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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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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什么只讲劳动密集呢?我们这个大国,有这么大的科技力量,为什么不去搞新技术产业呀?"我们说所谓机遇,是什么机遇呢?就是世界经济改组--逐渐地把那些劳动力成本占比例比较大的产品转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去。我们是从利用这个机遇提出问题的。我们如果有条件,当然应当发展高尖端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但是现在国际市场结构改组并没给我们这样一个机遇,我们现在也没有条件大量地出口资本密集或者是技术密集产品。因为我们缺的是资金,缺的是设备。仅仅解决部分国营企业、少数先进技术企业的出口问题,不能解决沿海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这丝毫不是说我们不要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产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是起骨干作用,应该起骨干带头作用。也不是说不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出口,我们应当积极地搞。但是大量地搞,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首先利用这个机遇,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等我们有了资金,就可以引进设备,技术等级就会逐渐提高,产品质量也会逐渐提高,而这样恰恰能够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的时机来得更快。不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只是好高骛远地一厢情愿,那么将来这个机会可能就根本来不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为什么日本现在就要把劳动密集型向外转,为什么四小龙就要往外转,一开始他们不也是利用了机遇,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吗?

当时还有别的顾虑。比如说我的意见提出以后,刚才我讲了,邓是非常支持的,非常称赞的。但是陈云同志就没有个明确的态度。我直接向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只讲了一句话:"噢,两头在外啊?两头在外不容易啊。"至于李先念嘛,就是反对的了。李先念说:"你大进大出,恐怕只能大进而不可能大出啊。"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顾虑还是很多。比如地方利益的问题一一内地省份认为只讲沿海省份不讲他们了;讲乡镇企业不讲大中型企业;讲劳动密集不讲先进技术。所以主要还是一个观念陈旧的问题,这是长期执行计划经济、长期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形成闭关自守所造成的。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八五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我们采取软着陆的办法,调整基本建设的结构,当时讲几年内基本建设不增加,总规模不增加,使结构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部署。而八八年春天提出实行沿海发展战略,有人担心,现在提出沿海发展战略,那就是沿海建设的规模要扩大了,还可能需要国内一部分配套资金,必然会同全国稳定经济发生矛盾,必然会冲击稳定全国经济的部署。又要欠债啊!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些顾虑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利用沿海这个机遇,两头在外,利用外资,沿海经济的发展本身不会冲击国内经济的稳定。(录音不清)……老企业的改造上,采取嫁接的办法,在老企业的基础上,嫁接国外的资金,嫁接国外的技术,嫁接国外的管理,以及销售网。这样我们国内就不用多少配套资金,另外把各地方留成外汇作为周转外汇进口原料然后加工出口,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从更根本上来讲,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冲击稳定经济,相反还会促进全国经济的稳定。

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八八年秋季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李鹏、姚依林他们就趁机用行政的办法全面压缩、全面收紧,根本不管沿海了。把沿海很多原来实行这个战略所确定的政策,所确定的措施通通收回,绝大部分变掉了。对外一些已经确定引进外资的项目也不搞了。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我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顾虑,专门讲了网开一面。我说我们现在的经济调整和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是开放的条件,能够通过同国际市场的交换,通过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来缓解我们国内的矛盾,来减少我们在调整期间的困难。这本来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不仅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减少困难和矛盾。所以现在对沿海网开一面,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全国的治理整顿。无论如何不要把全面压缩、收紧这一套东西搞到沿海去。当然沿海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整顿治理,那可以有重点地搞。沿海可以趁这个机会搞结构调整,比如说搞外向型经济的企业可以大量进一步发展;主要消耗国内原材料的,可以适当压缩,有条件的要转向外向型经济。当时如果能够这样很好实施的话,我看我们治理整顿的情况会更好一些。当然也要说,虽然当时国务院对沿海不加照顾、全面压缩,大大影响了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贻误了沿海经济几年的发展。但是由于有这个沿海发展战略,由于沿海有了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以治理整顿中问,终究沿海的情况还是好于内地。

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问沿海和内地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需要正确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上一直没有处理好。解放初,一头倒向苏联,准备和台湾打仗,所以一直把内地作为建设的重点。本来沿海经济基础比内地好得多,但是屁股全部坐到内地。以后又要和苏联打仗,进一步搞"大三线",沿海的条件没有很好地利用。虽然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感觉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提出要发挥沿海的积极因素,但是根本没有落实,沿海那些很好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充分地利用。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沿海经济有条件发展得快,内地经济不可能搞得太快。但是,全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长期没有明确沿海和内地实行不同的方针,常常是一刀切。强调快速发展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都加快发展;强调收缩也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一起收缩。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沿海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快,效益一直也是好的,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八八年治理整顿时,沿海刚刚顺利发展几年,本来势头很好,完全可以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结果呢?收缩。使沿海又大大减缓了速度。去年邓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又是强调发展,不仅是沿海,内地也非常热。依我看,现在沿海除了房地产、股票出了一点问题以外(这可以有重点地解决),整个沿海来讲,发展是健康的,效益是好的,情况是很好的。现在[编者注:指1993年]又提出整顿,又要所谓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还是用了很多行政的办法,这次是不是又来个一刀切,内地沿海同时收缩?沿海刚刚利用这个机遇要顺利发展的时候,又来一个收缩下马,就看这一次怎么样了。这是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面还有一样很不好的东西,就是长官意志,地方长官意志。这个地方长官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太大!他们往往按主观愿望而不是经济规律办事。你快我也快,你搞我也搞,你搞什么我也得搞什么。本来经济问题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沿海就按沿海的情况办,内地就按内地的情况办。治海主要实行外向型经济,内地基本上实行资源开发型经济--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品生产。如果市场真正起作用,经济实体能够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完全根据市场的作用来调配资源,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那情况就会好得多。真正由经济实体,也就是市场的主体--各个企业、各个经济单位,根据效益和市场原则,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他们自主决定。内地用内地的办法,沿海用沿海的办法。而现在是长官意志决定。这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主管经济的那些人。他们脑子一直是全国一盘棋、全国集中统一,称为"全国几统一",他们把很多权力集中到中央。主张均衡发展,即地区之间差别不能太大。这些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二是,由于政企没分开,地方长官的意志对经济建设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一厢情愿,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所以要根本解决问题,恐怕还是得靠真正的经济体制转型,真正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当然,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逐步的,一下解决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过热啊,宏观调控啊,根本是因为市场规模不够,地方经济实体自主权不够,以及政企不分,地方长官意志的影响。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把握总的方向。同时,就是要在转型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即使不得不用一些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也一定要注意到地区的区别。一定要对沿海地区网开一面。这样情况就会好一些。

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如何使沿海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优势,充分利用它的条件,使沿海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附录二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代表时的讲话

1989年5月4日

赵紫阳

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对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去年以来,我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这样,就把惩治腐败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现在正在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对待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本身,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附录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1989年5月19日

赵紫阳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

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同学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结束这次绝食。

我也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满意答复你们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况都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六天、七天的情况下,现在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呀。

我今天不是来与你们对话的,而是劝同学们理智地想想,现在是什么样的严重情况。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这个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严重的情况一天天在增加。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能够控制,造成对交通、运输、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

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有组织绝食的同学们,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现在已经六天、七天了。难道真正还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吗?有很多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等到回答你们满意的那一天,你们也应早些结束绝食。

谢谢同学们。



附录四

《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3日

赵紫阳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一些事实及我当时的思想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4 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也看见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与当时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4月26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4月26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后来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了一些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在4月26日的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下,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已讲过这点。

(二)做的对和不对的地方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当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间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

(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活动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

(2)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

(3)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

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将这三条意见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4月23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间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覆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5月3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阅。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有了较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准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4月29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4月26日)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5月4日的讲话,特别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话(如反对动乱的问题)我在5月3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有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想今后遇到这些问题,仍然应该争取在这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过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鹏同志会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讲的差不多。
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5月8日的常委会和5月10日的政治局会,4月27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难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岁(或75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订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5月16日夜问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4月26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5月4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4月24日常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成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4月26日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没有谈下去。

九、5月17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5月4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4月26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能够继续共事的。我反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5月18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讲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学生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的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周总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再出来,将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代。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9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已觉得自己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5月19日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从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已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一九八九年李鹏同志的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的基建规模,85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88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1987 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1988 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开放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着重讲清198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1988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的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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