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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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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他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李先念认为我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的话。他曾经通过王任重让王全国【232】传话给我,说对几位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话!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对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不满。实际上他的话没法听,因为他是反对改革开放。另方面,如果说陈云主要是维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搞法,如说一五期间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认为现在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对一五计划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对改革开放持保留态度。而李先念则是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三年经济徘徊的问题。因为这期间实际上是他在主持经济工作。自从1958年陈云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视以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长期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对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后三年徘徊时期经济工作的成绩非常不满意。他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所以李先念特别反对我。除了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思想比较保守以外,还有认为我只听邓的话不听他的话,另外认为我对过去他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成绩肯定不够。李先念那么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讲原则地反对我,含有个人感情因素,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表现出一种仇恨,我认为就是这些原因。






【229】“两权”即上下文所说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230】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具影响力的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倡导者。对1980年代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1988年赵紫阳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弗里德曼。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231】张劲夫(1914-):安徽肥东人。1982-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232】王全国(1919-):1975-1979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的看法。

首先说一说邓小平的主张。1980年以来,直到“六四”前,邓一方面不断地讲反对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多次讲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邓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张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集中批评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等等弊端。指出这些问题同现行的制度有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这里他还引用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一句话,说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时,还特别提出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虽然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和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但对肃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估计不足,没有完成。

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

另外,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另外,当时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233】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邓在1986年6月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过,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一年9月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又提出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搞一个蓝图。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讲话,7月同孟加拉国外宾的讲话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还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十三大两个主要内容之一。

但他这些讲话所讲的政治改革的内容,比1980年讲的范围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内容仅限于行政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他为政治改革规定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下放权力的问题。第三,精简机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是邓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讲话。他说,我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企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增强活力。就其主要内容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年轻化。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主要的内容。

有人认为,邓有时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以获取人民群众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认为,邓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贯彻始终,是由于形势所迫,或受到某种阻力的缘故。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问题的实质在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样的改革?在邓的思想上,政治体制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兼容的。所以他每次讲话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前之后,甚至是同时、同一篇讲话中,往往又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强化专政等问题。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前,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他所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是在思想理论界思想刚趋活跃的时候,加在思想政治领域的一个紧箍咒。而在1980年8月讲话之后的12月,他所做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强调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指出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社会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特别指出,国家机关要通过适当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先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要事先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闹事严重的地区,必要时要实行戒严。

1986年、1987年,是邓小平集中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期。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这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说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与一般人的理解,即国家现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决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和效率问题,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邓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说,一般地讲政治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们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么搞法,还是个新问题。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他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是指这个。1980年9月邓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时,就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987 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那次谈话,对这个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资产阶级讲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制、竞选、三权分立,我们能搞吗?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几次向我打招呼,说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平时在讲到人大、政协作用的时候,他多次批评说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协搞成两院制,想把政协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作用的时候,他反对在人大会议期间民主党派建立党组,进行党派活动。对于选拔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担任实职,他也只允许以个人身份,不能以党派身份参政。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连一点点小口子也不让开。

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宾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方面总的说,我们效率是高的,决定了就马上执行。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鼎立,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类话他讲过多次。

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八十年代前几年的事,谈到苏联出兵阿富汗,邓说,我看美国搞不过苏联,苏联政治局开个会就能把这件事办成,美国能办到吗?另一次邓与外宾谈话时说,美国有三个政府,同他们打交道不知道谁能拍板,谁说了算,他们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扯皮,想办一件事很难。所以邓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总是告诫人们一定要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这个优势,千万不要搞西方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那一套。因此不论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邓都不会允许触动这种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邓小平自从掌握最高领导权以后,非常强调要保持政治局势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他认为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主要手段就是专政这个武器。在我印象中,邓是在老人中强调专政、对专政念念不忘最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们不要忘掉使用专政这个手段。每当他强调稳定的时候,必然强调专政。他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建立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厌恶人们用游行、请愿、闹事的方式表达意见。他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主张快刀斩乱麻,用强硬的手段予以压制。因此,邓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专政是不允许动的。

鉴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晚年的沉重教训,以及邓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没有觉察的。因而他也不时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就连1986、1987年邓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条提出的党政分开,虽然只是坚持党领导下的职能分工,目的在于提高国家行政系统的统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后也就不再提了。所谓邓的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干部年轻化、精简机构和中央地方、企业适当分权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实际上这种改革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政治形势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十三大基调是反左。除了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外,还特别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前进一步。那一段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思想、理论、文化、艺术方面也比较活跃。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十年来国外的一些影响,包括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苏联的政治改革,公开化;改变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所有这些都鼓励了中国的知识界、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要求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

本来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很好贯彻十三大已经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如党政分开,公务员制度,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同人民协商,对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在民主建设方面也先行一步,满足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要求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切实贯彻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数要求推进民主的人,引导到这个轨道上来,按十三大设计的逐步的循序渐进的扩大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这样大多数人的要求可以满足,剩下少数,比较偏激的也就没什么了。

但是实际上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开展,很难搞下去。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本来我们认为在中国条件下马上实行多党制不行,轮流执政也不现实。继续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执政方式一定要改变,不能像过去那样共产党把一切权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实行高度集权,全面专政,这种东西不适合时代要求,群众也不能接受这种统治方式。所以,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十三大设计的这一思路是可行的。

但老人们因为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权,不敢改变执政方式,担心改变执政方式就会削弱党对权力的垄断,这是他们真正的顾虑,思想深处的问题。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甚至说连三权分立的任何一点痕述报告上也不能有。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等,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质的问题。

我曾设想过,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真正丰富它,完善它,使之真正发挥参政作用,使这个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这样才能使各民主党派活跃起来,真正发挥参政的作用,监督的作用,使社会上那些政治参与感强的人,通过民主党派这种形式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愿望,不致在体制外再形成一种与党对立的组织。这样做实际上也算分一点权吧,使共产党不致全面垄断权力,但绝对不会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挑战。为此我曾提出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虽然差别不太大,但领导是个政治问题,领导下就是一个组织问题了。

我还建议把民主党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国务院各部门当副部长或部长,解放初期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另外,有些事不要等共产党有了决定再告诉民主党派,没有定下来就可以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使协商成为真正的,而不仅是形式。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工作,得到了邓的同意,而且说要抓紧办。还有,在人代会期间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既然是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就要让它发挥党派的作用,不是只起一个人大代表的作用。

我有这种想法,当然也没有最后定。也有人说,人代会期间共产党建立党团组织,为什么民主党派不可以建立党团组织。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我们原有的,大家已经认可的制度,都不能有真正充分的实际内容,你再谈其他的改革,谈何容易啊。

关于党政分开问题,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问题,党内顾虑阻力很大。相当多的地方党委是反对的,他们习惯于党委总揽一切,垄断权力,党政一把抓,书记说了算。实行党政分开,书记似乎就变成虚的了。所以当时对确定厂长是中心人物,是法人代表。书记不对工厂实行全面领导,而主要负责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地实际上顶着不执行。党政分开,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涉及权力分配问题,既得权力的一部分人不愿放弃权力,改革相当困难。

我曾说过,要加强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怎么加强?按照过去的路子会适得其反。虽然我们原来政治思想工作有许多好东西,但1957年以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把群众看成改造的对象,控制的对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讲什么道理,不做什么说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压人。“阶级斗争为纲”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和习惯。同时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严重,机构非常庞大,大量的脱产人员。

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掉这些年的做法,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传统,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重造。我说出这个口号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反对,各地党委的同志也反对,特别是工厂里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对,全国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认为是要革他们的命。

那时我就感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经受困难,经受风险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议论纷纷。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难行。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办事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党内及各级领导。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诸侯的拥护,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中很多人是消极的、抵制的。但当时我感到,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譬如选拔干部的标准,还是过去那一套,并不是把赞成和支持改革作为主要标准。中国的改革虽然搞了10年,但并没有突出去解决各级领导掌握在改革派手里的问题,所以经不起风浪。有一些地方对改革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对他有利的就执行,对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面就加以扩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缩小,加以限制。

还有腐败问题。1988年我在广东过春节,在接触许多情况后,我深深感到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是活跃起来了,但腐败问题也出现了。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政府就是指干部,指掌权的。后来我越来越感到廉洁是个大问题。在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的转轨时期,如果没有监督,腐败就会滋长起来。权钱交易、官倒、官商、贪污受贿。解决这类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果司法不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办案,检察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实行。这就涉及司法和党的关系问题。

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于当时政治气氛还比较宽松,人们还是敢于讲话的,不像“六四”以后的高压,这种反差反过来使人们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现了过激的主张和行动,激化了矛盾。当时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一个叫陈军的在美留学生,回到国内串联知识界名人,要求释放魏京生【234】。在美国也有人发起一个签名活动,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动作。1989年人代会期间,香港有一个代表团进来,要求人权,要求释放魏京生。国内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方励之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

1988 年以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后出现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出现了紧张。1989年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不是偶然的事情。邓小平不是说有国际和国内的大气候和小气候吗?我想如果讲国内小气候,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些。固然当时人民对物价是不满的。但更加不满的,尤其在知识界和青年中,是经济改革停滞、全面收缩、全面复旧;他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途发生了怀疑。而另外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动静,不见行动。人们对腐败不满,也认为腐败问题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共产党的执政不受到监督,就无法解决。对这种状况人们感到没有希望,非常不满。“六四”学潮中间虽然不满情绪多种多样,很复杂,但根本上,是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停滞,政治体制改革无望的现状的不满。所以学潮本质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对保守势力。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当时社会议论的中心是物价问题,但学生们谨慎地避开了这一敏感点一一怕把行动引向反对改革一一而是反对不民主,反对“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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