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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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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保存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参加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日军无法守卫他们攻取的,远远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地域,他们只能控制铁道线和大城市,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就任毛抢夺了。不仅占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及时抓一把”。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中共将领的抵制,他们想打日本。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战的第一枪。林彪指挥的部队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打了一场埋伏战,伏击日本一支运输队的尾巴。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而且据林彪说大部分敌人在睡觉,这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毛,平型关之战根本打不起来。林彪一九四一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地,为了宣传,毛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证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热中抗日。“平型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平型关打死的日本人最多不过一两百,但这是中共在抗战前期几年中打的唯一一次稍具规模的仗。林彪三年后报告共产国际说:中共“直到今天还在用这场战斗做宣传,我们所有的文章里都只有这场战斗好提”。

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胜仗,都是做国民党部队的帮手。这过程中,毛不断掣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十一月中旬,第一块日军后方的根据地成立了,叫晋察冀,有一千二百万人口,远多于陕甘宁。后来日本人就侵略中国向毛道歉时,毛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斯大林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用飞机把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斯大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斯大林意见一致。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斯大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们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继续由他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因为距“六大”已有十年。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人,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份还没有正式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毛的盟友刘少奇当时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是画虎不成。”

毛还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焘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斯大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虽然他长了张娃娃脸,矮矮胖胖,但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他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据有人估计被杀的中国平民和被俘的军人高达三十万。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的同胞在日军手里惨遭杀害表示过任何愤怒。

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十八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做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做“留守处”。其实,毛并没有坐在那里发呆,他乘机做了件大事,把延安建成他的一统天下。

毛一个劲儿地给中共将领发电报,阻止他们遵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哪怕中共将领们也在军事委员会内,也参加决策。一九三八年二月,朱德来电说八路军总部将根据决策东移至山西东南。毛要他把部队带回来,声称日本人要进攻延安。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延安,只偶尔轰炸过几次。日本人要的是有经济价值、能够养战的地方。朱德婉言拒绝返回,说毛情报里的日军动作“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言外之意是毛上了日本人的当。毛坚持要朱德和彭德怀回延安,三月三日的一封电报特别说:“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朱、彭回电婉转而坚定地说“不”,带军东去。

为了制止毛的这类命令,政治局在二月底再次碰头。开会还有个原因。一月,根据毛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未经蒋介石许可,公开宣告成立。这在国民党地区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问:抗战有什么意思?“抗战胜利后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王明和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都对毛十分气愤,认为毛这样做太咄咄逼人,太刺激国民党。

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支持王明,再次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这些话是莫斯科的口径,也是致命的罪名。毛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指望斯大林对他开恩的,于是他聪明地表示接受“先打日本”的政策,发电报给八路军指挥宫,说他对他们的行动将“不加干涉”。同时,毛采取措施防止莫斯科发现他的真实立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曾派人以安全为名,收去了所有与会者的笔记,使万一有人要向莫斯科告状也没有白纸黑字作证。当中共要派人去苏联时,毛的人任弼时得到这份差事。任弼时告诉共产国际,毛的抗战政策跟他们没有区别。

苏军总参谋部安德利亚诺夫(V. V. Andrianov)这时秘密前来延安,带给毛一大笔钱:三百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差不多美金四千万。★钱是用来发展红军打日本的,斯大林说红军应当“不是三个师而是三十个师”。毛宣称他的打算正是集中大部队“打运动战”。说他努力要跟国民党合作,只是国民党不愿意。为了表示抗日的热情,毛甚至声称日本人不经打,比国民党还容易打。(★王明还在莫斯科时,对共产国际说毛“不断给我打电报说他们急需钱,要你们继续每月寄钱”。)

毛不得不向斯大林积极表态。他不会看不出,一年来莫斯科明显地降低了对他的赞颂,在庆祝“十月革命”的重要讲话里公开批评了他领导下的中共。

自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在毛的黑材料里,有一份说曾在中国活动的苏联高级间谍马尼科夫(Boris Melnikov)是他的发展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审问马尼科夫。被捕的共产国际情报负责人皮亚尔涅斯基(Osip Piatnitsky),在供词中称毛是“布哈林集团”成员。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前总书记,罪名之一是为日本人搞情报。毛还被指控为“中共核心内‘托派’领袖”。中国“托派”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日本特务。马尼科夫和皮亚尔涅斯基,以及一大群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情报人员,后来都被枪毙。

毛的前途危机四伏。

20 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1937~1940年 43~46岁




毛泽东的危机没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就是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逃离延安,不为别的,只为想把毛推下台。
张国焘在长征中与毛会师时,拥有雄兵八万,毛只有残兵一万。但几个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军队,抢先联系上苏联,被莫斯科首肯为中共领袖。重逢时,张国焘是灰溜溜地来的,军队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过他,因为他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他的四万军队仍然是毛的一倍。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毛把这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孤军在沙漠里调来调去,向他们发出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指示,迫使他们打一场又一场的恶战。指挥员徐向前说,给他们的任务是“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西路军最后实在无法支撑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却命令他们“就地坚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电令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

到三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虏们被集中起来照了相。从照片上看,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二只有四百来人在四月底挣扎到了新疆。苏联飞机运给他们武器、食物和香烟,另外每人一副碗筷。

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
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的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

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的挖,一锹一锹的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予要你死,你就死……”

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

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泽东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
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毛的秘书把他撵出他的住宅,让给毛住;他的警卫员被捕。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一九三八年春,忍无可忍的张国焘,抓住毛泽东处境不妙的机会,要跟王明等人联起手来倒毛。四月四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主席,他离开延安去附近的黄帝陵,跟国民党官员一起祭陵。祭祀完毕,他钻进一辆国民党的汽车,到了西安,随后前往武汉,去找在那里的王明、周恩来、博古。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负责人就在武汉附近。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书记处中不赞成毛的五个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张国焘到底跟王明等人说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据延安向莫斯科的报告,张国焘在武汉时“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可以肯定,张国焘力主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说动武汉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三人认为莫斯科不会同意。张国焘是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但王明正踌躇满志,察觉不到毛其实只是外表服从。

张国焘在武汉跟三人谈了一星期,绝望后,他投奔了国民党。他接着给留在延安的怀孕的妻子写信,要她来武汉,把他们十二岁的孩子也带出来。毛拖了两个月,等到确定张国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们离开了。张国焘的妻子经过武汉时,周恩来要她转告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张听从了周的“规劝”。张国焘曾一度担任中共军事部部长,负责在国民党军队里安插间谍,但他一个名字也没透露。他的回忆录千页之长,但没有泄漏多少内幕。可说他为国民党是什么也没干,国民党对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权后,他逃离大陆,后来托人带信想送儿子进广东中山医学院学医,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张国焘八十二岁时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院里,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

张国焘投靠了国民党,毛正好名正言顺马上将他开除出党,并在他的旧部面前把他搞臭。据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驻在陕北边上的忠实于张的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少对此“极表不满”,他们秘密开会,“讨论应付办法”,结果被“全部包围,随即秘密悉数解决,当时被活埋者计达二百余人”。

经过两个月的考虑,莫斯科在六月份批准开除张国焘。这时,斯大林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继续存档,十年后斯大林还会来翻阅它们。但眼下,毛泽东被“解放”了。

毛一得知这些消息,立即着手对付他的下一个政敌王明。

毛此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两年前,跟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刚恢复,毛就三番五次给莫斯科打电报,要王稼祥去苏联治伤,实际上是借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后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张国焘被扳倒,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威胁,巩固了地位——也改变了中共的抗战政策。

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日军进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王稼祥打电报威胁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着就把在“七大”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份,从王明那里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开。主席台上的列宁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作为对王稼祥的报酬,毛给了他一连串的要职,包括军委副主席。毛还为这个三十二岁的单身汉作媒,女方是三分颜色七分娇媚的医科毕业生,其父是毛早年的朋友。毛在给张闻天当了月老之后,又再抛红绳,拴住又一个有用的人。毛喜欢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别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



打倒王明的进程开始了。由于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技重施,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后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移到重庆,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也受到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为了拖时间,毛叫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两个大致相同的发言,一个在政治局,一个在全会上。他自己的政治报告拖了两个星期才作,这两个星期中与会者就在那里混时间。毛终于作报告了,内容既长,他上午又要睡觉,报告一作就是三天。

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后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王明那时人根本就不在苏区。

同时,毛著手改变中共的抗战政策。当时日本侵略军后方不仅有中共的队伍,而且也有国民党军队,同中共争夺地盘。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国民党,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在王明等人离开之前,毛满口赞同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报告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拿每一支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这句话跟他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中国成立时宣告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几乎一样。看来,照毛的话,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来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国,用毛的话来说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

王明等人一转背,毛就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这是毛在抗战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蒋介石依然是头号敌人,抗战中可以打内战。这是中共抗战政策改变的转折点。


毛泽东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负责中共北方局的刘少奇。刘曾去过苏俄两次,一九二一年见到列宁,还跟列宁的亲密朋友拉丽莎·瑞丝娜(Laisa Reysner)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刘是个有远见的人,明白毛的主张是中共上台的唯一希望。全会开完,毛就派他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控制项英率领的新四军。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此时也看出,中共如果要发展,要在占领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国民党开战不行。彭德怀站到了毛这一边。总指挥朱德也赞同毛的战略。

毛还有个得力帮手是康生。在苏联时,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紧跟王明著称,刚到延安时还带头呼口号:“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但他很快看出毛泽东的厉害远在王明之上,转而投靠毛。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头子,自己的警卫员也由他一手挑选。正是康生为江青担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评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间,这是一条有力的纽带。

延安成了软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回来,任命他为统战部部长。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时常独自在延安街头踱步,低着头,不发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带着几分惆怅。

毛不敢公开谴责他,因为他同莫斯科的关系很深。对一般干部来说,王明仍是中央领导。许多人对他有好感,记得他“演说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态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说天分,擅长在众目以外的少数人中运筹帷幄搞阴谋。他跟王明的明争暗斗还远没了结。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年二月,彭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中共的壮大得益于毛。但毛还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隐瞒了跟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冲突,只是在火并严重到无法掩饰时才向莫斯科报告,辩解说全是出于自卫,因为国民党一心要把共产党消灭光。
毛知道怎样取悦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欢的导演卡门到延安来拍电影,一进毛的门就看见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摊开放在书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书,作凝神阅读状,让卡门尽情地拍,特别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会上他为斯大林祝酒,说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个地方: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在窑洞门口为卡门送别时,毛特地问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后在黑暗中朝那个方向默默伫立,深深地叹息。卡门果真在文章里写道:“毛谈到斯大林同志的时候是多么充满感情啊!”

毛总是确保在莫斯科有人为他说话。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后有任弼时。六届六中全会后,他加派使者,第一个是林彪,一九三八年底到苏联去治疗枪伤。林彪受伤是因为他穿着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国民党军队把他当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带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会文件,向苏联人保证,毛是“中共可靠的,有决断力的,有原则的领袖”。毛没算准的是,林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林还说了别的人的坏话,说周恩来是“骗子”,朱德是“旧警察”,“不是自己人”。

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泽民也到苏联来“治病”,可苏联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没去医院看过病。他的任务主要是打击王明,报告莫斯科说王明是个“坏人”,干的坏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张红军的实力。这等于犯了欺君之罪。报告还说博古是“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 ,跟早期湖南共产党领导人李维汉二人都有“重大罪行”,应当排斥在一切领导岗位之外。

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来,九月十四日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胳膊,没接好,现在来做手术。周这时刚彻底完成了他的忠诚转移,成了毛的忠实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强调毛的重要性,说中共中央认为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他向莫斯科保证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战高于一切”,仍然致力于统一战线。他详细报告了中共的发展:党员是抗战开始时的七倍,有四十九万八千人,军队和地盘都大大扩展。他还夸张地说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了两千六百八十九次大仗。

李德跟周恩来同行到莫斯科。毛对他不放心,先下手为强,由泽民报告说李德的战略战术是“反革命的”。李德认为这是毛要置他于死地。他把周恩来叫作他的“主审宫”,因为周恩来火上加油,称这个从前的亲密同事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毛泽东爱说他的政敌“告洋状”,但他们中还没有谁像毛告他们那样向莫斯科告过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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