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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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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征。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后向上司报告说:毛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后,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央委员,尽管只是“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里,就把暴力散布到哪里。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六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国民党中相当多人早就不满走苏俄的路,他们的愤怒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高潮。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竞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外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未来将对共产党夺权起极大作用。许多国民党名人如今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农村暴力,要求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与莫斯科的手——中共——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国民党走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当局突袭了苏联使馆,搜到大批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文件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跟六十多名党员就住在苏联使馆的房产中。李大钊不久被绞杀。

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苏联正给它出钱出力,中共也正在它的行列中并肩作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后会把中国变成苏联傀儡。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强会不惜一切支持北京政权。

于是,有一个人抓住机会行动了,他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他颁发的通缉名单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鲍罗廷为首,毛泽东也名列其中。

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一八八七年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盐商家庭。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个职业军人,脸上常带着凛然难以亲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为孙中山的大本营参谋长,他率团访问苏联。那时他被俄国人认定“属于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但是三个月的访问使他极端反苏,特别反感苏联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感想一个字也没有公开说出。相反地,他给鲍罗廷的印象是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充满了热情”。有了俄国人的支持,蒋上升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汪精卫。蒋掩盖他的真实色彩,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苏联军援。但同时,蒋不动声色地准备决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产党人从关键的职位上赶了下去。此事发生后,吃惊的苏联顾问开始考虑干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Solovyov)二十四日给加拉罕(L. M. Karakhan)写信说:“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一年后,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边一公布苏联搞颠覆的文件,他就发表布告,逮捕共产党人。行动首先在上海,那里蒋有了新的财源。几天工夫,共产党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产党不能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但上海继续是中共中央居住与活动的地方。此后五、六年中,上海是处于地下状况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杀共产党人后不久,汪精卫也倒向蒋,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蒋政权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赶到台湾。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分共”在即,毛泽东自言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登上了长江边上著名的黄鹤楼,在那里写了首诗。始建于公元二二三年的黄鹤楼是古今诗人喜欢登临题咏的地方。唐崔颢《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后“黄鹤”用来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事物。这似乎说中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建树,即将化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的时候。“黄鹤知何去?”毛问道,考虑着自己的前途。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过去欢呼“好得很!”的农协会暴民做替罪羊。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告诉其他武汉领导人:“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做杀人放火的勾当。”但毛这一着没用,汪精卫已在策画跟共产党决裂,把一切乡村暴力都归罪于共产党。毛只能同汪精卫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脑袋的威胁。两年前的“逮捕”是有惊无险,他还可以雇辆轿子抬他到长沙,然后跑到广州。现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陈独秀的一个儿子被砍了头。在共产党发动了一连串武装暴动,杀了不少人以后,到处就都杀开了共产党。只要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就可能被抓起来杀头。死者有的从容就义,有的慷慨宣讲信仰,有的呼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着无情的大标题,为捕杀“拍手称快”。

但这时的毛,已看准了一个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利用中共和苏联来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三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 F. 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喝,只好喝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于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王佐在山里)。毛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他请毛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粮油暂时由他管。毛的队伍稍事休息后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就这样把一只脚插进了井冈山。

不到四个月,毛反客为主,把袁、王和他们的一帮人变成了手下的一个团。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毛很少直接上前线。三天后,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二月二十一日,在砻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毛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细述他对梭镖的由衷喜爱,现在他亲眼看着梭镖杀人。

自从毛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讲话之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的首创。但毛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毛的人又远比他们能打仗。他们甘拜下风,让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远非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他们不会看不出,是毛泽东拆了这次行动的台,又未经许可带走了部队。中央指定毛到上海开会。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干脆装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开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夺毛的权,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党代表”。

毛能指挥部队,是因为他代表党,没有党的权威队伍不会听他的。不知是碰巧还是阴谋,中央指示发出一星期后,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结果毛的队伍完全不知道党已经吊销了他的资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进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党的职务。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毛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的“山寨”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平原上盛产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里杉竹茂密,四季浓雾缭绕,猴子、野猪,甚至老虎来来去去。井冈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却很陡峭,易守难攻,败也可以跑。浓浓的灌木隐蔽着只有猎人涉足的小径,潜向通往两个省的阳关大道。

毛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里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叫‘吊羊’、‘绑票’。”

毛的活动常常是报上的新闻,他在全国出了名,以“毛匪”著称。

当地人恨他们。当年的红军李国斌回忆道:一次“打土豪”时,数百村民冲过来,“抓了我们四十余人,关押在祠堂里,对他们实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脚去踩,打了后用禾桶盖起来,上面压上大石头,使用各种毒刑。”

官兵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没多大区别,许多人都不情愿,尤其是军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后当众处死。对毛来说,这是一次极端严重的危机,他几乎失去了整个军队。在他拐走这支部队的短短几个月中,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

毛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后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后窗,或在后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以后长征途中,尽管宿营只是临时,毛的住处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幢美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三层木头宝塔,螺旋着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位于山下大镇砻市。这座大宅以奇异的美无言地述说着井冈山昔日的辉煌。它一半是欧洲教堂式的石头建筑,一排罗马式的圆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楼房,瓦屋顶上筑着像蛇窜出似的檐角。中西两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门洞精美地连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砻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三县的最高学府。楼上三面完全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里乘凉。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共产党最常见的活动开会,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进山里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廓。他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烟,一是收集书籍、报纸。毛离不开新闻。

来井冈山不久,毛有了新欢: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十八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子珍原名“桂圆”,因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圆圆的月亮下盛开着桂花。她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热情好动,心头好像燃烧着火。北伐军进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她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十六岁就当上了县妇女部长。她还带头剪掉了长长的秀发,留短发是革命的象征。
蒋介石“清共”后,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王佐给了她一支毛瑟枪。

后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当毛的翻译。毛不会说当地方言。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

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结婚”了。没有举行仪式,只有袁太太给他们摆了丰盛的宴席。这时毛离开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还不到四个月。别离后毛只给开慧写过一封信,说他患了脚疾,现在干脆遗弃了开慧。

开慧对毛的感情是狂热的爱,子珍只是相当勉强地嫁给了毛。一个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众多的仰慕者。子珍觉得三十四岁的毛“年纪太大”,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毛英俊活泼的弟弟泽覃是她的一个追求者,对她说:“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后来承认她选择毛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在那个环境中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毛跟子珍的关系在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世界里,引起了不少闲话。毛很谨慎,尽量避免跟子珍一同出现在人前。路过伤病员住院的地方,毛特别要和她分开走。

结婚不到一年,子珍已决心离开毛。她对朋友说跟毛结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牺牲”。一九二九年一月,毛要离开井冈山远走他乡时,子珍抓住这个机会要留下。她当时最好的朋友曾志说:“贺子珍死都不愿意下井冈山,她不愿意走。我们都要出发时,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这样的坚持很可能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离的是毛代表的那种生活,她在十几岁时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生活。她想脱离这种生活的愿望之强烈,甚至不顾冒被国民党抓去的危险。毛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她带上。“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说。“她一边走一边哭,总是掉队。她没来的时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马夫回去找她,去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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