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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八)

17017
1 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 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191】,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192】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193】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讲话。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邦。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邓小平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绪。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 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到4月是一段。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法。

因为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一下去。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相串门,传播消息。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我在这篇讲话中,特别讲了这段话:“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后不搞运动。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线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结果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这次我们要和过去搞运动的办法区别开来,一开始就要把性质、范围、重点、政策、方法讲清楚,什么能搞,什么不允许搞。一开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讲清楚。这才是不搞运动的搞法(因为当时不搞是不行的,大势所趋)。

我的这篇讲话和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企图在反自由化中大干一场的人视之为束缚。他们认为这是束缚手脚的框框,是保护搞自由化的人。虽然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文件就把范围、重点、政策作出了规定,所以在那场反自由化中没有伤害更多的人,没有使全国的局势发生大的震动,没有搞乱经济,没有使改革开放遭到大的挫折,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点,在这段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二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行得更好、更有保证。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为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两个缺一不可,缺了哪个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因此要强调一下。如果因此而丢掉了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那就走上了另外一个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乘机否定改革开放。人们之所以产生一提反自由化,就这样那样的误解、疑虑,主要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含义没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一讲四项原则就以为改变了。现在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本来就是这样的。上述这一讲话对于安定民心、解除顾虑起了作用,大大缩小了企图以左反所谓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的活动市场。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来,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泽【194】任宣传部长时,我就找王忍之谈话,告诉他要记住有两个基本点,不要一讲反自由化就忘另一个基本点。还告诉他,在今后工作中要独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听邓力群的),要领会中央的方针。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竟然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拨“四人帮”极左之乱;而这次拨乱反正,就是要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乱。听到反映后,我当即批评了王忍之,还问他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

他不肯透露,只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因为过去王给我的印象还不坏,他在计委搞经济研究工作时,人还本份;在经济研究工作中也还朴实。对他能够和邓力群保持一定距离寄以希望。因此,对他只批评了几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没有给别人说他讲了什么话,我怎么批评了他,留有余地就是了。

大约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书,邓办主任)转给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讲今后反左是主要的,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说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启立负责接管宣传战线工作时(邓力群不管宣传战线了,由胡启立接管),找宣传部的同志来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这时我找王忍之(宣传部长)、王维澄【197】(常务副部长),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我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关于邓力群、胡乔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还有《光明日报》三个单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熊复【198】等人摆出要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架势,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噩梦一场。整个八年,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斗争。熊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两个凡是”【199】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把他们这样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阻碍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观念斗争的历程。熊复是“两个凡是”的笔杆子,三中全会时西南组就批了他。当时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组,我是西南组的召集人。当时邓力群并不是搞“两个凡是”的,他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由于思想上臭味相投,尽管熊复是这么个人,但由于他坚持左的那一套,邓力群非常看中他,继续重用。

当时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到处散布说:“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四号文件是个框框,束缚了反自由化的手脚,扼杀了积极分子的斗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后顾之忧。“还说由于有了四号文件这个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检讨,有恃无恐。还有的人甚至说,四号文件对反自由化斗争是泼了冷水。过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这次恐怕连27天也搞不了。他们之所以散布这些论调,目的是向我施加压力,让我修改部署,好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们还散布一种论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他们把思想理论上的自由化叫说自由化的;把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的叫干自由化的。还说,思想理论领域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他们极力突破四号文件的范围,要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农村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全面开展反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对改革开放进行批判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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