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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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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时任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234】魏京生(1950-):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独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医”。现旅居美国。

【235】编者按:从这里起,到P289【一】,共12段,在录音带中虽然位于本处,属于第六部分第二节;但从内容推测,也许是P268【二】第五部分第七节的一部分。编者在整理过程中一仍其旧,未作任何改动。

【236】张维(1913-2001):北京市人。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80-198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237】“小舰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衍语,意即以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为目标的最危险的反革命组织。

【238】胡应湘(1935-):Gordon Wu,香港企业家;香港“合和实业”创办人。

【239】“三通”是指开发前的通电、通水和通路;“一平”是指平整地基。

【240】霍英东(1923-2006):Henry Fok,香港企业家。1980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41】林同炎(1912-2003):华裔美国工程专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同炎国际公司董事长。

【242】汪道涵(1915-2005):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长。

【243】陈国栋(1911-2005):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244】“邓小平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间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根据“去年”二字可以推断,录音的底稿是在1993年写定的。

【245】许士杰(1920-1991):广东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

【246】梁湘(1918-1998):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247】熊谷组是日本的建筑公司,成立于1898年。

【248】王纪宽(1931-2007):江苏江阴人。时任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咨询研究员。

【249】据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的回忆:“在他(胡耀邦)的领导和推动下,到1982年底,全国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0日)






【一】简体中文版编者按: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原书中的第289页。

【二】简体中文版编者按: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原书中的第268页。











代后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编者按: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译文录入中文版。
鲍朴 译。

我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我问,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当毛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进”——大量购买外国生产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像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式。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1950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1987年1月从胡耀邦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产,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赵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1980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理会赵的意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赵,在整个1980年代,直到他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当我们说到1989年4至6月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时,也可能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材料比赵紫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还要多。这是因为有一本在海外发表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许赵从来没有接触到,特别是元老们决定赵下台以及选择接班人的会议记录。赵在这里提供的,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之采取的政策。

赵因为对学生运动持宽容态度,使李鹏等保守派同事恼羞成怒。赵认为在初期的抗议活动以后,使用说服的手段可以使学生回到校园。李鹏曾保证根据赵的意思去做,赵就启程前往北韩,进行早已安排好的访问。对赵不幸的是,李鹏找到了机会,背弃了他(向赵做出)的保证。赵一离开,李鹏赶紧召集北京市委的干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后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报告惊心动魄,预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势,将会有全国性的动乱。邓的脑子里有文革时儿子被斗残废的记忆,这样的报告肯定会使邓小平深受感触。他将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在朝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无奈中,只有同意邓的说法。李鹏做出安排,把邓的语言和情感立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在4月26日发表。出乎李鹏预料的是,社论不仅没有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被诬陷了。27日,学生们冲破了警察的拦阻,再次到广场游行。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学潮再次升级。

赵回来以后,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论里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论收回,学生运动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过咨询得到的结论,同他已经感觉到的情况,是一样的:邓根本不愿意否定社论。李鹏最大的胜利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离间邓与赵的事情。赵试了其他方法向学生显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经没有选择,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严归于失败。赵的时代结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参加中央会议,接受被废黜。

逝世于2005年的赵,在软禁当中度过的时间比主持改革的时间还要长。在这个期间,他只偶尔被允许出行到经过谨慎选择的地点,偶尔打打高尔夫球,偶尔会晤被仔细筛选过的来访者。赵的许多时间只能用来抗议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无聊的禁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党的官员,他向他的监视者援引宪法和党规。看来他真的相信 ——也许出于天真——在他义正词严的压力下,某一天,他的敌人就会退却。然而,不然。在处理赵紫阳一案中,合法与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和稳定。也许,赵从乡下来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过,也许,如果他出现在街头,如果被发现后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如果领导集团因此发生出自内心的恐惧,也许他能从中得到某种安慰?

在幽禁中,赵想过政治改革,想到邓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认为邓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紧国家管理的机制而已。胡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据他在政治运动中温和的态度,和他坚持平反以往运动中的全部冤假错案,使赵认为,如果胡能继续执政,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赵承认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渐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灾难:比如大规模的腐败就会不断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经可以告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中共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法治必须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话沟通的渠道。他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有权组织自己,而不是从属于党国领导之下的机构。赵希望,纵使选择有限,在全国代表选举中也应该有选择的余地。

之后,赵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现代化,包括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这需要共产党做出两个突破:允许不同政党的竞争和新闻自由。而且,党内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也要先行。在简短的分析后,赵根据他的经验,讲了推行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会是多么的艰难。

赵紫阳被囚禁的故事引发了(我的)两个想法: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了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动摇了这种模式。中国不需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去实现赵紫阳最后遗言中的结论,这个党就必须从根本上有所变革。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一一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Roderick MacFarquhar is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rmerly Director of 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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