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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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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本来,十三大开得非常成功,会后各方面的形势也很好。原计划在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为一个特区省,实行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而且着手制定《企业法》。1988年3月人代会通过了建立海南特区省,还通过了《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条例;并修改了宪法关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企业法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中心意思不是强调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强调财产的经营权,强调企业对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不是要强调国家的所有权对企业的制约。国家不能再过多干预企业的事务。另外就是确立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的中心位置,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同时在这个文件里正式承认,在我国目前阶段,不仅个体经营而且私营企业也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给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宪法还有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规定可以出租。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这个时期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企业改革的重要想法。1987年我们推行承包制,这也是两权分离【229】的一种形式。1988年则着重强调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制。随后又提出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大中型企业实施股份制。提出用嫁接的办法,引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把合资企业的机制引入了大中型企业,也等于嫁接了一个机制,改造大中型企业。后来我看到浙江兰溪5家国营企业放开经营的消息,给我以启发。所以我提出了大中企业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思路。所谓放开经营,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包括价格,包括生产什么东西,包括分配,属于企业的事都由企业去解决,只要他不违反法律,完全可以独立经营,放开经营。

到了8、9月份,我把放开经营、自负盈亏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我强调放开经营和自负盈亏要结合起来:只有放开经营才能自负盈亏,只有自负盈亏才能放开经营。否则盈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那不行。我曾经说过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叫做“无上级企业”,这个话当然不一定确切,实际上是说这样的企业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府行政部门,我还很强调股份制问题。这些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使企业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管理,增强它在价格改革时的承受力。提出价格改革以后,后期感到价格改革归根结底决定于企业的效益,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为了价格改革的成功,特别是讲到企业的改革,后来还讲到政治改革。当时是从价格改革出发提出的这些问题。现在来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和企业的产权改革的问题。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涉及到企业法人的问题,触及到企业里面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我也很重视股份制。1988年9月我在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230】谈话时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无处不在,但产权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谁也可以不关心。那时企业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提出股份制也是这个意思。当时为了推进改革开放,1987年冬还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问题,我另外再详谈。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广东全省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各方面都先行一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举措。

总之,1988年不论开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这些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将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进一步。当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这样做,在十三大以后的大好形势下,把整个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但很可惜,由于价格改革失当,整个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深化、前进,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顿告终,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可惜。

治理整顿提出以后,有些情况变化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首先是国务院那边,李鹏、姚依林他们借着治理整顿的机会大肆复旧,使改革全面回潮。他们接二连三颁发了许多条例、法令、规定,除控制基本建设外,实际上把前几年搞活企业的措施,绝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又收了回来。1989年物价上涨指数不高于1988年,这本来是我提出的作为预期目标,是我们预计各项工作搞的结果。但他们把它变为行政指令层层分下去,变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物价,以至把一些早已放开的物价又管死了。一个时期甚至把农村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后,留给地区和群众让他们在品种、有无、多少之间互相调剂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管起来。刚刚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统统作废了。可以说,这是体制大的复旧,改革的大回潮。他们把许多权力集中到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如为控制信贷,甚至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们搞这种治理整顿,不久就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停滞。如果不是因为前几年改革出现的受市场经济调节的个体经济、合资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国家经济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另外还发生了一个情况变化,就是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虽然这个时期,我通过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但他们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本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小平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因为当时我不兼总理,李鹏当总理,许多人有顾虑,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而李鹏对经济改革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对他也不放心。所以邓小平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

但是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我领导经济工作的地位削弱了。借这个机会他们把持治理整顿的控制权,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我本人,无法过问经济,使他们能够借治理整顿大搞复旧。因为常委、财经小组是不会同意他们这么搞的。

前面我已说过,群众有储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物品。如果能够及早提高存款利息,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在财经小组会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银行储蓄利息,小组其他同志如张劲夫【231】、杜润生都同意,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国务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储蓄。后来虽然提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决问题。他们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减贷款指标。结果贷款指针控制得很严,规模缩得很小,使农产品收购没有资金;工厂技术改造也没有资金;甚至流动资金都没有。结果生产停滞、滑坡。

另外,人民储蓄大量减少,货币发行量却没有减少而且大量增加了。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贷款大量紧缩,造成生产、流通的困难。而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量没有减少,大大超过上一年。这就证明这种方法不对头。当时我的意见是,贷款的控制,既要从紧,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顾生产;另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储蓄问题,稳定人心。但是我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执行。同时党内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总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不谋而合。这股风刮得很大,当时香港报纸也有这样的报道,说我已被架空,不再过问经济,已没有过问经济的权力。一次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照相时,小平还问我:“怎么香港报纸说你不再过问经济了?怎么能不管经济呢?”总之当时这股风刮得不小,国务院那边内外配合,迫使我不过问经济,只管党务就是了。

情况的另一变化,就是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道说,邓在上海期间,李先念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说建设急于求成还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规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于求成的问题。除价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艰难。他们就是借此反对改革,否定过去。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后来我下台了,他们迫不及待就去查,这也好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过去对我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为什么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这样集中,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图丑化我,毁掉我这样一个主张改革的形象。


七、“倒赵风”的由来

1988 年治理整顿提出以后,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改革、倒赵的风。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这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

现在回顾一下,1987年以前我担任总理,主要是处理经济事务,当然是改革开放。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由于我事情比较多,这方面管得比较少;再加上在经济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比较来讲,我被认为是较为谨慎些,不随便讲话。我不赞成把速度搞得过快,不主张基建战线太长,改革也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搞,不象耀邦那样思想解放,无所顾虑。在我们党内有一股顽固反对自由化,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老人当中以李先念、王震为代表;在前台管意识形态的有胡乔木,特别是邓力群。他们有一套人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势力。过去他们把反对的矛头主要对准耀邦。由于上面讲的原因,没有把我当作反对的主要目标,我似乎是居中的,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我和他们还有些接近的地方。所以耀邦下台,决定我当总书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反对。当然当时李先念有保留,说我学外国太多了,要我改。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没有听到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当时王震曾劝我继续当总理,他说总书记可由姚依林来搞。因为我当时也不愿当总书记而愿意继续当总理,认为谁当总书记都行,所以对他的建议没有异议。后来别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是想让邓力群当总书记,但这件事后来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

总之我出任总书记没有什么人反对。但我代理总书记后首先就要面对反自由化的问题。我当时主张加以严格限制,缩小它的范围,要降温,没有同意他们大搞大反的主张。他们曾开了一个名单,要批判这,批判那,我把它压下来了,通过一些会议讲了话,保护了那些人。他们还主张在报纸上对耀邦开展大批判,我不赞成文革中那一套,从开始就规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挂下联,层层找代理人。我还讲过,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经济领域等等。

所以“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时说我一上台就为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规定了种种限制,这倒是确实的。当时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对反自由化作出了严格规定,划定界限:规定所谓自由化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这样一来,就不会重复过去搞运动的那种错误。后来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继续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那么十三大就没法开了,无论如何十三大应该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在反自由化的气氛下,当时那股左的势力,邓力群他们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化;竭力想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经济领域。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仅要批说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谓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开放的人。在邓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党校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提法,说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不能并提,一个是纲,一个是目。他们还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毁掉了农村的合作化。

针对出现的这些情况,我找邓小平谈了我的看法。我指出党内有些老人想通过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十三大很难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准备讲一次话,邓非常赞成,十分支持。于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作了一次讲话。我说,自开展反自由化以后,大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后主要是进行日常教育。我还说,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而长远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扰。我举了许多思想理论战线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说,5.13讲话转移了斗争矛头,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转到反左倾教条。这倒也是事实。

这就是说,他们原以为我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反自由化,结果5.13讲话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们。后来十三大召开,我定了个基调,给邓写了封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整个来讲是反左的,更引起他们的不满。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十三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是讲市场经济的,但没有用这个词。我说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是市场调节,国家只调节市场,当然是用经济的手段,整个企业整个生产是根据市场引导的。并说市场的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和市场不是板块,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是一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还讲到发展个体经济等。在写进十三大报告前,我给邓小平写了这封信,没有送陈云、李先念。他们对我这个观念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公开反对。

在这里我要说有几件事使他们特别不高兴,怀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变了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来管。我也建议邓力群不主持思想战线工作以后,可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读书比较多,可以发表他的意见。我还说过,如果让邓力群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语,这当然很快传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时我还把他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即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给撤消了。当然,撤消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是邓决定的,但是我建议的。这几件事一做,改革开放的舆论加强了,邓力群他们左倾保守、反对改革的面目就在国内外公开化了,使他们很孤立。虽然在十三大时我们提名邓力群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进入政治局,但在差额选举时他落选了。后来又提名为中顾委常委,但又落选了。他们以为是我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甚至陈云同志,对我非常不满,以至怀恨在心。

王震虽然反自由化积极,但他是主张开放的,没有想到他后来那么仇视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到处骂我,公开骂,在上海,在湖北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公开骂,说我不是搞社会主义,说我学外国的东西太多,说我不懂经济,把经济搞乱了。陈云是有分寸的,是讲道理的。总之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胡耀邦还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没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抢购风以前,治理整顿没有提出来,他们在背后讲或架空我。抢购风一起来,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时机来了,认为我把经济工作搞糟了,把改革开放搞坏了,借此机会散布反对我的舆论,刮起一股倒赵风。

我的消息比较闭塞。因为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来中央时间不长,到北京后成天忙于工作,渠道比较少。所以至今对许多幕后的东西,我还是若明若暗。譬如说,一批人给邓小平写信反对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应该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鲜访问前去邓那儿,邓还专门向我说,等访朝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的问题。当时酝酿了开会的名单,除了现任常委以外,还包括党内几位元老,这些人都参加。当时他还告诉我,我搞两届的问题,陈云、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于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1989 年春节邓去上海前,我到他家里,那次谈得比较深。他对我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首次向我谈。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我任军委主席。他说,看来他如果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同志的干预。他还说,看来只能这样做。很显然,他感到老人们干预太多,我不好办。这大约是老人们向他表示反对我以后他的考虑。为了让我能顺利工作,他决定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不再干预。

当时我坚决不同意他退下来。我说,现在经济正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你完全退下来,我们很难办。我说,东方政治与西方不同,在东方并不是你退下来他们就不干预了,也不是他们统统没有了职务就不再干预了。只要这些开国元勋还在,要他们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预了,他们干预,我们更不好办。你在,我们还好办一些。我向他建议,无论如何一年内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我讲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一年内不再提这个问题。

从这段邓的谈话中,我觉察有人,也许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由于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我同邓发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绝按他的意见执行,邓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一年多聚集起来的反对我的老人集团,才和邓达成一致,结成联盟,于是才决定撤消我的职务。

这里我还想着重说一下李先念和邓力群这两个人。邓力群实际上是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保守势力的总司令。他的后台就包括李先念、王震和陈云,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改革的老人。邓力群和这些人的关系极不一般,非常密切。他同王震的关系,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书记,邓就是宣传部长。他和李先念的关系也很好,长期是李先念的助手。过去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五办,邓就是他的秀才。陈云对他也非常好,邓力群非常推崇陈的经济思想。邓力群在经济上非常赞成文革前,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搞法。早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到处宣传这种思想,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就完全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当时陈云文选还没有出版,他就不断发表陈云五十年代的经济文章,而对邓小平的改革主张他不宣传。他借自己在文献办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办法,讨好、拉拢一些老人,如陈云文集、李先念文集。所以邓小平当时决定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时候,陈云和李先念都有保留,都不赞成。他们在邓小平那封信一上公开表示邓力群是好同志,但邓小平决定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十三大邓力群落选后,陈云立即写了封信,说邓力群一切待遇不变。虽然邓力群没被选上中顾委常委,恐怕到现在还享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的待遇,这就很不正常。实际上邓力群是他们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个最主要、最有力的笔杆子。所以对邓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当能量,在他手下还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红旗》杂志撤销,书记处研究室撤销,邓力群又把他们安排到别的地方。现在邓力群仍在一些机构还有很多名义,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论阵地,特别是党史、文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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