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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二十一)

17022
第五部分
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现在谈谈1988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一段应该从1987年十三大结束以后到1989年春季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变化巨大,形势由好到坏,以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十三大的召开,当时国内外都比较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国内人民从十三大召开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说为之一振。

当时经济形势也是几年来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不仅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除了农业以外也比较好,农业当年也是丰收,当然有前几年农业的停顿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货币的发行没有超过计划,储蓄大量增加。这一年可以说,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有所进步。既没有宏观失去控制,也没有微观搞死。经济过热的问题、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情况开始有所缓解。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改善宏观控制,前几年在这方面经常发生些问题。从1987年的经验看,稳定经济和一定速度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是可以结合的。

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的说是好的。如果继续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吸取前些年成功经验,党的十三大以后,88年的形势本来可以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后来情况不是这样,而是由好向坏的方面发展,以至变得相当坏。这里有许多教训。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1988 年全国有个热点,即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物价问题本来是在改革中间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价上涨7%,不算很高,但比前几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这一方面是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情况不太好;另方面我们在措施上也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按价格律办事。粮食价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应提高,供应出现紧张情况。因而1988年春节期间有些城市又想恢复定量供应。当时如果一方面及时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对城市居民适当补贴,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

但当时有一种想法:感到几年来物价年年上涨,加起来,幅度也不小,群众议论较多。我们只是被动地进行调整,而整个物价并没有理顺。因此,考虑能不能干脆有意识地拿出几年的时间,以物价上涨的一定幅度为代价,把价格理顺,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同时相应地提高职工的工资。这个想法有当时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看来不够现实。几年来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总感到两种体制并存、两种市场并存、价格双轨制并存,产生许多摩擦,以至带来腐败,市场也不能规范化。总想统一规划一下,尽快结束两个体制并存的状况。

当时还认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难的。现在就要攻难点、要攻关、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会倒退。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没有认真地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另外再详谈,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这几年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计划经济之外,培育生长、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有了两块,然后我们逐步增强、扩大市场经济这一块;逐步削弱、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这两块都是配套的。市场经济这一块政府不直接干预,特别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预。产品是自由处理,价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经济这一块的企业个体户也好、私营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属于计划经济这一块的基本上处于国家计划管理之下,价格由国家规定。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产品进入市场,但主要不是市场调节,国营企业也没有真正的自主权。那时属于市场这一部分,价格是放开的,由他们自己定。属于计划经济这部分由国家规定,或者给企业一些权利,但仍受国家的约束。市场经济这部分企业工资是自由的,由企业自己定。计划经济这一部分工资还是由国家规定,或是给企业一些权利,但还是受国家约束。几年的情况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计划经济这一块逐渐缩小,但在1988年时仍占60%以上。

这两种经济体制并存虽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产生腐败。但总的来讲比之过去经济增加了活力。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非常活跃。当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扩大市场这一块,继续缩小计划这一块。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也不能通过一次体制、价格、工资的改革,一下子就转入市场经济;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过去,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这样搞,比较稳定,风险也少,社会上也容易承受。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搞的,但不自觉,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我们讲过价格改革是关键,归根结底是要搞企业改革。总想什么时候条件具备,采取一种办法,一次或者分几步,把国营企业改过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市场经济这一块生长、发展是预备、是序幕,最后要攻关。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用几年时间进行价格改革,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

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不久,我就感觉到这种想法简单了些。所以我接着又提出,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归根结底离不开解决企业的效益。企业没有效益,消化不了,改来改去,轮番涨价,搞了一圈等于不搞。这就是说,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能不能成功,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看企业能否消化,归根结底是企业效益。要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这就要改进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最后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当时曾提出,要解决承包制的竞争,要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逐步解决大中企业也能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后来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资嫁接,把外国的资金、管理、技术嫁接过来,使国营企业转为市场经济的机制。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说明价格改革不是个简单的问题。8月前后,我就有这样一个观点,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化。这个问题从价格工资问题提出,转到整个改革,整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要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就有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原先那种设想很难行得通。这属于指导思想的问题。

另外具体工作上也出现了毛病,就是对价格改革过分渲染。本来价格改革设计是不是合理,这固然是个问题;而事先大肆宣传,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理状态。本来 198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到了1988年市场紧张,主要是心理因素。国外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虽然老百姓知道政府准备今后大涨价,也知道政府会有补贴,生活不会降低,但他们有大量储蓄,那么大的现款储蓄,这就有个保值的问题。而当时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银行利息,解决保值储蓄问题。所以老百姓就抢购物品,用实物来保值。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们当时虽然再三宣布提高物价不会使群众生活水平降低,但没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问题,这也是个常识问题。而我们当时缺少经验。8月份在北戴河讨论物价改革问题,报纸上就大肆宣传说要攻物价关,要闯关。说提高物价改革方案已定了。这样老百姓就急了,于是发生到银行提款、抢购商品的情况。

总的说,一个是物价改革方案思路不对头,另一个是具体工作出现了很大的纰漏。发生了挤兑抢购、市场紧张现象,于是一下子感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其实当时经济形势问题并不大,也不是1988年发行票子过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当然过去几年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经过87年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手里没有实现的购买力还有很大的数量,变成银行存款,数目我记不很清,大约有万亿元吧。心里恐慌了,就去银行挤兑,去市场抢购。这不是87 年、88年的问题,而是由于物价改革宣传不当造成的。如果当时宣布价格改革停止,同时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人心会稳定下来;同时再压缩几百亿基建,节约几百万吨钢材,经济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时财经领导小组曾向国务院多次提出,尽快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但国务院李鹏、姚依林他们担心银行利息提高,国营企业的贷款利息不能相应提高,银行利息负担太大,不好办。犹豫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保值储蓄还是出台了。事实证明,保值储蓄的措施一出台,银行储蓄很快就回升了,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势很快就稳定了。这也说明1988年经济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处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问题。如果说通货膨胀也不是加剧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几年来积蓄在手头的票子取出来购买东西,一时表现的好像通货膨胀加剧了。实际上87年以后通货膨胀减弱了,当然没完全解决。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大量群众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东西,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来势如风起云涌。全国各大城市都紧张起来,党内党外议论纷纷,各方面压力很大,使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过重了。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我的用语没有用“恶性通货膨胀”而是用了“严重通货膨胀”,实际没分析通货膨胀,于是在9月份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口号,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从1989年开始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

当时的用意是稳定人心,但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现在看来不必如此,也不应当如此。而应当继续稳定经济,就是进一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控制货币投放,经济就可以稳定下来,不必大的调整,大的收缩。深化改革,就是继续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发展市场调节这部分,情况就会顺利发展。当时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顿,还是想迅速创造一个条件,然后再来进行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以便结束两种体制并存的状况。后来看来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

李鹏、姚依林这些人本来对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顿口号一提出,再加上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他们全面收缩,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大砍大压,恢复旧的一套。原来已经下放的权利又被收回;许多老办法又复辟;大量用市场调节的措施被取消。这样一搞,几个月后全国经济就出现了市场疲软、生产滑坡、经济萎缩,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原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一控制就出现了市场疲软?所以当时提出治理整顿效果是不好的,尽管原来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出一个口号,把1989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以便迅速稳定局势,创造条件,将来重新开始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实行原来的方案。攻价格关、工资关,解决两个体制并存的问题,一直在脑子里是存在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教训。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批评了过去对治理整顿的这种消极做法,提出要利用大好形势加快发展,加快改革,才使经济出现了生气,出现了活力,人民是满意的。由此也恰恰证明,治理整顿中一味大砍、全面压缩,不符合中国实际。如果中国经济问题很大,通货膨胀很严重,那么南巡讲话以后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当时经济领域改革和发展这一仗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加以认识。一个是改革。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用市场经济逐步蔓延,计划经济逐步收缩的办法。而不可能采取一种改革方案,一下从整体上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现在看来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改革思路要改变。另一个问题就是,当社会上出现了挤兑抢购风时,不要把这种情况看得过重,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号;而应该通过改革,稳定形势。如果这样做,那就不会出现1988年的抢购风,也不会出现后来几年的徘徊、倒退。

总体上说,一是价格改革当时设想的方案、思路有问题,没有按前几年的路子走,而是想用攻坚的办法,一举解决价格问题。攻克这一关,市场经济就形成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休克疗法、震荡疗法。二是价格改革选择的时机和宣传上出现了毛病。本来88年春国内各方面议论的焦点是物价问题,这个问题不是87年经济过热和投放货币太多带来的。主要是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处理不恰当,肉、蛋、蔬菜价格上涨。本来价格已是议论中心了,又要酝酿价格改革,而又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引起社会恐慌。特别是宣传上很不恰当,吃亏很大。这是当时挤兑抢购的主要原因。人们不是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价格改革,从设计、讨论到制定方案,报纸不断地发,有小平讲的,也有我讲的,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说过去改革容易的已经改了,现在要攻难点,要闯价格关,要知难而进。使人心恐慌,纷纷挤兑抢购。三是我们又未冷静地加以分析,过急地提出治理整顿,结果给反对改革主张复旧的人提供了一个口实,造成几年的经济滑坡。


四、闯物价改革关

关于价格改革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作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时间,以每一年以一定的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换来在理顺价格的问题上,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上,前进一步。会议确定由国务院制定方案,具体方案是由姚依林他们起草的,到北戴河大家讨论过一次,他们又作了修改,然后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时我们一面讨论方案,另一面全国各地抢购不断,此起彼伏。讨论中大家有顾虑,怕价格改革引起问题。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价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同时砍掉几百亿基建,缓和钢材等生产资料的市场供应情况。当时还认为时机比较好,经济在发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强,再说我们还有很多余地,比如说,我们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卖,回笼货币,还有些中小企业也可以出卖。到了8月间在北戴河把这个方案确定下来。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同国务院姚依林他们这些人,因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们提出来的。地方上,特别是天津、上海当时有顾虑,但也没明确表态。

还有一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在价格改革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首先,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价格改革,而且在1988年还几次讲过,说价格改革搞晚了;如果早几年搞可能更好些。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几年内要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一大步,这一点事先我向邓小平谈过,他非常赞成。后来,他公开讲过要闯价格关,要攻难点。还说,对我们以及国务院李鹏他们,怕的不是我们步子迈大了,而是怕我们动摇,遇到问题就犹豫、就退缩。小平一直是主张搞价格改革的,我感觉他对价格改革的理解,更多的是考虑国营企业的亏损,希望尽量减少国家的补贴。总的讲,他对价格改革非常坚决,主张步子大些,只要改革他都鼓励。当然如果我们觉得有困难,他也不勉强。

所以1988年物价改革这件事如果讲责任问题,责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小平究竟对价格改革是怎么看的,我前面说了。他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财政负担太大,包括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他经常讲到这个问题,说价格不合理,全国财政收入有几百个亿都是用于价格补贴。他几次问姚依林:“这样改革会减少多少亿财政补贴,如果不改会增加多少补贴。”他关心的是这么个问题。我们设计的价格改革更多的是价格合理了,如何使企业通过平等竞争,形成市场条件,能够真正有企业效率的标准。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再补充一个问题,即最后决定价格改革暂缓,转向治理整顿是我下的决心。在9月份最后下决心前,我找姚依林谈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向他提出,干脆把价格改革放一放,他表示可以推迟几个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况再说。后来我又进一步考虑,价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确实比较紧张,下决心干脆推迟,集中力量把经济环境搞好,把通货膨胀人心不稳解决了,然后再去打这个战役。

下了决心后,我又找李鹏、姚依林谈了一次,他们表示同意。我觉得应向小平同志报告。就在我下决心之前,邓有次和李鹏谈话时还鼓励我们不要怕。他说,价格改革有风险,但需要冒这个风险。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所以既然下决心暂时不搞,就要向邓报告。这个问题谈起来还比较复杂,原来那样打算,现在又这样考虑,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小平的耳朵又不好。因此,我先约王瑞林到我办公室,比较详细地把情况向王瑞林作了介绍,为什么现在想推迟,不推迟怎么不好等,请他向邓报告。因为他在邓身边工作,可以把意思说清楚。报告了邓以后,才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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