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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

17043
3 温热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岁

与共产党结缘的同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恋爱,对象是他从前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他比毛小八岁,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开慧于一九○一年出生在长沙城外一个田园诗般的村子里。生下不久父亲留学去了日本、英国、德国,一去十多年,出身书香人家的母亲把她抚养长大,从小娇弱易感的开慧出落成一个既感情缠绵又落落大方的闺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亲从国外回来,带来了欧洲的生活方式。男学生来访时,开慧也同他们一起用餐说话。这在当时还很少见。美丽优雅的开慧常率直地发表见解,让男学生们大为倾倒。

开慧的父亲欣赏毛的头脑,向有影响的人极力推崇他。他对章士钊说过:“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杨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住在他家。那时开慧十七岁,毛二十四、五岁,毛很喜欢她,她却没反应。许多年后她回忆道:“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实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一九二○年一月,她父亲去世。刚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开慧朝夕相处,开慧终于爱上了毛。她写道:
父亲死了!我对于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橾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

像一个矜持的淑女,开慧没有吐露心声。不久他们分开了,她护送父亲的灵柩回长沙,进了教会学校。别离增强了她的爱情,她写道:
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找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

毛回长沙后,两人成了情侣。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师范附小,开慧常常去那里会他。但她不愿留下过夜,他们还没有结婚。毛不想结婚,不愿受约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毛鼓吹组成“拒婚同盟”,说:“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

一天夜里,开慧走了,毛无法入睡,爬起来写了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诗打动了开慧,她终于同意了留宿。夜里,他们热烈地做爱,房间的墙壁是木板隔间,很薄,左右邻居抱怨起来。有人说学校有规矩,教师的妻子不能在学校过夜。但毛是主事,他就干脆把规矩改了,从此开了教师妻子在学校留宿的先例。

对开慧来说,留下过夜等于把她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毛。她后来写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毛对开慧的感情远不如开慧的强烈真诚,他还继续有着别的女朋友。最亲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比毛小三岁。办文化书社她帮毛筹款,因为她教的学生中有的家里很有钱。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俨如一对夫妻。

开慧发现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忽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然而她原谅了毛:“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简直有不顾一切的气象,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竟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毛告诉开慧他有女友是因为他对开慧的心摸不准,不知道开慧是否真爱他。开慧相信了他:“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更加,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到此时才都明白了。)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开慧搬来与毛同住,一九二○年底他们结了婚——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时旧的结婚仪式为激进青年所不齿,而新的国家登记制度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男女的结合只依靠个人的良心和感情。

为了这个结合,开慧最终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后果是被教会学校开除。毛继续着他的艳事,婚后不久又发展了两个女友。他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桩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二字。其中一个是开慧的表妹,开慧知道后,气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养的开慧鲜有吵闹,自己也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毛。她后来写出她的无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开慧并非旧式妇女,按传统要求对丈夫有外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其实是个女权主义者,写过雄赳赳的文章为妇女争权利。有一篇大声疾呼:“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姐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

毛结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紧了在中国的活动。它开始在西伯利亚秘密训练一支中国军队,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有间谍。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党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进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移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着水菱角,代表们绕藤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于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斯咏一九三一年病逝。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后,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后,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后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开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佣人。家在长沙城边,一开门是一片菜地,屋后是矮矮的山坡。那里有汪水塘,浊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经费买的,作湖南地区的机关。作为党在湖南的领导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员。他没有八方奔走搜罗信徒,只是简单地告诉听他话的人参加。首先他发展了他的朋友、书社经理易礼容。从“一大”回来后不久,毛把易从书社叫出来,傍着竹篱跟他谈话,要他入党。易有保留,对毛说:“苏联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杀三十,我是没决心。”但易最后还是参加了,他的态度是:“毛主席要我参加我就参加了。”中共长沙支部就这样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礼容,还有毛带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后毛发展了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泽民,毛把他带出来,让他管钱。毛还从家乡带出别的亲戚,给他们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党。用易礼容的话说,湖南党“就是毛主席单线领导,指挥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开什么会议。”

亲戚朋友之外,毛发展的党员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共产党的人,包括知名的刘少奇、任弼时,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了(又名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贺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党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俄的。

毛一正式成为湖南党的头,就着手把贺希明从党的圈子里赶出去。贺当时主办一所相当大的公众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进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毛第二年对刘少奇说:贺“不听话”,“大家把贺希明从船山学校赶走”。贺当时五十来岁,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听话”这样的字眼,足见毛放肆的一面。毛从前对同辈长辈都彬彬有礼,第一次见到萧瑜时,他曾谦恭地向萧鞠躬,说自己如何欣赏萧的文章。现在他有了点权了,举止开始变了,朋友都得顺着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与他无争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赶走贺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他赢了。在毛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但他总是精明地准时向上海打报告。

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会。但他少有作为。他对劳工没有什么同情,正如他对农民一样。一九二○年十一月他给朋友写信,抱怨自己作为读书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后说:“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赣交界处的安源煤矿工人写信给共产党人,要求帮助,毛去了煤矿。这是有记载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他只待了几天就走了,让其他人去做具体工作。据马林笔记:毛报告说,“他对组织劳工是一筹莫展,想不出任何办法。”

在长沙有两个卓有成效的劳工组织者:黄爱、庞人铨。他们一九二○年底成立了独立的湖南劳工会,两个月内长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这两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领导大罢工时被捕,随即被砍了头。他们的被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后来问杀他们的省长赵恒惕为什么没捉毛泽东,赵回答说:毛没对他构成威胁。

既然毛在组织劳工和发展党员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便没让毛当代表。毛后来对斯诺称他“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组织严密,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包括加入共产国际。

没当上“二大”代表对毛是沉重打击。这意味着他可能失去湖南党领导人的地位,俄国人资助的钱也就不会经过他了。所以毛一听说“二大”代表没他,立刻变得十分积极。四月他去了一个铅锌矿,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矿。他开始领导罢工游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岸英,毛没在她身边,他在代表泥木工会跟政府谈判。

湖南党的“委员会”也赶着在五月成立。这时,毛做湖南党领导人已近一年了。湖南党有三十多名党员,大部分不是毛发展的。刘少奇曾这样描述委员会的运作:他多次在毛家里开会,但除了“有时问一问情况之外,根本无法发言,最后,总是照毛主席意见办理。这就是说,湖南党内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作风,而当时在上海党内就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作风。”刘在此委婉地陈述毛在建党初期就已经形同专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现时,他的运气来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数人员,从陈独秀起,与莫斯科代表发生激烈争执,反对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个政党:国民党。莫斯科代表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党员支持他,而毛正是这样一个人。

国民党建于民国初年,领袖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当总统没多久就被迫让位给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自己被排斥于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孙一心想组织军队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屡屡失败后,他跟苏俄拉上了关系。

苏俄也想颠覆北京政府。它那时正致力于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由此对它满怀戒心与敌意。苏俄希望一个跟它亲近的人当权,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试探了不同的地方军阀,曾特别寄希望于吴佩孚。但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蒙古。只有孙中山不要求苏俄撤军。虽然孙说他反对蒙古独立,但他对苏俄代表越飞(Adolf Joffe)说:“苏俄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越飞告诉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

作为交换,孙中山要苏俄帮他建立军队,推翻北京政府。为此他不仅赞同苏俄军队继续占领外蒙,还主动提议苏俄进占矿藏富有的新疆。越飞十一月报告莫斯科,孙“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夺取新疆,说那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孙甚至要求苏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

孙是“我们的人”,越飞加了重点记号报告列宁。他的要价“最多不过是二百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差不多同样数字的金卢布)”,“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二百万卢布吗?”孙还占据南方沿海的广东省,苏俄可以方便地运进武器装备。苏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钱由共产国际基金支付。”这个决议是由正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签署的,斯大林此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

莫斯科知道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想利用俄国人,正如俄国人利用他一样。莫斯科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这就是它为什么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斯大林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从这里,莫斯科,我们不能公开地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都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孙中山只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想的无非是权力,资助孙只会是“浪费俄国的血汗,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

面临反抗的马林,于是把毛调来中央。毛马上加入了国民党。他从前的朋友蔡和森,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后来向共产国际抱怨说,当马林提出“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时,“赞成他的只有毛”。

毛拥护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不相信只有一两百人的共产党靠意识形态能有什么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三大”上,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国人打进来。主持大会的马林向莫斯科报告:毛“实在太悲观了,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是俄国干涉”。“革命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毛是有远见的,没有二十二年后抗战结束时的苏联出兵,就没有中共的江山。

跟国民党合作,有苏俄在后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军援,使毛看到了希望,他第一次倾其才能为党工作。莫斯科负责给中共提供钱的维尔德(S. L. Ville,驻上海副领事)特地报告莫斯科:毛“毫无疑问是个好同志”。由马林做主,毛当上了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开会时作记录。党的函件都由陈与他签字。学着陈,毛也用英文签名:T. T. Mao。他和陈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工作战线逐渐地扩大,我们的开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干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来到中国主管国共两党,名义是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在美国、墨西哥、英国都留下了显著的足迹。人们用“雄伟”一词来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伟岸的姿态。他既善于演讲,声如洪钟,又精于组织,还颇具远见。

鲍罗廷按苏联意旨改组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纵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党人非常活跃,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拥有数以万计成员的国民党中占据了一连串要职。

莫斯科向这个新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本,出钱建立、出人训练国民党军队,一手操办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训军官。军校坐落在珠江一个小岛上,离广州十公里,完全是苏联模式,有苏联顾问,还有许多共产党教官与学员。飞机大炮从苏联海运而至。在苏联人帮助下,国民党大大扩展了在广东的基地。
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个候补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间,毛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是国民党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尽心尽力为国民党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

毛的做法在共产党内引起不满。蔡和森对共产国际说:在湖南,“我们的组织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意义。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的省党部来决定,而不是由共产党的省委员会决定。”另一个执著的劳工组织者邓中夏也说:“毛那时反对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运动。”

不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开火。毛的庇护人马林这时已经离开中国。虽然毛跟鲍罗廷关系不错,但反对毛的苏联人势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内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能忘记他们跟国民党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这两个党有什么区别。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达林(Sergei Dalin)给维经斯基写信说:“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马林安插的人)说的话简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说国民党过去是、现在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国际应该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我已经写信给党的中央局要求他们换人。”

对毛的批评还有“机会主义”、“右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将在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四大”代表名单上也没有他。在一撸到底的重击之下,毛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人大大消瘦。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罗章龙告诉我们说,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时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后毛一生都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将召开,毛别无选择,只得离开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没有党的职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携带着五十多公斤的书,说是回家养病。此时,他在共产党内已经四年多了,经历了沉浮荣辱,三十一岁那年,家乡韶山是唯一的归宿。
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岁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搞得热火朝天。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

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国民党中有名的美男子。诗人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胡〕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汪又是民国革命中响当当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里,由于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着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后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鲍罗廷一锤定音,新的国民党领袖就是他了。

苏联人现在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板上立着中国保镳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着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着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着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么弟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泽民也随后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张像样的履历表。他开始在韶山一带组织基层支部,大部分是国民党支部。

国民党的主要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毛的工作也就围绕着这个主题。这跟农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没能唤起农民什么兴趣。当时跟毛一起的贺尔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合人,结果“一点又十五分时,会才完毕。”毛说“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农民开成立国民党支部的会,“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里,“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不幸。”
当时共产党在长沙领导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反帝大游行。耶鲁大学办的湘雅医学院院长给美国驻长沙领事馆的报告说,湖南省长“接到一张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是此地首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档案里。虽然毛并没有参与领导这些游行,但因为毛的名气,当局也怀疑他。

八月,省里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里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就要去广州了。离开长沙前夕,他到湘江边散步,心里酝酿着展望未来的诗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后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的功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于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后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后,国民党的《中国农民》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地占领农村。”国民党先于共产党行动起来。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于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着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 Volin)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千三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对富人。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后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千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现在,由于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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