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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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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当上中共的“斯大林” 1942~1945年 48~51岁

整风也使毛的盟友增加了对他的畏惧感。他的主要帮手康生在那段时间非常怕毛。康生也是地下党,他的背景复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入党都不清不楚,他提的入党介绍人否认介绍过他。许多人给毛写信提出对康的怀疑,有人说他被捕叛变、出卖同志。最令康惶惶不安的是莫斯科的态度,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电报对毛说康生“为敌人效劳”“很可疑”。这当然代表斯大林的意见。早在一九四○年,莫斯科就要中共把康生清除出领导圈。
康生全靠毛保他。毛不但不在乎康暧昧的过去,相反地,他要的就是康有这样的过去。毛喜欢有把柄可抓的人。在毛手心里康生一辈子都提心吊胆,一九七五年临死前不久,还一再向毛表白他“没有叛变”。

康生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的肃反,参加了清洗别人,他是个心理变态的迫害狂。康爱观赏群众大会上人吓得发抖的场面,爱玩弄手中的牺牲品。斯大林有时把将赴刑场的人召到办公室作最后谈话,康生呢,故意让受害者以为没事了,就在那如释重负的一刻把他打入万丈深渊。康喜欢讲他家乡的一个地主如何用驴做鞭子抽打长工。一个十五岁的女学生编了套谎话,讲她如何用肉体诱惑男人,为国民党刺探情报,康生带着她到处去讲,自己津津有味地听了一遍又一遍。他还给毛提供淫书,跟毛交换猥亵的笑话。

康生后来成为延安恐怖的替罪羊。

另一个盟友刘少奇也领导过地下党,自己还被捕过几次。要是他不跟毛合作,毛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打成特务头子。刘一九四二年底刚回延安时曾对整人表示不满,但很快他就感到了危机。孙平观察到,刘迅速改变了观点,开始讨好康生,对毛亦步亦趋。后来刘鼓励他手下的人,像蒋南翔,给中央写信批评延安整风,不过那已是在毛把恐怖收回口袋之后。一九五○年,刘对苏联大使罗申(Nikolai Roshchin)说,延安整风的方式是“不正当的,使大批同志受害”。由于刘有才干,又听话,毛在整风中提拔他做第二把手,直到文化大革命。


有两个在未来的中国权倾一时的女人,在延安整风中第一次尝到了被整和整人的滋味,这就是毛夫人江青和林彪的夫人叶群。两人都当过地下党,自然都有特务嫌疑。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林彪远在重庆,叶群被绑在马上拉去关押起来。但她很幸运,有个跟毛关系不一般的丈夫。林彪七月回延安,闯进审查他妻子的机关办公室,把马鞭子往桌子上一摔,喝斥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老婆。”机关赶紧放人,给叶群作了“政治历史清白”的结论。受审这一段时间虽短,给叶群的心灵留下永久的疤痕,是她铁石心肠的开端。文革中她也成为整人的人。

江青作为毛夫人当然没人敢指控她,但她寝食不安,怕有人说出什么话来。她还得跟别人一样写“思想检查”,忍受“批评与自我批评”。她想躲起来,称病请假。毛不是林彪,他不保护自己的老婆,反而命她搬进中央党校“接受党和群众的检查”。虽然时间不长,程度也远比别人轻,她已是终身惧怕毛了。不像贺子珍,江青从不敢对毛玩弄女人大发雷霆,更不用说离开毛。毛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这种恐惧感导致二十多年后文革中许多人坐监死亡。

她学会了整人,对此还上了瘾,第一个牺牲品是女儿李讷十九岁的保姆。

李讷是毛跟江青唯一的女儿,生于一九四○年八月三日。一岁半时来了第三任保姆。保姆出身在山西一个穷苦人家,父亲常年在黄河上来回浮水给八路军驮运东西,一个严冬死在黄河里。保姆从小就给八路军做鞋,由于人老实勤恳被提拔到区政府工作,后来跟其他本分可靠的女孩子一道被选为延安首长的保姆。

做了体检,受了训练,她到了毛家。活路之一是给江青洗头。她说江青“脾气大着呢”,稍不合意就大发火,“吓得我不得了”。一天,她突然被叫到江青和毛身边的两个工作人员面前,江青朝她厉声大叫:“牛奶里有毒,你是坏人,来的时候就带来了毒药!你坦白!”

在枣园有一头特别为毛家养的乳牛,由专人喂养和挤奶。江青那天泻肚子,怀疑是牛奶有问题,审了厨师跟勤务员以后审保姆。当天晚上,保姆被押进枣园后沟的监狱,住在一孔挤满女犯的窑洞里。白天的工作是纺线,定额高得使她们一刻也不能闲。当局发现纺线是个绝妙的办法,被关押的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便于管理,还创造了财富。晚上是审讯的时间,保姆受尽辱骂:“你为什么不坦白?坦白就完了,你这个造粪的机器!”夜里看守拿着灯笼,不时探头到各窑洞去看,提防自杀或逃跑。关了九个月,保姆被释放了,九个月里经历的恐惧伴随了她一辈子。

正是靠整风,毛泽东树立起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人们在头脑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认识了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以前,大家可以既钦佩毛又说调侃他的话,既拥护他做领袖又对他跟江青的婚姻表示不满。学习毛的讲话时,不少人曾皱着眉头说:“还不是这一套!”“太粗浅,太容易了解。”好些人刚到延安时看不惯呼喊“毛主席万岁”,觉得“皇帝才喊万岁嘛,我们这是干什么?我感觉肉麻。”这一类言谈在运动以后都不复存在。

个人崇拜的每一步骤都是毛本人亲自导演的,最重要的步骤都发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一九四三年。这一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着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一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一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问世,首次出现在王稼祥的文章里。捉刀人其实是毛。王的妻子朱仲丽记得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新结的蜜枣绿绿地挂在树上。毛到她家来了,先说了些关于打麻将的俏皮话,然后叫她丈夫写篇文章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毛明确地说:“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王稼祥心领神会,废寝忘食地写了这篇文章,中心是:“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好后交给毛审阅,毛打电话答覆:“写得很好,准备叫《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后成了中共人人必须“学习”的文章。

在每天的会上,一个简单公式被反覆捶打进人们的脑子:只有跟着毛,才能无往而不胜。长征中最大的败仗土城之战,明明是毛指挥的,现在成了“违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毛反对的平型关之役成了“贯彻毛主席‘诱敌深入’等作战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千利”。

改写历史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九四三年,延安出了本小册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作者是早巳被国民党枪毙的中共劳工领袖邓中夏。一九三○年原文完全没有提到毛。可是现在的新版里塞进去这么一句话:“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

个人崇拜树立起来了,名正言顺当中共领袖的时机成熟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离上届“六大”整整十七年。毛把“七大”往后一推再推,以便滴水不漏地控制大会。
所有“七大”代表都经过反覆筛选,毛还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关了五年。整风前有五百来名代表,半数被打成特务,自杀的、精神失常的难计其数。几百个新代表被选入,个个都保证听毛的话。

“七大”会堂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自中共诞生以来,他第一次公开地有了党的领袖头衔。二十四年的努力如今总算开花结果,如愿以偿,毛的激动可想而知。感情冲动时他容易顾影自怜,他又开始唠叨过去的“受歧视”,“坐冷板凳”,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毛泽东成了中共的“斯大林”。

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1937~1945年 43~51岁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于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为“官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要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他还在“农暇”二字下加了着重号。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顿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有人提议“特货内销”,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提议,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两个都犯得有理。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鸦片的主要好处是不再受驻军骚扰。在此以前,他们的房子被占据,日用品和农具也被征用。鸦片带来财富以后,毛泽东采取措施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等,还帮助农民种田。据毛说,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外来共产党人跟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里去扭扭秧歌,象征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来往,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于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千七百五十倍,火柴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后就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

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J. 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延安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
米: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革命、战争——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开端呀——
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传统——〔大笑〕,传统——〔大笑〕。”

27 苏联红军终于来了 1945~1946年 51~52岁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Yalta),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诺,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太平洋战争。这意味着苏联红军将大举进入中国,这是毛梦寐以求的。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清醒地指出:中共要上台“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二十二年后,这个预言即将变为现实。
罗斯福和丘吉尔唯恐斯大林不参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苏联占有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让苏联控制中东路、旅顺、大连。★这两位西方领袖没有意识到,同斯大林根本无须做交易,斯大林早就想挤进来。斯大林将以对日作战为借口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为毛泽东夺权创造条件。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的二月十八日,斯大林的这一意向由苏联《消息报》反映出来:莫斯科“在解决远东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共利益考虑在内”。
(★雅尔达协定说这些“赔偿”是日本欠苏联的,事实上肉是从中国身上剜的。邱吉尔说:“俄国人从中国拿赔偿只会对我们保持香港有利。”尽管这些条款事关中国领土,但中国政府却被蒙在鼓里。美国说由它来告诉蒋介石,可是答应斯大林,斯大林什么时候让它说它才说。这样一来,蒋介石一直到四个月后的六月十五日才从美国那儿得到协定的全文。)

毛兴奋已极。怎么感谢苏联人呢?他想起他们驻延安代表的性生活。二月二十六日,他对孙平说:“这里的漂亮姑娘你一个都不喜欢吗?不要不好意思嘛。”三月五日他又再次提起:“怎么,这儿动人的女孩子还是有的嘛?”“身体也健康。对不对?也许阿洛夫大夫想找一个?你呢?看上了谁了?”

当天孙平在日记里写道:
傍晚时分,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她害羞地跟我打招呼,说她是来收拾房间的……
我搬了把板凳,放在屋外墙边唯一的一棵树下。她坐下来,紧张,也微微笑着。她和婉地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小心地等待着,两条腿交叉着,穿着布鞋的娇小玲珑的腿……
她真可爱极了!
她告诉我她是个大学生,刚参加共产党。她真年轻啊。

四月五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一个月后德国投降。消息传来正开“七大”,毛用中共胜利在望的前景激励与会代表,对他们说苏联军队一定会来的。他语意深长地笑着,手掌砍在脖子上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毛反覆提到斯大林,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赞颂讴歌的浓度在他一生中空前绝后。他自问自答:“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毛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先生”。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午夜之后十分钟,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三天后,一百五十万苏蒙联军在四千六百公里的边境线上开进中国,从东北到察哈尔,比整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欧洲战线还长。毛泽东在四月就下令中共靠近外蒙的军队准备“配合苏军作战”。苏军一入境,他便昼夜工作,调兵遗将,把苏军席卷而过的土地接管过来。毛把办公室搬到枣园小礼堂,接见川流不息的各地应召前来的将领。一张乒乓球台成了他的办公桌,上面摆着笔墨纸砚,在那里他起草电报,一挥而就地写委任状。得空时抓起桌上的瓜果馅饼等当饭吃,吃得如风卷残云。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以前要跟蒋介石签个条约,取得蒋的认可。蒋介石不愿意签条约,因为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在旅顺、大连等问题上损害中国主权。但苏军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就进来了。一个星期以后,苏军已经入侵中国境内几百公里,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只好勉强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蒋不得不同意签,因为他怕没有条约约束,斯大林会毫无顾忌地把苏军占领的地盘交给中共,而条约规定苏联承认他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许诺把全部占领土地都交给他。
当然斯大林无意遵守诺言。为了帮助毛接管,他尽量拖长占领时间,说是三个月撤军,但拒绝把这一条写进条约里。苏军占领时期远远超过三个月,这期间斯大林用各种办法阻挠蒋介石接管。斯大林甚至想过把内蒙古从中国割走,苏联占领军成立了内蒙古临时政府,准备跟外蒙占合并。这个计划最终放弃了。

日本是八月十五日投降的。这一天中国人用鞭炮、狂欢、眼泪、祝酒和敲锣打鼓来庆贺。战火在中国烧了八年,有的地方达十四年,使千百万中国人死亡、伤残,制造的难民多达九千五百万,为世界之最。中国人渴望和平。

等待他们的,却是立即爆发的全面内战。日本投降后,苏军仍不停地向南推进,一连好几个星期,占领的中国北部领土超过苏联在东欧所占全部土地的总和。苏联伞兵空降到东北西面七百五十公里的包头,靠近陕甘宁边区。到八月底,在苏联人帮助下,中共占领了察哈尔、热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它们的首府张家口和承德。毛考虑把他的大本营移到张家口,一队队驮着文件行李的骆驼起程远行。
对毛最重要的还是东北。那里蕴藏着中国最丰富的煤、铁、金矿,辽阔的森林资源,还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不仅如此,东北三面跟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壤:西伯利亚、蒙古、北朝鲜(北韩)。毛在“七大”上说:有了东北,“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东北都没有军队,那里被日本人无情有效地占领了十四年。但是中共的游击队就在山海关附近,他们立马出关,跟苏军联系上后,苏军把日本军火库对他们开放。沈阳有日本最大的军火库,据当时的报告,中共接受了“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里”。就在几个月前,整个八路军总共才有一百五十四门炮。

日本傀儡满洲国的二十万军队整个投降了苏联红军,苏军把他们交给中共整编。参军的还有成千上万新近失业的男子,失业的原因是苏军把东北的工厂设备机器以“战利品”的名义大批拆运回苏联,拆运过程中甚至毁掉整个工厂。据专家估计,苏军运走的设备差不多价值八亿五千八百万美金,要重新安装得花二十亿美金。大拆运的结果是许多老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有的只好当兵。中共最初派进东北的部队有六万人,转瞬就增加到三十万。

蒋介石急于把东北抢到手。但他的精锐部队远在华南和缅甸,要把他们运到东北去得仰仗美国的军舰。美国人要他跟毛泽东和谈。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制定的:“无论如何把他们拉在一起。”美国驻华大使曾建议,要是蒋介石、毛泽东达成协议,就把他们一块儿请到白宫去。在美国压力下,蒋在八月十四到二十三日向毛发出三道邀请,请毛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不想去重庆,头两道邀请他都拒绝了。毛怕蒋介石谋害他。他对蒋说派周恩来去,但蒋坚持要毛亲自去。最后毛只好答应——不答应不行,斯大林给他发了三封电报叫他去。斯大林一面秘密帮毛抢占土地,一面要毛玩和谈游戏。如果坚持不去重庆,给人的印象就会是他不要和平,美国在内战中就会全力支持蒋介石。

斯大林强迫他去重庆,成了毛此后一生对斯大林最大的怨气,他在各种场合提了又提,把斯大林责备来责备去。

斯大林告诉毛他的性命不成问题,由美、苏两家担保。国民党元老、中统创始人陈立夫告诉我们:“毛泽东到重庆来,是美国人保证他的,他是安全的。”毛也有身任要职的秘密中共党员保护他,例如重庆宪兵司令张镇。毛还是不放心,坚持要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专程飞来延安跟他同机去重庆,怕蒋介石把他在半空里干掉。

在这层层卫护下,毛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乘美国飞机飞往重庆,把刘少奇留在延安看家。飞机着陆后,毛紧紧地贴着赫尔利,一头钻进赫尔利的汽车,而不坐蒋介石派来接他的那一辆。

赴渝前夕,毛指示即将(乘美国飞机)离开延安飞返根据地的八路军将领“放手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在毛安排下,他在重庆时,八路军在山西省上党县打击国民党军队,大获全胜。毛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在重庆,毛吃了一场虚惊。九月二十二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几天后蒋介石本人也走了。毛一看这不就是暗杀他的前奏吗?马上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让毛住进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Apollon Petrov)不置可否,打电报去莫斯科请示,莫斯科没有回话,毛非常生气。

毛来重庆这一趟其实收获甚丰。他跟蒋介石平等对话,外国使馆邀请他做客,视他为政治家。他也显出政治家的风度,说话颇多外交辞令。丘吉尔在重庆的特使是直来直往的独眼将军卡顿·维尔特(Carton de Wiart),一次席间他开门见山地对毛说,他“根本就不认为中共对打败日本起了多大作用”,中共军队“只能找找日本人的麻烦”。出乎他意料,毛不但没发怒,还开怀大笑。

一次,八路军杀死一个叫约翰·伯奇(John Birch)的美国军官,把脸部戳得稀烂。美国在华军队总指挥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当面严厉谴责毛,毛客客气气地对答。魏德迈诈唬说美国计划运原子弹来中国,外加五十万军队,毛仍然不改冷静。毛的和解姿态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重庆和谈持续了四十五天,但整桩事从头到尾是做戏。毛到处喊:“蒋委员长万岁!”宣称他支持蒋做中国领袖,不过是说说而已,他要中国属于自己,非打倒蒋介石不可。

蒋介石也很清楚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只是他需要一个和平协议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尽管他毫无履行任何协议的意思,十月十日,他仍批准国民党同中共签订了《双十协定》。蒋做的样子骗住了美国人。毛还在重庆时,他们开始帮蒋运兵到东北,还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等待蒋介石的军队前来接收。

《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邀请毛当晚下榻他的寓所林园,第二天一早他们共进早餐,然后毛泽东飞返延安。一切都礼貌周全。毛刚一转背,蒋就把他的真实感情倾泻在日记里:“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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