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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8)

17081
十月十一日,毛回到延安,第一件事就是部署军事行动,不让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东北。林彪受命担任中共在东北军队的总司令。数万名奉命出关的干部这时已在路上。为了领导中共在东北事务,并与占领东北的苏军随时联系,新成立的东北局的成员,已在九月中旬由苏联飞机秘密运送到沈阳。

毛下令把部队部署在东北的大门山海关,以挡住国民党军。他要求苏军把守港口和飞机场,阻止国民党军登陆。在苏军鼓励下,中共武装装扮成土匪,向运送国民党军的美国军舰开火,有一次打中了巴贝上将(Daniel Barbey)的登陆艇,迫使他调头驶回外海。
美国第七舰队最后在东北以南的秦皇岛靠岸,一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那里登陆,十一月十五到十六日夺取了山海关。毛命令他的部队“坚持山海关”,“举行决战”。但国民党军队挥戈直入,把他们一路赶出山海关和北上的铁路枢纽。中共部队溃不成军,一个国民党军官不无骄傲地说:“共军大队退下来,缴枪也来不及。”

中共军队没有打正规战争的经验,而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打过大规模的阵地战。在缅甸,他们的一个战役比中共整个八年抗战打死打伤的日军还多。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跟日本人在不少大仗中交过手,而中共的林彪只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指挥过一次平型关伏击战以后,他几乎没闻过硝烟味。毛一心保存实力躲避日本人,躲出了一支不能打现代战争的军队。

抗战中中共打败过国民党军队,但这次它面对的是蒋介石最精锐的人。据中共指挥官黄克诚向毛报告,这些人“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战斗确实也顽强。”

中共军队作家张正隆生动地描述了士兵们想回家,不想出关打仗的情景。为了把部队带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接见三师连以上干部时说:“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到一个好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个花花世界,有电灯,有楼房,出金子,出银。那是个什么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们,我也没法告诉你们(哈哈大笑)”。

有的干部觉得动员不顶用,干脆不告诉下面部队到哪里去,直到他们登上了去东北的海船,没法下来了。

“闯关东”的老人回忆里充满了那一路的人心浮动:“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像’。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像’要上厕所,‘我也要尿了’,马上跟去”。“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逃兵大都是宿营后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拉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带新四军三师去山东的黄克诚十一月十五日给毛的电报说,“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指挥官万毅报告:“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有两个团四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两千了。

东北本地的新兵也逃——一旦他们听说作战对象是中央政府。据中共《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十天左右,“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

刘少奇早就看出,有这一切弱点的中共军队,不可能挡住国民党军队进东北。毛还在重庆时,刘指示中共集中精力在与苏联、外蒙古、北朝鲜接壤的地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练部队。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刘指示:“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站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

刘要已经进城的中共武装准备撤离城市,分散到农村各地建立根据地:“沈阳及其他城市的武器资材,应向乡村及热河运出。”

但是毛回到延安后,否决了刘少奇的部署。十月十九日,毛下令:“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毛要的是:“霸占全东北”。可惜,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毛跟他的部队很少接触。他从来不在阵前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从来不视察前方,从来不巡视部队,对伤病员他毫不关心。一次,毛要求他的军队破釜沉舟,不依靠后方而打到国民党地区去。他的指挥官们问,没有后方,伤病员怎么办?毛答道:“好办,你们可以把伤病员交给群众,群众是会给你们管好的。”老百姓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哪有钱粮养活伤病员,给他们治伤治病呢?)

毛的军队的作战表现,使斯大林看到他们没有立即打败蒋介石的希望,斯大林也就迅速调整他的策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国民党军攻人南满时,蒋介石注意到苏联人对他的态度“忽然转变,表示彼必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助我便利接收东北”。苏联人要把铁路枢纽及城市全部交蒋,要中共让出来。这对毛渴求的立刻“霸占全东北”,是当头一棒。

斯大林想出个法子来安慰毛。十八日,一封电报从莫斯科发到延安:“毛岸英请求您的允许回到四十一号来。”“四十一号”是延安的代号,斯大林这是告诉毛要放他儿子回家。这对毛当然是好消息,但东北对他更重要。他苦苦请求莫斯科重新考虑。他再三要求他的指挥官们打胜仗,保住铁路枢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宣讲国民党军兵如何少,如何“无斗志”,问题如何多:“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济”,“是能够大部或全部加以消灭的”。

毛的军队取胜无望,斯大林又不听从他的要求,绝望之余,毛病倒了,需要住院治疗。十一月二十二日,他搬进了为他腾空的干部疗养所。好些天,他一刻不眠,躺在床上浑身出冷汗,发抖,手脚痉挛。助手师哲实在没有办法,建议向斯大林求援。毛点头之后,师哲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斯大林跟着回电,提出派医生来延安。毛同意了。但过后又觉得不安,怕斯大林对自己的弱点一览无余。过了两个小时,他叫师哲暂时不要发那封电报,但电报已经发出。

这时阿洛夫大夫和整个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刚被召回苏联。阿洛夫在延安住了三年半,一次家也没回,这才下了飞机,斯大林又要他重返延安去照顾毛。阿洛夫满心不情愿地重登飞机,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回到延安。随他而来是克格勃成员米尔尼柯夫(Melnikov)大夫,大家简称为米大夫。两人给毛进行了全面检查,结论是毛没什么大病,症状是神经过于紧张所致。他们要毛在一段时间内不要管事,尽量放松,多走动,多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让神经松弛下来。不久阿洛夫大夫倒感到他本人的精神快崩溃了,请求莫斯科调他回去。莫斯科不准。

跟医生们一块儿回延安的还有岸英,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亲手送给他一把刻有他题签的手枪。毛泽东十八年没见到儿子了。十八年前他离别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儿子去井冈山当山大王时,岸英四岁,如今已是一表人才的青年了。在飞机场毛抱了抱他说:“你长这么高了!”当晚毛给斯大林写信致谢。

毛从疗养所搬进军委所在地王家坪。这里又名牡丹亭,得名于一大院子艳丽的牡丹,好些是中国罕有的品种。热爱花卉的朱德总司令跟他的下属种植了一片桃林,修了个鱼池,开辟了篮球场。毛天天有儿子做伴,坐在窑洞外的一方石桌旁聊天,紧挨着专给他挖的防空洞。据毛当年的牌友、马海德医生的夫人苏菲说,看得出来毛很喜欢他的儿子。毛心情喜悦,健康也好转了,春天到来时,他逐渐恢复了正常。

给毛最大安慰的还不是儿子,而是东北的局势。虽然中共让出了多数大城市,但苏军仍然是那里的主人,只准国民党派人数可怜的行政人员进城。中共在附近乡下重整旗鼓,还不时进城去跟苏军联络,称之为上“旅馆”。


一九四六年五月,苏军终于在进占东北十个月后,开始撤离。撤军是跟中共协调的,苏军事先不告诉国民党他们什么时候走,而让中共做好安排。中共又进了大城市。毛再次命令他们坚守,“不惜任何牺牲”,“死守长春”,“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西班牙内战时共产党一边曾拚死保卫马德里,于是毛要:“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刘少奇认为,中共军队此时仍旧抵挡不了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城市最终还得让出来。林彪也向毛进言说,固守城市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力气用到建设根据地去。”但在毛看来,有大城市才算有江山,他要林彪“死守”。后来,林彪的战略思想和刘少奇的主意都成了毛的“英明决策”。其实毛最热中于夺取大城市。

毛的“马德里”保卫一个丢一个,苏联撤军几个星期,国民党就夺回了东北几乎所有大城市,只剩下最靠近苏联的哈尔滨。中共军队向北败退,头上是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轰炸,屁股后面紧追着坦克汽车。林彪的政委罗荣桓回顾说:这一场大撤退中溃不成军,“全军无所措手足。”一位过来人说他们一连走了四十二天才站住脚,那阵势“可真是不大行了”。

中共部队不仅军事上大败,民心上他们也不如国民党。东北人受够了日本侵占多年的苦,渴望和平,把国民党军队看作“正牌”。如林彪向毛报告:“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

中共有个不利之处:人们把他们和“老毛子”苏联人连在一起。苏军不仅掠夺东北的工业设施,还闯进百姓家里拿东西,强奸妇女。一九四六年二月,雅尔塔协定发表,暴露了斯大林在东北攫取特权的事实,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大城市爆发了反苏游行,高呼:“中共应该爱国!”村民们还有这样问战士的:“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

东北中共军队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一位老战士回忆:“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离城过了桥,炸了桥,隔江看着国民党脚跟脚进了城,“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涌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

战士们把气发在司令头上。一天,林彪的吉普车堵塞在北退的队伍中,警卫员请战士让道:“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四下里七嘴八舌起了叱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要威风!”“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

中共军队看起来真有可能要么撤进苏联,要么化整为零重开游击战。林彪做好了思想准备,一旦哈尔滨失守,就到辽南的山区打游击。六月一日,他给毛的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第二天,东北局也给毛同样无可奈何的电报:“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辰兄”即苏军。)身心交瘁的毛这时两次恳求斯大林出兵干涉,来个“联合行动”,或者把中国置于苏联的军事“保护伞”之下。斯大林婉言拒绝,怕出兵引起国际反应。但他允许中共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六月三日,毛万不得已,电告东北局和林彪:“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而且是“作长期打算”。

毛看似到了绝境。然而,就在此时,他的救星到了——美国人。

28 美国人救了中共 1944~1947年 50~53岁




蒋介石在美国朝野中名声不佳。为了争取美国不支持蒋,对中共采取友好立场,毛制定了“中立美国”的政策。声称中共只是温和的农村改革者,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完全可以跟美国合作。
一九四四年,罗斯福曾派观察组去延安。美国人刚到,毛就在八月十二日对苏联联络员孙平说:“我们在考虑改变党的名字,不叫‘共产党’,而叫别的什么。这样形势会对我们更有利,特别是在跟美国的关系上”。莫斯科马上和毛唱起了同一调子。八月下旬,莫洛托夫对当时在苏联的赫尔利将军说,在中国,“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人’,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了他们是共产党。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莫斯科跟毛唱的双簧欺骗了很多美国人,多年来这些人一直以为毛有可能被美国争取过去,美国没能把毛从苏联阵营里拉走是“失去的机会”。他们哪里知道,就在毛跟美国拉关系时,他反覆告诫中共干部,说这“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

毛的策略也蒙住了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遣华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来华,使命是停止内战。二十年代他曾在中国服务过,讨厌蒋介石,讨厌蒋的亲戚们的腐败。中共说他们跟美国相似之处甚多,这使他特别动心。他跟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周就奉承他说中共“期望美国式的民主”。一个月后,周又说毛喜欢美国更胜于苏联,并告诉马歇尔:“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了您或许有兴趣。最近传言毛主席要访问苏联,毛主席听说后大笑,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真有机会出国的话,他想去的倒是美国。”马歇尔完全当真,把这番话转述给杜鲁门。多年以后他还说,中共比国民党更跟他合作。

马歇尔对蒋说:“最重要的是得弄准确,苏联政府到底跟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在给他们出主意。”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马歇尔还在对美国国会说:“在中国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共军队〕有外来的共产党支援。”美国怎么可能全然不知情,他们跟英国人都在不断监听苏联与中共的电讯联系,不少电报从莫斯科直达延安,清楚无疑地显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其他美国官员也曾告诫马歇尔,延安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最后的报告开宗明义就是:“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

马歇尔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至五日访问延安。为了把一切都控制得天衣无缝,毛连儿子都送下乡去。毛对岸英说,这是为了让他学习农活和中国习惯。但真正的原因是岸英会讲英语,毛怕他跟马歇尔等人交谈。在延安的美国人对岸英很感兴趣,一次星期六晚间跳舞会上,毛介绍他认识了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罗就在舞场边上采访了他。据岸英说:“访问记翻译成中文,要我过目后发稿。”岸英请父亲看。“不料父亲并没有细看,就把稿子揉成一团,还严厉地批评了我”:“怎能对外国记者随便发表谈话?!”岸英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不是不熟悉管束,但对毛控制的严厉他仍然全无思想准备。毛对他不放心。

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说:“我跟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谈,我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他没有表现任何不满,向我担保尽其所能合作。”马歇尔称在东北的“共产党势力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从延安大本营跟〔东北〕当地共产党联系简直就办不到。”其实,延安跟东北局和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天天都有长电来往。马歇尔在延安时,毛就已经向阿洛夫详细复述了跟他谈话的全部内容,请阿洛夫电告斯大林。


马歇尔为毛的成功作出了关键贡献。一九四六年晚春,当毛的军队在东北全面溃败时,马歇尔给蒋介石施加了决定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停止在东北追击中共。马歇尔威胁蒋介石说,如果继续追击,美国就不再帮他运部队去东北了。五月三十一日,马歇尔甚至写信给蒋,称这事关系到他本人的荣誉:“在目前政府军在东北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重申: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即我本人的立场是否正直成了严重问题。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进、打击、或追赶〔中共〕”。措辞如此强硬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屈服,答应停火十五天。这个决定,使毛绝处逢生。他刚于六月三日被迫同意放弃北满重镇哈尔滨。一得到停战令的消息,毛在五日至少两次发电东北追改部署:“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至要至要。”“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转折点就这样到了。

在东北的中共官兵,包括林彪在内,都说蒋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进是大大的失策。蒋介石只要穷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苏联边境建立强大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切断中共与苏联的铁路运输线,使苏联重型武器不可能运进来装备中共。

蒋介石答应停火十五天之后,马歇尔又再施加压力,要蒋把停火期延长为四个月——甚至把整个北满让给中共。重开战火意味着跟马歇尔直接冲突,蒋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向的马歇尔,已是“态度暴躁异常”。

蒋介石被马歇尔逼得焦头烂额时,又接到杜鲁门总统的严厉警告。七月中旬,两名反蒋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在国民党统治的昆明被枪杀。美国民意测验立刻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赞成继续援蒋,百分之五十的人要求“不介入”。八月十日,杜鲁门写信给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提到这两桩暗杀,说美国人民对这样的事“深恶痛绝”,威胁说如果和谈没有进展,他只好重新考虑美国对蒋政权的态度。

在这样的压力下,蒋介石在东北的停火继续了下去。蒋的亲信陈立夫对我们说,他不赞成蒋的做法,劝蒋“像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没用。”但是蒋离不开美国。整个内战中,美国给了他三十亿美金的援助,其中十六亿拨款,约八亿五千万是武器援助。

东北的停火使毛得以在北满建立了横一千公里,纵五百公里,面积比德国还大的根据地。毛把这块地盘比作舒适的“沙发”,背靠苏联,两臂有北朝鲜、外蒙古作依托。

停火的四个月使中共有了充裕的时间整顿部队,包括整编原满洲国的二十万军队。凡是信不过的被通通“清洗”。★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透露:这三年中“逃亡清洗可能有十五万人” ,几乎快赶上“战死、失踪、被俘、医院中死去和残废等”的总数:十七万二千四百五十四人。)

整顿的重要内容是激发士气,办法是“诉苦大会”,由干部带头,战士们一个个上台去诉本人和家庭之苦。他们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目不识丁,因为忍饥挨饿,遭遇不公,有一肚子苦水。痛苦往事被勾了起来,大会上男子汉们哭得像泪人儿一般,空气变得像发烧似的滚烫。有份给毛的报告说:“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膺感动的气死了。死而复活,现成傻子。”

党告诉那群哭得死去活来的战士们,他们的苦都是蒋介石政府造成的,他们要“向蒋介石报仇”。亲历者说,这类诉苦真是立竿见影:“一场诉苦会下来,一个个抽抽噎噎的……那颗心已经是共产党的了。”这样的魔力,正常冷静心态下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与政治上洗脑齐头并进的是军事训练。苏联人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共第一支部队进入东北时,看上去不像正规队伍,也不会使用现代化武器,苏军还以为他们是土匪。停火期间,苏联人开办了十六所空军、炮兵、工程兵等军事学校。中共军官还到苏联去培训,有的去苏军控制区旅顺、大连。旅大也成了在南满被打散的中共部队和干部避难、休整、受训的集中地。

莫斯科为毛提供的武器包括缴获日本人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千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北朝鲜是日本的重要军火库,那里的军火都给了毛,足足装了两千多车皮。还有更多的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联制造的武器也来了,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的德国武器,上面的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国制造,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那里缴获来的。

中共从苏联秘密接收了数万日本战俘,他们在把中共军队训练成强大作战机器上功不可没。是他们教中共怎样使用日本武器,怎样保养、维修这些武器。是他们创建了中共的空军,由日本飞行员做教练。数千训练有素的日本医护人员悉心治疗护理中共伤病员,流过血的老人至今提起来还非常感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朝鲜。中共从那里不仅得到了军火,而且得到了一支由日本加苏联训练的二十万人的强悍军队。北朝鲜与东北有八百公里边境线,中共把它称为“我们隐蔽的后方”。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共被国民党赶着跑时,大量伤病员、后勤人员和战略物资转移到这里。国民党占领东北中部,把中共军队断开后,北朝鲜成了沟通北满与南满的走廊,也是连接关外与关内根据地,尤其是战略要地山东的要道。为了协调这张庞大的转运网,中共在平壤和北朝鲜的四个港口设立了办事处。

斯大林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苏联铁路专家组开始修复东北铁路。一九四八年六月,斯大林派前铁道部长科瓦廖夫(Ivan Kovalev)来华总领全面修复工作。苏联人共修复了一万多公里的铁道线,一百二十座桥梁,使中共能快速运输大部队和苏联重型武器,得以在那年秋天攻打大城市。

苏联、北朝鲜、外蒙古对中共的这一切援助都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共用各种办法掩盖它,毛特意命令林彪从党内秘密文件里“删去‘展开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的根据地’一句”。毛还叫林彪写上战争目的是“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阶级斗争口号不要提。”莫斯科的宣传机器说苏联援助毛的传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上,中共声称打蒋介石靠“小米加步枪”,才是货真价实的谎言。

毛不想欠斯大林的情,大规模苏联军援开始后,一九四六年八月和十月,中共两次主动提出用食品偿付。苏联驻哈尔滨的贸易代表谢绝了。毛十一月派亲信刘亚楼到莫斯科去游说,达成秘密协议,中共每年给苏联一百万吨粮食。这些粮食都是从老百姓口中夺走的。

东北停火时,蒋的军事力量仍远远优于中共。国民党军队有四百三十万人,中共只有一百二十七万。蒋把中共军队赶出了关内的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整个长江流域。毛在所有这些战区里,一再坚持要部队夺取和保卫大城市,都遭到失败。在华北,有“三路四城”之战(指夺取三段铁路,及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大城市)。在华东,毛指示向蒋介石刚恢复的首都南京挺进,说这个计划“并不冒险”。

挫折一个接一个,毛毫不灰心,他有把握赢得最后胜利,因为他有北满这个“沙发”。一九四六年十月,当蒋介石重新进攻时,中共已利用四个月停火把“沙发”建得如铁打的一般。那年冬天,国共双方恶仗不断。国民党发现他们的对手今非昔比,顽强善战。中共军队总指挥林彪的军事才能这时发挥得淋漓尽致,打起仗来“又狠又刁”。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他的部队日夜卧在冰雪地里打伏击。据亲历者推测“冻死冻伤总数,当在十万人以上。”几番大战下来,国民党在东北黑土地上的主动权,遂告易主。

一九四七年一月,马歇尔离华,美国调停宣告失败。美国开始认真援蒋,但为时已晚。中共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打通苏联”,已经大功告成,而且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实现的。毛泽东在全国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29 蒋介石失去大陆 1945~1949年 51~55岁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给人们以希望。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它“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介石曾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胡,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由胡担任。
胡宗南二月二十八日接到蒋介石电召。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其实毛已把延安疏散一空。
在此后的一系列战斗中,战事的发展和胡将军的行为令人十分费解。毛也一反常态。

毛在陕北只留下由彭德怀率领的两万多部队,不到胡宗南统帅的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毛坚持不准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的人惊叹的是,向来极端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引擎,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贯为毛的安全殚心极虑的周恩来,这次也像无事一般,一路上和毛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速放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泽沟壑,是打埋伏战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名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伏击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前一天,才从胡宗南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写到:快到时,“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中共军队〕,当即电报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报,反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几千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进,结果全数被歼。

这时,胡的大部队被派往另外的方向,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驰援的胡军远在高山深峡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部队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这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回忆道:“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非但不相信,反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武器、物资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天气热了,部队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中共军队腐尸中脱取恶臭扑鼻的布鞋。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随蟠龙而失去。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内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一再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务战场发出指示。

自占领陕北以来,毛第一次在他的领地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为他预备好了他爱吃的香肠、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馆里用餐,怕不卫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专门从东北前来为他拍电影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机,整天摆弄来、摆弄去,她未来的摄影爱好就此开端。毛的苏联医生不时从黄河以东的根据地过河来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向斯大林汇报。

只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出去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脾气。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黄河边停着船和汽车,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刘戡的军队。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无法骑马时,特别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在设法要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收发电报的机要人员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 ,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暂住的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转兵去保安。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胡声称“匪主力”在保安,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在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时,毛已经安全了。毛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不去苏联了,但他叫人“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在途中观亭一带,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回电说:“宜川情况紧急,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该军仍须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仲,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就这样断送掉。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提出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唯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推到死去的刘戡等人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再三“重蹈覆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把别处的部队也给他调去。美国军事顾问巴尔少将(David Barr)说:“蒋委员长的老朋友胡宗南将军说服蒋不断向胡的战场增兵,后来证明,这对国民党的华东华中战场是灾难性的。开封洛阳一带的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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