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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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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到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搬到广州,随同搬去的只有一个外国大使:苏联大使罗申。二月一、二日,毛没有出席跟米高扬的会谈,以示不快。周恩来受命请米高扬解释,米高扬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无害,恰恰相反,还有助于它的发展。”这理由当然说服不了毛。斯大林后来对刘少奇解释,说大使搬去广州是为了收集情报。毛不依不饶,拿罗申出气。罗申被斯大林派到毛的中国来做首任大使时,设宴招待中共领导人,毛坐在那里整晚一言不发,苏联外交官称毛“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尽管心怀不满,毛仍让米高扬喜出望外。他对苏联跟蒋介石政府一九四五年签的损害中国领土权益的协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说它是“爱国的”。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导师,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他是斯大林同志的信徒,随时准备接受指示。毛有意降低自己作为领袖、理论家的地位,说他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等等。可是米高扬也告诉斯大林:“毛泽东的这些话并不真代表他这个人,也不代表他对自己的真实看法。”
那时南斯拉夫的铁托(Josip Broz Tito)由于表现出太多的独立性刚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毛竭力表示他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在米高扬面前批南斯拉夫,甚至还引用斯大林远在一九二五年对南斯拉大民族主义的批评。

米高扬向毛提起亚洲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毛马上提出成立“亚洲情报局”。斯大林在这之前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只有欧洲的共产党,毛认为这是斯大林示意亚洲共产党可以有另外一个组织。毛对米高扬说,他已经计划好了亚洲情报局的成员,列举了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等,一旦在中国掌权后,立刻可以干起来。

米高扬建议考虑成立以毛为首脑的“东亚”情报局,一开始只包括三个成员:中国、日本、朝鲜,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比毛期待的范围小得多。

米高扬同毛讨论势力范围的第二天,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向毛发出强烈暗示:你的野心不要太大了!具体方式是命令毛逮捕为毛到处游说的斯特朗的美国同事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斯大林说他俩是美国间谍网成员,《真理报》公布了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的消息。

毛按斯大林的意思逮捕了在西柏坡工作的李敦白。在苏联,随着斯特朗进监狱的还有曾风云一时的鲍罗廷。斯特朗请他帮忙在苏联出版她颂扬毛的书,鲍罗廷为之奔走。现在他也跟着倒楣,刑讯逼问要他交代跟毛的关系。

面对斯大林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并不紧张。他领会到了斯大林对他的警告,但更多地看到斯大林的主动让步:东亚可以给你,不要把手伸到美国、欧洲去。斯大林在和毛划分势力范围,对毛,这是何等的成就!

此时的王明,自知没法子扳倒毛,转而对毛极尽恭维之能事,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不仅是东亚,甚至不仅是亚洲,而且是全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王明搔到了毛的痒处,搔得毛格外舒服。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浮想联翩:“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毛泽东做的梦,已经是在与斯大林瓜分世界了。

刘少奇这年夏天访问苏联,委婉地想让斯大林把建立东亚情报局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刘少奇是这样引出话题来的:他问斯大林中国是否应该加入那个只有欧洲国家参加的“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答道:“我认为没必要,中国应当组织一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这似乎是确认毛在东亚的领袖地位,但其实不然,斯大林紧接着又说:“苏联横跨欧亚大陆,也将参加这个联盟。”苏联一进来,毛还有什么领袖可当呢?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眼下还不愿放手。

斯大林继续用抓人来向毛发警告。刘少奇在莫斯科时,阿洛夫大夫进了监狱。克格勃头子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亲自审问他跟“美国、日本间谍”毛泽东的关系。苏联人特地找到为刘少奇做翻译的师哲,叫他揭发阿洛夫。斯大林用这种方式告诉毛,他在整毛的“黑材料”,要毛收敛他的野心。★
(★在毛那里工作过的苏联人后来都死得不明不白。阿洛夫不久坐飞机出了事。米大夫在陪同毛访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鲍罗廷一九五一年死于酷刑之下。驻延安的孙平一九五三年去世。据他的儿子、奥林匹克举重冠军、苏联解体后的总统候选人尤利·乌拉索夫(Yuri Vlasov)说,孙平是被克格勃的贝利亚(Lavrenti Beriai)用缓慢释放毒性的毒药毒死的。)

羽翼已丰的毛毫不示弱。毛建国后第一个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订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北京召开。这是毛通向世界舞台的跳板。斯大林对大会召开事先点了头,但过后又想不开了,或者改地方开。刘少奇写信给苏联人说:“会议仍应如期在中国召开。它的筹备工作不应停止,开会地点亦不应改变。”刘许诺说,大会只作一般的号召,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意思是毛不会借开会之机建立海外关系网。

大会如期开幕,刘少奇在会上大谈“毛泽东的道路”,一次也没提斯大林或者苏联的榜样。刘说:“中国人民走过的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这些地区的革命人民不可能不走这条路,谁要想回避它谁就将犯错误。”毛还违反了他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诺言。十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向大会宣布将成立一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毛的意图是用这个机构作指挥别国的工具。
毛我行我素,斯大林又能拿他怎么样?当苏联代表索洛维约夫(Leonid Solovyov)指责刘少奇的讲话“极左”时,斯大林反过来骂索洛维约夫是“工贼”,要他向毛作检查。毛主持了这次检查会,第一次听苏联高级官员当着中共其他领导人的面向他道歉。毛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请斯大林原谅索洛维约夫。

毛很清楚斯大林眼前的让步预示着新的暴风雨的来临。但他也很清楚斯大林不可能像开除铁托那样对付他。毛拥有中国,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极大增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份量。毛还要让斯大林为他服务,帮助他扩展自己的野心。

33 和大老板作交易 1949~1950年 55~56岁

毛泽东最有求于斯大林的,是帮助他建立一流的军事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全球军事大国,为他扩张势力范围作后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要让斯大林相信:最后的大老板还是你。毛对米高扬一再表示对斯大林的忠诚,在联络员科瓦廖夫面前,也作了好些表演。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有一次“跳起来,高举双手,连呼三声:‘斯大林万岁!’”除了这些口头上的花样,毛还采取了一个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都未采取,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有指望的极端行动:同西方不建立外交关系。西方那时已经与共产主义阵营形成两军对垒。毛告诉科瓦廖夫:“我们巴不得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从中国一去不复返。”毛要让斯大林放心,他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待定了。

跟西方切断关系也有国内的考虑。毛担心西方人在中国会给自由派人士和反对他的人增加勇气,使他们存有一线希望。他对米高扬说:“西方承认只会有利于美、英的颠覆活动。”毛为中国制定了这样一个外交政策:“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一句听起来礼貌客气的话,实际上杀机四伏。

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很强。正如毛对米高扬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是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受的教育。”几乎所有现代教育机构都是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办的,要不就是在西方影响下建的。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写给斯大林的报告里说:除了报章杂志、新闻通讯社以外,仅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就办了三十一所大学、专科学校,三十二所教会教育机构,二十九座图书馆,二千六百八十八所中学,三千八百二十二个传教机构和一百四十七所医院。

毛泽东需要这些机构培养的人才帮他管理、发展城市。人们常说毛代表农村,其实他关心的是城市,进城前夕他告诉中共高层,城市搞不好,“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改造知识分子,把他们亲西方的倾向,从西方教育里学来的思想方式清除掉,是毛“打扫干净房子”的目标之一。

人们一般认为中共建国之初没跟美国和西方建交,是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共政权。事实上,毛故意采取了一系列敌对动作,使西方不可能承认中共。中共攻占沈阳后,中共干部最初对美、英、法领事馆是友善的。但毛很快就制定了“挤走”这些领事馆的方针,周恩来告诉米高扬:“我们叫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不得不走。”“我们的目标是把东北挡在铁幕后面,除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东欧〕一概不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Angus Ward)和领事馆成员被软禁起来,瓦尔德后来被指控搞间谍活动而驱逐出境。以同样敌对的姿态,中共军队进入南京后,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住宅。

对英国,毛也表现得火药味十足。中共横渡长江时,“紫石英(Amethyst)”号等英国军舰停在江面。毛的命令是:凡是“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袭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四十二名英国水手在炮击下毙命,“紫石英”号受创滞留江上。在英国,愤怒的海员痛打英国共产党领袖波立特(Harry Pollitt),打得他伤重住院。反对党领袖邱吉尔在国会发言,责问为什么“在中国海上没有一两艘航空母舰”,使英国能够“有效地进行报复”。

斯大林害怕西方武装干涉,把苏联卷了进去。他令驻远东的苏联部队进入全面战备,一面给毛打电报,叫毛不要张扬跟苏联的关系:“我们认为宣传苏联与民主中国之间的友谊现在不是时候。”毛调低调门,要部队:“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保护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他一度下令停攻上海,考虑到这里西方利益最集中,是最可能引起西方干涉的地方。

但很快毛就恢复了进攻,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拿下上海。毛深信,西方不会莽撞地武装干涉中国。为了万无一失,毛同时采取“兵不厌诈”的计策。五月三十日,周恩来找一个中间人带信给杜鲁门总统,说中共领导人分两派,一派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苏的“激进派”,一派是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亲西方的“自由派”,如果美国支持他,他也许可能影响未来的中国对外政策。这番话让一些美国人焦急等待,等待中共哪天投入西方的怀抱。

毛还派人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谈判。司徒雷登是个“中国通”,一厢情愿地以为他能给美国和毛做月老。其实正如毛的谈判使者、后来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所说:“毛和周并非寻求〔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美国大规模武装干涉,在最后关头救了国民党。”

到大局已定时,毛公布了他的关门政策。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署名文章,宣布外交上“一边倒”。这不只是重申中国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且意味着在最近的将来不与西方国家建交。为了加强效果,几天后,美国驻上海的副总领事奥立佛(William Olive)在街上被抓去痛打一顿,不久死去。美国立刻召回大使。七月底,当“紫石英”号逃离时,毛下令狠打,“紫石英”号多处中弹,紧靠一艘中国客轮以作掩护,结果客轮被炮弹击沉。

毛向斯大林郑重申明,他要“等一等,不急于要西方国家承认”。斯大林很高兴,在这句话下画了道着重线,批道:“很好!不急最好。”


与西方割断关系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准备的见面礼。一上台,毛就急于去见大老板。这不仅是非有不可的礼仪和面子,他同斯大林还有交易要做。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周恩来上门告诉苏联大使,毛希望在斯大林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时,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祝寿。斯大林点了头。毛刚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纳入共产主义阵营,斯大林却没有给他应有的待遇,把他作为英雄来欢迎。毛去苏联只是全球一大堆给斯大林祝寿的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个。

毛十二月六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旅行。代表团里没有一个其他中共领导人,最大的官是秘书陈伯达。科瓦廖夫一语道出了毛的心思:毛知道斯大林一定不会善待他,他丢脸时“不想有中国人在场”。“脸”就是权。斯大林的羞辱会损害他在同事中的权威。同斯大林首次见面时,毛甚至连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也不让参加。

首次见面是毛到莫斯科的当天。毛向斯大林再次重申他“一边倒”的政策,说:“好几个国家,特别是英国,都在积极地争取想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急于建交。”

毛做出重大让步。他来莫斯科时曾希望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取代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可是,当他听见斯大林说,废弃旧条约会牵涉雅尔达协议,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立即表示赞同:“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怎么有利,我们就怎么办”,“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主动请求苏联继续保持旧条约给苏联的领土特权,说它们“与中国的利益一致”。

作为回报,毛摆出了他的要求:帮我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全面的军事工业系统。

对毛的要求斯大林需要权衡。军事强大的中国对他有利有弊:利在能增强他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弊在有全球野心的毛会如虎添翼,威胁斯大林本人的地位。

毛被送到远离莫斯科的斯大林的二号别墅,一幢安着窃听器的大屋子。一连数日毛被晾在那里,从落地大玻璃窗看窗外的雪景,朝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何时同斯大林正式会谈遥遥无期。斯大林派一个个底下人来看毛,但他们没事可谈;就像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所说:“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科瓦廖夫报告斯大林说,毛“很生气,很焦虑”。斯大林回答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外国客人,没必要专门给毛泽东同志特殊待遇。”

莫斯科那时聚集着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想见他们,他们自然也想见毛,毛毕竟刚取得自“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大的胜利。但斯大林拒绝让毛见任何一个外国党领袖,只让匈牙利平庸无奇的拉科西(Matyas Rakosi)跟毛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斯大林死后,毛一次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他曾提出想见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但“斯大林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尽管一肚子不满,斯大林七十大寿那天毛还是做得很像样,引人注目地为斯大林鼓掌。斯大林看上去也对毛格外亲切,让毛坐在他右手边主宾的位子。《真理报》报导说,毛是唯一讲话后全场起立致意的外国领袖。文艺演出结束时,全体观众起立朝毛坐的包厢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拉科西说这样的场面莫斯科大剧院还从来没有过。毛也朝观众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
第二天,毛要求跟斯大林会谈,说:“我仅仅是来祝寿的吗?我是来办事的。”他的用语还色彩十足:“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就连这三样生理活动毛也不顺心。吃的方面,苏联主人送来的只有冰冻鱼,毛生气地对卫士说:“告诉我们的厨师,只能给我做活鱼吃,如果他们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拉屎呢,他一向有便秘的毛病,又只习惯蹲式马桶,别墅里的坐式马桶使他没法子方便。睡觉他又不喜欢钢丝软床,受不了鸭绒枕头,按按枕头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他让人换上自己的荞麦枕,把床垫掀掉,铺上中国大使馆送来的木板。

发脾气之后两天,毛见到了斯大林。但斯大林闭口不谈毛上次提出的建设军事大国的要求,只谈上次没谈到的问题,即毛与越南、日本、印度等亚洲共产党的关系。斯大林在观察毛的野心到底有多大。观察完毕,又是许多天没有消息。在此期间,毛本人五十七岁的生日无声无息地过去。毛整天待在别墅里用电报处理中国国内问题。他后来说,“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科瓦廖夫来,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说这次不是专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想做点工作。”“我拍了桌子,骂了他王八蛋,我的目的就是请他去告诉斯大林。”斯大林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是寥寥数语,又言不及义。毛无可奈何,随员看得出他心情“非常寂寞”,“非常郁闷”。


毛想了个高招来调动斯大林:“打西方牌”。在他那安着窃听器的屋子里,他谈论着中国准备和“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他刚到莫斯科时曾告诉斯大林,他不急于同英国建交,但此时他指示同英国加速谈判,英国很快在一九五○年一月六日承认毛的中国。英国通讯社说,毛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这个风声,很可能是毛的人放出的。

元旦那天,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英国将要承认中国。毛后来说,就在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毛说是英国帮了中国的忙,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使斯大林态度的改变。

从斯大林起草的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愿意和他做交易。毛马上把周恩来以及管工业、贸易的部长们召来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特别指示:“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坐飞机就得坐苏联飞机,毛在暗示他不信任苏联人。

毛继续“打西方牌”,对斯大林以示报复。一月十二日,因为西方传言说斯大林把毛扣起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美国华盛顿的全国出版俱乐部发表演讲,指责苏联“正在吞并中国北部的省分……把它们并入苏联”,外蒙古已经“完全”被吞并,东北是“半吞并”,内蒙和新疆也快了。斯大林当即派莫洛托夫来告诉毛,他必须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驳斥艾奇逊,苏联、蒙古也将采取同样行动。毛答应了,但却用地位相对低级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个人名义发表谈话,谈话中还把已经独立的外蒙古与中国的省分相提并论,好像外蒙古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月二十一日,这篇谈话一登上《人民日报》,斯大林即刻把毛“擒拿”到克里姆林宫,由莫洛托夫当炮筒训斥毛是“中国的铁托”。斯大林还有意叫头天刚到的周恩来也来听毛挨骂。尽管周恩来对毛说来是个像“太监”一般的角色,毛不在乎在他面前受辱,但毛还是怨气冲天。

斯大林明白刚与外蒙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毛并不是真的要争外蒙古主权,★毛是在出气。教训毛一顿后,斯大林希望重归于好,请毛和周去他别墅晚宴。路上,斯大林请毛和周坐在后排主座上,他和翻译师哲坐在对面加座上。师哲回忆道:
(★为了保险起见,斯大林后来还是要求双方就外蒙地位问题正式交换备忘录。)
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主席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家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三十分钟。

接下来,“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斯大林邀请大家跳舞,“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也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双方签订了新条约。苏联给中国三亿美元贷款,分五年交付,第一年的交付数只有应付款的三分之一(二千万美金),其余的扣下偿还从前从苏联买的武器装备。全部贷款都用于军事,被称为“军事贷款”。贷款的一半(一亿五千万美金)专门用来装备海军。斯大林同意帮助毛建设五十个大型工业项目,但这只是“恢复和改造”原有的钢铁、煤矿、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距离毛想要的一流军工系统相差何止万里。

斯大林给的很少,但拿走的很多,这些都隐藏在秘密附加协定和合同里。东北和新疆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活动都只许苏联参与。当时中国可开采的矿产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毛实际上是把中国主要矿产的开采权都给了苏联。毛自己把这两个地区叫做“殖民地”。二十多年后他对美国人说,苏联当时“拿去了半个新疆,叫做势力范围,满洲国〔原文如此〕是苏联的另一个势力范围。”又一份秘密协定还规定,中国极宝贵的战略原料钨、锡、锑在十四年内只准卖给苏联。这意味着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供出口的原料,都不能在世界市场上以最佳价格出售。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说:“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联一定时期、一定问题在内。”这最后一点毫无疑问指的是毛泽东同斯大林签的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协定。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承认这些协定对中国不公正,主动废除了它们。

这些秘密条约按中共的尺度堪称“卖国”。毛审阅有关签约的社论时,把所有可能使人猜测的字句,像“补充协定”,“及其附件”等全部删去,从莫斯科发标明“限即刻到”的火急电报给看家的刘少奇和负责新闻的胡乔木,令他们立即照办,“至要至要”,一九五○年三月,报纸上不小心报导了中、苏两个合股公司的消息,刘少奇写道:“消息发表后,已经在北京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怀疑这两个协议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及向人民政府请愿者。”要是年轻的中国人知道了秘密协定的详情,非上街不可。

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中国不仅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付以极优厚的报酬,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极优裕的生活条件,还付钱给这些人在苏联的工作单位,作为对它们“损失”的赔偿。这些人还享有“治外法权”,如果犯了罪一律由苏方处理。长期以来,中共指责“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治外法权”。毛如今偷偷把它请了回来。

签约后,毛恳求从来不出克里姆林宫参加宴会的斯大林,到莫斯科“大都会饭店”来出席中方举行的答谢宴会。毛反覆说:“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决定给毛面子,说他“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晚上九点,斯大林来了,带着一瓶自己喝的酒。几百客人谁也不知道斯大林会来,一瞬间全惊呆了,接着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争睹斯大林的人群差点把玻璃门挤碎。

斯大林不仅是来给毛面子的,也是来向毛下警告书的。在祝酒中他提到铁托,说铁托脱离共产主义阵营大家庭,想走自己的道路,可这条路行不通,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回到大家庭里来。斯大林曾一再把毛比作铁托,他的意思很清楚,当铁托没有好下场。斯大林此时正着手进行暗杀铁托的计划。

但对这个大老板,毛并无多少惧怕感。签约仪式上,记者给身材高大的他和相对矮小的斯大林照相时,斯大林向前移了一步。事后秘书提及此事,毛微笑着说:“这样就一般高了嘛”。

这次访苏,远远没有满足毛的胃口,他要从斯大林的虎口里扯出肉来,还得打别的主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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