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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九)

17019
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中宣部有个理论局长卢之超【200】,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于受到邓力群的赏识,几次要提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没同意,他没如愿。后来我坚持主张让他离开中宣部,宋平找邓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协当副秘书长,以后参加了编写《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邓力群搞的。就是这么个人,他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201】,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讨论哪个是纲,哪个是目,要造舆论。说我讲的两个基本点是平列了、降低了纲,强调了目。我听说后,要中央党校校长高扬【202】去查这件事。召开理论研讨会时,江流借故没有参加,后来不了了之。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想以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

面对上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力,我于198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提出要进一步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中央四号文件上来。要全面、认真、准确地落实四号文件的规定,要继续按四号文件精神办。批评了说四号文件是束缚手脚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想法和作法。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我对那些错误思想的批评还比较含蓄,留了很大的余地。我当时就想到要扭转这种局势,必须寻找一个时机,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邓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除了王若望、方励之,邓早已决定开除党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名单,是由邓力群、胡乔木提出的,其中就有于光远。当时我按四号文件的精神,建议对于光远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作组织处理。1987年3月2日,邓问我对张光年【203】如何处理,我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的方式解决为好。当时名单除了于光远还有几个人,也没有通过。但中纪委的人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处理多少人。

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待下次讨论。因而那时并没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这次反自由化中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刘宾雁【204】和张显扬【205】。吴祖光【206】原定开除党籍,后定为劝退。王若水【207】由劝退改为除名。苏绍智【208】原来名单上要开除党籍,我提议改为撤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孙长江【209】原定开除党籍,后因聂帅讲了话,没有处理。聂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孙长江的材料书记处讨论了,还是要开除党籍,聂帅知道了就给陈云写了条子,说孙过去在科技日报工作表现不错,建议不要作这样处理。陈云当时是中纪委书记,他同意聂帅的意见。我借此机会在文件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处理,也应当按聂帅、陈云批示的精神来考虑。意思是可像孙长江这样处理。从这以后,处理人的事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关于在报上点名和不点名批判问题。虽然四号文件对此已作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有了明确的态度,指出不允许发表任何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过于集中和内容空洞重复;切忌运用“文革”和过去运动中不恰当的用语;被批评者如作确实说理的答辩应予以发表。一切与反自由化没有关系的报刊,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自从反自由化一开始,邓力群就组织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鲍彤的文章【210】,是说理的,反映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耀邦辞职后,反自由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上挂下联的问题。本来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对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议。除了说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以外,还说他提拔重用青年团系统的人。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我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提这个“团派”问题,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问题。我当时就说,青年团本来就是要向党输送干部、培养干部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连邓小平1987年3月也说,看来耀邦在干部问题上确实有个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是很重要的。在四号文件及我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以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我的意见。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212】,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还有江西一位女的书记,她主要是工作不胜任,与反自由化无关。还有内蒙古书记张曙光【216】,因他自己说话不当,耀邦辞职后,他的态度有些反常,引起许多议论,也不能不变动。对这些人处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总之,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对干部过分伤害和组织上过大的调整,没有重复以往以人划线、上挂下联的做法。

由于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虽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总的来说扼制住了邓力群、胡乔木和一些老人力图将反自由化扩大化的企图。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仍在继续。反自由化仍然是当时全国整个传媒和舆论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仍然处在困难的地位。而十三大几个月后就要召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十三大很难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当时觉得到了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987 年4月28日,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我于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次话。由于邓在这一时期先后对外宾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我这次讲话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在讨论我的讲话稿的书记处、政治局会议上,我除了对反自由化当中出现的以左反右企图冲破中央四号文件规定的种种干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外,还反复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制止。今后应强调改革开放这一面,十三大必须关成改革开放的会议。从现在起就要为开好十三大做好舆论准备。

第二,这次开展反自由化的斗争,目的是要解决自由化泛滥的问题。泛滥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个插曲,是由领导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不难解决。但泛滥问题解决以后,进一步解决是个长期任务。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开放。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受自由化影响才能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达到四个坚持的目的。不搞改革开放,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不能企图依靠搞几次运动根本解决自由化问题。不能因为发生泛滥问题,就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主要的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方向。为了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我们一个时期主要排除右的干扰是对的,但从长期从根本方面讲,改革开放的障碍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个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内容。如果改革开放只是目,只是具体政策,哪里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那样,所坚持的也只能是带有空想成分的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四,提出重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尤其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谈论生产关系,是一些左的观点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附加了许多属性。如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战时经济,我们就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固有属性的计划经济来坚持。在理论研究中,有些把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却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思想理论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至今相当严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胆探索。

我的这篇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整个空气在这篇讲话以后发生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变化。这也为顺利地起草十三大报告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下面再接着谈谈胡乔木、邓力群的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在这次反自由化之前,处境并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邓小平已经疏远了胡乔木,很长时间不和他见面,胡几次约见都没有获准。胡为此很感苦恼,曾找杨尚昆为他在邓那里疏通一下。邓对邓力群比较好一些,但也觉察到他喜欢搞左的那一套。邓曾说过,邓力群在北戴河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提出的修改稿,虽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说过的话,但邓力群是要将方向引导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谈话时,邓还重提了这件事。并说邓力群这个人固执,是湖南骡子。

当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在胡耀邦倡导下,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朱厚泽一再主张,在知识分子中间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因而知识界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个时期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条的势力,处在一种孤立的地位,市场很小。但是耀邦一辞职,开展反自由化以后,他们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胜利者自居,要乘机发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满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

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在3月间,我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217】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当时我觉得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陈云不同意,这件事没有搞成。

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因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但邓力群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会这样做,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我当时说,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我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李锐【218】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219】,反映了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很快作出了邓力群不再主持宣传战线工作的批示,并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来了。

1987 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职权的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我当时建议由胡启立接管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在那次会上也说了,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在筹备十三大人事时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见办的。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空气浓厚,而邓力群“左”的名声在外;多年来与改革开放唱反调,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员的预选中,邓力群就落选了。这一情况邓小平知道后,表示要尊重选举结果,这样邓力群也就进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常委。结果他当选了中顾委委员。但选举常委时又落选了,这次十三大选举办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给代表们一点民主权利,代表们就运用他们的权利,作出了这种抉择。

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邓力群和陈云、李先念、王震的关系非同一般,很得他们的器重和赏识。邓力群在1980年通过他掌握的书记处研究室,大力宣传陈云的经济思想和主张。其实我也认为陈云同志过去在经济工作上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他的掌握,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很多主张还是正确的,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他表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大成绩;而且当时全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一大二公的时候,陈云还是主张大计划小自由,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但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是有许多保留的。邓力群在这个时候宣传陈云思想,很明显地是用宣扬陈云的经济思想来抵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前面我说过了,1987年我曾建议调李瑞环协助邓力群管意识形态工作。陈云当时没有表示,经过一天考虑,他通过秘书告诉我: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我的意见。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谈话,发表了所谓“责任重大,学点哲学”的这篇讲话。这话是讲给我听的,由薄一波记录转给我。形式上要我学辩证法,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认为我听不得不同意见。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邓力群这些人离开了宣传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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