。

使毛失望的是,哥穆尔卡对这个提法听也不要听,周恩来一说他就皱眉头。★
(★东欧当时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一个人去买茶叶。店主说:“我们有俄国茶,有中国茶,你要哪一种?”他答道:“那我还是喝咖啡吧!”)

游说波兰未遂,毛当即转向同样反苏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斯大林死后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关系已经“解冻”。毛指示正在那里访问的彭真,单独会见铁托总统,以苏共声誉不好,没人听它的为理由,请铁托同中国一道发起世界各国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在毛看来,谁发起会议就等于谁为首。这时的毛正在内部骂铁托、骂哥穆尔卡,说他们是右派的祖师爷。毛主动找上门去不过是想利用他们。可惜铁托听彭真说完以后,表示没有兴趣,连参加也不能保证。

毛再度努力要苏联领导人当众出丑的计划也没有成功。周恩来在莫斯科教训苏联领导人,要他们公开承认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按毛的调子重新评价斯大林。愤怒的苏联人一口回绝。未能如愿以偿的毛,在各省书记会议上说:“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毛把自己的不得志归咎于中国缺乏经济实力。


赫鲁晓夫没有惩罚毛。他有求于毛。波匈麻烦一波未平,国内危机一波又起。一九五七年六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一帮老斯大林分子联合起来企图推翻他。赫鲁晓夫挫败了这个企图,各国共产党都表态支持,就是毛泽东迟迟不出声。赫鲁晓夫只好派米高扬到杭州去见毛。米高扬的翻译告诉我们:毛听米高扬谈了大半夜,然后把手懒懒地朝坐在沙发后面的前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挥挥:“老王,电报呢?”其实支持赫鲁晓夫的电报早巳就绪,“毛无非是想要我们派个高级领导来求他。”毛不可能不支持赫鲁晓夫这个赢家。

赫鲁晓夫还需要毛更多的合作。共产主义世界空前的最高级会议即将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生怕毛拆他的台。

毛表示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苏联要保证转让制造原子武器以及运载手段的材料、模型。莫斯科反应积极。十月十五日,最高级会议开幕前三个星期,中国核武器制造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莫斯科签字。苏联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苏联各部接到的指示是:“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大批导弹(飞弹)专家调往中国。据一位专家说,连苏联自己的导弹项目也受到影响,造成“混乱”。中国原子弹、导弹的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定下的。

不顾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派最好的核专家弗洛比约夫(Yevgenii Vorobyov)到中国帮助策画原子弹制造。弗洛比约夫在华期间,中国核科研人员从六十名增加到六千名。周恩来在中共高层说:苏联“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给了他们不少东西。”米高扬插话说:“是我们帮中国建的核工厂。”

苏联的技术转让大大加速了中国原子弹的建造。中方谈判代表报告毛,有苏联这些“极慷慨”的援助,中国的军事力量将在五年内“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技术上超过了西方。毛立刻迷上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要抛就要抛大的。要干就要干一二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我们也要从一两千公斤开始。”(苏联的卫星重八十三点六公斤。)毛的卫星技术从哪里来?还得向赫鲁晓夫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毛飞去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有六十四个共产党代表参加,其中十二个是执政党。为了表现自己在阵营内与赫鲁晓夫平起平坐的地位,临行前,毛向苏联建议大会宣言仅由他和苏联两家签署。

这一招没能奏效。但大会宣言只由中、苏两方起草。毛也受到特殊待遇,是唯一下榻克里姆林宫的外国领袖。寝室里特地为他安上木板床,抽水马桶上搭了个平台改成蹲式。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庆祝仪式上,赫鲁晓夫和他手拉手出现,高尔基大街和红场上的游行队伍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呼:“毛和中国万岁!”

毛能够争得这样的地位,靠的是中国人多,有的是人为共产党世界打仗。毛跟赫鲁晓夫一块计算过,打起仗来每个共产党国家根据自己的人口能出多少军队,结果中国比苏联连同所有卫星国加在一起还多一倍。有位苏联官员当时对芬兰共产党领导人说:“我们再不用害怕美国了,中国军队和我们同中国的友谊,改变了整个世界形势,美国根本拿我们没办法。”毛深知人口众多是他的无价之宝,回国后他否决了计划生育。在此之前,中共曾想实行计划生育,毛本人也还没拿定主意。莫斯科之行使他打定主意,中国人多多益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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