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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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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把红军中曾经反对他的人杀得差不多了,毛就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夏天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说那个会是“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他下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在十二月七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发了一场兵变——第一场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毛泽东的兵变。领导人是刘敌,并不是江西人,而是毛的湖南老乡。毛曾派他去江西红军中作军官,想用他协助掌握江西红军。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来,先对他说有人咬他是AB团,吓唬他,然后跟他说只要他合作就没事儿,还能升官。

在兵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刘敌写出是什么促使他挥戈而起。他看见李韶九的屋里“酒肉火腿摆着桌上,大喝大吃”,而脚边是受刑的同志。他听见李韶九“非常起劲高兴”地讲他怎样刑讯,周围的人又怎样恭维他。“尤其是李韶九说不是AB团问题,全是政治问题,更使我怀疑而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泽东弄鬼派走狗李韶九来屠杀江西党的干部”。

刘敌决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假装顺从,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这样一来,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为他们又要审人了,要我到小屋子里去坐,门口一条〔原文不清〕守着,听到李韶九审政治部政务科长尚子龙同志,被地雷公打得听天喊地,我便在屋子里铺上睡着打主意。”

第二天一早,刘敌继续装作讨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随我出另到一间房子,那时我又横竖是不要脸,同他大排谈一番,专门讲小话,这样一来他相信了我。”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将你这团的AB团马上肃清”,告诉他AB团就是那些毛“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刘敌回到部队,同志们“都非常稀奇,同时喜欢”,“那时党内一般干部都感觉得同志之生命毫无保障,非常恐怖”。他讲了他的所见所闻,大家都愿意随他行动。十二日,刘敌集合起部队,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没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他人都安然逃走。(后来,李死在复仇者手上。)

当晚富田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的士兵大会。下午,江西党组织离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赣江以东。他们散发通告,这样描述毛:“毛泽东为人谁都晓得,是极其奸猾,个人意识非常浓厚,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对党一切问题素来是少有会议讨论解决,无论在某一问题只要他发表意见,便谁都要赞成,否则他即借组织来对付及拟造新的谬误理论来为难。”“毛还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把党组织作为“个人系统,做他个人工具利用。总之,毛泽东他平日的一切言论行动工作的表现,已经不仅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斗者——布尔什维克党员。”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在场的中央巡视员不准公开抨击毛,说毛“与国际革命都有影响”。江西共产党人服从了命令,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中央。他们派刑讯受害者去上海汇报,给中央看他们的遍体鳞伤,说毛“阴谋屠杀江西党的干部,破坏江西党的组织”,说“毛泽东素来是反对中央的。中央屡次对前委工作指示,他屡次以个人拿些无谓的实际问题来驳批,故意不执行,中央来的通告少翻印传达下级去,中央派来的同志不理,并故意为难。……中央曾屡次来信调动毛泽东工作,然而他终置之不理”。

但是,从苏联回国后主事的周恩来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完全给毛泽东撑腰——哪怕他亲眼看到忠诚党员的刑伤,还对“波兰毛子”瑞尔斯基说:“逮捕刑讯我党党员的事确实是事实。”在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整人的人总是占上风,莫斯科要的是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这种人不能成事。江西共产党人虽然忠于党,但是可以被牺牲掉。中央叫他们“毫无抵抗的执行”毛的命令,否则就要“无情的与他作武装斗争”,也就是说被消灭。莫斯科下结论说,毛“根本上是正确的”。

对毛来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莫斯科支持他屠杀对党忠心耿耿、没有给党造成任何危害的共产党人。

莫斯科还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交给毛,示意毛可以随意处置。在那些血泪凝成的信件顶上,是几个瘦骨嶙嶙的大字:“译后退还交毛”。意思是,翻译成俄文呈莫斯科后,交给毛。这是康生的笔迹,笔迹好像反映出他那小胡子和金丝眼镜组成的瘦削面庞。康生是中国艺术、特别是春宫艺术的监赏家,对怎样用肉体和精神刑法折磨人,也有胜人一筹的见地。他时任中共组织部部长,跟毛没什么个人关系,只是仰承莫斯科的鼻息。未来,他将成为毛迫害干部的左右手,并因此臭名昭彰。眼下,他大笔一挥,那一行冷漠的字便置无数人于死地。

毛审讯、处决了刘敌和其他仗义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们被押着在红区巡回示众。行刑时,基层干部一律组织观看。

红色江西卷起杀人的狂潮。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报告,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说,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清洗,远远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的残忍,更是禁区。

不仅是江西,红色闽西也笼罩在血雨腥风中。一九三○年七月,那里的共产党人像江西一样,趁毛率朱毛红军北上长沙时,起来把毛控制他们的人选下了台。如今,成千上万的人被害,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有一个县,锈迹斑斑的铁丝穿过即将被杀的人的,牵成一串游街示众。恐惧、失望、厌憎,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他只是众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

富田事变发生时,江西共产党人曾向朱德、彭德怀寻求支持。“同志们,”他们痛苦地呼吁:“党内永远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朱、彭并不是不反感毛。朱德在事变后的一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向重逢的老战友龚楚吐露心曲,说他们的好多朋友都被害了,“这个幕后主使人,你是会知道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原注)……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完全是老毛一个人所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

但朱、彭没有支持江西共产党人。毛的背后站着中央,站着莫斯科,跟江西共产党人联合就意味着自绝于党。毛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让朱、彭做刀下鬼。朱德的总司令部就大肃AB团,五个副官杀了三个。毛随便可以叫某个受刑的人咬朱德。至于彭德怀,连苏军情报局都风闻传言,“彭可能跟AB团有关系。”

毛不仅要挟朱、彭,他还让他们手上也沾染战友的鲜血。判处刘敌死刑的“审判官”里就有朱德。
朱、彭没有起来反对毛还有另一层原因。一九三○年十二月富田事变时,打败了国民党内对手的蒋介石,正要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朱,彭关心红军的命运,担心同毛对着干可能毁掉红军。而毛,在这次跟后来的围剿中,都没有停止过打AB团。在战争的间隙中,毛打得更凶狠,到了党内报告称为“无以复加”的地步。刚刚在战场上跟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人,有的一下战场就被毛的刽子手处死。

毛的铁石心肠使他发明了一个抵抗蒋介石的有效战略:“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毛的理由是国民党军队不熟悉地形,因为交通不便,得依赖当地给养,中共可以通过控制老百姓使国民党军队断水断粮。毛命令所有老百姓“坚壁清野”,将粮食炊具藏起来,用大石头把井填死,然后藏身到山里去,让国民党军队没有粮食、水源、劳工和向导。这个战略给红区老百姓带来极大困苦,把他们的家乡变成战场。
毛的策略不得人心,但它行之有效。一名国民党指挥官后来说他的部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杓……军事情报一点也得不到”。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随所欲为。”

然而对红军打胜仗起关键作用的,还不是毛的无情战略,而是苏联人的帮助。第一次围剿刚开始,莫斯科就建立了军事顾问组,在苏联制定战略战术。在上海另设军事委员会,由苏联人跟其他国籍的人,特别是德国人组成。苏军情报局派头等情报人员、俄德混血儿左尔格(Richard Sorge)来上海,接管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的谍报网,任务是向红军提供情报。左尔格的助手之一是毛未来的亲家张文秋,他们之间的介绍人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左尔格后来扬名世界,因为他准确地向斯大林提供了日本在德国侵苏后,不会在远东乘机进攻的情报。他死在日本人的绞刑架下。
左尔格在中国的主要功劳,是打入了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德国顾问团。一名叫斯多兹勒(Erich Stölzner)的顾问的太太满腹牢骚,左尔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国民党的密码,包括行营与作战部队联系的密码。中共本身在国民党情报部门也有杰出的间谍,为毛的成功作出了贡献,钱壮飞就是其中一位。

这层层情报网使毛准确地获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用四万军民设下了埋伏圈,专等九千国民党军队入套。毛在前一天就得知哪支部队要来、什么时候来。拂晓,他在远处的山上等待,心里寻着诗意。晨雾未散,满山都还隐隐约约,“雾满龙岗千嶂暗”。太阳升起来了,“万木霜天红烂漫”,遍野枫树,像血一样地红。埋伏战也在这血样的山上打响。到下午结束,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投降,指挥官张辉瓒做了俘虏。毛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拿张辉瓒示众,口号包括:“杀张辉瓒的头!吃张辉瓒的肉!”张辉瓒的头真的被割了下来,钉在一块门板上,放进江里,顺江流到国民党的行营南昌,一面小白旗宣告这是给他上司的礼物。

这场埋伏战的胜利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毛的声望大增。人们只知道毛的“诱敌深入”,但光是“诱敌深入”是赶不走进攻之敌的。打胜仗靠埋伏战,而埋伏战成功的关键是准确的情报。苏联人在反围剿中起的决定性作用鲜为人知。当时毛和他们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呢?毛甚至要求莫斯科给他毒瓦斯!

一九三一年四月,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进行第二次围剿。毛使用同样的“诱敌深入”战略,加上同样的苏联情报和援助,又胜了。但七月初,蒋介石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前来进行第三次围剿,毛就没那么幸运了。蒋军是毛的十倍,蒋又改变了战术,使红军无法打依赖情报的埋伏战。红军被逼得一退再退,两个月后,红区只剩下几十平方公里。就在这个关头,毛得救了:蒋介石突然停止了穷追猛打——“九一八”事变爆发。

一九三一年,日本不断在它早已觊觎的中国东北制造事端。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应先安内”,先扫平红军,再对付日本。九月十八日,蒋从首都南京登舰去南昌行营,要给毛日益缩小的根据地致命一击,但就在那天晚上十点钟,日本入侵东北。东北的长官张学良,人称“少帅”没有抵抗。六十多年后,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抵抗:“我们没法打胜。日本出一师人,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军队的能力也没人家的强,我们军队的一切都不如,哪里能打胜?只能说是游击战,混战。我们可以出这种野蛮的行动,这种可以,要说真正的,一个对一个打,那是没法打。中国军队的素质,那跟日本是没法子比,日本的军队我佩服得很。日本军队实在是好。”“《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叫王芸生,他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他说在任何人也出不了第二个政策,也只能是这个政策。”

九月十九日,蒋介石到达南昌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的首府沈阳和其他主要城市。他只得匆匆于二十日折返南京,处理危机。他没有向日本宣战,原因跟张学良差不多:打,不啻以卵击石。日本也没有向中国宣战,它没有足够兵力把中国全部吞掉,于是采取“蚕食”政策。蒋的策略是利用中国辽阔的疆土,众多的人口以及不易侵占的山川与日本周旋,争取时间。蒋寻求国际联盟的干预,同时尽快使军队现代化,希望在有可能获胜的情况下同日本作战。

蒋提出“团结国内,共赴国难”的政策。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二十一日,南京作出决定:“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号召全国搞“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但是中共一口回绝。九月三十日中共发表声明说,任何外面传的朱、毛愿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 ,称蒋是“最不能调和的死敌”。中共的口号是:“打倒国民党!”而对日本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拥护苏联”——这个提法的原因在于莫斯科认为日本侵犯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前奏。

历史后来被改写,把中共表现得比蒋介石更积极抗战,称“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是中共的要求,为蒋介石所拒绝。这不是事实。

正是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在红军岌岌可危之际,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军队。中共于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扩张,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虽然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个“共和国”,连它的孕育人苏联也不承认,但这毕竟是全世界除苏联和蒙古以外的唯一共产党“国家”。

这个国中之国由几块散落在中国腹心地带的红色区域组成,包括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鼎盛时面积达十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来万。国中之国成立时,最大的红区是赣南、闽西组成的中央苏区,有五万平方公里,三百五十多万人口,瑞金为首都。

莫斯科指定毛泽东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脑,相当于“总统”,按苏联规矩给他戴上一顶非中国习惯的头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同时又是“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务宣布的当晚,一个亲信来看毛。此人曾被毛派去监督拷问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因为他深知毛的意图,而毛又最恨李文林。拷问后他总是向毛汇报。这晚他是来向毛道喜的,一进门他就喊:“毛主席!”毛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语汇中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毛主席。

9第一个红色中国 1931~1934年 37~40岁

国中之国的首都瑞金位于江西省南边陲,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里。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农产品丰富,到处是杉、松、枫、樟、栎,榕树华盖如云。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祠堂大得足以容纳几百人,正好适合共产党开会。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苏联式样搭了个台子,上面挂着木刻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这两位共产党老祖宗之间是一面红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镰刀斧头。再往上悬挂着用金线绣在红布上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有一副银线绣的标语:阶级斗争。大厅两侧用木板隔成十五间屋子,作政府办公的地方。部门的名字都是从俄语直译过来的,十分拗口,像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

祠堂后面开出广场,造了些建筑物,像带乡土气息的红场。广场一端是砖木结构的检阅台,作军事检阅之用。另一端是红军烈上纪念塔,形状像一颗矗立的巨大子弹,上面嵌着数不清的石头小子弹。远处树林里有座色彩鲜艳的大礼堂,状似红军八角形军帽。大门上铸着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正中是由镰刀斧头锁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点像欧洲教堂,窗户是百叶窗。礼堂可容两千人,紧贴着它有一个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两侧。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砖,以防耗子的骚扰。

整个地方封了起来,常人不能进去,只住着警卫部队、通讯服务人员。金库、电话总机、电台也设在这里。党的领导跟本地人没什么来往,他们基本上都不会说当地话,也不打算学,需要时用本地干部作翻译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举行隆重仪式,庆祝国中之国的成立。黄昏后成千上万的人被组织起来参加提灯游行,手执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着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灯笼。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踩着高跷,有扮作“英帝国主义”的,赶着一群戴锁链的“囚犯”,背上写着“印度”、“爱尔兰”。一串串用于手电筒的小电珠,悬挂在大木柱之间的铁丝上,晃来晃去。到处是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队队按指定路线游行的人群拍手、呼口号,这是他将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大众的预演。

毛此时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莫斯科虽然让他作了“主席”,但并不想要他做独裁者,在他周围摆了一大批听话的中共领导。最高军事指挥现在是朱德,职务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苏联受过训,苏联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诚。莫斯科曾考虑过让毛当军委主席,后来改变了主意,只让毛当十五个委员之一。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周走后,上海组成“临时中央”,由年轻的博古(本名秦邦宪)坐镇,主要职责是在莫斯科与各根据地之间上传下达。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那年六月由于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后枪毙。逮捕向的国民党情报机关首脑徐恩曾认为,告密者“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1徐说:“一天,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地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抓住了向忠发。“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喝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着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

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

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1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尽管回忆录不能在大陆出版,龚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龄时回大陆定居。)

毛的“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一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1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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