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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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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登基之初 1949~1953年 55~59岁



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政权交替,没有出现大的无政府状态。中共军队一路前进,一路接管所有社会机构,招收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在共产党老干部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工作起来。大部分旧职员原封不动地留下,经济照常运作。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要在几年后才实行。
在最初几年,由于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中国从十多年战火中迅速恢复,百业俱兴。死亡率下降。
但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残余的武装反抗被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毛有一个能干的班子,由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执掌。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来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地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还没有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胜利了,毛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年十月发动,毛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像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来归。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加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胫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割蛋”,就是阉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全村便会四下逃散。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一个指示接着一个指示,嫌他的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在毛的督促下,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毛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犯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据估计,毛统治下的囚犯人数每年约一千万。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应不下百分之十。)

一种典型的毛式惩罚方式叫“管制”,决定了二十七年中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监狱外的监视中,一有运动就揪出来批斗一番,平时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祸临门。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欺负。这批社会罪人的命运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不要得罪共产党。

镇反时,全国每个工厂、村庄、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监视政府眼里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权还确立了一项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国实行“户口制”,人人都必须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没有人可以随意迁居、换工作。

利用镇反,政府也收拾了刑事犯。土匪、黑帮、抢劫、杀人、聚赌、贩毒、嫖妓,都在打击之列。由于共产党组织严密,铁面无情,下得了手,社会治安很快变得空前的好。到一九五二年底,贩毒基本上绝迹,妓院也一扫而空,妓女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

毛泽东再三说他的杀、关、管“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在大杀中国人的同时,有两个外国人被处死: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们的罪名是企图在一九五○年“十一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打天安门城楼,刺杀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国庆前一天跟几个外国人一道被捕,十个月后被押着站在吉普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在北京天桥附近当众枪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说他们是“美国政府间谍特务企图举行暴动”,幕后指挥是其实早已离开了北京的美国原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

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国人。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的念头,这好像是个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二十年后,周恩来在邀请包瑞德访华时,含含糊糊地向他道歉,等于承认这事是子虚乌有。

假造这个案子的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韩战)。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人中就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Tarcisio Martina)。毛对梵蒂冈跨国度的巨大权威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询问来访的意大利人。正因为它的号召力和能量,天主教会对毛是个威胁。中共接管了天主教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诬蔑教士、修女吃孤儿院里孤儿的心肝,用孤儿做医药试验。

宗教、准宗教团体,或作为“反动组织”镇压,或置于严格管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一九五一年底,毛把注意力转移到锁紧国家的钱柜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反贪污是主要目的。贪污犯叫“老虎”,贪污旧币一亿元(合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后新币的一万元)的叫“大老虎”,要判死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希望有个清廉的政府,官员们不中饱私囊。人们对三反热烈拥护,心想这是共产党在铲除腐败。人们不曾意识到,国家钱柜里的钱,是从全国老百姓那里拿来的,但钱柜只有一把钥匙,攥在毛一个人手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与老百姓的利益无关。

为了把钱柜锁得牢牢的,毛不断给各部部长、各省和军队领导倾盆大雨般的发电报,要他们捉“大老虎”,还定下指标:“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他激励各省竞赛“捉虎”,威胁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找老虎的方式是坦白和检举。三百八十三万政府工作人员,还不算军队的,靠这些办法审查。刑讯时有发生。最后抓出的“大老虎”比毛预定的要少得多。

三反的另一个靶子是“浪费”。实际上,运动本身造成的浪费更多。建设国家急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被关在屋子里开会搞运动,一关几个月,业务陷于停顿。在东北,生产降低一半。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天津汇报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

三反开始不久,毛又搞了个“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对象是“资产阶级”。按毛上台初期的政策,这些人的财产没有被没收,企业商业还在继续经营。五反的目的,是使他们从此诚惶诚恐地照共产党的要求干,而且通过罚款没收,从他们那里挤出钱来。



在上海,因五反跳楼而死的多到居然有了个诨名:“降落伞部队”。一位目击者说:“在上海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什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据当时民盟中央参与三反、五反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
虽然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贪官污吏,这并不等于中共干部生活得跟老百姓一样。在吃、住、行、医疗、孩子教育等民生问题上,毛政权给他们按职位高低规定了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特权。


毛自然是不“贪污”的,整个中国国库就是他的荷包。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他也不像一般专制者那样有什么瑞士存款。那些人存款是预防某一天被推翻。对毛来说,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他决不允许这一天到来。

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从未涉足。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这些地方通常有过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声令下,它们就被拆掉,给他另盖房子。毛总是要新房子,从安全舒服的角度设计,由他的警卫部门监工建造。房子都得防弹防炮,有的还防原子弹。绝大部分是同一式样,进门一间特大的大厅,左右两翼各一排房间,外观像一座钢筋水泥的大仓库。

毛的别墅都是平房,他不喜欢住楼房,据身边人说是怕困在楼上下不来。天花板特别高,有的高过两三层楼。毛喜欢气派宏大。六十年代中期在南昌市外盖的一所,叫“八二八”,大约十三公尺高,好似一个灰濛濛的大飞机库。大部分别墅的走廊之宽,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毛死后有些别墅改成招待所时,在上面造起一排房间,余下的地方还可以容一条正常的走廊。

毛最早的别墅大概是北京城西的“新六所”,一进京就开工修建。陆续又建别的,三反、五反照建不误。有一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完工。北戴河从二十世纪初就是避暑胜地,有六百多座有钱人的别墅,但没一所合毛的意。按照他的标准,都不安全。毛的新别墅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整个被工兵掏空,为毛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一九五二年,毛的警卫负责人罗瑞卿捎口信给湖南,要他们在省会长沙给毛造一幢房子,说“主席可能回家乡看一看”。湖南领导不知道建房是否真是毛的意思,因为时逢三反、五反,大兴土木好像说不过去。到北京去问,没有答覆。他们把自己的寓所腾出来,翻新装修,加设洗手间,安装蹲式马桶。但毛没有回来。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造别墅是毛的意思。直到别墅“蓉园”落成后,毛才回长沙。后来,蓉园旁边又给毛修了一幢大同小异的别墅,名曰“九所”。毛的故乡韶山一个村子就造了两幢别墅。其他省当然部盼着毛的光临,听到上边传话:“主席来了也没个地方住。”于是都纷纷破土动工。

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毛的别墅都有通向附近军用机场的直达线,有的是火车专线,有的是地下车道。毛有时住在停于军用机场内的专列上。一国之主的毛好像生活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场。

毛外出时有三套旅行工具待命:火车、飞机、轮船。他一旦上天,全中国所有的飞机都得落地。专列说开就开,其他火车全部让道,铁路运输也跟着被打乱。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

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


毛是个美食家,爱好的食物来自全国。他爱吃武昌鱼,于是武昌鱼便用飞机运来,放在装满水的塑胶袋里,充上氧气。为了味道鲜美,毛吃米要求米与谷壳之间的薄膜不能碾去。有一次毛尝出他吃的米薄膜没有了,对管家说他因此缺乏维生素,得了脚气病。管家连忙叫玉泉山农场准备一碗饭的米(毛每顿吃一小碗饭),用砖头轻轻磨掉谷壳,留下里面的薄膜,管家亲自跑到玉泉山把米拿回来,总算使毛的下一顿饭吃得满意。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的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当然,一国领袖享受些奢华、别墅,没有什么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在性生活方面,毛统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还清教徒的约束。分居两地的夫妇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千百万中国人成年累月没有机会做爱。私下的性发泄可能带来公开的羞辱。有个华侨回到祖国,有次忍不住手淫,第二天被迫在宿舍床头贴出供众人嗤笑的“自我批评”。

毛本人的性生活却是完全的放纵。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为中央警卫团选拔文工团员的决定。彭德怀一语道破,说这是“选妃”。后来这成了整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彭的反对不起作用,部队文工团成了毛的应召站。毛在各地的别墅,也都挑选了对毛胃口的护士、服务员,随叫随到陪毛睡觉。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32 与斯大林较劲 1947~1949年 53~55岁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
毛希望有个斯诺式的人物来助他一臂之力。但莫斯科已禁止毛再接待斯诺。他只能转而求其次,用二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特朗在西方完全不具备斯诺的名声,人们认为她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一九四七年,毛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临行前,毛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要她“不必拿到莫斯科去”。

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外加一本书,题为《中国的黎明》(Dawn out of China),颂扬毛“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着在夺斯大林的风光。斯特朗的书在苏联出不了,在美国出版时美共删去一半。但书的全文在印度和好几个东欧国家出版了,包括正跟斯大林顶着干的南斯拉夫。

斯大林盘算着采取什么办法教训毛,让毛知道谁是大老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看着内战胜券在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机会来了。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办公室给毛回电说欢迎他访苏。电报由阿洛夫大夫转给毛。阿洛夫大夫同时收到指令,要他汇报毛的反应。第二天,他电告斯大林:毛“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说:‘好极了,我三个月后可以动身’。”

三个月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发来邀请函。毛等了又等,中共收复延安那天,毛再向阿洛夫大夫提起,说他打算五月四、五号起程。斯大林回电说“好”。毛要求把两个苏联医生都带上,说是健康缘故,其实是防备:他不在时宿敌王明直接跟莫斯科联系。斯大林回电说可以,但是有意不表示同意毛的另一个要求:访问东欧。

五月十日,毛自己定的起程日子已过了几天,斯大林突然来电推迟访问。春去夏来,再也不见斯大林提及邀毛访苏的事。毛著急要走,这时他已与中共其他领导人汇集在西柏坡,人人都知道毛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而且就在这几天。说走说了半天,斯大林仍不来邀请,毛大失面子。为了不让王明以为有了咸鱼翻身的希望,六月二十五日,王明又出了一次“医疗事故”。

七月四日,毛沉不住气了,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他打算十天后出发:“我决定近期访问您。”“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在这个月十五号动身。”他要斯大林派两架飞机。

十四日,毛自定行期的前一天,天上不见飞机,地上阿洛夫大夫却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告诉毛泽东:鉴于粮食收获季节在望,党的高级领导都要在八月份离开莫斯科到各省去,十一月才回来。因此,中央委员会敬请毛泽东同志把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推迟到十一月底,以便有机会会见所有中央负责同志。”

全苏联的领导人都要离开莫斯科四个月到外省去收庄稼?毛泽东访苏非得推迟到有名的俄罗斯隆冬?这显然是在耍毛。阿洛夫大夫向斯大林汇报毛的反应:毛挂着一丝微笑听着,嘴里说:“好,好。”但他问阿洛夫:“在苏联,他们真的这么看重粮食收获,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阿洛夫说:“我认识毛泽东六年多了,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话,他的微笑,他的‘好,好’,并不表示他真正满意”。“米大夫对我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问他同样的关于粮食收获的问题。”“他本来信心十足就要上路,箱子都收拾好了,皮鞋也做了,还做了件呢子大衣”,“显然,这场访问对他非常必要。”

毛意识到他的野心惹恼了斯大林,连忙采取措施补救。八月十五日,他得知华北大学准备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后,马上否决了这一提法,说这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他还下令把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九月二十八日,毛发给斯大林一封讨好的电报,请求斯大林让他去苏联。毛首次用斯大林喜欢听的别号“大老板”称呼斯大林:“请让我本人面见大老板,亲口向大老板汇报情况,这至关紧要。”

斯大林见毛低了头,便放下身段,十月十七日,给毛回了封友好而不失居高临下的电报,说他欢迎毛十一月底来。毛吃了定心丸。只是国内战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自己主动推迟访苏行期。


但在关键问题上,毛对斯大林是寸步不让。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政府要求和谈。斯大林要毛答覆“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大为光火。阿洛夫大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比起平常来说话更不客气”。斯大林得知后第二天补发一封电报向毛解释,说他的提议完全是做样子,为的是让全世界看到继续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斯大林说:“我们为您拟的答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提议的和平谈判。”

毛的想法是一天和平也不能给国民党,哪怕做做样子也不行。他对斯大林说,他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毛还史无前例地教斯大林怎样说话。当时南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毛对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您应该这样回答——”斯大林的贴身中国顾问对我们说,斯大林身边的人都觉得斯大林“受了毛的训”。

斯大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就给毛来了篇长篇说教,说拒绝和谈有损公众形象,还危言耸听地说可能导致西方武装干涉。毛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西方干涉,但也不想叫斯大林下不了台,他策略地找了个办法。当天中共发表声明,开出一系列和谈条件,等于是叫国民党无条件投降。然后毛电告斯大林,巧妙地引用斯大林的原话,似乎这一声明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办的:“在破坏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也顺势下了台阶,第二天回电:“我们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件事就此了结。”

斯大林再次感到毛这个人不简单。就是在这时他对南斯拉夫等共产党人说:毛不听话,但是个能成事的。一月十四日,斯大林要毛再次推迟访苏,说“中国此时的局势缺您不行。”斯大林提出即刻派权威的政治局委员来见毛。

得知斯大林又要延期,毛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报往桌上一扔,说:“随他去吧!”等静下来一想,毛明白斯大林其实是看重他。斯大林还从来没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那个国家的政府跟苏联还有外交关系。一月十七日,毛回电说“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使者。

米高扬在一月三十日到达西柏坡。在给斯大林的汇报里,米高扬说毛“高兴已极,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细心关怀”。跟米高扬一道来的还有一直在东北为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做毛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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